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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甫畢，迴響立刻傳來，美國發行額最大的《紐約時報》，撰文還以顏色。《紐約時報》說，雖然索氏在蘇俄為一己之信念不屈不撓，歷盡苦難，令人佩服，但不能因此就取得隨意批評美國社會的權利。從此以後，未再聽聞索氏有類似的演說發表。可能是他噤若寒蟬，也可能不再有人請他演講了。在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度裡，信口說話、出口傷人的事，政府、法律對之奈何不得，但是權威報紙的裁製力量，往往令人吃不完兜著走。我們中國人還沒有這樣一份權威報紙，但我們有輿論，願有良心的中國人站出來，為我們中國人、中國文化，說幾句公道話。

我在美國生活十多年，就我的瞭解，美國人日常生活頗為忙碌，每天為這為那的事忙得不可開交，區區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大概引不起一般人的興趣，知道這本書的美國人，想必不多，熟讀這本書的美國人，恐怕就更如鳳毛麟角了。台灣的情形則不一樣，雖然那裡的工商業正在蓬勃發展，但人民的日常生活，仍然不失悠閒，愛看熱鬧的興趣，並未比前減退。閣下若是不信，可到西門町鬧區，一邊漫步，一邊揚起脖子，保管頃刻之間，近傍的人群也都跟著你一起翹首，仰天探望。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對於週遭事物都是出奇地好奇！所以柏楊的丑書這一出，洛陽紙貴雖未必，但暢銷則是可期。很多中國人吵架，常常口不擇言，罵人祖宗三代，原因不外中國人講究孝道，罵人家祖宗，最能獲致出氣效果。柏楊這本書罵術更精進，醜詆人家的文化，才是一網打盡的最佳出氣法門，套用柏楊「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水果，什麼樣的社會產生什麼樣的人才」公式，真可為所欲為，罵盡天下華人。

中國現代史是一本內憂外患的民族災難史，長期的貧困苦難，已使我們中國人的民族自信，蒙上陰影。我們的國家，現今是天下二分。中共的大陸沒話說，窮困落後；國府的台灣情況較好，國民所得超過三千美元。然比起美日兩國，仍是相對貧窮的地區。所以就整個形勢而言，中國人現階段應該注意的，倒是「貧而無諂」，至於「富無驕」「富而好禮」的不急之務，恐怕還需等上半個世紀。到那時候，再寫一本《醜陋的中國人》不遲。無奈愛名好利的柏楊，不作此想，恨不得超美趕日，把中國人的醜事，愈早抖出愈好。他的計畫很大，不準備獨個兒炮製，希望大夥一齊參與，共襄醜化中國的盛舉。也許有了一次不愉快的經驗，知道凡事要深謀遠慮，邀大家寫，一來可以壯大聲勢，添增醜化的效果，二來又可消除日後煩勞別人送飯遞水的災禍。真是一舉數得。

有的人當看到外國人的富強，乃就因貧而諂，打從心底覺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再回顧自己如此窮酸，乃又因貧起怨，打從心底把中國人、中國文化，罵得一文不值。到目前https://www.hetubook.com.com為止，世界上除了柏楊這種人外，還沒有一個貧窮國家的老百姓，在諂媚、怨恨的心態下，急急乎詆毀自己的同胞，和賴以生活的文化。古代希臘的大科學家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將撬起地球。」柏楊大概在睡夢之中找到了這個支點——文化醬缸，他志得意滿地，要用這個支點來敲擊我們十億人口的文化大國的命運。

中國人的文化發展到某一個頂峰，未再繼續突破，更上層樓，上面已經說過，主要原因是受到地理環境的限制，吃了文化單幹的大虧。然而，中國人可不是故步自封的民族，事實上，中國人可能是世界上對於外來思想、文化、排拒力最為脆弱的民族。一百年來，發生在中國一連串的歷史事件，皆充滿著戲劇性——源遠流長的數千年帝制傳統，於七十年前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就於焉廢除了；孔夫子兩千年來深植人心的至尊地位，經不起五四運動一群青年學子的吶喊，倏忽之間給推倒了；源自歐洲的馬克思主義，也在五四之後，一經提倡，立刻風靡全國，成為知識份子的顯學；等到中日戰爭結束，僅僅四年內戰，國府退守台灣，中國大陸成了共產主義國家；經過三十四年的共產主義實踐，十億人口的中國又再向世人嚴肅宣佈：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所有問題。中國人敢作、敢為、敢變，中國人弄得今天這個地步，不是因為死抱這個「醬缸」不放，而是把這口「醬缸」砸碎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完全否定傳統文化價值的背景下，所結出來的苦果。

台灣交通之亂是大家親身經歷、有目共睹的事實。看看凡事以醜陋為出發點的柏楊如何把它歸罪於中國的文化。柏楊說：「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致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枯死。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專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關於台灣交通安全問題，筆者思索多年，願將心得中之一二，就正於關心此方面的社會大眾。台灣的交通秩序每年都有進步，筆者認為最大原因是擁有機動車輛的人愈來愈多，街道上有了這麼多的交通工具在流動，自然而然地在駕駛者心理上，形成一種壓力，逼使駕車的人非遵守交通規則不可，亦就是產生了所謂「生活即教育」的效果。在美國除了一般汽車駕駛員外，我們還偶爾聽到所謂的自衛駕駛員。自衛駕駛員除了是一個標準的普通駕駛員外，還有兩個條件必不能少，一是不堅和圖書持先行權；二是對於別人的冒犯，要有無故加之而不怒的雅量。台灣一般駕駛人或多或少都具備這一、二兩個條件，但本身卻又不是一個標準的普通駕駛員。這種駕車特性，乃造成台灣交通大亂中有不亂，不亂中又有大亂的奇異現狀。為什麼中國人開車和美國人開車如此不同呢？如果我們從太平洋兩岸的駕駛執照考試方面單刀直入，或不難看出端倪。美國人學駕車是在馬路上練習，從一開始就要實地學習遵守交通規則和交通安全。執照考試時，亦是在馬路上進行。路考除了方向盤操作、煞車的運用外，還包括行車速度、前後車距離、十字路口通過、左右轉線道選取、換線、先行權的遵守等等。待考得執照，在考者心裡也同時建立了一個汽車駕駛的標準範式，就是以後用來作為實際駕駛的依據。有的時候實際駕駛和路考駕駛情況不盡相同，譬如上下班汽車流量密集時候，駕駛者就無法按照路考時所要求的那樣，一板一眼地駕駛，否則就到達不了目的地；處此情況，駕駛者乃以路考時在心中建立的那個駕駛範式，視需要而作某種變通，這樣靈活運用的結果，交通乃得以安全暢通。台灣可就不是這樣，在台灣學習駕車，是在駕車學校固定的場地上練車，練車的人只學習打方向盤、踩煞車和控制油門的動作。至於路試考執照，也僅僅在監理所的電動考場測試方向盤、加油門、踩煞車等操作技術。這種教車、路考方式，就好像小學低年級學生學習算術，只知道數字方面的加、減、乘、除，而不知道如何去做算術應用題。路考通過，所得的一張執照，與其說是駕駛執照，倒不如說是操作執照來得恰當。及至開上大街，心胸之中根本沒有一個駕駛範式，橫衝直撞，有如一個沒規矩的野人。在台灣，絕大多數開了十年、幾十年的汽車老手，藏在心中的駕駛範式，都不是標準的，而且是隨時可以變型的。筆者笑稱這種駕車範式為橡皮模式。所以說，台灣的交通問題歸根究底不是人的問題，更不是什麼文化的問題，而是政策問題。由於政策不對頭，以致政府當局對交通秩序的改進，成效不著。

至於中國人對人類文化很少貢獻的問題，需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理解。人類文化的傳播，資訊事業首當其衝。而古代的訊息全賴人力，經由水、陸交通相互溝通，因此地理因素對古代文明的開發、傳播，乃起著關鍵作用，（現代又何嘗不一樣，試問地處喜瑪拉雅山麓的不丹小國，能像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那樣發展工商業嗎？）中國地處東亞大陸，西邊大漠綿亙，和西方交通路途，既遙遠又險阻；這種地理上的不利條件，把中國人的活動範圍，局限於亞洲一隅。數千年來，中國人凡事自力更生，在缺乏與外界接觸的環境裡，成了孤獨零仃的文化單幹戶。西方世界就大大地不同了，各地區、各民族的和_圖_書文化，數千年來相互交流，溝通有無，集思廣益的結果，文化得以一再突破，終有今天的成就。如果我們假定自古以來東西雙方阻礙文化傳播的地理因素不存在，或者假設中國自古即是一個歐陸國家，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人對人類文化會有極多、極重大的貢獻。兩千年來中國儒家的民本主義思想，對當時羅馬、希臘的奴隸社會的解放，肯定會發生積極的影響；而中國人在秦始皇廢除封建制度以後，發展出來的一套平民參政的政治制度，也必會摧醒沉酣封建政治的中古世紀的歐洲。還有中國人的各種偉大發明如印刷術，也會提早五百年左右在歐洲大派用場，因此二十世紀的今日世界，也絕不僅僅是目前這個樣子而已。

說，中國人對人類文化極少貢獻，自孔子以後數千年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這個文化有如一潭死水，就是中國的文化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醜陋。這番見證，客氣一點說是常識貧乏，不客氣一點說是無理取鬧。初中學生都知道，孔子以後有孟子，再後還有朱熹、王陽明等理學大師，這幾位都是屈指可數的大思想家。就讓我們來談一下孟子吧！孔子的政治思想，在《禮記．禮運篇》裡說得極具體，極有系統。但是這個思想體系並非天衣無縫，站不站得住腳還是一個有待斟酌的問題。孔子談君論民，遺憾的是沒有把民和君的關係交代清楚。到了孟子，儒家的政治理論有了進一步的提升和突破。孟子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闡明國家、君主皆為民而立，若國君不能稱職，就當更置。孔子的卓絕政治思想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下為公」這句話，而孟子的民本主義，清楚地道出了這個「公」就是「民」，因此「天下為公」就具備了民有、民享的理念。中國人兩千年來孔孟並稱，實在是因為孟子發揚光大了孔子思想。

在台灣知道柏楊先生大名的人，恐怕為數不少。譬如筆者雖從來不看柏楊文章，於道聽塗說之中，對柏楊的經歷、遭遇，亦頗耳熟能詳。二十年前柏楊在台灣寫雜文，那時候的台灣社會是個枯燥乏味的封閉社會，柏楊的雜文對於當時沉悶的人心，正是一帖投其所好的清涼劑，就這樣，雜文給柏楊帶來了盛名。凡是得手容易的事，風險也必很大；天南地北的文章寫多了，沒遮攔的話說夠了，觸犯時諱的地方也就在所難免；最後，柏楊給送往綠島，閉門深思。及至釋出，名聲更噪，水漲船高之餘，矯情也脹得特別厲害。一小撮人已是罵不過癮，更要揮鞭，批今撻古，連數千年的傳統文化，亦不倖免。

現在讓我們來觀察一下，醜化中國文化，對善良的老百姓可能引起的不良效果。我們可以用柏楊自己的事，作為一個實例。據柏楊說，他夫婦來愛荷華是承燕京飯店老闆和圖書裴竹章先生出錢邀請的。裴先生告訴柏楊：「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看了你的書之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說，我想請你來見見面。」柏楊說：「裴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對於裴先生的疑問，柏楊的高見是：「我想不應是品質有問題，這不是自我安慰，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往往是中國人，許多大科學家，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頭腦。……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好一個高貴的品質！原來他的所謂品質，竟指的是生理品質，而不是文化品質。就生物學的觀點，世界上各民族、各人種頭腦的腦容量不相上下，科學家們都不相信民族之間大腦品質存有差異的說法。為什麼有的民族，在某一時期表現得特別聰明，過後就沒落湮滅了？為什麼英國人在牛頓那個時代，人才輩出，現在卻是風燭殘年、了無生氣了呢？現在的英國人和牛頓時代的英國人，頭腦的品質難道就不一樣麼？當我們看見瞎子，常常驚歎他們超凡的聽力。其實瞎子的聽覺細胞和常人一樣，只不過瞎子較普通人更能挖掘他們的聽覺潛能而已。中國人唸書很厲害，智力表現一流，很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都在研究，希望能從中國人的文化品質中找出原因。中國這個富韌性有耐力的陽剛文化，任何民族吃了，可以醫懶治愚。像日本、南韓，都是擺在眼前活生生的例子。翻開美國的權威科學雜誌如《物理觀察》，每一期，中國人在上面發表的論文，份量多得驚人。所以說，文化是聰明品質的要素。當我們走在中國大地上的任何一個角落，而對攢聚的人群，心靈深處常會興發一種茫無涯際的智慧之海的感受。醬缸論的柏楊，蹧蹋中國文化之心有餘，但要貶損中國人的聰明力又不足，只好一廂情願地把中國人的聰明，從文化品質之中豁出去。這就是柏楊的罔顧因果，不從多方面考慮問題的「鑑賞」結果。

寫到這裡，令人想起被蘇俄放逐來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數年前發生的一段往事。索氏在一次慶典活動中，應邀發表演說。人們原先期待他會有一篇精采的有關自由、人權之類的演說，孰料他將他的話鋒，轉向批評美國的經濟制度。他攻擊美國商人喪盡天良，為了賺取蠅利，不惜把有害人體的防腐劑加進食品之中。

最近閱讀《論壇報》，有機會一覽柏楊在愛荷華大學的演講詞〈醜陋的中國人〉。讀罷，感觸良深。所謂人窮志短，偌大一個國家，若再長久貧困下去，終必弄得分崩離析，永遠不復統一。現在不就已經有一部份受過高等教育不爭氣的華人，不承和-圖-書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叫嚷著要和中國劃清界線麼！

在富有的國家中，倒是有兩本談醜的書發行問世。二次大戰以後，有一位美國人寫了一本《醜陋的美國人》；另一位日本人不遑落後，也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兩位作者或感於國人的驕奢德性，或禮數欠缺，或修養不夠，乃著文警惕，給予棒喝。尤其是那位日本作者，大概為了強調他的逆耳之言，不惜在駐外大使的任上，付梓出版。毫無疑問，這位公職人員的行徑，有虧職守，但從這裡也可窺見他忠心謀國的一片誠意。

中國人談天說地時嗓門宏大，這種語言方面的不尋常，免不了又給柏楊掃進了中國人的醜陋特徵裡。他說：「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只要聲音大，嗓門高，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梁實秋在《雅捨小品》中談到中國人說話聲音大，可能與早期之農業社會有關，早晨在田野中相遇，老遠就大聲問好。也有人認為中國人說話聲音，可能與音調有關。例如蘇州人吳儂軟語，音調特低，就是在吵架時，聲音也大不起來。筆者覺得中國文字，一個字一個音，同音字太多，而且每個音又有平上去入四聲的區別，說話時音量不夠，聽力就會發生困難；尤其在說話快速的時候，除了大嗓門外，別無其他良方。當我們到電影院觀賞國語影片時，都會有這種經驗，如果片子不借助於中文字幕，對白往往聽不清楚。在文法上，中文也是與眾不同，中文沒有像英文的假設語氣，這也使得中國人常常要借助手勢和嗓門的抑揚頓挫來表達自己的意思。說中國話要想把嗓門壓低，唯一的方法就是慢吞吞地講，把每一個字的發音盡量拉長，保證對方可以聽得明白。依筆者看，中國人的大嗓門是無藥可醫的。既然無藥可醫，乾脆就把這「聲若洪鐘」的說話德性，當作我們中國人的國粹，不亦宜乎！

柏楊說，中國人髒是中國人醜陋的特徵之一，並且說中國的髒：「比起印度人或許好一點」。筆者覺得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會同意柏楊的看法。以東方的亞洲來作比較，日本人的清潔程度堪稱世界級，中華民國的台灣情況則較差，而印度最糟。數年前，美國總統卡特訪問印度，在美國的晚間電視新聞映出的國宴席上，可以看到卡特身後一印度侍者手持蒼蠅拍，為這位貴賓拍打蒼蠅的鏡頭。如果以經濟條件作比較，日本是世界級，台灣則較差，印度最落後。因此我們不難看出，各地區的人民衛生狀況，和經濟條件之間，有著對應關係。洛杉磯有兩個中國城，一個在洛杉磯市中心（大城的市中心都趨向髒亂），一個在蒙特利公園市。蒙市的中國城夠得上整潔標準，洛市的中國城則較差。兩個地方開店做生意的都是中國人，他們的差別僅僅在於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有所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