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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將超額的收益回饋給股東之外，華盛頓郵報公司也購買了幾個有利可圖的企業。一九八六年，公司從首都集團購買有線電視事業，而使首都集團有足夠的財力收購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網；郵報也是早期對蜂巢式電話工業進行投資的企業；在一九九三年，公司也在德州購買了二家電視臺。

唐．葛蘭姆完全清楚華盛頓郵報公司的主要目標。他寫道：「我們會繼續為股東的利益經營下去，尤其是長期持股的股東，他們的前景不僅是季終或年終，甚至長期的前景都被看好。我們不會用年銷售額的多寡，或我們所控制公司的數目，來衡量我們的成就。」葛蘭姆發誓要「嚴格地管理支出費用」以及「有紀律地訓練自己運用資金。」

巴菲特告訴我們，經過一段時間，一份報紙的資本支出將會等於折舊和攤銷費用，所以淨收益應該接近股東盈餘。對此了解之後，我們就可以單純的只將淨收益除以無風險利率，如此便得到一億九千六百萬美元的估價。

在ＷＰＣ公開上市六個月後，凱瑟琳．葛蘭姆與華爾街的證券分析師們會面並告訴他們，企業的第一要件就是在公司現有的營業活動下，賺取最多的利潤。電視臺和《新聞週刊》的利潤繼續在增加，但是報紙的利潤卻正逐漸趨於平穩。葛蘭姆女士表示，主要的原因是高生產成本，也就是薪資太高。買下《時代前鋒報》之後，公司的利潤開始激增。每當公會對報紙進行罷工時（一九四九、一九五八、一九六六、一九六八、一九六九），經營者都選擇實現罷工者的要求，而不願冒停工的危險。此時，華盛頓特區仍然只有三家報紙。經過了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逐漸增加的薪資費用使利潤減縮。葛蘭姆女士告訴那些分析師，這個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

巴菲特的結論是，與美國一般的產業相比，報紙仍會保持它平均水準以上的業績，但是其實質價值將會比他或任何其他媒體分析師稍早所預測的低，因為報紙失去了他們的價格彈性。在幾年當中，經濟活動減緩，廣告商也縮減開支，報紙仍然能夠藉由提高廣告費率來維持利潤。如今報紙已不再是壟斷事業，廣告商已經找到更便宜的方式與他們的顧客接觸：有線電視、直接郵購和附在報紙內的廣告夾頁。廣告經費分散於更廣的媒體選擇上，所以報紙在廣告媒體上的優勢地位已經不復存在。

除了一些獨佔特性外，報紙也有很高的經濟商譽價值。如同巴菲特指出的，發行報紙所需要的資本很少，所以能輕易地將銷售量轉成利潤。即使報社增添昂貴的電腦輔助印刷機，或編輯部增添電子系統，支出的費用也能很快地藉由固定工資成本的減少而補償回來。報紙也比較容易提高售價，因此，能從投下的資本上產生高於一般企業的報酬，以減少通貨膨脹造成的傷害。根據巴菲特的判斷，一家典型的報社可以將它報紙的售價加倍，而仍然保有百分之九十的讀者，就像《今日美國》（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一樣。

唐．葛蘭姆的目標是從事成本較低且有利可圖的投資，以充分運用現金。因為知道有無數企業的股票正急於求售，葛蘭姆已經發展出特殊的指導方針，幫助他對某一購買機會說「不」，他承認這比說「好」來得重要。他在找尋一個「有挑戰性、不需要龐大的資本支出，而且有合理議價能力」的企業。此外，他強調「我們對自己了解的企業有強烈的偏好」，也給與它們機會，「我們比較喜歡將錢投資在一次大的賭注上，而不是將我們的資金廣泛地散布在許多小的投資上。」葛蘭姆的收購方式是模仿巴菲特在波克夏哈薩威的策略。

巴菲特在《華盛頓郵報》裡扮演不凡的角色，在各方面均留下深刻的紀錄。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罷工期間，他堅持幫助凱瑟琳苦撐過去，而且他也教唐．葛蘭姆一些商業技巧，幫助他了解管理者的角色和他對企業股東的責任。巴菲特對郵報的影響可以從凱瑟琳和唐納德的一些行動上看出來。

當你察覺到長久以來公司一直有意地減少它的負債，那麼這些高於平均的收益就格外令人印象深刻。在一九七三年，長期負債對股東權益的比例為三七．httｐs://ｍ•hｅtｕｂoｏk.ｃom.ｃｏm二％，在報業是第二高的比例。令人驚訝地是到了一九七八年，凱瑟琳．葛蘭姆減少公司七〇％的負債。在一九八三年，長期負債對股東權益的比例降低到二．七％，是報業平均數值的十分之一，因此郵報創造的股東權益報酬率比其他同業高出一〇％。一九八六年，郵報在投資蜂巢式電話系統，及購買首都集團的五十三個有線電視系統之後，公司負債金額高達三億三千六百萬美元，但在一年之內，即減少到一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到了一九九二年，它的長期負債是五千一百萬美元，而且長期負債與股東權益比是五．五％，報業的平均值是四二．七％。

一九八五年，當ＷＰＣ的市場價值是十五億美元的時候，巴菲特擔心公司每股的價值不能反映它以前的成長率。今天，在市場價值接近三十億美元時，這現象尤其明顯。既然媒體公司已喪失了他們擁有特許權的優勢地位，管理者應該另尋公司未來的方向。華盛頓郵報公司的股東很幸運，因為他們有凱瑟琳．葛蘭姆為公司做適當的定位。ＷＰＣ實際上沒有負債，且一直都能有效控制成本，此外公司也重視股東的權益。這些特性使得ＷＰＣ在加入這個競爭激烈的企業環境中時，能更加突顯出來。

一九七二年，郵報的股價穩定攀升，從一月的二十四點七五美元升到十二月的三十八美元。雖然報紙的業務有所進展，華爾街的態度卻變得悲觀。一九七三年年初，道瓊工業平均指數開始下滑；近春季時，下跌超過一百點至九百二十一點，《華盛頓郵報》的股價也下滑；到了五月，它的價格下跌十四點到二十三美元。由於ＩＢＭ的股價下跌超過六十九點，跌破它的兩百日移動平均價格，所以華爾街經紀人發出警訊，警告這種崩潰瓦解對其他市場是不好的預兆。同一個月，黃金跌破每盎司一百美元的關卡，聯邦儲備局將貼現率提高到百分之六，道瓊指數也下跌十八點，這是三年來最大的跌幅；六月，貼現率再次升高，道瓊工業平均指數面臨九百點大關。在此時，巴菲特悄悄地買進《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到了六月，他已經以平均每股二十二點七五美元的價格買入了四十六萬七千一百五十股的郵報股票，總價達一千零六十二萬八千美元（見圖５．１）。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報紙企業的生態有了改變。一九九〇年，美國面臨經濟不景氣，中大西洋區尤其嚴重。當年《華盛頓郵報》的銷售量和盈餘嚴重下跌。這次的經濟不景氣，對《水牛城新聞報》和《華盛頓郵報》都造成了傷害，巴菲特承認他自己也感到相當訝異。他問自己一個問題：這次的下跌是預期中經濟循環的一部分，或是令人擔心的——代表報紙企業生態長期的改變。

我們從當年股東盈餘開始計算（見第四章）：淨收益（一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加上折舊及攤銷（三百七十萬美元），減去資本支出（六百六十萬美元），得到一九七三年股東盈餘為一千零四十萬美元。如果我們將這些盈餘除以美國政府長期債券殖利率（六．八一％），華盛頓郵報公司的價值達到一億五千萬美元，幾乎是市場價格的兩倍，但仍遠少於巴菲特的估計。

一九七三年，華盛頓郵報公司的上市總值是八千萬美元。然而巴菲特聲稱，「大多數的證券分析師、廣告媒體經紀人和廣告媒體主管，應該會將ＷＰＣ（華盛頓郵報公司）的實值估計在四億到五億美元之間。」巴菲特如何得到這些估計？讓我們用巴菲特的推理瀏覽一些數字。

在那個時候，郵報的財務結構面臨極大的改變。尤金和阿葛妮絲（Ａｇｎｅｓ）．邁耶所建立的信託基金中規定，凱瑟琳和菲利普．葛蘭姆擁有《華盛頓郵報》所有具表決權的股票。葛蘭姆死後，凱瑟琳繼承了公司的控制權。在那之前，尤金．邁耶將他私人的數千股郵報股票，贈送給幾百位員工，以感謝他們對公司的忠貞和服務。他建立了公司對私人持股的分紅計劃。當公司生意正興隆之時，《華盛頓郵報》的股票從一和圖書九五〇年代的每股五十美元，飛漲到一九七一年每股一千一百五十四美元，分紅計劃和員工個人持股都迫使公司必須出面維持股票市價於一定水準，後來證明這種管理方式對公司的現金並無幫助。此外，葛蘭姆和邁耶家族正面臨無法逃避的遺產稅。

即使對公司的價格做最保守的計算，也顯示巴菲特至少以郵報實質價值一半的價錢買下其股票。他保持這樣的原則：在郵報市場價格少於其總實質價值的四分之一時買入。不論如何，他都在公司價格大幅低於它的實質價值時明快地買進。巴菲特謹守班．葛蘭姆投資的前提，折價買進才會保有安全邊際。

當首都集團購買美國廣播公司的時候，巴菲特被迫辭去華盛頓郵報公司委員會中的職位。然而八年之後，他的影響力仍深植於公司的經營管理哲學中。

一九七三年巴菲特剛開始購買郵報股票的時候，凱瑟琳．葛蘭姆並不擔心，但一想到有非家族成員擁有這麼多郵報的股票，即使是無控制權的股票也使她感到震撼。巴菲特向凱瑟琳保證，波克夏買入其股票純粹是投資而已，為了再次向她保證，他建議由唐．葛蘭姆代理波克夏股份的表決權，他的提議解決了這個問題。凱瑟琳在一九七四年邀請巴菲特參加決策董事會以做為回報，然後很快地使他成為財務委員會的主席。

巴菲特曾經告訴我們，就算一份三流的報紙也能賺得相當的利潤，因為市場對報紙並不要求很高的標準，完全是經營者的自我要求；而且在其同業間，經營者的高標準和能力，決定了企業盈利的多寡。一九七三年，假如巴菲特曾在加內公司（Ｇａｎｎｅｔｔ）、騎士報（Ｋｎｉｇｈｔ─Ｒｉｄｄｅｒ）、紐約時報及時代鏡報集團等報社上投資一千萬美元，如同他在華盛頓郵報公司做的投資一樣，那麼他的投資報酬會高於平均值（見圖５．４），反映了這段期間報紙企業獨特的經濟生態。但是巴菲特強調，ＷＰＣ較其同業在市場價值上高出的二億到三億美元，「大部分是由於凱（凱瑟琳．葛蘭姆）所做的管理決策，和大多數其他媒體公司經營者相比，有較好的品質。」凱瑟琳．葛蘭姆頭腦精明，低價購買大量ＷＰＣ的股票。巴菲特也認為她很有勇氣，能面對那些勞工工會，減少費用增加報紙的企業價值。

今天，菲利普和凱瑟琳．葛蘭姆的兒子，唐納德．葛蘭姆（Ｄｏｎａｌｄ　Ｅ．Ｇｒａｈａｍ）成為華盛頓郵報公司報紙的發行人、執行總經理以及董事會主席。唐．葛蘭姆於一九六六年光榮地從哈佛畢業，他主修英國歷史和文學。在哈佛的時候，他是學校《深紅報》（Ｃｒｉｍｓｏｎ）的編輯；畢業之後，葛蘭姆在軍隊裡服役二年。由於知道自己終將領導《華盛頓郵報》，葛蘭姆決定進一步熟悉這個城市。他選擇了一種不尋常的方式：進入華盛頓市警局。在警察學院接受四個月的訓練之後，他擔任了十四個月的巡邏警察，腳踏著節拍走在第九區中。一九七一年葛蘭姆加入郵報擔任市政府記者。後來他又為《新聞週刊》在洛杉磯市政局做了十個月的記者。葛蘭姆在一九七四年回到郵報成為體育版助理總編輯，同年他被選入公司的決策董事會。

巴菲特的祖父曾經擁有，並且編輯《克明郡民主黨報》（Ｃｕｍ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一份內布拉斯加州西點市（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的週報；他的祖母在報社幫忙並在家裡的印刷廠做排字的工作；他的父親在內布拉斯加州大學念書的時候曾編輯《內布拉斯加人日報》（Ｄａｉｌｙ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ｎ）；巴菲特則曾是《林肯日報》（Ｌｉｎｃｏｌ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營業主任。人們常說假如巴菲特不從事商業，那他最可能從事的是新聞工作。

巴菲特第一次遇到凱瑟琳是在一九七一年，當時巴菲特擁有《紐約客》（Ｎｅｗ　Ｙｏｒｋｅｒ）的股票，當他聽說這個雜誌要出售時，他問凱瑟琳華盛頓郵報和_圖_書是否有興趣買下它；雖然這筆交易沒有談成，巴菲特卻對郵報的發行人印象深刻。

公司也能選擇經由增加股利的發放，而將多出的盈餘歸還給股東。一九九〇年，由於積有大量的現金庫存，華盛頓郵報公司投票決定，將它每年給股東的股息從一．八四美元增加到四美元，增加了一一七％（見圖５．３）。

巴菲特在一九八四年寫道：「一份強勢報紙的經濟實力是無與倫比的，也是世上最強勢的經濟力量之一」。在美國國內大約有一千七百份報紙，其中將近一千六百份沒有直接的競爭對手。他注意到那些報紙的業主相信，他們每年之所以能賺得超乎預期的利潤，是因為他們的報紙具有一定的新聞品質。巴菲特說事實上，就算是三流的報紙，如果它是城鎮裡唯一的報紙，也能賺到足夠的利潤。無可否認的，一份高品質的報紙會有較大的市場滲透力，但他解釋說即使是一份平凡的報紙，由於它可以將消息廣為流傳，所以對大眾也是很重要的。城鎮裡的每個企業、每個房屋賣主或任何一個人，只要想將訊息讓大眾知道，都需要報紙的宣傳來達到目的。和湯姆森子爵一樣，巴菲特相信擁有一份報紙，就好像從城鎮裡每一個想製作報紙廣告的企業中，獨佔刊登廣告權一樣。

到了一九九一年，巴菲特深信報業獲利能力的改變，不僅表示長期永久的環境改變，也和暫時性景氣循環的變化有關。他承認「事實是——報紙、電視以及雜誌的經濟特質，已經開始類似於一般企業，而不再是擁有特許權的特權階級。」經濟景氣循環的改變對短期盈餘雖有傷害，卻不會減少公司的實質價值；永久性的改變則不僅減少盈餘，也減少公司的實質價值。然而巴菲特表示，華盛頓郵報公司實質價值的改變，和其他的媒體公司比較尚屬中等。理由有二：首先，郵報五千萬美元的長期負債，和它四億美元的庫存現金，要償還負債足足有餘。在公開上市的報紙中，《華盛頓郵報》的確是唯一沒有負債的。「結果」，巴菲特表示，「它們的資產價值並不因負債，而有顯著的下跌。」其次他強調，華盛頓郵報公司的營運狀況非常好。

在一九七〇年代早期，財經報刊寫道：「對華盛頓郵報公司表現的最好說法是：它在利潤評等裡，應是紳士型的Ｃ等級。」一九七三年，郵報的稅前毛利率是一〇．八％，遠較在一九六〇年代，公司歷年來一五％的毛利率為低。在成功地對勞工合同重新談判之後，郵報的財富增加了。到一九七八年，毛利率曾經躍升到一九．三％，五年內增加了八〇％，巴菲特的賭注有了斬獲。到了一九八八年，郵報的稅前毛利率最高達到三一．八％，遠高於報界平均的一六．九％和史坦普工業指數平均值的八．六％。雖然在一九九〇年代早期，公司的毛利率已經有些下跌，但仍比同業的平均值高。

華盛頓郵報公司為它的股東賺取大筆的現金流量。因為賺取的現金，比轉投資於本業所需的資金大了許多，所以經營管理階層面臨二個需要以理性判斷的抉擇：將多出的盈餘歸還給股東，或將錢運用在新的投資機會上，以獲取利潤。巴菲特傾向於將公司的超額盈餘回饋給股東。當凱瑟琳．葛蘭姆擔任總經理的期間，華盛頓郵報公司是報界第一個大量買回本身股票的報紙公司。在一九七五和一九九一年之間，公司以令人難以相信的每股六十美元價格，買下自己百分之四十三的股份（見圖５．２）。

從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九二年，華盛頓郵報公司為它的業主賺了十七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從這些盈餘中公司撥給股東二億九千九百萬，然後保留十四億五千六百萬，轉投資於公司本身。在一九七三年，ＷＰＣ的市場總價值是八千萬美元。從此以後，其市場價值就一路上漲到二十七億一千萬美元（見表５．１）。從一九七三到一九九二年間，其市場價值總共上漲了二十六億三千萬美元。在那二十年間，ＷＰＣ為它的股東所保留的每一美元盈餘，經轉投資後其市場價值增值為一．八美元。

巴菲特告訴波克夏的股東，他第一次和華盛頓郵報公司有財務上的關連，是在他十三歲的時候，當時他的父親m.hetubook.com.com在國會服務，他做送報生就專門送《華盛頓郵報》和《時代前鋒報》。巴菲特總是喜歡提醒別人：我在葛蘭姆買下《時代前鋒報》前，就已經將這二個報紙給併購了。

過去幾年來，投資人購買華盛頓郵報公司的股票，將其股價逼近它的實質價值，此舉亦顯示了他們的常識。巴菲特說波克夏從它對ＷＰＣ的投資中得到「三重利益」。首先，過去二十年中媒體企業價值不斷飛漲；其次，公司實質價值的折價空間縮減；第三，因為公司買回股票的行動，使得公司每股的企業價值快速地增加。整體看來，股價的上漲超過公司實質價值的上漲。

當工會合同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期滿之時，葛蘭姆女士邀集那些帶著工會勢不兩立傳統的勞工談判者。一九七四年，藉著報紙同業工會的協助及冗長的談判之後，公司平息了一次罷工，那些印刷工人接受了新的合約。

華盛頓郵報公司尚有一家名為史丹利．凱普蘭（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Ｋａｐｌａｎ）的教育中心，它是一系列專門教授學生如何準備學院入學考試的學校。郵報公司也擁有雷吉─史雷德（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ｅ），一家提供美國政府立法活動和一般性事務電腦化資訊的公司；它也有《國際前鋒論壇報》（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ｒｉｂｕｎｅ）百分之五十和考勒斯媒體公司（Ｃｏｗｌｅｓ　Ｍｅｄｉａ）百分之二十八的股份，它同時也是《明尼亞波利斯星報》（Ｍｉｎｎｅａｐｏｌｉｓ　Ｓｔａｒ）以及《論壇報》（Ｔｒｉｂｕｎｅ）的發行人；它也與美國個人通訊公司（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形成有限合夥的關係，在華盛頓特區發展一套個人通訊系統。

一九七一年，凱瑟琳決定將《華盛頓郵報》公開上市，如此不僅可以消除維持自身股票市場的負擔，也使得家族繼承人能夠對他們的資產做比較有利地規劃。華盛頓郵報公司的股票分成二類，Ａ類普通股選出決策董事會的大多數席位。凱瑟琳擁有百分之五十的Ａ類股，因此能有效地控制公司；Ｂ類股則選出決策董事會的少數席位。一九七一年六月，華盛頓郵報公司發行一百三十五萬四千股的Ｂ類股。二天之後，儘管在政府的威脅下，凱瑟琳仍應允班．布萊德里刊登五角大廈文件。

一九三一年，美國國內當時有五份日報在競爭讀者市場，《華盛頓郵報》是其中之一。二年之後，由於無法負擔印製費用，郵報的財產被監管，並在那年夏天的一次拍賣會上拍賣成功，以償還債權人的債務。尤金．邁耶（Ｅｕｇｅｎｅ　Ｍｅｙｅｒ），一位大資本家及理財家，以八十二萬五千美元買下《華盛頓郵報》。往後的二十年，他一直支持這份報紙直到它轉虧為盈。然後公司被交給菲利普．葛蘭姆（Ｐｈｉｌｉｐ　Ｇｒａｈａｍ）經營，他是一個在哈佛受過教育的聰明律師，娶了邁耶的女兒凱瑟琳（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一九五四年，葛蘭姆說服尤金．邁耶購買另一家與它們競爭的對手《時代前鋒報》（Ｔｉｍｅ─Ｈｅｒａｌｄ）。後來，葛蘭姆在一九六三年去世前，買下了《新聞週刊》和二家電視臺。在葛蘭姆的努力下《華盛頓郵報》從一份報紙，擴展到成為廣告媒體公司和通訊公司。

一九九三年年底，華盛頓郵報公司的資本額是三十億美元，每年的銷售總額是十五億美元。當你想到它在六十年前只有一項業務：發行一份報紙，那麼它現在的成就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一九六九年，巴菲特買下了他的第一份重要報紙，《奧瑪哈太陽報》（Ｏｍａｈａ　Ｓｕｎ），連同一些週報。雖然他尊敬高品質的新聞事業，但巴菲特一想到報紙總是把它當做企業看待。他期望一個報社老闆得到的獎賞是利潤而不是影響力。擁有《奧瑪哈太陽報》讓巴菲特學到一些報紙的經營動態。在開始買進《華盛頓郵報》的股票之前，他已經有四年和_圖_書親手經營報社的經驗。

如果我們就此打住，也就假設了股東的盈餘增加率等於通貨膨脹率的成長。但是我們知道報紙有超乎尋常的調價空間，因為大多數的報紙在社區內是壟斷企業，他們價格上揚的速率可以高過通貨膨脹。如果我們做最後一個假設：《華盛頓郵報》有能力將實際的價格提高三％，它的價值就接近三億五千萬美元。巴菲特也知道百分之十的稅前毛利，低於它歷來百分之十五的平均稅前毛利，而且他知道凱瑟琳．葛蘭姆決定讓郵報的稅前毛利再一次到達這個數目。如果稅前毛利增加到百分之十五，公司的現值會再增加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使得總實質價值到達四億八千五百萬美元。

當巴菲特購買《華盛頓郵報》股票的時候，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是一五．七％，這樣的結果是很普遍的，大部份的報社都可以做得到，而且也只略高於史坦普工業指數的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但是在五年內，郵報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增加了一倍，是當時史坦普工業指數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的兩倍，也比一般的報社高出五〇％。之後的十年，郵報維持它領先的地位。至一九八八年，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更到達三六．三％。

華盛頓郵報公司（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主要的商業活動包括發行報紙、電視廣播、有線電視系統和雜誌。報紙部門發行《華盛頓郵報》（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埃弗雷特前鋒報》（Ｔｈｅ　Ｅｖｅｒｅｔｔ　Ｈｅｒａｌｄ）和一些時事報及十四份週報等。電視廣播部門擁有六個電視臺，分別位於底特律、邁阿密、德克薩斯州的休士頓和聖安東尼奧（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兩地、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Ｈａｒｔｆｏｒｄ）、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Ｊａｃｋｓｏｎｖｉｌｌｅ）。有線電視部門擁有四十六萬三千個收視戶，分別散布於中西部、南部和西部的十五個州。雜誌發行部門出版的《新聞週刊》（Ｎｅｗｓｗｅｅｋ），擁有超過三百萬的國內發行量，以及七十萬個海外訂戶。

很明顯地，巴菲特非常了解報紙豐富的歷史，他認為《新聞週刊》是一個可以預測其未來的企業。他也很快地就知道了公司電視臺的表現。華盛頓郵報公司多年來，一直報導它們廣播部門主要的績效。巴菲特根據他本身的經驗和公司成功的歷史判斷，他相信這家公司擁有一貫優良的營運歷史，未來的表現將可預期。

巴菲特的目標是：選擇能將每一美元的保留盈餘，轉化成至少有一美元市場價值的公司。如果該公司的經營者，長久以來一直將他們公司的資金做最佳的投資，那麼經由這種測驗方式，將能很快地突顯出其優異的報酬率。如果把所有的保留盈餘都投資在這樣的公司，並且得到高於平均水準的報酬，那麼公司股票的市場價值，將成正比大幅上漲。

在葛蘭姆死後，《華盛頓郵報》的控制權轉移到凱瑟琳．葛蘭姆身上。雖然她沒有管理大公司的經驗，但她直接面對企業難題的態度，使她迅速建立名聲。她的成功大多應歸因於她對郵報的熱愛。她觀察她的父親和丈夫如何努力維持公司的生存。她也了解到如果要成功，公司就必須有一個決策者而不是管理者。她表示，「我很快地學習到事情不會停滯不前，你必須下決定」。有二個決策對《華盛頓郵報》有顯著的影響，一個是雇用班．布萊德里（Ｂｅｎ　Ｂｒａｄｌｅｅ）擔任報紙的總編輯，另一個是邀請華倫．巴菲特成為公司的董事。布萊德里鼓勵凱瑟琳於報上刊登五角大廈（美國防部）的機密文件，並且追蹤水門案的調查。這個行動替《華盛頓郵報》贏得普立茲新聞獎的榮譽。巴菲特則教凱瑟琳如何經營一個成功的企業。

在一九七五年印刷工人罷工期間，葛蘭姆女士在勞資合同上堅定的立場開始成型。這次的罷工非常暴力且激烈，因為他們在罷工之前任意破壞新聞室，對他們訴求的同情因而消失。管理者自己操作印刷機，報業工會和印刷工會跨越彼此的界限，互相幫忙。四個月之後，葛蘭姆女士宣布公司正在雇用不屬於工會的印刷工人，公司贏得這次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