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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旁觀者不去救助？是大城市裏的人對別人的危難無動於衷嗎？是他們已習慣這樣的災禍，因而對痛苦和暴力變得漠不關心嗎？這些旁觀者是否在某些方面與我們不同？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看來都是否定的。在與吉諾維斯兇殺案的旁觀者交談時，他們說自己並非漠不關心，而是被嚇壞了。為什麼他們不去救助呢？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這是一個有趣的設想，但它是否正確呢？比布拉塔內與裘蒂斯羅丁圍繞著「痛苦的婦人」的主題，設計了一個實驗。在實驗中，一位女實驗員讓大學生填寫一張調查表。她說：「我有事出去，等你們填完了我就來。」然後穿過一個可折疊的門簾到隔壁房間去了。幾分鐘後，她上演了一次「事故」。大學生們聽到那個婦女爬到椅子上的聲音，隨後又聽到劈哩啪啦的響聲（實際是從隱蔽的答錄機裏放出來的），好像是椅子倒了，把她摔到地板上一樣，然後還聽到她痛苦地呻|吟和哭叫：「噢，天哪！我的腳，我——我動不了，噢，我的腳脖子喲！我挪不動它。」哭叫聲大約持續了一分鐘，以後逐漸平靜下來。

助人的首要前提是確定是否真正發生了緊急事故。我們已經看到，由無動於衷的旁觀者所提供的資訊會促使其他目擊者得出事件並非十分緊急的結論。然而，旁觀者的解釋也可從相反方面影響人們的認識。在倫納德．比克曼的實驗中，女學生坐在小屋裏從耳機中聽到撞擊聲和受傷者的喊叫聲，隨後聽到了目擊者對此事故的反應。當被試人聽目擊者解釋說真的發生了緊急事故時，其助人行為要比聽到目擊者解釋說不一定發生事故或沒有發生事故時更多更快。對緊急事故的發生越肯定，助人的可能性越大。

研究者感興趣的是被試人是否會去救助那個婦女？實驗中的重要變因之一是，被試人是否單獨留在房間裏。單獨留在房間裏的被試人，有七十％的人去救助她。和陌生人一起留在房間裏的被試人，只有二十％的人去救助她。這表明，他人在場抑制了人們採取行動。這種現象被稱為旁觀者效應。在後來對被試人的談話中，與別人一起留在房間裏未去救助的被試人總結到，他們之所以認為事故可能不嚴重，部分原因是由於同伴沒有採取行動。

好吧。就算是旁觀者睡得懵懵懂懂，因為在凌晨點，人們很難自如地控制自己的意識。那麼，一位名叫埃利諾．佈雷德利的婦女大白天在紐約第五大街採購時，一腳踩空跌斷了腿，躺在那裏休克近四十分鐘，幾百名過路者竟無一人上前幫忙，他們只是停下來呆呆地看一會兒，便繼續走自己的路了。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怎樣增加人們幫助他https://m.hetubook.com.com人的可能性呢？當你面對一個可能的意外事故時，在你頭腦裏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情況真是很嚴重嗎？需要我介入嗎？我幫他是否有很大困難、是否要花很大代價？我的幫助對他有用嗎？我是否可以輕易走開？你對此事採取什麼態度，取決於你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除了考慮幫助別人所需的代價，人們還會考慮幫助他人所帶來的好處。大量證據表明，如果人們肯定自己的幫助有益於他人時，他們就會提供幫助。羅伯特．巴倫的實驗指出：當某人明顯地處於痛苦中而且旁觀者知道自己的幫助可減輕他的痛苦時，他越顯得痛苦，旁觀者的反應就越迅速。同一實驗還表明：當旁觀者認為自己的幫助無法減輕別人的痛苦時，痛苦程度與反應速度呈反比關係。他顯得越痛苦，旁觀者的反應越慢。為了解釋這一結果，需要使用通情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通情是指人們在看到別人處於痛苦中時所體驗到的不愉快的生理反應。受傷者越痛苦，人們就越感到不愉快。為了減少不愉快的感受，人們要麼選擇幫助受傷者，要麼選擇讓自己從心理上離開這一情境。特別是在受傷者極度痛苦時，如果人們無疑能為受傷者做些什麼，他們的行動就特別迅速；反之，如果人們認為自己無能為力，就更可能使自己遠離這一情景以減少自身不愉快的感受。

為什麼野營者的行為如此不同呢？究竟哪些方面的情況不一樣？我認為至少有兩個因素在我們過去討論的情境裏都未出現過，或者出現的不明顯。其中一個因素反映在前段文章我用的「野營同伴」這個術語中。在一群同甘共苦、風雨同舟的人中，可能會產生「命運相連」的感覺或感情的共鳴，這種感情的共鳴比那些僅屬於同一國家、同一地區或同一城市的人們所產生的感情共鳴要強烈得多。另一個較為有關的因素是，誰也不能逃脫這一面對面的情境。吉諾維斯慘案的目擊者可以離開視窗退到自己家的相對隔離和安全的地方；第五大街上的行人可以從躺在人行道上的痛苦婦人身邊經過而繼續走自己的路，直到離開現場；達利-拉塔內實驗的被試人與受傷者並未有面對面的接觸，他們知道自己可以很快地離開這個房間。然而，在露營地，事件發生在一個限制較為嚴格的環境中，野營者們第二天早晨就要直面自己昨晚的行為後果，看來在這種情境下人與人之間更願意相互負責。

在吉諾維斯兇殺案中，旁觀者不去幫助可能另有其因。在那種情境中很有可能是，當人們認識到別人也目睹了此事時，個人的責任感就減弱了。在吉諾https://www.hetubook.com.com維斯案件中，當每個目擊者看到其他幾家打開燈，探出頭去觀望時，可能就會感到自己沒有責任採取必要行動。每個人都認為既然別人也在看，說不定有人已經報警了，或者認為報警是別人的事。為了檢驗這個設想，達利和拉塔內設計了一個實驗。被試人單獨在一個房間裏，通過耳機和話筒與別人聯繫，他可以聽到別人講話但看不見人。研究者佈置了一個模仿癲癇病人發病的情境：放錄音假裝一個被試人癲癇病發作。在一種實驗條件下，實驗者讓每個被試人都以為只有自己一個人知道那裏有人犯病了；在另一個實驗條件下，讓被試人確信還有別人知道那裏有人犯病了。其結果表明：若被試人認為自己是唯一的知情者，就可能離開自己的房間去盡力幫助病人；而假如他認為別人也知道此事，那他幫助病人的可能性就小。知道發病的人越多，去幫助的可能性越小。

儘管一個事件可能是極需別人幫助的嚴重事故，但如果幫助的代價過高，人們就很少幫助別人。在皮利亞文的另一個地鐵實驗中，實驗者改變了其中的一些情況：「受傷者」在倒下時，咬開一個裝有紅色液體的瓶子，看上去嘴裏好像流出了鮮血。雖然鮮血似乎使事故顯得很嚴重，但目擊者對流血受傷者的幫助卻少於對不流血者的說明。顯然，想去幫助的人可能被血嚇住了或是討厭看見鮮血，因此助人的可能性減少了。約翰．達利和丹尼爾．巴特森的實驗表明，人們在助人時還可能考慮其他一些代價，包括一些看來很小的代價。他們召集普林斯頓神學院的學生，表面上說是要錄製一段講演。然後讓每個被試人先在一間屋子裏準備，再讓他走到另一棟樓裏去錄音。這時告訴一些學生，他們遲到了，必須趕快過去；告訴另一些學生，他們能準時到達；告訴其餘的學生，時間很充裕。在去錄音的路上，被試人遇到了一個倒在門口的受傷者，他垂著頭，緊閉雙眼，被試人走過他身邊時他就劇烈咳嗽起來。半數以上的時間充裕或可準時到達的被試人停下來幫助他；而匆匆趕路的被試人更有可能徑直趕路。甚至當他們的講演是關於助人為樂的聖經故事時，在認為自己已經遲到的被試人中，只有十％的人停下來幫助受傷者。

一九六四年，紐約城裏一個叫基蒂．吉諾維斯的年輕姑娘遇刺身亡。這是一樁悲劇，但事件本身並不新奇：在人口稠密的繁華地帶，兇殘的謀殺案時有發生。奇怪的是：至少有三十八位鄰居在凌晨三點鐘聽到她可怕的喊叫聲後，走到自家窗前，站在那裏呆呆地看了三十分鐘。在這三十分鐘裏，兇手完成了他那可怕的暴hｔｔｐs://ｍ•ｈeｔｕbｏoｋ.ｃｏm.com行，先後攻擊了三次，竟沒有一個人來幫助她，等到有人拿起電話報警已為時過晚。這是為什麼？

吉諾維斯慘案的目擊者和達利-拉塔內實驗中被試者的行為，勾畫了一幅人類冷酷性的圖畫。如果有人樹立了不管閒事的榜樣，或者某一行為的責任看起來人人有份，總之，只要有可能，人們就盡力避免幫助別人。真是這樣嗎？未必如此。有些情境可以促使人們去幫助別人。我親身經歷的一個偶然事件可能有助於說明這個問題。幾年前，我在約塞米蒂國家公園（位於加利福尼亞州中部）裏野營。一天深夜正要入睡時，忽然聽到一個男人的叫喊聲。我不知道他是因為疼痛、因為受驚，還是因為高興而喊叫。也不知道是有人在瞎胡鬧，還是我的一位野營同伴撞上了一頭熊？我爬出睡袋向四周望去，努力使自己頭腦清醒過來，以便弄清喊叫聲來自何處。這時，我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來自四面八方的無數個光點正向一個地方集中，這是幾十個野營者打著燈籠或手電筒跑去幫助那個發出喊聲的人。後來搞清楚了，他所以喊叫是因為煤油爐子突然起火把他嚇壞了，但他並沒受傷。當其他野營者知道此人不需要什麼幫助時，似乎感到很失望，於是搖搖晃晃地走回自己的帳篷，我斷定他們一躺下便立即重入夢鄉，但我卻輾轉反側，不能入眠。作為一個忠實於科學資料的社會心理學家，我一整夜都在苦思冥想：為什麼我的野營同伴的行為方式與達利-拉塔內實驗中被試人的行為方式極不相同？

當然，這不過是個推測。從約塞米蒂國家公園的野營者的行為不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因為這不是一個嚴格控制的實驗，只是一次觀察。這種觀察資料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觀察者無法控制在情境中出現的人物。因此，人們行為的差異往往可用人的差異來解釋。例如，有人可能會爭辯說，就其本質或經歷而言，參加野營者本來就比紐約人更善良、更溫和、更周到、更人道。也許他們在兒時就參加了男女童子軍因而培養了對野營的興趣在童子軍中，他們經常受到助人為樂的教育。實驗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控制不確定性。確實，後來的一個實驗支持了我對野營經歷的推測。這個實驗是歐文．皮利亞文及其同事在紐約地鐵的車廂裏進行的。實驗者的一個助手在行駛的列車車廂裏，當著幾個乘客的面搖搖晃晃地倒下。「受傷者」平躺在地板上，呆視天花板。這一實驗在不同的條件下重複了一百零三次，結果很令人鼓舞：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都會自發地衝過去幫助「受傷者」。尤其當「受傷者」裝出病得很厲害的樣子時；在九十五％以上的實驗中和_圖_書，會有人立刻主動幫助他；甚至當他拎著酒瓶子，渾身散發著酒氣時，在五十％的實驗中，還會有人立刻主動幫助他。與達利-拉塔內實驗中被試人的行為不同的是，地鐵車廂裏人們的幫助行為不受目擊者數量的影響，無論是在擁擠的車廂裏（那裏責任分散），還是在空蕩的車廂裏（責任集中在幾個人身上），幫助行為的出現頻率與迅速程度都比較一致。雖然助人者也是紐約人（與吉諾維斯慘案、第五大街受傷者及達利-拉塔內實驗的被試人背景相同），雖然他們所處的環境與約塞米蒂國家公園很不相同，但還是有兩點與野營地相似：（一）同在一個地鐵車廂的乘客的確感到命運相連；（二）他們處於一個直面受傷者且無法立即離開的情境當中。

後來，約翰．達利、比布．拉塔內及其同事們進行的一系列巧妙的實驗，提供了更多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們假設，許多人目擊慘案減少了任何人去救助的可能。也就是說，如果有許多人看到受害者的痛苦，那這個受害者得到救助的可能性減小。因此，我們可以把「不介入」視為一種從眾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在每個旁觀者看來，好像別人都正在權衡幫助他人是否明智，是否恰當。我們已看到，從別人那裏得到暗示是很合理的，但偶爾也會產生錯誤，尤其在關鍵情境下容易鑄成大錯。在我們的社會裏，在眾人面前暴露強烈的感情是不合時宜的。當我們和別人共處時，大多數人表現出的害怕、焦慮、動情程度都比實際情況低一些。從脫衣舞夜總會常客莊重的神情上，很難想像他們居然熱衷於這種表演到了心醉神馳的程度。同樣，在牙科醫生的候診室裏，只靠觀察病人毫無表情的臉，絕看不出他們的憂慮和不安。

有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大都市中助人行為與小城市裏助人行為存在著差異。幾項實驗發現，在鄉村受到幫助的可能性大於在城市受到幫助的可能性。然而，這些實驗研究的都是輕微的幫助要求，如換零錢、問時間等等。在重大緊急事件中，如基蒂．吉諾維斯和埃利諾．佈雷德利遇到的事件中，城鄉差別是否存在並不清楚。

至此，我們已集中討論了人們決定幫助遇難者時的一些問題。正像討論通情作用的例證時所指出的那樣，旁觀者也會權衡不幫助他人的利弊得失。如果目擊者確定一個事件並非緊急，或者認為自己沒有幫助的責任，那麼由於目睹遇難者的困境所引起的不適感受就可以減輕。當人們能輕易地離開這一情境時，幫助將會減少。然而，有些因素可以加強旁觀者與受害人的感情聯繫，從而減少旁觀者離開情境的可能性。我們都聽說過奮不顧身救人的故事——衝進被烈焰包圍的房子或從急駛的wｗｗ.hetuboｏｋ•cｏm•ｃｏm汽車前搶救自己的親人。當受害人與我們的關係十分密切時，我們更易產生通情，並且更感到責任重大。當可能的幫助者認為受害人與自己持有相同觀點時，更容易提供幫助；而這種聯繫也許更傾向於表面化。一九七一年，當示威者在華盛頓抗議尼克森的越南政策時，彼得．修德菲爾德及其同事設計了一個實驗，測查相同態度和自願幫助之間的關係。他們安排一個姑娘去一個一個地接近遊行者，請求他們幫助自己患病的男友。她的男友身上掛著標語牌，上面或寫「打倒尼克森」，或寫「聲援尼克森」。示威者對掛有「打倒尼克森」標語牌的示威同伴的幫助超過對「聲援尼克森」的人的說明。最後，正如我在約塞米蒂野營事件和地鐵車廂實驗時提到的，當人們有著共同命運時，就更有可能幫助他人。然而，我們的社會已把這種互相依賴的感情輕易地拋棄了。吉諾維斯慘案中三十八名目擊者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說，主要原因是「我不想把自己捲進去」。

帶著這種觀點，讓我們來看看那個在第五大街上跌斷了腿的婦女吧。假設你在出事十分鐘後來到現場，就會看到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此外還看到什麼呢？還看到許多人從她身邊經過時，看了她一眼就各自走自己的路了。你怎樣判斷這個情境呢？你可能推論出介入這類閒事是不合適的。也許她傷得不厲害；也許她是喝醉了；也許她在演戲；也許這一切都是為了《真實鏡頭》電視節目而佈置的，如果管了這件閒事，那你就成了全國電視節目上的一個愛管閒事的大傻瓜。你心裏想，「如果情況真是那麼嚴重，為什麼沒有一個人出來管管呢？」因此，周圍有許多人這一事實，並沒有增加某人去救助的可能性，實際上反而減少了其中任何一個人去救助的可能性。

確定緊急事故的發生是助人的第一步；設想自己有責任介入是助人的第二步。當目擊者無法通過假設別人會去幫助來減輕自己的責任感時，更有可能去幫助別人。達利-拉塔內的實驗證明：當人們認為自己是緊急事故的唯一知情者時，更有可能幫助別人。在比克曼的實驗中，雖然被試人認為別人也知道發生了事故，一部分被試人認為別人無法施以救助。具體做法是：告訴一些女性被試人，其餘參加者待在附近的小屋裏，她們也能通過內部通訊聯絡系統聽到受傷者的聲音；告訴另一些被試人，那個聲音（受傷者的聲音）發自附近的房間，而其他參加者卻在另一幢大樓裏。在後一種情況下，也就是當被試人得知其餘旁觀者不能趕來幫助時，她們對事故的反應更加迅速。事實上，無法因他人在場而減輕責任的被試人與認為自己是唯一知情者的被試人同樣迅速地介入了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