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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精神病學的整個前提就是，人一旦意識到自己的態度、行為和關係是不健康的，就會在生命的任何時刻有意識地、努力地改變它們。許多人都談到這一點，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當我們改變個人的態度、行為和關係時，我們是如何獲得了自覺改變社會的力量——而社會變革又進一步支持了個人的改變。而且，儘管弗洛伊德和其他心理分析學家很早就注意到性在人類行為和人格結構中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威爾海姆‧萊希（Wilhelm Reich）、赫爾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其他少數幾位學者研究了性與社會結構的內在聯繫。但是，即使他們也有所疏忽，他們所忽略的東西，只出現在女權主義的分析中：性的社會構成與性別角色和性別關係的社會構成是不可分割的，它們都影響著所有的社會制度，也受社會制度的影響。然而，這些早期學者雖然認識到對性的扭曲和壓抑是專制社會的基礎，他們的認識畢竟沒有達到今天的水平。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性態度和性行為的改變在個人和社會的治療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為我們的性經歷與我們童年的早期經歷一樣，從最根本的肉體層面影響著我們。

也有時候，如米歇爾‧福柯所說，性反叛取代了改變權力不平衡的真正努力。例如，時下得到許可的（福柯認為簡直是氾濫的）關於性的社會話語，大多是由醫學、精神病學，以及新近出現的性和_圖_書學「專家」控制的，他們的說教——倘若我們仔細觀察——就將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說成完全正常的關係。而且，這種氾濫的關於性的話語，還常常變成淫穢語言，表現孩子氣的反叛，於是這種話語充其量不過是青春期以前的男孩子的「髒話」，只會進一步使性變得下賤。不僅如此，這個新開放的性論壇常常還出現一些詞彙和形象，不僅糟賤女人和性，而且將最粗魯的性暴力當成好的、男人氣概的樂趣加以讚美。擁有成千上萬年輕聽眾的搖滾歌詞，就是這樣。同樣，與繁殖無關的性是正常和健康的這種觀點，常常被用作一種借口，打著性解放的旗號，強迫他人性|交，不管對方是否願意。

但是，也有方向完全相反的趨勢。一種是淫穢材料大量出現，將性描述為機械的、毫無感情的活動，其中毫無關愛，甚至不把對方當人看。另一種趨勢，便是對性的這種描述，也擴散到電視中和廣大的電影市場上，只不過不是那麼赤|裸裸而已。還有一種趨勢，即性現在越來越與統治和暴力聯繫在一起——說女性或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對他們的遭遇樂在其中——我們將看到，它不是現代性「解放」的產物（經常有人這樣歸罪），而是包含於古代宗教和世俗的統治關係傳統之中的東西。此外，現實生活中的性暴力也有所增加——當然，有關強|奸的數據的激增，也反映出強|奸報案率的提高，因為人們開始將強|奸當作和*圖*書暴力犯罪，而不是由於受害者著裝或行為不檢點而招致了別人的性衝動。

由於性受到普通人和學者的高度關注，我們就能看出一些趨勢。一是許多女人和男人逐漸地開始摒棄性——尤其是尋歡作樂的性——不是健康有益而是骯髒罪惡這樣的觀點。二是越來越多的女人在性上獲得了獨立：自由選擇如何性|交以及與誰性|交，是否要孩子等。三是越來越多的女人在努力地找回性快樂的權利，最終拋棄了（宗教和世俗都支持的）性活躍的女人就是「壞女人」或「盪|婦」的觀念。四是異性性行為不是唯一「正常」的性行為的觀點，越來越普及，一些男女曾經是而且現在仍然是同性戀。五是性行為逐漸脫去了神秘的外衣——這導致了許多至今仍有人深信不疑的神話的崩塌，譬如認為自|慰是有害行為，女人比男人更為好色，女人喜歡強|奸，只有男人才想要而且能真正享受性（統治關係神話向來是這樣的自相矛盾）。

首先，西方歷史並非像我們聽說的那樣，而是有那麼幾個時期，性態度和性行為在某些圈子裡，相對而言，非常自由。

其次，西方對傳統性道德的現代反叛，從重要的幾個方面說，遠在六七十年代之前就開始了。譬如。早在十九世紀七〇年代，就有婦女，如田納西‧卡爾佛林（Tennessee Calfflin）和弗吉尼亞‧伍德哈爾（Virginia Woodhull），向男女的雙重性標準發起詰ｈttｐs://ｍ.heｔubooｋ.com•cｏm難，以此同廣泛的社會指責相對抗。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年代，更有亞里山德拉‧科倫泰（Alexandra Kolontai）和埃瑪‧科爾德曼（Emma Coldman）那樣的女性，將新的性關係寫入新社會秩序的基礎。同一時代，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不屈服於政府的騷擾和監禁，從而使美國接受了避孕。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來被稱為性解放的潮流在藝術界和知識界尤為興盛。即使在性（和社會）相對保守的二十世紀五〇年代，也有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進行了開拓性的性學研究。

這一切必須從性與我們所有的制度和價值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本書第二編的主題講起：與統治的性關係做鬥爭——以及這種鬥爭如何融入了當代意識革命的第二階段。因為建立在父母通過強制和恐嚇而控制兒童肉體的基礎上的親子關係，使人們適應了統治關係的社會，建立在女人受控於男人的基礎上的性的社會構成，同樣使人們認為一個或一群人受控於其他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這種影響又會再度作用於最基本的肉體層次，通過更多的苦樂——隨之便是關愛和傷害——不分的因素，這正是統治關係而非夥伴關係的性的精髓。

第三，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發生的事情，遠非僅僅是放鬆對性的束縛。其中確有這樣的因素，譬如在公共場合談論性突然得和圖書到接受，許多男人和「好」女人開始公開「未婚」同居，西方突然出現了一種性的反文化，使得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甚至年紀較大的人，過起了以前所謂的放蕩不羈的生活。但是，也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威廉‧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弗吉尼亞‧約翰遜（Virginia Johnson）開天闢地的研究表明，女人和男人一樣想要而且能夠得到性享受；對性的雙重標準好像馬上就要成為過去；男歡女愛逐漸「走出了密室」；避孕，包括避孕藥，不僅合法了，而且在市場上大量出售；墮胎不再是犯罪。也是在這二十年裡，女權主義對統治關係的性關係所做的批判——尤其是對將女性肉體非人化、物體化為男人「性工具」的批判——播下了新的性意識的種子，這是像蘇姍‧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蘇姍‧格里芬（Susan Griffin）、貝爾‧胡克（Bell Hooks）、勞拉‧萊德勒（Laura Lederer）、羅賓‧莫根（Robin Morgan）、艾德麗安‧里奇（Adrienne Rich）和格洛利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這樣的女人，以及像亨利‧布拉德（Harry Brod）、唐‧薩博（Don Sabo）和約翰‧斯托爾坦伯格（John Stoltenberg）這樣的男人努力的結果。

其實，育兒和圖書方式和性行為方式並非毫無聯繫。我們將看到，有些人由於經歷了家庭、夥伴群體以及其他童年經歷的社會化，以至認為建立在強制和恐懼之上的等級是自然而然的，因而這些人也經常將統治和服從用於性行為方面。但是——這很重要，而且是文化轉型理論中的關鍵因素——這並不是說成年人就不可能改變態度、行為和關係。

七十年代過去，八九十到來，又有一些重要變革發生。女人的童貞不再被普遍地看作是為男人準備的結婚大獎，於是女人和男人越來越認識到，他們可以成為朋友和情人——即使不再是情人，也還可以是朋友。同時，越來越多的女人開始對男性「摘野花」或毫無感情的一夜風流的傳統模式，產生了懷疑——漸漸地，越來越多的男人也開始對此發生了懷疑。雖然性教育每前進一步都會遇到巨大的阻力，但是性教育終於開始進入學校的課程之中。關於避孕的教育也開始普及，這一部分是由於未成年懷孕的人數增加及人們對艾滋病的恐懼造成，但是這也遭到強烈的反對。教會女人和男人在性和感情上得到更大滿足的書刊和文章日益激增。人們開始探索性與靈的聯繫，企圖將兩者重新結合起來，這在所謂「新時代」的圈子裡尤其普遍。

這些都是我們在隨後的章節中要詳加探討的問題，同時我們還將考察一次真正的性革命究竟能為我們的將來帶來什麼個人和社會的希望。但是，在此之前，我要澄清關於六七十年代所謂現代性革命的幾個錯誤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