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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斷增長的夥伴關係的強烈抵制，也表現為轟轟烈烈的回歸「傳統家庭價值」運動——這只不過是對專制、男性統治的家長制家庭所給予的一種新叫法而已。這種家庭的目的就是要使男孩和女孩學會服從家長的命令，不論這些命令多麼地不公平，多麼地缺少愛意。這個運動的主要發起人是原教旨主義者和其他宗教團體，他們仍然相信他們的領袖的鬼話，認為男尊女卑是天意。別人這樣告訴他們，他們又這樣告訴我們，聲稱回歸男性為主的家庭裡「傳統的」性別角色和關係，是治療所有社會弊病的方法——可是研究表明，與孩子的成長（包括他或她的犯罪可能性）關係更密切的，不是父母雙全，而是其他因素，如經濟壓力、父母受教育的水平、同伴的壓力，以及兒童成長的大環境。此外，與人們的成見正相反，職業母親對孩子的生活的關心，並不比沒職業的母親少。

但是，這些巨大變化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從統治關係夢魘中的不斷覺醒——社會科學的出現，尤其是現代心理學成為一門新科學和新療法，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覺醒。因為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對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事情的認識：我們倘若要理解並成功地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感覺方式和行為方式，就需要理解人們童年的痛苦經歷，尤其是要在家庭的心理動力之中去理解。

我們至今仍能在身邊看到，將親密關係由挑戰向夥伴轉移的努力，並不完全成功。事實上，直到十九世紀末統治關係還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反攻。儘管如此，西方社會和西方家庭的民主化都取得了m.heｔｕｂook.ｃｏm•cｏm重要成果。雖然它歷來遭受到強烈的抵抗，它所取得的成果在階段性的倒退中也有損失，然而到二十世紀下半葉，當民權、反殖民化、婦女解放和反戰運動愈演愈烈時，對與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裡以統治為基礎的關係的鬥爭，再一次加快了速度。

引發這些鬥爭的因素顯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主要是西方工業和城市經濟基礎逐漸取代了農業和鄉村經濟基礎，同時識字率和價格便宜的閱讀材料增加，由此產生了經濟和社會的巨變。此外，隨著以製造為主的經濟開始向經濟學家所說的服務經濟和信息經濟過渡，技術、社會和經濟變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為意識的更大變化——現在通過電子通訊技術可以更快地傳播——打開了大門。

這些家庭方面的變化在西方也是從中世紀末就開始了。但是，家庭歷史學家卡爾‧德格勒（Carl Degler）認為，「現代」家庭是在十八世紀末才出現的。那時，不論在習慣上還是法律上，男人在家裡仍然高於女人。但是在那時的家庭裡，夫妻間和親子間相親相愛的聯繫，已經越來越被看得高於權力的聯繫了。

但是，技術和經濟變革動搖了現有的家庭制度、信念和行為，對所有形式的暴力和虐待——不論是社會的還是性方面的——的挑戰不斷增加，同時，技術和經濟的急劇變革也帶來了巨大壓力。技術變革不僅導致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錯位，而且由於統治關係精英們竭力維護甚至強化他們的統治，貧富差距在全球擴大，這導致了更大的不安定和貧困和_圖_書。那些曾經目睹自己的父輩將煩惱和憤怒向那些無力自衛者發洩的人，這時尤其容易在個人和公共領域施行更大的暴力，尋找替罪羊。

這樣一來，一方面是越來越多的人反對專制、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反猶太主義和其他政治、經濟中固有的暴力和虐待，而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古老的仇恨和恐懼又在死灰復燃——譬如，對美國少數民族和窮人（尤其是貧窮婦女）的遷怒，使（南斯拉夫中西部一地區的）波斯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塞族人成為世界關注焦點的族內族外暴力，以及東西方宗教原教旨主義危及生靈的恐怖主義。同樣，大眾媒體終於將打老婆、打孩子和兒童性|虐待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公之於眾，可是同時我們也看到未成年母親將自己的疑惑和壓抑，不自覺地而又暴力地發洩到她們的寶寶身上，棄兒和得不到良好照料的兒童加入歹徒之「家」，把自己的痛苦向同夥和社會發洩。

稍後，我會更詳盡地探討性別關係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性關係的變化——已經並且繼續在不斷變化的意識和文化中發揮的主要作用。但是，現在我還要說說這三百年來、尤其是西方的家庭的重大變化——別忘了，這些變化不能脫離更大的社會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的變化以及性別關係和性的社會構成的變化而孤立存在。

因此，男人統治女人不僅在家庭裡，而且在社會上，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懷疑——這便帶來了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的變化，這種變化又深刻地影響著親子關係。譬如，德格勒就指出，當婦女得到更多的ｈeｔｕbooｋ.com•ｃom尊重時，母親的角色——以及體現出更多溫柔和愛護的理想的教子方法——就能得到更多的重視。同樣，由於年輕婦女不再受到父母的嚴格管束，能夠更多地接觸青年男子，婚姻基礎就越來越轉向浪漫的愛情，而不是父母之命。虐待性的和暴力的育兒方法也日益受到挑戰。就連對性的雙重標準，以及認為婦女的性必須受到男人的嚴格控制的觀念，也遭到公開的非難——對這個話題，我們稍後也要做更深入的探討。

當然，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變化，不能只靠對童年經歷的瞭解。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我們對童年被埋沒的這一面的不斷認識，已經成為現代意識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了。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清楚地認識了他們童年的經歷，在對待他們自己的孩子時，就會拋開那些虐待性和暴力性的「指令」。於是他們對個人和公共領域的統治和野蠻就會有更多的認識（或曰更少的否認）。最重要的是，從昏昏噩噩接受長期以來建立人際關係的痛苦方法中覺醒過來，便會意識到由統治的等級所導致的長期痛苦是可以改變的。

因此，我們倘若要向另一種社會組織轉移，在其中人類對愛的聯繫的需求，不再與強制以及製造或接受痛苦糾纏不清，因而被扭曲、被濫用，那麼就要制止對這些心身病態動力的複製。我們要杜絕對那種文化造就的思維定勢（用馬克思的話說，是虛假的意識）的複製，它一方面使虐待和暴力顯得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通過諸如羞恥和否認這樣的心理力量，使人對虐待和暴力視而不見。總之，我們在第一編中考察的那hｔtps://wｗw•ｈｅtｕbook•ｃoｍ•ｃｏｍ些傷害的制度化，已經造成了一種社會夢魘，這不僅是一種比喻，也是一種非常真實的感受。我們要將自己從這種夢魘中喚醒。好在過去三百年中，這種事就時斷時續地發生著，政治和經濟的變化至少在一些地方已經使專制政府為更民主的政府所替代，與此同時，男女關係和親子關係也在發生變化。

總之，夥伴關係的發展加速了，統治關係的抵制也會增強。包含暴力和虐待的制度要竭力奪回自己的權力，其最徒勞的表現之一，就是加劇親密關係中的暴力——最近突然出現許多男人殺害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最後又自殺的事件，其起因只是因為婦女不願意再維持受虐待的關係了。

其實，要恢復以統治為基礎的宗教權力運動，不過是冰山之一角。我們會看到，上千年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組織制度要求對性和婦女施行嚴格的控制，以維護自己的統治。它對變革的抵制有時並不明顯，但同樣具有欺騙性——有時，它們就像讓人意識不到的催眠術一樣，在心理上和性上對我們所有的人施加影響。

因此，一方面，當我們今天進入當代意識革命的步伐空前迅速的時期中時，人民大眾已經不再認為暴力和虐待的關係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們越來越注重反對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和虐待——約翰‧布拉德肖（John Bradshaw）和安妮‧威爾遜‧謝弗（Anne Wilson Schaef）的暢銷書和奧普拉‧溫弗雷德（Oprah Winfrey）的脫口秀都能證明這一點，人們在那裡公開談論原來他們自己羞於承認的事情。但是另一方和*圖*書面，技術、社會和經濟的變革越迅猛，統治關係精英們就越是想方設法維護甚至擴展他們的權力，於是衝突、剝奪、不安定和壓力也就越大。因此向那些歷來無力的人群的發洩，也就更加變本加厲，在個人領域和公共領域裡都是這樣——尤其是那些受文化的熏陶，眼裡只有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人更是這樣。

近年來，意識革命進入了第二階段。由於婦女權利和兒童權利基層組織的努力（我在後面還要談到這一話題），也由於大眾傳媒和法律對橫行肆虐的針對婦女和兒童的性暴力的關注，人們的思想、行為和制度都發生了更為迅速的變革。家庭療法和自助運動的流行，說明「以控制為基礎的無用家庭」（也就是統治關係家庭）已經全面崩潰，這也加速了上述變革的發生。男人和女人越來越反對固定的性別角色和關係，雖然這種反抗遭到強烈的抵制，但它們仍然使上述變革不斷地加速發展。

我們已經看到，關心和傷害的這種混合，已經在不同程度上成為統治關係育兒方法的特點，而且是使人們適應最終建立在怕苦之上的等級制度的有效方法。有時，譬如在革命前的中國，我們會看到更多對小女孩的公開暴力。有時，譬如在今日的西方，對小男孩的暴力或許更多一些。有時，關心和傷害的混合主要在心理領域。但即使那樣，它也仍然會殃及肉體，因為在肌肉和神經模式的發育過程中，我們的肉體會對心理虐待作出反應。正是這些為統治關係社會中性的社會構成提供基礎的模式，進一步強化了一種觀點，即人與人的關係必然以建立在強制或對痛苦的恐懼之上的統治等級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