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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經常叫她為難，可是這是蘇茜式的拼音，至今還是保留了當年那個樣子。我愛它，不能褻瀆它。對我來說，這是金子。改正它，那就是往金子裡摻假，而不是提煉它。這只能糟蹋它，會取消它的自由與靈活，使它變得僵硬與死板。即使她寫得十分誇張，我也不以為怪。那是蘇茜的拼寫嘛，她是盡了心的——對我來說，那是無法改動的。

他說：「不論怎麼走都能到。不論你從哪邊繞過花床，反正一個樣。」

說話到這裡。他沒有再觸動警報器。

正在這時，嚇人的鈴聲又響起來了。我說，「他來了。我跟你說他會來的，小偷那一套我全懂。他們是些有條不紊的人。」

她學習語言輕而易舉；她學習歷史輕而易舉；她學習音樂輕而易舉；她學習什麼都輕而易舉，迅速而透澈，只是拼音除外。就說拼音吧，沒多久她也學會了。不過，即使她拼音學不好，我也不會難過——因為儘管拼寫正確是我的一個長處，可是我從來不那麼看重它。六十年前，我做小學生的時候，我們學校裡設有兩個獎。一個是拼寫正確，另一個是對人和氣。獎品是塊小銀牌，圓圓薄薄的，像一塊銀元那麼大小。一個上面刻著流暢的義大利書寫體的「拼寫好」；另一個上面刻著「對人和氣」。得獎的人用帶子把獎牌掛在頸子上——得獎人便成了全校羨慕的人。沒有一個學生不想爭取掛那麼一個星期，可就是爭取不到，除了約翰．羅巴茲和我。約翰．羅巴茲永遠對人和氣，說什麼也變不了。我甚至要說是和氣得要命，和氣得嚇死人，和氣得氣死人。對他的品性，我們當時便是這麼看的。因此他老是掛著那個和氣獎牌。我呢，老是掛著另一個獎牌。「老是」這個詞說得有點兒過分些。我們幾次丟過獎。這是因為得獎變得太單調了。我們需要有點變化——因此有幾次我們交換著戴獎牌。讓約翰．羅巴茲仿佛像拼寫好的人——事實上他不是的——這ｗwｗ.ｈeｔｕboｏk.ｃｏm•coｍ叫他很高興。而讓我仿佛對人和氣，這樣來點兒變化，這也叫我很高興。當然，這變化不可能持久——因為總會有同學或別人馬上發覺，而他如果不是馬上把這個大逆不道的事打小報告，那也太不合乎人情了。當然，老師馬上從我們那裡把獎牌取走——而在星期五晚上以前，我們總是又把獎牌奪回來。要是我們在星期一早上丟了獎牌，那麼，到星期五下午，老師結算一週紀錄的時候，約翰的和氣總是名列前茅。星期五下午的課，最後往往舉行拼讀比賽。我一旦失了面子，就必須從我這一班拼寫者的最後一名重新開始。不過我總是把兩個班都殺得片甲不留。等到比賽結束，我總是一個人站在那裡，頸子上掛著獎牌。我也曾有一個字失誤，那是正當比賽結束的時候，因而丟掉了獎牌。二月這個字，我丟了第一個「ｒ」——不過那是為了照顧一位意中人。當時我的心那麼熱，甘願把一個字的所有字母全都丟個光。

「媽媽努力向爸爸解釋，當窗關著，而他想去看看警報器響不響的時候，他千萬不能把窗打開——可是不成，爸爸總是不懂，而且對於媽媽想方設法讓爸爸懂得那不可能的事情其實是確實的，他還顯得很不耐煩。」

我說：「那沒有什麼。他會給我們打招呼的。」

她就說：「可是如果他上來到一樓，那怎麼辦？」

「不。」我說，「我原來興趣不大，現在也興趣不大。人家是有經驗的人——這些小偷。他們懂得要些什麼。我幫不了他們的忙。依我看，他是想要陶器、裝飾品什麼的。他要是知道這間屋子裡的情形，他準會知道餐室這一層樓只能拿到這些東西。」

作為給孩子們虛構故事的人，我曾有過一些為難的時刻。甚至一開頭便這樣。要是她們給我拿來雜誌上的一幅畫，她們便要我講一個關於它的故事，可是她們總是用短胖的小手，把那張紙上其他的地方遮住，不讓我從中得到啟發。故事必須講得全都是獨創的，新鮮的。有的時候，孩子們只向我提供一兩個人，或者五、六個人，便要我立刻在這微弱的基礎上講出一段故事來，讓他們經歷驚心動魄和引人入勝的犯罪生活。要是他們聽到了某一種新的行業，某一種過去不熟悉的動物，或者諸如此類的東西，那麼，可以肯定，講下一個羅曼史時，便逃不了須得講這些東西。有一回，克拉拉要我憑空編一個關於一個鉛管匠和一條蟒蛇的故事，我不得不講。她不懂得大蟒蛇是怎麼一回事，要等到在故事裡把它講清楚了這才知道——這時候，她便非常滿意了。

蘇茜講到的那個防盜警報器，和-圖-書一會兒響，一會兒不響，沒有準頭。警報器不是這裡出毛病就是那裡出毛病。出毛病的機會有的是，因為房子的門窗，從地下室到頂樓，都同警報器聯結。不過，在失靈的季節裡，對我們妨礙不大。我們很快便發現，那是糊弄我們的，嚇人的警報器嗚嗚地叫喚，只是它自己叫著玩罷了。我們便把它關掉，拿到紐約去找電工——在當年，全哈特福德連一個電工也沒有。等到修好，我們就把警報器重新裝好，重新樹立對它的信任。事實上它沒有幹什麼正經事，只除了那麼一次。花費這麼多，全都是兒戲。只有那一回，算是盡到了責任，盡到了它全部的責任——而且做得嚴肅、認真、漂亮。三月裡一個凌晨，天黑漆漆的，陰慘慘的。兩點鐘，警報器響了。我馬上跳下床，因為我知道這一回不是糊弄人的。浴室的門在我的床邊，我走了進去，把煤氣燈轉亮了，看了一下信號器，把警報器關了——按照指示的那扇門關的——這樣止住了喧鬧。然後回到床邊。克列門斯夫人開始了這場辯論：

「是的，」我說，「當然是的。難道還是主日學校的監督麼？」

他朝前走，試過了，當然把我停在他所說的那一邊的門口。這我在當時便弄不懂，至今還是弄不懂。

對這些裝飾品。一點也不給它們太平的日子，休息的日子，安息的日子。在它們的生活裡，是沒有安息日的。在它們的生活裡是沒有太平的。在它們的生活中，有的只是暴行與流血這樣單調的經歷。隨著時光的流逝，這些裝飾與圖畫後來也慢慢陳舊起來了。這是因為它們在浪漫的一生中已經經歷了那麼多驚險的事跡了。

她有點兒不安地說：「那麼，防盜警報器對我們還有什麼用？」

正如我前面說的，我對拼寫好並無多大敬意。我至今還是這樣。在規範的拼寫書籍出版以前，人們在拼寫時能無意之中表露他們各種各樣的性格，並且增添各種精采的寫法。可見拼寫書對我們究竟有多少好處，實在是可疑的。

「你看他現在想找什麼？」

蘇茜對我的描繪，我實在連一行、一個字也改動不得，而只能在需要的時候引用一些她的原話，這些話顯示了她那誠實的心所孕育的那古怪而有趣的質樸；而這是一顆美麗的孩子的心。由此而派生出來的一切，自有其魅力。它超越了一切公認的文學法則，但恰恰是文學，仍是值得人們歡迎的。

「這沒有什麼。他把一樓的門一開，我們就知道了。警報器會響的。」

在蘇茜講到的那些日子裡，有一天，我碰到了為難的事。弗．格．惠特莫爾是我營業方面的代理人，他帶我坐了他的敞篷兩輪馬車走出本市。我們走過了馬車出入口，往馬房走。這條路是單行道，樣子像支調羹，調羹的把子從大門口伸展到馬房附近圓形的大花床。靠近花床，路分開了，繞著轉，形成一個圓圈，我把它比作調和圖書羹的底部。我坐在右側。我們走近圓圈那裡，正如我說的，我是坐在右側（靠房子的一邊），我發現惠特莫爾將車朝左邊趕，正準備繞著左手邊的調羹底部走。我說：「別這麼走，惠特莫爾，往右邊走。這樣我們走到門口，我就靠近那所房子了。」

「當然不是監督。你看他要幹什麼？」

我說：「惠特莫爾，這只是碰巧。第二次便不成了。」他說成的——他把車趕上街，繞了一圈，再趕回來，的確又成了。面對這莫名其妙的結果，我發呆了，嚇癱了，變僵了，不過我還是不信服。我不相信他第二次能成功，可是他成功了。他說他可以搞一整天，每次都是這麼個走法。這時候我的脾氣發作了，我要他回家去，申請到瘋人院去，費用歸我負擔。我一個禮拜不願意見到他。

「我看他要珠寶，不過他不熟悉家裡的情況，還以為是在地下室裡哩。一個我不熟悉的賊，又沒有害我們什麼，我不想叫他失望。不過，如果他還有點兒聰明，懂得事先問一問，我本可以告訴他，那裡除了煤和蔬菜什麼都沒有。也可能他確實熟悉這個地方，他要的恰恰正是煤和蔬菜。總的說來，我看他要的是蔬菜。」

「『我就是為了這個才把窗打開的啊，我剛下去聽聽警報器響不響！』

蘇茜十三歲時，已是個苗條的小姑娘，背上拖著棕色小辮子，由於要進行各種學習，要鍛煉身體，要玩，她要算是我家這個蜂窩裡最忙碌的蜜蜂了。這時，她自己出了個主意，這個主意也是出於她的愛：她偷偷地給自己增加了一項負擔——給我寫傳記。她於晚間在臥室裡寫，還把她寫的稿子藏起來。沒過多久，她媽媽發現了，偷偷取了出來給我看。然後，她告訴蘇茜，她做的是什麼樣的事。還說，我知道後是多麼高興，多麼引為驕傲。我一回憶起這段光陰真是心底裡洋溢著喜悅。在這以前，也有人稱讚過我，可是從沒有像這一回打動我的心；在我的心目中，從價值上說，沒有一次能趕得上這一回的。從那個時候起，這件事一直留在我的心底裡。所有的稱讚、頌揚、讚賞，不論是哪個方面來的，都不及這一次那麼珍貴，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如今我重讀它，雖然事隔這麼多年，對我來說，仍然如同宣讀國王的聖旨一般。它給我的驚喜與愛，就如同當年一樣地深——所不同的，只是我的這份淒苦之情，因為我想到了：滿懷熱情，急匆匆塗寫這個稿子的那隻小手，再也不會摸我的手了——我讀了這些東西以後的感受，仿佛如同一個地位卑微的人，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一張文告，要把他升為貴族一樣。

她說：「要是他上這裡來呢？」從她的口氣裡可以感覺到她非常關心。

這是直言不諱的傳記，也是忠實的傳記。她對我沒有加上任何修飾。蘇茜那麼早便發現我對一些難題和一些疙瘩總是木頭木腦的，至今還是這樣。事情一複雜，我就惱火，委實按捺不住，這種心理越來越增長，便容易發火。讀最普通、最簡單的合同，我都讀不下去——像「第一方面的當事人」、「第二方面的當事人」、「第三方面的當事人」等等——還沒唸多少，我就失掉了耐心。阿什克羅夫特每天都來，可憐他想要我搞清楚我們對亨利．巴特斯、哈羅德．惠勒以及其他一些普拉斯門海盜們起訴的要點，可是每天都不成功。他一對眼睛焦急地望著我，充滿了懇求的神色，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他說：「現在你真正弄懂這一點了，是不是？」看到他這個樣子，真是怪可憐的。和*圖*書

我們便睡了。到早上八點差一刻，我急匆匆出了門，因為我得搭八點二十九分的火車到紐約去。我發現煤氣燈很亮——擰到最亮——把一樓照得通亮。我的新外套不見了，我的舊傘不見了，我從沒有穿過的新漆皮鞋不見了。屋子後邊通向遮蔭的那扇大窗開得大大的。我從這裡出去，追蹤小偷，穿過樹林走下山坡。追蹤他走過的路，那並沒有什麼困難，因為他走過的路上有的是仿銀器的揩嘴布環。我的傘以及其他他不賞識的東西。我就勝利地走回家來，向妻子證明他確實是一個失望而回的小偷。我從一開始就看出來了，從他沒有上我們這層樓來偷活生生的人，就看出來了。

「怎麼一回事？」

我走進浴室，看看我說得對不對。我是對的。我把餐室的門關了起來，把鈴聲弄停了，回到床上。我妻子說：

「你要不要下去看看他現在想要些什麼？」

我清楚地記得那些講故事的日子。她們是些愛挑剔的聽眾——這些小東西。

「你不下去看一下麼？」

「爸爸的嗜好是打彈子球。每當他累了，想休息一會兒，他便站一個晚上，打彈子球，仿佛這樣好叫腦袋休息。他簡直不停地抽菸。他的心實在是一個作家的心，有些最簡單的事他偏偏不懂得。我們的防盜警報器老是不靈，爸爸曾經想從放餐桌的房間裡乾脆把防盜警報器取走，因為即使這間屋子的窗是關的，防盜警報器還是會響。後來，他想，防盜警報器也許並沒有壞，便決定試一試看。因此，他把警報器開好了，然後下去，把窗打開來，結果警報器便響起來了，似乎跟好的一樣。爸爸一點兒辦法也沒有，走上樓對媽媽說：『莉薇，放餐桌的那間房不行了。我剛才開窗看過了。』

「不，用不著。讓他自己挑。我不知道東西在哪裡。」

我說：「我看，他要的蔬菜都拿到手了，現在想給老婆、孩子搞些揩嘴布環和零星玩意兒。他們都有家——小偷有家——總想顧全家，總要為他們拿幾樣生活必需品，值得家裡紀念的東西。他們拿了這些東西，不會忘掉我們：這些東西是和-圖-書他紀念我們的象徵，也是我們紀念他的象徵。這些東西我們再也拿不回來了，可是承人家想念，我們是永遠記在心上的。」

「從窗口爬出去。」

「是地下室的門。」

「你看是賊麼？」

「『怎麼啦，年輕人，』媽媽回答說，『你要是把窗子打開，那當然警報器會響起來啊。』

很明顯，多少年來，在吃早飯或者吃晚飯時，我曾多次思量過寫傳記這件事。事實上，我記得很清楚，我是在這麼做——我還記得，蘇茜覺察到了這一點。我記得有一回在早飯桌上，我講了一句相當聰明的話，說的時候顯得挺神氣的樣子，過一會兒蘇茜就偷偷對她媽說，爸爸是為了寫傳記，才這麼說的。

蘇茜在一八八五年開始寫傳記，當時我五十歲，她十四歲。她開頭這麼寫：

「親愛的，到現在為止，它有什麼用，你都看到了。他上這裡來以後，這東西怎樣對我們繼續有用處，我已給你解釋過了。」

我怒氣沖沖走上樓，把事情告訴莉薇，指望她會對我表示同情，對惠特莫爾表示反感。可是我一邊講，她只是一邊笑聲不斷，因為她的腦袋就跟蘇茜的腦袋一樣。謎語啊，複雜情況啊，她都不在話下。她的腦筋，蘇茜的腦筋，會分析。我則一再表示出仿佛我的腦筋不一樣。我無數次地講起馬車這件事，一再希望能有人站到我這一邊來——可是從沒有人站到我這一邊來。我每次講馬車的走法，總是講不周全，總得要停下來想一想，想到那調羹把子、調羹的底部、馬車、馬、我在馬車上坐的位置，等等——而只要我一講到這裡，想把馬車趕到左邊，就垮掉了。我委實不懂，我們到門口時，我怎麼會停在右手邊的。還是蘇茜的估計正確。我不明事理。

「到時候我們怎麼辦？」

我跟他解釋，他是個傻爪蛋，可是他堅持他的主意。我便說：「好，試試看。」

可是我不得不說：「我不懂，阿什克羅夫特。但願我能懂得，可是我不懂。還是把那隻貓給我吧。」

在我們哈特福德的家裡，在書房的一邊，書架挨著壁爐臺——事實上，壁爐臺兩邊都是書架。在書架和壁爐臺上放著一些裝飾品。一頭是畫著貓頭的油畫鏡框。另一頭是個美麗的少女的頭，有真人那麼大——名叫埃米林，因為她長得就是像——一幅印象派水彩畫。在這兩樣東西的中間，放著剛才講過的各式各樣的裝飾品，有十二種到十五種，包括伊萊休．維德的油畫《年輕的美杜莎》。孩子們常常要我編一段羅曼史——往往要你臨時編——一點兒準備的時間也不給——在這段羅曼史中間，我得把所有這些裝飾品和三幅畫都編進去。我每次非得從那隻貓開始，到埃米林結束。不許我來點變化，換換口味，把次序顛倒一下。不按次序的先後，把裝飾品編進故事，那是不許可的。

我就說：「我看他是失望了。他拿了蔬菜、裝飾品走了，我看他是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