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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詹姆斯‧托馬斯‧弗萊克斯納說，就連馬沙‧華盛頓（Martha Washington）也覺得弗蒙特山的女孩子應該帶鋼項圈，使頭抬起來，可見這樣的殘酷並非只有少數特別惡毒的人才施行。拉斐爾‧謝克研究了德國從一七四〇年至一八四〇年間（那時已經有人懷疑這些做法的正確性了）出生的七十個人的自傳，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他發現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在學校和家裡，嚴酷的體罰是家常便飯（有些人甚至提到他們的兄弟姐妹被家長或教師施暴致死）。

大多數學者進一步發現，在有史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裡，對兒童的性|虐待相當普遍，雖然這令我們很難接受。但是，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曾一度被視為正常。倘若認真想一想，我們在猶太—基督教和古希臘（甚至今天的一些社會）記載中看到把女童賣掉，或是小小年紀就把她們嫁出去，這不是性|虐待又是什麼？父母將他們年幼的女兒賣給人家做小，或是賣到妓院，這種做法（在一些社會裡至今仍然存在）不是性|虐待又是什麼？還有，古希臘為社會所接受的男妓，成年男人與男孩子的同性戀，這不是性|虐待又是什麼？

很多資料都記載了暴力或虐待性育兒方法的流行。因此，一些歷史學家——譬如菲力浦‧埃利斯、勞埃德‧德‧莫斯和愛德華‧肖特——描繪了這方面的黑暗，讓人覺得父母似乎對孩子的痛苦完全無動於衷。他們列舉的研究表明，貴族家www.hetubook.com.com庭和「一般人家」的孩子，都經常被父母推給奶娘；貴族孩子通常由雇來的男女家庭教師帶大；而窮人則在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送去做學徒或做僕人；從中世紀到十九世紀，歐洲的孩子經常被拋在路邊、集市上，或扔到孤兒院，這些孩子只有一小部分能夠活下來。但是，另一些人，譬如弗蘭西斯和約瑟夫‧吉斯，則看得更全面一些，他們指出這些學者認為只有現代之前的父母才對孩子毫無柔情，這是信口開河。但是他們也注意到虐待性的、不注重感情的育兒方法是普遍存在的，並且說在有記載的歷史上，大多數男人和女人生活在艱苦的環境裡，加之嬰兒死亡率極高，因而人們的柔情被磨得粗糙了，甚至對自己的孩子的柔情也所剩無幾。

但是，在這些家庭裡，關心和照料無疑是以服從權威為前提條件的，因此也就自覺不自覺地染上了對某種痛苦具有恐懼的色彩。無疑，也誠如弗朗西斯和約瑟夫‧吉斯在《中世紀的婚姻與家庭》中所說，「夫婦具有同等權威，孩子享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平等的家庭生活地位，這是現代發明」——說得更確切一些，是再發明，因為這句話只能針對有記載的或統治關係的歷史而言，而且沒有考慮同時代某些部落社會中的更為夥伴關係的家庭。

而且，直到近代（許多地方甚至至今），暴力仍是所謂「傳統」的育兒方法的中心——通常和_圖_書還聲稱這是為了良好的教育。對這種形勢的嚴重性和普遍性，人們眾說不一。但是，我們都知道，孩子倘若不服從，就對其肉體施以嚴厲的懲罰，有時甚至是為了讓孩子改正大人認為不對的行為，也會這樣做，這在家庭和學校裡都很普遍。

但是，直到現代，人類尋求聯繫的渴望才統一起來。當新技術動搖了根深蒂固的習俗、信仰和制度時，就逐漸出現了廣泛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運動，這些運動在近幾個世紀對暴力和統治作為人類唯一關係的觀點，提出了強烈挑戰。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人類對聯繫的需求——對愛和信任而不是強制和恐懼痛苦的紐帶的需要——遭到了扭曲和壓制。一種嚴格的等級制度要維持下去，只能將男女關係變為「兩性戰爭」，其中婦女被視為低於男人，並且對男人有害，因而只能通過親子關係中的虐待和暴力，讓男人和女人都接受統治，並對之習以為常。

我們已經看到，有史以來，男性家長就對女人和孩子有著絕對的權力，有時甚至是生殺予奪的權力，這已經被看作理所當然的事情。男人對違抗丈夫命令或被懷疑行為不檢點的女人的懲罰，只是被看作一種理所當然的權利。對兒童的體罰——經常採用極端殘酷的形式——不僅被認為有必要，而且按某些宗教著作的說法，這還是上帝的旨意。

而且，我們不要以為對兒童的性|虐待只有古代統治關係社會裡才有，有許多證據表明，對兒童的性|虐待直ｈtｔps://wwｗ•hｅtｕｂｏoｋ.ｃom•ｃoｍ到十九世紀時仍然很普遍。坎倫‧泰勒就在研究十九世紀的醫學著作時發現，醫生發現那些患有性病的父母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經常可以在其生殖器、肛|門和嘴部發現存在同樣的病症——這清楚地說明，這些孩子受到過性|虐待。

這並不是說，經過根本重構之後，在第一編裡我們所看到的西方家庭就毫無關心和親情可言了，即使在最嚴格的統治關係家庭裡也不會是這樣。我們在第一編已經看到，即使在古代殘酷的男性統治社會裡，也有真心相愛的男女。那裡也肯定有以養育孩子為樂的慈愛父母。其實，我們這個物種倘若在嬰兒期離開了一定的關心和照料，根本就無法存活，因此關心和照料是必不可少的。

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民主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曾經提出，要以建立在責任和信任之上的自由選舉的代議制政府，取代數千年來以強制和恐懼統治的專制君主。也就是在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哲學家亞當‧斯密，提出了自由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以解除自上而下的經濟控制。在下一個世紀，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建人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描述了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國家將消亡，一切權力歸人民。這個世紀，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索傑納‧杜魯斯及其他反種族主義鬥爭的領袖，對「優等」種族就應該統治、剝削甚至奴役「劣等」種族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也是在十九世紀，伊和-圖-書麗莎白‧卡迪‧斯坦頓（Cady Stanton）、赫德維格‧多姆（Hedwig Dohm）、馬蒂達‧喬斯林‧蓋奇（Matilda Joslyn Gage）、埃米琳‧波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現代婦女運動哲學家，就描繪了一個社會，那裡人類男女兩性不必再被迫接受統治和被統治的等級。

也就是說，大量資料表明，這種暴力不是偶然的個人病症，而是一種社會病症——確切些說，是維護統治關係制度所需要的病症。人們從幼年時起就有對肉體痛苦的恐懼，以此使他們服從權威。教育孩子聽話和順從是家長的職責，這種觀點已根深蒂固。坎倫‧泰勒（Kanren Taylor）在研究十九世紀的波士頓和墨爾本的育兒方法時發現，有些人那時雖然已經對日常體罰孩子在教育中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然而就連他們也仍然支持殺一儆百式的懲罰——「讓孩子們知道，父母的意志是至高無上的」。甚至有人提出了比毆打稍好的「變通措施」，讓父母將孩子捆在椅子上，或用熱茶燙孩子的手指，使他們養成「聽話的習慣」。

十九世紀的廢除黑奴運動與和平主義運動，二十世紀的反殖民運動、民權運動、和平運動和婦女運動，其目標都是要建立沒有痛苦的統治和剝削制度。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還有一些目標相同但規模較小的運動，追求平等仁愛的婚姻，拋棄——通常要頂著世和圖書俗和宗教的巨大阻力——長期以來對兒童的痛苦懲罰。換言之，這些運動雖然從未出現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但是，當人們開始意識到強制和恐懼支持下的政治、經濟和種族等級的殘暴和不公時，也逐漸意識到強制和恐懼支持下的親子關係和男女關係的殘暴和不公，雖然後一種意識來得更慢一些。

纏裹嬰兒的殘酷習俗原本是遊牧和放牧民族穿越不毛之地時的不得已「舉措」，可是在德國居然到一八六四年時還很流行。亨利‧梅休在《從今日薩克森尼毛布看德國的生活和習俗》（一八六四年）中寫道，到十九世紀，仍有一些地區將嬰兒「用天知道多少疋布纏裹起來，從腳緊緊纏到脖子」，弄得跟木乃伊似的，一天只鬆一次綁，至多兩次。而這種纏裹（以及肉體在屎尿裡卻動彈不得的煎熬）還不是通過傷害使孩子就範於嚴格限制的唯一方式。勞埃德‧德‧莫斯悲痛地記載了「其他常用的限制手段」——譬如，那個「可怕的折磨機器」（一位婦女這樣稱呼它），她小時候「背部牢牢捆在一根鋼條上，脖子上帶著一個鋼項圈」。

但是，對聯繫的渴望並未因此而消除。有時，它會衝破一切阻力，奇蹟般地得到實現。在更多的時候，它表現在無聲的或不那麼無聲的絕望中，在許多浪漫詩歌和歌曲中揮之不去，甚至在強烈的痛苦中也是如此。有時，它又倔強地甚至激烈地出現在我們的所謂精神探求中，存在於東西方以追求與神結合或合而為一為主旨的神秘主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