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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荷蘭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中，威姆米厄斯和奎汀頓拉依梅克斯使用略微不同的方法對服從與距離的關係問題進行了研究。在成功複製米爾．格拉姆最初實驗的基礎上，他們還嘗試了新的方法。在新的實驗程式中，要求被試人服從實驗者的命令，對應聘者在一項決定他求職成功與否的測試中的表現，發出一系列由弱到強的負面評價。這樣一來，被試人就確信自己的行為傷害了這位應聘者。但是，他們被告知，這種傷害要晚些時候才能顯現出來，而到那時他們不會親眼看見他們的服從給應聘者帶來的影響。正如人們預料的那樣，在這種情況下的服從率遠遠高於從米爾．格拉姆的複製實驗得出的資料，大約有九十％的被試人繼續服從實驗者的命令，直到實驗結束。

這些實驗的被試人是一些隨機取樣的商人、專業人員、白領工人、藍領工人。這些人中有多大比例的人會繼續發出電擊直至實驗結束？如果你處於這種情況，你會繼續多長時間？每年我都在我的社會心理學班裏提出這些問題。班上二百四十名學生中約有九十％的人表示：在學習者開始敲牆時，他們就不會再發出電擊了。我學生的回答與米爾．格拉姆對一所重點醫學院的四十位精神病醫生的調查結果是一致的。這些醫生預計，大多數被試人在電壓為一百五十伏，即學習者第一次請求退出實驗時，就會停止電擊。

願意服從權威而給別人帶來痛苦的人多得出乎意料。在實驗室以外的世界裏有與該研究極其相似的事情。我們在讀這些報告時很難不去注意米爾．格拉姆的被試人的行為與阿道夫．艾克曼的盲目服從行為之間存在著某種共性。阿道夫．艾克曼把屠殺成千上萬的無辜平民的罪責歸因於他是個只知道服從納粹上司命令的好官。

鄧巴在遠離村民的高空中，在不為人知的情況下，還能夠深切體會轟炸可能對村民造成的傷害，這一點特別讓人感動。的確，米爾．格拉姆在實驗中和圖書發現，被試人離學習者越遠，他們越願意服從權威的命令。當被試人看到學習者時，只有四十％的人繼續發出令人痛苦的電擊。而當被試人只是聽到學習者痛苦的呼叫時，繼續發出電擊的服從者為六十二％。同樣，當實驗者要求被試人強迫性地把學習者的胳膊放在電擊板下面，而不是使用距離更遠的電擊器時，服從率下降到三十％。因此，親眼看到他人受到傷害加大了繼續向人施加痛苦的難度。相反，現代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剔除了與可能的受害者近距離接觸的可能性，因而使那些揮動死亡大棒的人更容易無視無辜者的痛苦。

米爾．格拉姆進一步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設想。他在另一個研究中，把被試人對耶魯大學的科學家的命令和對另一位專家的命令的服從率進行比較，這位專家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市中心商業區的一幢破敗的商業樓的辦公室裏工作。在這項研究裏，耶魯大學科學家得到的服從率為六十五％；布里奇波特市的專家所得的服從率僅為四十八％。這樣看來，沒有耶魯大學的名望，好像確實使服從率稍有減少。

我們已經指出，依從行為總的說來是短暫的。這並非意味依從不重要，不持久的行為也可能是極重要的。斯坦利．米爾．格拉姆在其服從實驗中鮮明地驗證了這一事實。設想被試者自願參加一項題為「學習和記憶研究」的實驗，但這只是名義上的研究目的，而真正目的是研究「人們對權威的服從程度」。當自願者來到實驗室參加實驗時，研究者讓他與另一個參加者結成一對。

權威人物不在場是降低服從程度的另一個因素。米爾．格拉姆發現，當實驗者在另一房間用電話向被試人發出命令時，完全服從的被試人的比率降至二十％以下。還有一些繼續進行實驗的被試人使用了欺騙手法；具體來說，他們所發出的電擊強度低於實驗者的要求，而且後來從不告訴實驗者說自己偏離了正常的實驗程式。我認為，最後這些資料反映了某些被試人的一種感人的想法和*圖*書：既要力求對公認權威的要求負責，又要力求減輕別人的痛苦。這使人想起鄧巴的行為。他是約瑟夫．赫勒的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中的主角，二戰期間受命轟炸義大利的幾個村落。因為既不願公開反抗上司的命令又不願傷及無辜，他選擇將炸彈投到村邊的開闊地上。

上述這種對比容易引起爭議，所以我們應當謹慎從事，以免對米爾．格拉姆的實驗做過分的解釋。在他的實驗中有六十五％的被試人依從了實驗者的命令。根據這一事實，一些評論者曾提出：如果人們遇到阿道夫．艾克曼和卡利中尉所處的情況，多數人都會像他們那樣去行動。這可能是真實的，但必須指出，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那些傾向於最大程度服從的被試人所遇到的情境裏有一些重要因素：第一，被試人是自願參加實驗的，並且他以為學習者也是自願參加實驗的，因而他認為自己有責任避免實驗的中斷。第二，被試人是單獨面對實驗者的要求。有一項略有變化的研究表明，當被試人與兩個違抗實驗者的教師一起參加實驗時，完全服從的被試人降低到十％。第三，在米爾．格拉姆的多數研究中，發出命令的權威人物是耶魯大學著名實驗室的一位科學家。他的話讓人們相信該實驗要研究一個重要的科學問題。在我們的社會裏，人們習慣於認為，科學家是責任心強、仁慈和高尚的人。如果他又是耶魯這樣著名的高級研究院的成員，人們更是這樣認為。被試人很有理由認為，沒有一位科學家會在實驗裏發出使人受傷害或死亡的命令。但在卡利和艾克曼的例子中，顯然沒有這些理由。

這種行為不僅限於生活在康涅狄格州的美國人。當米爾．格拉姆的程式在其他地區進行實驗時，也發現了大量的服從現象。例如，在其他地區的重複實驗顯示，澳大利亞、約旦、西班牙、德國和荷蘭的被試人的反應與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被試人的反應大同小異。同樣，女性的服從程度至少與男性的服從程度一致。

如你所ｍ•ｈetｕｂｏｏk.coｍ•ｃoｍ知，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有一些被試人不顧實驗者的反覆督促，選擇了公開反對實驗者的行動，拒絕繼續進行實驗。同樣，人類歷史也充滿了這類令人鼓舞的事例。挪威、丹麥和其他幾個歐洲國家建立的「自由博物館」，就是為了歌頌抵抗納粹佔領、幫助猶太人逃脫納粹種族屠殺的少數人的英雄事蹟。

當然，四十八％仍是一個很高的比例。如果進行實驗的不是一位專家或其他什麼公認的權威人士，服從者是否會更少呢？米爾．格拉姆在該實驗的另一個版本中提出了這個問題。在實驗的最後時刻，米爾．格拉姆將一位非權威的「替代者」替代了身為科學家的實驗者。過程是這樣的：像往常一樣，實驗者向被試人介紹實驗目的及實驗程式，當他還未來得及告訴他們如何發出不同的電擊時，一個事先安排好的電話把他叫走。另一個人（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助理）接替了他的角色。接替者假裝向教師強調，每當學習者答錯時就要增加電擊程度。他還像作為科學家的實驗者在以前的實驗中所做的那樣，督促教師繼續施行電擊。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服從的被試人的比例陡降到二十五％。這說明，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只有公認的權威才能支配人們高度服從，任何接替權威角色的人士都無法做到這點。

當被試人實際處於這種情境時，是如何反應的呢？米爾．格拉姆發現：在上述那個典型研究裏，儘管被試人中有些人需要實驗者的一定督促，但大部分被試人——六十五％以上能繼續發出電擊直到最大電壓。這些服從的被試人繼續發出電擊，並不是因為他們是虐待狂。確實如此，米爾．格拉姆及艾倫．埃爾姆斯比較了被試人在標準人格測試中的分數情況，發現在完全服從的個體與成功地抵制了服從壓力的個體之間沒有任何差異。服從的被試人也並非對學習者所處的困境無動於衷。一些被試人提出抗議；還有許多被試人有出汗、發抖、口吃以及其他緊張現象；和*圖*書偶爾，有的被試人會神經質地發出陣陣笑聲。但最終他們還是服從了。

實驗開始了。學習者答對了幾次，但也答錯幾次。每答錯一次，被試人就依次按下一個開關，電擊強度也依次增大。第五次電擊的電壓為七十五伏，這時學習者開始哼哼，發出呻|吟。在電壓為一百五十伏時，他請求退出實驗，一百八十伏時，他喊著「再也不能忍受了」。當電擊強度接近標有「危險！超強電擊」記號的時候，被試人聽到學習者敲牆、哀求出去。這當然不是正確的回答，所以實驗者指示教師繼續增加電壓、按下一個開關，發出一次更強的電擊。

學習者實際上知道自己用不著擔心，因為他是實驗者的合作者。抽籤所定的角色是事先安排好的，以確保他抽到學習者的簽，而真正的被試人只能抽到教師的簽。學習者還知道實際上並沒有真的通電，而真正的被試人（教師）卻十分相信，他的同伴在隔壁房間裏真的被通上由他操縱的「電擊器」的導線。他曾試著發過一次電擊（電壓為四十五伏），並且聽到學習者有反應，似乎真被電擊打痛了，所以他相信受電擊是很痛苦的。然而他並不知道他所聽到的聲音是答錄機放出來的或者是學習者按事先的安排假裝出來的。

這些醫生還預計說，僅有四％的被試人在學習者拒絕回答（電壓為三百伏）時，仍然繼續發出電擊，僅有一％的被試人會一直發出電擊到最高電壓。

一個穿著白大褂的有點嚴厲的實驗者向他們倆人解釋說，實驗目的是要檢驗懲罰對學習的影響。實驗要求其中一人扮做學習者，他要記憶一些成對的辭彙；另一個人扮做教師，他要檢查學習者的記憶效果。自願者與其同伴抽籤決定各自的角色，結果真正的被試人抽籤擔任教師的角色。他被領到一個「電擊器」前，「電擊器」的儀器控制板上一字排開共有三十個開關，電壓最低的開關為十五伏（下面標有「輕微電擊」的記號），然後依開關的順序電壓逐漸升高到中度電擊，一直升高到電壓為四百五十伏（標有「XXX和_圖_書」記號）的最高電擊。每當「學習者」回答錯誤時，教師就要按照實驗者的命令按下開關、發出電擊，而且電擊強度一次比一次大。正式實驗開始前，教師跟著實驗者到隔壁房間去，在那裏學習者被綁到電椅上，並接上連接電擊器的導線。這時學習者向實驗者聲明他有輕微心臟病，實驗者向他保證：「電擊有時可能很痛，但絕不會引起機體的組織損傷。」

同樣，在我們自己的近代史上，陸軍中尉威廉．卡利被控犯有殺人罪，因為他蓄意地、無故地在越南美萊地區屠殺婦女和兒童。他坦率地對上述罪行供認不諱，但辯解說，他認為這是在服從上司的命令，是情有可原的。有趣的是，在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中有一個自始至終服從實驗者的被試人，事後在回答提問時說：「我本來停止發出電擊了，但他（指實驗者）命令我繼續下去。」

儘管這些勇氣可嘉的人道主義行為讓人鼓舞，但不能讓它蒙蔽我們的眼睛而看不到人類服從權威的傾向性是普遍存在的。我們有許多人參觀過這些博物館並對這些英雄人物十分景仰，而且堅信自己也會表現出這樣的勇氣。我們幻想自己的人格在面對服從的壓力時堅不可摧。當要求被試者預計自己在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行為時，百分之百的人都根據自己的準則和自我概念回答說，在中等強度或低於中等強度時，他們就會停止繼續發出電擊。但我們已經看到實際情境中的壓力是如何踐踏了被試人的那些準則和自我概念。有一年，當我像往常一樣問我的社會心理學學生，你是否會繼續發出電擊直到最大強度？只有一個人緩緩地舉起手；其餘每個人都堅信自己會公開抵抗實驗者的命令。那唯一舉手的人是參加過越南戰爭的退伍軍人，只有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況，因為他曾經受過同樣壓力的影響，並逐漸痛苦地認識到自己的人格在某種情況下是很脆弱的。的確，我們不僅發現，抵抗那種迫使你去傷害別人的壓力是極其困難的，而且還發現，當人們有機會幫助別人時，往往會採取躲避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