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這種否認的心理機制能夠解釋為什麼——如瑞士心理分析家艾利斯‧米勒（Alice Miller）在《為了你好：育兒方法中隱藏的殘酷和暴力的根源》中所記載的那樣——一代又一代父母和孩子在不自覺地重演著他們自己的不幸遭遇；能夠解釋為什麼這麼多人毫不猶豫地服從「上級」的命令，不論這些命令多麼地野蠻；也能解釋為什麼從古至今專制統治者卻總能享有這麼多人的忠誠，甚至獲得他們的愛戴——這也正是他們在家庭中必須做到的。

心理歷史學家喬‧伯格霍爾德（Joe Berghold）指出，一個受虐待的孩子，其心理非常接近於催眠狀態下的夢魘。處於催眠夢魘中的人在思維、感覺和行為上嚴重地受他人暗示的影響——確切些說，這些暗示就是命令，因此他們抑制了自己的感知、感覺，甚至意志。但是，在長期受虐待的孩子身上，一旦他人對現實的看法取代自己的看法已經成為一種習慣，那麼就連自己所受的虐待、自己的痛苦和自己的憤怒，久而久之也就漸漸地變得不真實了，它們被壓到大腦最深處的潛意識之中，或者認為事情本來就是這樣——這正應合了維護統治關係制度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女孩子從母親那裡學會了布萊克所說的「『關心』與『痛苦』的合併」——這樣一來，有朝一日，她們就能以愛的名義，如此對待她們自己的女兒。她們使自己的女兒們知道，能帶來愛與快樂的東西，同時也是強制性地給她們帶來巨大痛苦的東西。除此之外，在纏足以及去掉那塊令人痛苦的裹腳布所招致的懲罰中，女孩子ｈtｔｐs://m.ｈｅｔｕｂook.com•cｏm們學會了壓抑，不僅壓抑她們自己的需求和慾望，而且壓抑了對母親和男人的憤怒，她們聽說男人倘若要娶她們為妻，就需要這樣。

泰勒、弗萊克斯納、肖特、埃里斯、德‧莫斯、謝克和吉斯代表著新一代歷史學家，他們所關注的是家庭和性的發展史。這些學者通過法庭記錄、婚姻和出生證明、日記、信件，以及其他公共記錄和私人記錄（通常是「普通人」扔在閣樓或其他不起眼的地方的材料，而不是國王、貴族或其他「大人物」的材料），第一次開始重新構造一部親密關係史——我希望這部歷史有朝一日能夠完全納入我們關於過去的教育之中。

另外——這一點也非常重要——這種社會化不僅影響人的思維和情感，而且影響人的心理和肉體。其實，童年的影響在肉體這個層面最有效，也最持久。因為這時專制的控制傷害最大，維護統治關係制度所需要的心身病態模式，也正是從這時開始扎根的。

伯格霍爾德與哈曼一樣，認為我們一旦真正意識到我們在文化上被同化到了何種程度，我們就能學會超越我們的教化。但是，他的重點在於，對一部服從統治、宰制和剝削的歷史，在心理學上可以解釋為那種敏感性從個人擴展到更大的政治領域。他舉例說，在經常施行嚴厲懲罰的家庭中長大的人更易於催眠。他指出，在童年時被迫壓抑自己的慾望，被迫接受權威強加的現實的人，長大以後特別容易接受統治、宰割和剝削。

因此，伯格霍爾德認為，只有人民開始從「社會夢魘」中覺醒，真正的進m.hetubook.com.com步才可能發生，而這種「社會夢魘」主要是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虐待兒童這種傳統的惡果。其他學者也使用了社會夢魘這個概念，譬如威利斯‧哈曼（Willis Harman）。他在《全球換腦》中指出，文化適應在許多方面與催眠是一個道理，他所說的歸順的文化夢魘長期以來影響著人們去接受不公正的制度、壓迫性的統治和扭曲的形象以及角色模式，使之合理化，用他的話說，是使之「合法化」。但是，伯格霍爾德在其心理歷史分析中，將這個概念從理論中拿出來，用來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活動。

當然也有大量證據說明，在等級森嚴和經常有痛苦懲罰的家庭裡長大的人，學會了壓抑對父母的憤怒。也有大量證據說明，這種憤怒常常被導向歷來無勢的人群（譬如，少數人群、兒童和婦女）。而且，根據心理學家埃爾斯‧佛倫克爾-布倫斯維克（Else Frenkel-Brunswick）在這一領域的權威性著作《專制人格》中的記載，這些人兒時遭受虐待，使自己的意志屈從於可怕的專制父母的要求，長大後也格外容易使自己的意志和思想屈從於專制的領導。換言之，他們既學會了將壓抑著的憤怒向他們眼中的弱者宣洩，同時也學會了向專制或「強人」的統治屈服。而且，他們稍有反叛（甚至只是在遭受不公時「還幾句嘴」）就會受到嚴厲地懲罰。這使他們逐漸學會否認童年的遭遇有什麼不對——因而也以同樣的方法對待他們自己的孩子。

總之，中國婦女纏足是使她們接受一種角色的方式，在這個角色m•hｅｔuｂoｏk•com.cｏｍ中，她們要終身遵從男人和男人的慾望，以及所有那些有權有勢的人的慾望。在這個意義上，裹腳不折不扣地製造了我們稱為統治關係夢魘的東西，這是對伯格霍爾德的概念所做的擴充，即視統治關係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為唯一正確的、真實的和普遍的現實。它還成為婦女宣洩自己的憤怒和痛苦的載體，但不是向她們滿足了其殘酷願望的人，而是向其他婦女——尤其是她們自己的女兒宣洩。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例子，它說明否認是如何維繫人們自己的服從的。而且，它使得這種麻木身心的關心與傷害的混合，以及一種人對愛的需求與對痛苦的順從相聯繫的制度，一代一代地複製下去。

其實，心理學家已經有了大量記錄，表明我們對自己以及我們與他人的關係的看法，主要地並不是靠所謂政治和經濟這些公共領域而形成的。政治和經濟當然會影響其形成，而且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是不斷交流的，它們都是在社會中建構的，要符合某一特定社會制度的需要。但是，我們最終在與他人和世界的關係中如何看待自己，這多半是在我們的家庭和其他親密關係這些所謂私人領域中形成的。我們正是在這裡，最先獲得了以後成為習慣的思維、感覺和聯繫方式。正是通過我們的親密關係——帶有直接的肉體接觸或觸摸的關係，這些習慣不僅在我們的頭腦裡，而且在我們的肉體裡，在我們的神經和肌肉模式裡，深深地紮下根來。也正是通過這些關係，這些習慣日復一日地得到強化。

人類學家C‧弗雷德‧布萊克（C.Fred Blake）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和_圖_書的例子。他對中國革命前的數百年間婦女裹腳的做法進行了分析，認為它教導婦女在最基本的自我意識中，依照別人的意志，不僅要接受對自己思想的扭曲，還要接受對自己的肉體實行最痛苦的傷害。從五歲左右到十三四歲，不僅是統治階層，而且全體人口中的大部分小女孩都要裹腳，因而要遭受阻礙她們的肉體自然發育和成長的折磨，她們的腳被嚴重地致殘。從性別的政治學角度看，裹腳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使男女都認為，女性的基本特徵就是服從男性的慾望，由此形成中國的社會話語（以及思維過程）。但是，在細胞和神經通道這個最基本的層面上，它的作用遠遠超過這些。裹腳行為從小就訓誡著中國婦女的思想和肉體——以及她們視為認同或自我的核心，使之符合權勢的需要，不管這將給她們帶來多大的痛苦。

此外——這一點也至關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在表達女孩在社會制度中的地位這種象徵層面上，和按照社會制度的要求而造就肉體這種肉體層面上，主要媒介都是女孩子的母親。也就是說，這個媒介也曾將自己的身體（以及她的自我意識），按照外界的要求來鑄造。於是，布萊克指出，母親們不僅造就了對「女性＝犧牲自己的慾望」這樣一個等式的服從，而且時時告誡女兒，要想找個好丈夫，就得犧牲她們跑跑跳跳、甚至正常行走的自然能力——就得忍受巨大的痛苦，包括「數月甚至數年的劇痛，以及浸了血水，粘了肉痂，變得硬梆梆的裹腳布」。

史前從夥伴關係向統治關係的轉變使家庭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倘若要把這種轉變再扭轉回來，就得明和_圖_書白家庭和親密關係的社會構成是所有社會關係建立的一個主要因素。因為這種因素雖然還不是全部因素，但我們看待和對待最親密關係的方式，是我們所有關係的社會構成的關鍵。

我這麼說有幾條理由。一是這種信息本身就很重要，因為和教科書比起來，它更準確地、也更豐富地向我們描繪了過去的生活。但是，主要的原因在於，要瞭解一個壓迫性的、不人道的制度如何維持下去——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改造它，就少不了這一部分。

簡單說，我們正是在這種親密關係中，尤其是在我們得完全依賴成人才能活下來的童年時期，最早學習究竟是尊重他人的權利，還是接受對人權的侵犯，逐步達到在思想上認為「本來就是如此」。儘管自古以來就有叛逆，就有自覺反抗各種殘酷和不公的人，但是，大多數從小就在侵犯人權成為正常環境裡受到熏陶和長大的人，不大可能創造出一個不經年累月侵犯人權的社會。其主要原因，是否認的心理機制——由於恐懼將人類的基本需求、感知和體驗抑制為無意識，這種心理機制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能夠接受、甚至推崇虐待性的和暴力的關係。

我在這裡要再次強調，這些家庭不是憑空長出來的。正相反，專制的家庭——包括使用暴力確立權威——對人是一種訓練，能使他們適應於專制的社會制度。為了維護統治等級，在這種社會制度中，虐待和暴力已經被植入整個社會結構之中。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交互心理動力，它從來就不僅與家庭，而且與為使我們將統治關係的「現實」視為必然而進行的終身社會化過程中的其他每一個社會制度都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