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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最重要的一個結果是，它能援引將來指導我們的期待的具體資料或刻板印象。例如，下面每個詞都可能生成某些非常具體的含義：雅皮、大學教授、晚會女郎、種族主義者和自由派民主黨人。一旦我們對包含上述詞語（而不是其他詞語）的人或事進行了分類，就會把對將來相互之間關係的期待建立在與其相輔相成的定型的基礎上。假設我走進一家被一位朋友視為「酒吧」而不是「優雅的進餐場所」的咖啡館，我很可能對這個地方有不同的看法，並採取不同的行為。如果分類發生錯誤，我的行為很可能看起來很愚蠢，甚至讓我陷入很大的麻煩。

對人進行分類的一個最常見手法是把人分為兩組：和「我」在一起的那組以及不和我在一起的「其他」組。例如，我們經常將世界二分為我們的和他們的、我的學校和你的學校、我的球隊和對方的球隊、美國人和外國人、我的種族和你的種族、與我在一個桌子吃午飯的人和與你在一個桌子吃午飯的人。研究者發現，當我們把世界一分為二時，大量證據表明將會產生至少兩種後果，同類效應（homogencity effect）（「那些所有和我類似的人」）和組內偏愛（in-group favoritism）。

總的來說，我們容易認為：組外成員（out-groups）之間的相似性要多於他們與我組組內成員（in-group）的相似性。

組內和-圖-書偏愛的定義是，無論從哪個層面看待自己的組，人們都具有將其視為更好的一組並把獎勵分配給自己的組的傾向。運用被人稱之為低限群體範例（minimum group paradigm）的概念，組內偏愛得到了廣泛的研究。英國社會心理學家亨利．塔吉費爾最先開始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他用能想像出來的、最微不足道的、最不合乎邏輯的標準將彼此完全陌生的人分為四組。例如，在一個研究中，被試人看到塔吉費爾擲硬幣將他們隨機地分到x組或w組。在另一個研究中，塔吉費爾讓他們對一些從未聽說過的藝術家發表看法，然後僅僅根據他們對這些藝術家的輕度偏好，隨機分到「喜歡凱利的小組」或「喜歡坎丁斯基的小組」。

在某種意義上，是否與伊拉克開戰的爭論實際上是如何對不明確的事件進行分類的問題。一旦對某人或某事做出分類，人們就會明確知道採取何種行動。如果薩達姆真是「第二個希特勒」，那麼經濟制裁（有些人認為是一種「綏靖政策」）只能為和平帶來更多的威脅，而最終導致更殘酷的戰爭。如果伊拉克是又一個越南，那麼武裝干預只會導致一場長期的分裂戰爭，陷入到既無贏家也無輸家的泥沼當中。

達利和格羅斯發現，當被試人只看一盤漢娜玩耍的錄影帶時，他們認為漢娜的學業成績一般，她就像班裏的其他同學一樣。換言和圖書之，只觀看上述錄影帶的被試人沒有調用他們對有錢人家的子女和窮人家的孩子的刻板化認識來做出判斷。然而，那些另外還觀看了漢娜答題的錄影帶的被試人，刻板化認識在他們身上的效果非常明顯：當漢娜來自貧民區時，被試人認為她的學習能力較差；當漢娜來自較高的社會經濟背景時，被試人認為她的學習能力較好。他們對漢娜的不確定的考試表現的解釋與對她學習能力的判斷是一致的當她來自貧民區時，他們認為考試要容易一些，估計她答對的問題要少一些。從這個實驗中，我們可以得出關於刻板化認識的結論。結論一：大多數人似乎對刻板效應有些許認識，也似乎有能力加以控制。結論二：儘管擁有一定的認識，但假如存在導致錯誤判斷的附加資訊，刻板化認識還會影響我們的觀點和判斷。

約翰．達利和佩吉特．格羅斯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證實了期待在影響我們的思考和決策問題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在實驗中，他們講述了四個不同的關於「漢娜」——一個四年級的女生——的故事。在聽完其中一個故事後，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被要求評價漢娜的學業水準。在前兩個故事裏，被試人僅僅看了一盤漢娜在玩耍的錄影帶，其中一盤的拍攝背景是高尚社區，另一盤的拍攝背景是貧民區。這樣做的目的是建立人們對漢娜生活背景的刻板化期待。在後兩個故事裏，被試人除了觀看了上述錄有漢娜玩耍的兩盤錄影帶中的一盤，還觀看了另外一部影片，描hetubook.com.com寫漢娜參加了一個包括二十五道題目的測試。影片中漢娜的表現被描述得很含糊；有時候她答對了難題，而有時候卻回答不上簡單的問題。

這種假想關係經常表現在社會判斷中。請看下面兩個例子：在非正式調查中，人們總是過高估計女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的程度。事實上，與男同性戀者及異性戀者相比，女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的比率最低。但是，對於男同性戀者與女同性戀者的分類的認識，使我們得出了女同性戀者感染艾滋病比率很高的錯誤判斷。根據臨床判斷，把某人歸類於某一診斷類型（如精神分裂症或燥狂抑鬱症）能夠產生一種認識：此人和與這種診斷相吻合的行為之間存在某種關係（即使這種關係並不存在）。無論環境如何，假想關聯強化了我們最初的刻板化認識及觀念；這種認識將使我們發現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在以後會向我們提供證據，表明我們最初的刻板化認識是正確的。

巴納蒂特．派克和邁倫．羅思．巴特向三個婦女聯誼會的成員提問，請他們回答不同聯誼會成員之間的相似之處。結果發現，這些婦女認為，與她們所在的聯誼會的成員相比，其他聯誼會的成員之間的相似性更多。對這種現象的另一個解釋是，當被試人想到本組的成員時，就將其視為不同的個體，每個人都擁有獨一無二的個性和生活方式。當她們看待外組成員時，就給她們貼上團隊的標籤，刻板化地看待她們，因此認為外組成員中每個人的特點都與該組的特性一致。hｔtps://ｗｗｗ•ｈetｕbｏｏｋ•com•com

一九九一年，在波斯灣戰爭爆發前，美國國會就參戰的正面與負面影響問題舉行了一系列辯論會。支持參戰的人士把薩達姆．侯賽因描述成「第二個希特勒」；他們強調薩達姆和希特勒的相似之處：薩達姆用毒氣殺死庫爾德人，希特勒用毒氣殺死猶太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德國入侵波蘭和巴爾幹半島；薩達姆擴充軍備，希特勒也擴充軍備。反對參戰的人士把伊拉克局勢與越南相比，認為兩次事件皆為內戰分別是南北越之間的戰爭及阿拉伯各派之間的戰爭；他們對美國軍隊在海外的沼澤和沙漠裏的作戰能力表示擔憂，認為這場戰爭是在為「重要的商業目的」而戰，為「主要的石油公司」而戰。

每週我們都會千百次地為如何對人和事物進行分類而「爭論」。雖然爭論的結果通常與是否參戰無關，但我們詮釋事物、界定事物的後果極其重要。我認識一位社會心理學家並認為他是他的時代最傑出的研究者之一。同時，他還是一位思想深邃、嚴謹的人，是x理論的主要貢獻者。但是，他很少被人們稱為「一位關愛人類的傑出人物」或「x理論的主要貢獻者」，而是被稱為「一位才華橫溢的黑人社會心理學家」。被作為黑人來描述與用其他特點來描述，對他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偏見的本質與影響。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我們是如何對人與事物進行分類的，以及不同的分類所產生的效果是什麼。

分類的另一個效果是，我們經常在兩個認和圖書為有聯繫的事物之間構建一種關係但事實上，這種關係並不存在。社會心理學家把這種現象稱之為假想的關聯（illusory correlation）。讓我通過大衛．漢密爾頓及其同事的實驗來闡明這個問題吧。在實驗中，被試人閱讀了二十四段文字，其中描述了不同人物的姓名、職業以及兩個最突出的性格特點。例如，「湯姆是個推銷員。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讓人厭煩。」、「比爾是個會計。他膽小羞怯，為人謙恭。」偶爾，描寫性格特點的詞語碰巧與大多數人對於從事這種職業的人的典型人物所具有的特點是一致的；即，一般都把推銷員描繪成熱情洋溢、能說會道，把會計描繪成精益求精、膽小羞怯。上述資料表明，被試人過高估計了刻板化詞語被用於描述每種職業的頻率。換言之，他們成功地在人物的性格特點與其從事的職業之間構建了一個假想的關係。

塔吉費爾實驗中非常有趣的部分是，重大結果的獲得往往來自那些看似完全沒有意義的小組。在參加實驗前，被試人彼此陌生，從未有過交往，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是不為人所知的。但他們的行為顯示，那些和他們帶著同樣的、毫無意義的標籤的人，似乎是他們的至愛親朋。被試人表示，他們喜歡那些和他們帶有同樣標籤的人。與分配到別組的人相比，他們認為同組成員性格更好，工作效率更高。最讓人震驚的是，被試人分給同組成員的錢和獎勵要多一些。我們在第七章會看到，這些傾向性能夠形成種族歧視和民族歧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