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眾
人是社會性動物，這一事實使得我們生活在兩種準則相互矛盾的狀態中——一種是與個性有關的準則，另一種是與從眾有關的準則。詹姆斯．瑟伯在下面這段文字裏很傳神地描述了人的一種從眾現象：
突然，一個人跑了起來。也許是他猛然想起了與情人的約會，現在已經過時很久了。不管他想些什麼吧，反正他在大街上跑了起來，向東跑去（可能是去馬拉莫飯店，那裏是男女情人見面的最佳地點）。另一個人也跑了起來，這可能是個興致勃勃的報童。第三個人，一個有急事的胖胖的紳士，也小跑了起來。
十分鐘之內，這條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來。嘈雜的聲音逐漸清晰了，可以聽清「大堤」這個詞。「決堤了！」這充滿恐懼的聲音，可能是電車上的一位老婦人喊的，或許是一個交通警說的，也可能是一個小男孩說的。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說的，也沒有人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兩千多人都突然潰逃起來。「向東！」人群喊了起來東邊遠離大河，東邊安全。「向東去！向東去！」一個又高又瘦、目光嚴厲、神色堅定的婦女從我身邊擦過，跑到馬路中央。而我呢？雖然所有的人都在喊叫，我卻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費了好大勁才趕上這個婦女，別看她已經快六十歲了，可跑起來倒很輕鬆，姿勢優美，看上去還相當健壯。「這是怎麼了？」我氣喘吁吁地問她，她匆匆地瞥了我一眼，然後又向前面望去，並且稍稍加大了步子，對我說：「別問我，問上帝去！」
瑟伯的這段描寫，雖然有些可笑，卻很恰當地說明了人的從眾現象。一兩個人，由於自己的某種原因開始跑起來，沒多久，所有的人都跑了起來，為什麼呢？因為別人在跑。按照瑟伯的故事，當跑的人終於弄清楚大堤根本沒有決口時，他們會感到自己非常傻。但是，如果他們不遵從別人、不跑，而大堤真的決了口，他們就會感到自己更傻了！從眾行為是好還是不好？乍一看，這個問題是可笑的，但「從眾」這個詞的確帶有評價意義——個性強、不從眾的人被認為是「完善」的人。看到「完善」一詞，人們立刻就會想起丹尼爾．布恩：夕陽西下，英雄肩挎來福槍站在高高的山頂上，微風吹拂著他的頭髮。然而，從眾者卻被認為是「不完善」的人，這個詞會使人想起麥迪森大街的那些廣告員，身著灰法蘭絨服，頭戴卷邊低平頂帽，挾著公事包，看上去好像是從一個模子裏做出來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使用引起不同聯想的同義詞，譬如：用「偏離者」代表個性強的、不從眾的人，用「遵守常規者」代表從眾的人。無論如何，「偏離者」這個詞不會使人想起站在山頂上的丹尼爾．布恩，「遵守常規者」一詞也不會使人想到麥迪森大街上的廣告員。
更進一步看，就會發現社會對從眾和不從眾這兩者的喜愛程度似乎不同。例如：五十年代有一本最暢銷的書是約翰．甘迺迪寫的《無畏的人》。在這本書裏，作者歌頌了幾位政治家抵抗強大壓力、拒絕從眾的勇氣。在另一種意義上說，作者歌頌的是那種拒絕順從常規的人，那種拒絕按本政黨或選民的要求去投票或行事的人。雖然他們的行為在很久以後得到了甘迺迪的讚頌，但在當時，他們的同輩人對他們這種行為的反應卻遠不是肯定的。不從眾者在其不從眾行為發生之後很久，才可能受到歷史學家的讚頌，或在文學作品及電影中被當作偶像來崇拜。但在當時，那些要求他們服從的人則極力反對他們。許多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強有力地支持了這一觀點，其中一個實驗是由斯坦利．沙赫特做的。在實驗中有幾組學生，每組都要討論一個叫約翰尼的少年犯的犯罪史。組內每個成員都要閱讀約翰尼的犯罪記錄，讀完後要求每個小組進行討論，並從一張表格上所列的幾個處理方案中選出一個。這張表格上的處理方案從「最寬大處理」直到「最嚴厲的處理」共有好幾種。一個小組有九名成員，其中六名是真正的被試人，三名是實驗者的助手。這三名助手按照事先的安排，每人在組裏扮演一個已事先精心演練過的角色。一個人扮演隨大流者，他採取的態度是遵從六名被試人的多數意見；一個扮演偏離者，他採取與小組成員的一般傾向正相反的態度，一個扮演游移者，他最初的態度與偏離者相同，後來在討論過程中又逐漸滑向隨大流者的從眾態度。實驗結果清楚地表明，遵從小組常規的隨大流者最受歡迎，最不受歡迎的是偏離者。在最近的一項實驗中，艾瑞魯格蘭斯基和丹那韋伯斯特發現當不從眾者在討論的最後時刻——也就是眾人覺得應當終止討論的時刻，提出異議，這會讓他們比早一些提出異議遭到更多的排斥。
這個實驗的結果表明：在有「法律」或常規的團體中，從眾者比不從眾者更受歡迎。顯然，在某些情況下，從眾是合乎人們心意的，不從眾會引起災禍。例如：假設我討厭做一個從眾者，於是，為了表示不從眾，我跳進汽車裏，沿著馬路左側行駛。其實，以此表現自己個性強、不隨俗，是很不合適的。如果這時你正好駕車從對面向我開來（你是遵守交通規則的），那你就太倒楣了。同時，設想一個十幾歲的反叛性強的女孩，她吸煙，夜不歸宿，偏偏和父母反對的男孩約會。她表現出來的獨立性遠不及她所表現出來的反遵從性強，因為她並不怎麼考慮自己，只是一味地反人們的期望而行之。
然而，並不是說從眾在任何時候都是最恰當的，不從眾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好的。在有些情況下，從眾會造成災禍和悲劇。在阿爾貝特施佩爾的回憶錄中就有這樣的例子。施佩爾是希特勒的首席顧問。在回憶錄中他描述了緊緊圍繞在希特勒周圍的一個集團，其從眾性之強，使該集團內部容不下半點不遵從行為。在這種氣氛中，即使最野蠻的行為也是最有理的，因為沒有人持異議。這就造成了所有人意見都一致的假象，使人不敢去想是否還有其他選擇餘地。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正常情況下，不正視現實的人很快就被周圍人的批評和嘲諷弄得老實了，可是在第三帝國裏，根本沒有這種矯正。相反，自我欺騙成倍地增加，就像進入了四壁都掛有哈哈鏡的大廳，與嚴酷的外部世界毫無聯繫的虛幻圖像相互反射好像就變成真的了。在這些哈哈鏡裏，什麼也看不見，只能看見反覆出現的自己的面孔。
另一個有些相似的例子，是關於尼克森及其「宮廷衛士」的水門事件。在高級政府部門工作的多數都是傀儡，他們不認真思考就發表騙人的誓言、銷毀證據並收買賄賂別人。其原因至少部分在於七十年代初就緊密圍繞在總統周圍的那個忠誠的集團，這種忠誠使得背離實際上變得不可思議。該集團一旦解散，某些人（如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法、理查．克蘭、戴斯特和派克．格雷）才驚異地發覺了自己的非法行為，好像做了一場噩夢。約翰．迪安這樣寫道：
無論如何，當你清晨拿起報紙，讀了與昨天內容相同的頭版新聞時，你就開始相信今天的消息是真實的。這種效果使得白宮內一直彌漫著一種不正視現實的氣氛——什麼東西只要重複多次，就成真的了。例如：當新聞界要人與白宮官員的談話被竊聽一事被揭露後，有關人士否認不掉，便宣稱這是國家安全事務。我敢肯定，許多人都會相信安裝竊聽器是為了國家安全，而實際上並非如此，這種說法只不過是一種辯解而已，但你要知道，當他們這樣辯解的時候，他們，自己對此是堅信不疑的。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太空船「挑戰者號」在發射升空幾秒後爆炸了。七位宇航員，包括一位教師，在濃煙和火光中殞逝了。儘管經驗豐富的工程師事先曾因連接飛船火箭推進器的O型圈存在缺陷而百般反對，多次警告，但美國國家宇航局的官員還是作出了發射飛船的命令。他們是忽略了危險的存在，還是對宇航員的生命不屑一顧呢？我認為都不是。
一個可能性更大的解釋涉及到許多因素，是這些因素導致美國國家宇航局的決策程式出現重大失誤。首先，美國國家宇航局已經用同樣的設備成功地完成了二十多次發射任務。他們的自信隨著過去的輝煌而膨脹起來，所以很容易做出「發射」的決定。
第二，美國國家宇航局官員與公眾一樣，沉浸在圍繞第一位普通公民（女教師克裏斯特．麥考利夫）進入太空而引發的狂熱當中。
還有，根據阿裏克魯．格蘭斯基極具洞察力的分析，還有許多現實原因造成了美國國家宇航局官員成為自己良好願望的受害者：
（一）美國國家宇航局需要通過表現其高效與多產要求國會提供更多的預算；
（二）公眾對「教師進入太空」計劃懷有巨大的興趣；
（三）美國國家宇航局希望展示自己的科技能力。
鑒此，「按時發射無疑是一個比推遲發射更為眾望所歸的決定。任何關於系統有可能失誤的說法意味著需要花費更多的財力，而根據美國國家宇航局在節約開支方面的承諾，這個結論是毀滅性的。」
最後，在狂熱的氣氛中和強大的外部壓力下，美國國家宇航局內沒有一位工作人員願意提起存在發生事故的可能，而實際上過去也從未發生過什麼事故。與美國國家宇航局的官員不同，莫頓．提奧柯爾公司（固體火箭推進器的生產商）的工程師們毫不關心飛船發射的決定對政治、經濟、公共關係的影響，他們所關心的是這個傢伙是否能正常發射的問題——考慮到發射場地的溫度低於零點，他們強烈反對進行發射。
但是莫頓．提奧柯爾公司的高層人士卻沒這樣幸運。對於他們來說，成功的發射對他們關係甚大，所以面臨巨大的衝突。一方面，作為工程師，他們對同行的意見非常敏感。另一方面，作為管理者，他們依賴美國國家宇航局每年高達四億美元的合同。
根據該公司負責機械事務的副總裁羅伯特．倫德在總統調查委員會上的證詞，他一開始也反對發射，但在人們提醒他「不要只從技術角度，而要從管理角度」思考問題後，他就改變了態度。像倫德這樣的莫頓．提奧柯爾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是如何處理內心衝突的呢？在與美國國家宇航局官員的最後一次會議召開前，莫頓．提奧柯爾公司在本來就支持發射的管理人員（不包括工程師）中進行了投票。因而，在那次致命發射的前夜美國國家宇航局官員與莫頓．提奧柯爾公司管理人員召開的會議上，與會人員鞏固了雙方對採取行動的承諾。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除了都曾做出過悲劇性的決定，希特勒的小集團成員、尼克森的「宮廷衛士」和美國國家宇航局的官員之間還有什麼共同之處。首先，他們都從屬於具有較強凝聚力的小團體，與反對意見絕緣。當這種團體召集起來做出決定時，他們總是深為社會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所稱的集體思想（group think）所累。根據賈尼斯的理論，集體思想是「具有凝聚力的集團中其成員的一種思考模式，發生在共識存在於該集團中並處於非常強大的支配地位，以至於往往忽視了對其他各種行動方案的現實評價的情況下」。陷入這種不良的決策方式的團體，一般來說都認為自己無懈可擊，他們被樂觀主義遮住了眼睛。面對從眾壓力時，團體成員逐漸懷疑他們的保守，並使自己遠離逆耳之言的鼓噪。達成共識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以至於某些成員有時會擔當「思想衛士」的角色，來審查傳播進來的麻煩資訊，就像莫頓．提奧柯爾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的所作所為一樣。
我列這些事例，並不是想說明，做出愚蠢、災難性決定的個體不應該承擔責任。我想說的是，質問和指責他人比理解這些錯誤決策背後的心理過程要容易得多。但是，只有通過對這些過程追根究柢並盡力理解，我們才有希望改善人們的決策方式，從而減少將來災難性決策的發生率。
從眾的定義
但在阿希的實驗裏（以及薩姆收看電視的例子中）情境卻微妙得多，在這些情境中對從眾沒有明確的獎勵，對不從眾也沒有明確的懲罰。那為什麼阿希的被試者和薩姆還要從眾呢？看來似乎有兩個可能：
對這種情境，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問題：
反之，若被試人只是為了討好團體成員才做出了違心的判斷，那在現在這個實驗裏，當要求他們做判斷時，依舊遵從別人答案的人會明顯減少。這個論點已經用幾個實驗作了檢驗，結果是一致的：雖然不是在每個研究中都能保證被試人完全秘密（單獨）地進行判斷，但是，越是秘密，遵從的人就越少。無論被試人判斷線段的長度，還是判斷節拍器的哢嗒聲的數目，或者判斷一件現代藝術品的美學價值都是如此。因此，當被試人進行單獨判斷時，驅使個體遵從別人判斷的那種壓力對被試者的影響（如果有的話）看來是很小的。
這就是在阿希實驗中大學生們所體驗到的那種內心衝突。正如你所猜想的那樣：先回答並且給出錯誤答案的那幾個人都是實驗者的助手，事先得到了做出同樣錯誤回答的指示。這個知覺判斷本身是很容易的，當個人沒有受到團體壓力單獨去判斷一系列直線時，無論判斷多少次都不會產生錯誤。的確，這個判斷任務太簡單了，而且物理現實（線段）又是那樣鮮明清晰，以至連阿希自己都堅定地預測，遵從團體壓力的人不會多。但是，這和_圖_書個預測錯了。當看見同伴們在幾次判斷中都同意同一個錯誤答案時，將近四分之三的被試人至少有一次遵從了錯誤的答案。看看整個判斷狀況就會發現，在總的回答次數中，受阿希助手影響遵從錯誤答案的平均數占三十五％。
薩姆是被同學們說服了，而終於相信自己喜歡的那個競選人是偽君子呢？還是為了贏得同學們的好感，表面上迎合他們的判斷而內心卻仍然堅持自己原來的意見呢？由於薩姆是個假設的人，因而不能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阿希實驗中的從眾者是否相信自己原來的判斷是錯誤的，而其他幾個人的一致判斷是正確的？我們可以去問問他們。事實上，後來問了從眾者：「你確實和別人看的一樣還是只這麼說一下而已？」少數被試人堅持說，他們確實和別人看的一樣。而我們如何才能肯定被試人說的是實話呢？假如你是被試人，而且你也堅信自己最初的判斷是正確的，但你屈從了團體的壓力。這時如果你承認自己是屈從了，那就太傷面子了，會顯得你很軟弱膽小。而且你還不得不承認自己沒有按照實驗者的要求去做，沒有回答出自己的真實判斷。這樣，那些回答說自己的判斷確實與別人的判斷一致的人，很有可能是為了面子上好看而欺騙實驗者。
（一）想不犯錯誤，力求正確；
通常，人們可輕易通過一個簡單行動達到這兩個目的。例如：在公路右側開車；在母親節打電hetubook.com.com話問候母親；給陌生人指路；努力學習以取得優異的考試成績等，這些行動既是正確的，又符合別人的期望。同樣，如果別人同意你對直線長度的判斷，說明你的估計是正確的，那麼你便達到了這兩個目的。但在阿希的實驗中，這兩個目的互相矛盾，如果你是這個實驗的真正被試人，開始你認為正確答案應該是b線，並且你也這樣回答了，這就滿足了力求正確而不犯錯誤的意願，但可能違背了你同伴的期望，他們會認為你有點怪。另一方面，你若選擇a線，就會滿足他們的意願，但除非你相信他們是正確的，否則就違背了你力求正確判斷的意願。
X：——─
（一）可能在大多數人持一致的判斷面前，人就容易相信自己的意見是錯誤的；
那麼，怎樣才能確定團體壓力是否真正影響了一個人的判斷呢？讓我們設想一下吧：如果我們能一直跟薩姆到秘密投票室，並看他選哪個競選人，才可以發現他是真被同學說服了還是只是口頭上同意大家的意見，而實際上仍堅持最初的見解。但是我們無法看到薩姆投票。不過，我們可以確定在阿希實驗中被試人公開顯示的行為是否與他們私下的判斷一致。假設我們重複這一實驗，讓真正的被試人像前面那樣先聽到同伴們（實驗者的助手）的回答，但不要他們當眾公開做出判斷。若被試人在單獨判斷時的選擇與當眾的公開選擇一致，那就可以確定，在最初的ｈｅtubｏoｋ.ｃom•ｃom實驗裏同伴的回答確實說服了被試人，使他相信自己原先的判斷錯了。
（二）想通過遵照團體裏其他成員的期望去行事以博得別人的歡心。
b：——─
阿希的實驗情境是很特別的，它和許多使我們發生從眾行為的情境不同。在阿希的實驗情境中，沒有明顯的團體壓力壓抑著個性。而在其他許多情境中，對不從眾的懲罰卻有明確規定。例如：我討厭繫領帶，在許多情況下我可以不系它而不受懲罰。但有的時候卻不能這樣，因為站在飯店門口的服務員彬彬有禮（但口氣堅定）地對我說：「如果不繫領帶，就不能在這家飯店用餐。」我只能要麼系上領帶進去用餐，要麼餓著肚子走開。不從眾帶來的消極結果是很明顯的。
c：——
（三）薩姆是在得知同學們不同意自己見解的瞬間改變了對競選人的看法呢？還是仍然堅持原來的意見，只不過做了口頭修改？若真的改變了原來的看法，那這種改變是永久的還是暫時的？
遺憾的是，我們不能準確而肯定地說出薩姆在那一時刻裏到底想些什麼，因為在那一情境中有許多未知的因素。例如：我們不知道他對於自己原來的看法有多大把握；不知道他對於和他一起看電視的同學們的喜愛程度如何；也不知道薩姆認為自己對於誠實的判斷力是比同學們強，還是比同學們差；更不知道他平常是一個堅強的人，還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等等。我們所能做到的和*圖*書是，設計一個實驗使它類似於薩姆所處的情境，並控制和改變那些我們認為是重要的因素。所羅門．阿希已在實驗室中設計出了這樣一種情境。現將你置身於下述情境中：你自願在一個知覺判斷的實驗中當被試人，與另外四名被試人一起走進實驗室。
（二）可能他們是「表面上迎合別人」（內心卻深信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以便使自己能受多數人歡迎，或者是避免因持異議而被人討厭。
實驗者給你們五個人出示一條線段X，同時出示另外三條直線a，b，c以作比較（如圖），讓你們判斷三條線段中哪一條與x線的長短最接近。
從眾（conformity）可以定義為：由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真實的或是臆想的壓力所引起的人的行為或觀點的變化。許多情境並不像上面所舉的事例那樣極端，所以我們試圖通過一個不大極端（可能比較簡單）的例子來解釋人的從眾現象。讓我們再回到第一章中所舉的假想中的大學生薩姆的例子。薩姆正從電視上觀看總統競選人發表競選演說，並對他的誠實有很好的印象。但是由於朋友們一致認為這個候選人不誠實，薩姆只好同意或至少口頭同意了他們的意見。
這個判斷對你來說是很容易的，顯然b線是正確答案，而且當要你回答時，你肯定會說是b線。但現在並沒有叫你回答，而是先叫了別人。第一個人仔細看了看，回答說：「a線。」他的回答使你驚訝地張開了嘴，懷疑地看著他，並且自言自語地說：「他怎麼會認為是a線呢！他一定要麼是瞎子，要麼是一個瘋子。」現在輪到第二個人了，他也選擇了a線。這時你開始感到自己好像仙境中的艾麗絲「怎麼可能呢？」你問自己，「難道兩個人都瞎了或瘋了？」但是，當第三個人同樣回答是a線時，你就會重新看看這些直線。「可能我才是唯一腦子糊塗的人吧？」你默默地念叨著。現在輪到第四個人了，他也判斷a線是正確的。這時你會出一身冷汗。最後，輪到你了，你聲明說：「當然是a線，我早就知道了。」heｔｕboｏk•coｍ.cｏｍ
（一）什麼原因使人們去遵從團體的壓力？具體到薩姆來說，是什麼原因使他遵從了同學們的見解？
a：————
（二）團體壓力的性質是什麼？具體地說，薩姆的同學做了什麼事使他遵從？
簡單地說，這些人有兩個目的：
大多數人相信他們最初是被力求正確的欲望所驅動的，而另一些是為了迎合別人以獲得好感。例如，當人們慎重地觀察一個類似阿希試驗的從眾試驗時，他們都預測被試要比實際上從眾得多。更有趣的是，這些躲在一旁的觀察者預測他們自己不會那麼從眾。也就是說，我們知道別人從眾，但低估了自己可能從眾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