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頭號大右派」章伯鈞次女章詒和僅僅是把看到的、記得的和想到的記錄下來而已，一共寫了六篇，涉及八個人。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淺白如溪。前者如羅隆基、聶紺駑，後者如潘素、羅儀鳳。他（她）們有才、有德、有能，個個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作者憑借自己獨特的人生經歷，深切的體驗觀察，出眾的文學才華，刻畫了當代幾位著名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側影。如此厚重的文學，實不多見。

這本書是作者對往事的片斷回憶，但它不是完整的回憶錄。書中所描摹的每一個人都非人物史記似的有始有終，對人物的年經事緯也並不是拿著社會價值的尺度來丈量的。此書亦是一群經歷舊社會——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真實寫照。本書被外界認為是建國以來中國大陸文壇最好的作品之一，兼具文學與歷史價值，且在台灣、香港等海外華人圈引發強烈迴響。在大陸首先出版時多處被改動，後又更名為《最後的貴族》於海外出版。

這是作者梁曉聲的文革親歷記，也是他當年的心理歷程和思想歷程。

從「破四舊」開始，到大串聯、批判工作組、揪鬥「走資派」、派性鬥爭、武鬥，一個平凡的孩子，見證了荒謬年代的一切無理冷酷、可悲可笑的世態，而在盲目的顛波奔突後，他的激情也冷卻了，走向成熟反思。

一代人的罪孽，一個民族的恥辱，透過一個當年紅衛兵的「自白」，便足以真切地昭示出來。

作者季羡林是中國一名出名的翻譯學家，亦是世上現存少數懂得梵文(古印度文)的人，曾為不同國家翻譯出古印度的書籍，為世界進一步了解印度歷史貢獻不少。既為知識份子，當然逃不過文革時期被扣帽子清算的日子，本書說的正是作者於北京大學任教時期遇上文化革命後的種種遭遇及心路歷程。作者用了憤慨又幽默的手法去寫出被稱為《黑暗十年》的非人生活，牛棚就是作者於那時期住和工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已落幕多年，種種瘋狂、野蠻、愚昧和扭曲人性的悲劇，於不少國人心中仍留存難以磨滅的傷痕。 本書記錄的，係一代文化宗師季羨林教授用血和淚來的煉獄人生。 書中內容不啻蘸滿懾人心魂的奇情怪象，暴露諸式玷污文明社會的「非人」與「變色龍」；其可貴之處顯見於作者將親身經歷的原委和盤托出，讓你我從中得到深度啟迪，並引為後事之師，有助偵緝社會潛在的癌細胞，免中華民族再遭浩劫蹂躪。

書末附錄四輯：《我的心是一面鏡子》、《一個老知識份子的心聲》、《季羡林自傳》和《季羡林年譜》，是進一步瞭解季羡林教授的家世、學術研究及成困的參考資料。

二十世紀歷史將以最沉重的筆墨，記載這人類的兩大悲劇：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這兩大劫難的親身經歷者，都在努力忘卻它，又無法忘卻它。文學家與史學家有各自不同的記載方式：史學家偏重於災難的史實；文學家偏重於受難者的心靈。本書作者試圖以一百個普通中國人在「文革」中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顯現那場曠古未聞的劫難的真相。一百個普通中國人在「文革」中心靈歷程的真實記錄，顯現那場劫難的真相。作家馮驥才通過廣泛的社會調查，披閱十載，將一代中國人的心靈記憶載入史冊。

「文革」已經過去，它對眾多人的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文革」是什麼？「文革」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文革」到底對人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一百個人的十年》為我們似乎提供了一個清晰的答案。作者馮驥才試圖以一百個各不相同的經歷，儘可能反映這一經歷十年、全社會大劫難異常複雜的全貌。通過記錄普通人的經歷，反映生活本質的真實。這本《一百個人的十年》將使「文革」的受難者們感受到某種東西以使內心獲得寧靜，使那些「文革」的製造者們從中受到人類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終生不安。

文化大革命在中國人民心中留下了一段不能磨滅的記憶。目前有關文革的個人回憶大多是知識分子和老幹部所著，工人造反派的回憶錄極為罕見。而工人造反派和紅衛兵組織的關係是文革研究的重要課題，這方面第一手史料，特別是工人造反派的心態、他們從造反到挨整的經歷以及文革中一系列事變對其思想的衝擊，相當缺乏，本書作為回憶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本書是湖南長沙一名工人造反派有關他在文革期間活動的回憶錄。書內釐清了一些史實和理論上的疑難問題，如所謂湘江風雷搶武器問題以及這一湖南最大造反派組織是如何興起的、湖南文革中武鬥經過以及一些目前忽略的造反派組織等等。這些資料，對學術研究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作者陳益南，自由撰稿人。文革發生時剛好十七歲中學畢業，隨即加入工作單位的工人造反組織。現獨立從事文革歷史研究，曾發表有《全面認識文革中的紅衛兵》、《文革中湖南的群眾組織之概況》等十多篇文革史專題文章。

《抱玉岩》寫的是高考制度恢復後，「老三屆」學生沈岩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渴望已久的大學，而沈岩過去的學生與戀人彭稚鳳卻成了他大學老師的故事，評論界認為它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和對高考制度恢復的禮讚。

小說的命名〈抱玉岩〉，亦即卞和洞、抱璞岩，據說是和氏璧的出土之處，於小說本身有暗寓之意。

《三生石》是著名哲學家馮友蘭之女宗璞所著的中篇小說。《三生石》是一部描寫災難和痛苦的作品，卻充滿了對獨立人格力量和對真摯的友誼和愛的讚歎。

《三生石》是一部描寫災難和痛苦的作品，卻充滿了對獨立人格力量和對真摯的友誼和愛的讚歎。它在深沉而浩大的憂患背景上，寫了菩提、方知、陶慧韻等幾個文弱的知識分子，如何在災難接踵而至幾乎陷於絕境中，獲得人生的堅信並戰勝命運的挑戰。他們不僅從梅、蘭、竹、石等中國哲學和藝術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象徵中吸取「骨」和「志」的力量，甚至從老莊和排宗哲理中尋覓解脫困厄的津渡。他們的超脫和徹悟，相信無所求也就無所失的自我超脫，這當然顯示了出世和虛無。但在《三生石》特定生活境遇下，透過超脫、避世的外殼，卻強烈地顯示了內心的執著人生，對生命充滿信念的光輝。因此，菩提和方知，在當時沙漠般的世界上，面臨一個又一個的襲擊，不畏懼，不哀傷，而是迎著苦難走去，在從容和緩之中，透出做岸和堅毅。這部作品驚人之處是，它創造了一種沉鬱的以柔克剛的美。

人們往往會在蒙受苦難的時候，萌發起慈愛和友誼的渴念。「菩提和慧韻做鄰居不久，便常暗自慶幸。在那殘酷的、橫卷著刀劍般的世界上，他們只要能回『家』，就能找到一塊綠洲，滋養一下她們那傷痕纍纍的心。」窄小的勺院內，有動人的愛和友情。陶慧韻身上表現的友愛如此博大，甚至具有殉道的色彩。她超人的痛苦，超人的忍受，以及拋舍自己的慈愛精神，都超過了她自身的負荷力。在這種沉重的超載中，作者讓我們感知到人類的善良、堅忍和犧牲等的道德力量。《三生石》寫了菩提和方知在苦難中的真摯的愛情。正如方知所說，如果他把自己的秘密和親友商量，恐怕誰也不會贊成他的選擇。但他憑他那充滿感情的沒有患「硬化症」的心，指引他來到菩提身邊。正是方知的愛使菩提這隻飄蕩的小船，從此依傍在三生石上，獲得了生活的勇氣和力量。同樣，方知由於得到菩提愛情的撫慰，即使在囹圄之中，也感到與生活的聯繫如此親密並堅韌。當人們處以絕境無以自授時，這種心靈的接近與溝通，便成了沉沉暗夜的一線光明。

臨行前，娘塞給她一把三寸長的金鞘匕首。她說，奈兒，收好它，以後會有用的。記住娘曾對你說過的話，早日贖脫你的罪孽。

文革時期，延川當時是兩派對立組織，一派叫紅色第四野戰軍，簡稱「紅四野」；另一派是延川文化革命造反司令部，簡稱「司令部」。路遙是「紅四野」軍長，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語言，一舉一動，都是「司令部」一派中的真實人物，而縣委書記的形象卻不是當時任延川縣委書記本人。

《驚心動魄的一幕》大約發表於文革末期，當時，延川縣革委會軍事管制小組對「司令部」人員從縣至公社，大隊一級的主要領導人進行了全面的，幾乎是一無倖免的批判、逮捕、判刑。身為縣革委會副主任的王維國便利用軍事管制小組這一行動，把聽到的一句話，見到的一個字都寫到了作品裡；所以，凡看過這篇小說的人都明白，這是一篇完全的、徹底的派性小說。派性就是把本派別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的立場、見解或習氣。

1978年初，24歲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新生盧新華寫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傷痕》。他將自己的作品交給朋友和老師閱讀，反響平平。之後，在一次班級策劃的牆報上，盧新華貼出了這篇小說。令他毫無思想準備的是，在復旦校園，這篇小說被迅速傳抄。牆報欄前人潮湧動。當年8月11日，在反覆醞釀和修改以後，《文匯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這篇7000餘字的學生作品。因為《傷痕》，當天的《文匯報》加印至150萬份。一夜之間，「盧新華」這個名字為國人所熟知，「傷痕」一詞很快成為一種文學思潮的名稱，「傷痕文學」也經由這篇小說發軔、命名。

《班主任》揭露了文革的思想禁錮加諸於青少年心靈的荼毒。發表之後，收到全國各地大量的來信，關切和肯定這篇小說所反映的現實和它的成就。這種情況說明小說反映的現實和刻畫的人物，與讀者有著血肉的聯繫；它的思想力量與人物命運，震動了廣大讀者，引起了廣泛的共鳴。

這是一部從形式到內容都十分新穎獨特的長篇小說。小說的主軸有二，一是在「謝納米」湖畔（瀘沽湖）的摩梭族少女「蘇納美」在十三歲前後，如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於摩梭族的騷擾、成年禮、走婚，最後因為善於歌舞成為文化工作的一員，離開了家鄉在各地跳摩梭族的傳統舞蹈。另一條主軸則是以一位美術系大學生「梁銳」為主角，講述他如何經歷文化大革命裡的改造教育、鬥爭與黑獄，並在最後隨著文化大革命結束而獲得釋放，在遙遠的省分裡遇到蘇納美，最後還愛上了她。

作品通過蘇納美和梁銳的愛情悲劇，生動地描述了至今仍保留著母系大家庭形式的摩梭人的遠古習俗，真實地再現了「文革」中的種種怪誕，提出了古老與現代、野蠻與文明、婚姻與愛情，以及人性等值得深思的問題。

此書甫一出版即引起不少迴響，原因有二：一，這是第一本以摩梭族文化為架構的小說，讓一般民眾能透過文學認識這個少數民族；二，這本書也正面回應了文革時期的種種，勾起不少長輩對於那個動盪年代的回憶。

《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英文著作文革紀實長篇小說，作者凌耿以紅衛兵（「廈八中」頭目）第一人稱紀錄，詳實寫出文革初期（1966年—1968年）經過，包括：福建紅衛兵鬥爭省黨委韓先楚、全中國9次紅衛兵「大串聯」、波希米亞式的浪漫到北京謁見毛主席，天安門廣場百萬人頭鑽動、一片紅（毛語錄）盛大熱烈場面、批鬥王光美（清華大學紅衛兵主斗，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829公社」至北京助斗）、數百名不同派系紅衛兵持械武鬥廝殺殘忍場面、最後18歲女友「梅梅」擔任戰場護士卻不幸中彈身亡，導致18歲的凌耿萬念俱灰跳海游泳至金門大擔島，投奔台灣成為當年國民黨樣板宣傳人物……

天讎為兩岸第一本關於文革的小說，美國《紐約時報》、中華民國蔣故總統 經國先生當年皆推薦此部小說。最初發表時，為單篇英文文章"The Making of a Red Guard"，由《紐約時報》於1970年發表，隨後於1972年發表"The Revenge of Heaven：Journal of a young Chinese."與中文譯本是香港新境傳播出版發行的天仇，譯者為台灣大學外文系的劉昆生和丁廣馨。後來因書中紅衛兵的食宿和國民政府的文宣不合，所以書給查禁了。自此文革小說罕見，直待陳若曦的《尹縣長》及古華的《芙蓉鎮》出版，我們方才再見。中文譯本是香港新境傳播出版一九七○年發行（後又數刷版再印）。

2016年2月，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邀請原作者郭坤仁重新出版中文原著版本，並加1970年後的紀實與當時照片，命名為《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