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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是指人在描述和解釋社會行為的原因時，具有高估個人或內因作用而低估情景作用的普遍傾向。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傾向的一個例子——相應推論。即，當解釋為什麼薩姆持有某種政治立場或者採取某種行為時，我們傾向於使用個人因素（他堅信這個立場；他很懶）而不是情景因素（他是被迫採取這個立場的；他那天很累）。這會使我們相信，動機與行為的一致性應該比現實生活中更多。

自我中心思考問題的傾向以微妙的方式出現，經常包括我們對往事和資訊的回憶。一個非常普遍的發現是，人們對於描述自我的資訊的記憶是驚人的。而且，當參加群體工作時，個體往往只注意和回憶自己的表現，而忽視和忘記那些關於他人表現的資訊。還有，當資訊發生時個體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比被動地接受相比，這個資訊更容易被記起。最後，研究反覆顯示與自我有關的資訊的記憶效果最好；也就是說，當人們想到與自己有關的詞語或事物時，他們對此的記憶比與他人有關的詞語或事物要好。自我中心思考在記憶中的作用確實對學生具有實際應用價值：記住本書內容的最好方式之一是將其與個人經歷聯繫起來想一想它是否適用於你。這會幫助你在即將到來的考試中有更佳的表現。

更有趣的是，觀察者知道遊戲的參加者是隨機分配的。但是他們沒能考慮到這些社會角色在形成對智力測驗參加者的判斷時所起的作用，並落入了把他們所見的個人特點歸於原因的陷阱。

作為動機的主要源泉，我們認識自我的方式極大地影響了我們所有的社會認知。我們將會在下一章中詳細地討論自我形成的過程。現在，讓我們來認識一下自我影響社會認知的兩個一般方式——自我中心思想與自我保護偏見。

羅伯特．格羅夫及其同事對籃球運動員進行了一項研究，從其研究成果中發現了一個關於這種過程的有趣的例子。格羅夫發現，獲勝的球隊總是把那勝利歸因於一些固定的原因，而失利的球隊卻把失敗歸因於一些不固定的原因，如霉運、不合時宜的休息等等。這種偏好（至少在短期內）可能是有益的，因為它允許失利一方避免在心理上被挫折打垮，保持士氣，面對失敗繼續比賽。

斯托姆斯的實驗向我們提供了一種方法，可以將可能的衝突消滅於萌芽狀態：換位思考。其中一個策略是提升通情能力，通過角色扮演，從他人的角度來認識問題。另一個策略是應用在國際關係方面的文化交流活動，讓一個國家的人們到另一個國家生活。兩種策略都會改變已有的用於歸因的觀點和資訊。在第八章裏，我們將介紹一個卓有成效的技巧——敏感度訓練，通過獲知他人是如何認識和感知世界的資訊，提高人們相互理解的能力。

同樣，馬丁．塞利格曼發現，大量研究表明，樂觀的思考方式——相信失敗是由壞運氣造成的，是可以通過努力和能力克服的——導致更大的成就、更健康的身體、更完善的觀點。簡而言之，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及自我保護的歸因法有許多益處。同時，有重要的一點要記住，這些積極的後果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正如你確實已經瞭解到的，主要的代價就是對於自我和整個世界或多或少的歪曲。

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們試圖解釋各種活動和事件：為什麼薩達姆．侯賽因的行為如此古怪？為什麼屋子那邊的有魅力的人忽視了我？為什麼最近的論文作業我寫得很差，你寫得很好呢？為什麼在我耶誕節度假期間，媽媽沒做我最愛吃的飯菜？我們的解釋通常都是理性而準確的。但他們易受偏見和不準確因素的干擾。在研究如何解釋社會生活時，社會心理學家發現了三種影響我們的歸因與解釋的一般性偏見：基本歸因錯誤、行為者─觀察者偏見、自我偏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對世www.hetubook.com.com界的歪曲經常是由為我們自己及其行為而辯解的動機造成的——解釋或歪曲我們行為的意義，以使它符合我們認為的、與道德的、理性的人的行為一致的標準。對我來說，社會性動物最迷人的方面之一是，我們有把自己視為善良、理性的人的動機——以及這種需要是如何經常引導我們從事既不善良也不理性的行為。人類自我辯解的傾向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值得我們花費整整一章的篇幅來探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馬上就要翻到這一章。

自我保護偏見（self-serving bias）指，人們有把自己的成功歸結於個人因素而把自己的失敗歸結於環境因素的傾向。例如，在籃球比賽中，如果琳達完成了一個高難度的扣欄，她很可能把這歸因於她的隨機應變和彈跳能力。另一方面，如果她沒有投中，她可能會認為對方犯規或地板上有汗跡，導致她錯過了最佳起跳時間。駕駛汽車為司機提供了許多涉足自我保護偏見的機會。例如，下面是車禍的肇事司機的真實筆錄。可以看出，自我保護偏見是顯而易見的。

有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人們會產生自我保護偏見？對其中一部分證據的一個解釋是純認知的；個體是以行為者而非觀察者的方式認識不同資訊的。看看配偶對於家務分配的估計加在一起超過一百％這個例子。這種情況很容易歸因於注意和記憶的差別。例如，每次我擦地板、刷廁所或者洗盤子，我更可能會記住這些事情，也很容易回憶起上個星期打掃了車庫，為狗洗了澡，修剪了草坪。我記得你擦了爐子，但我疏忽了（或忘記了）你做了三頓晚飯，還洗了盤子，買了菜，吸了地毯，修剪了籬笆，付了帳單。當我估計每人幹的家務活時，當然，我認為我做得更多。

當我們把心理加工過程視為客體，並發現大多數人身上都存在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和自我保護偏見時，就會很容易地得出以下兩個結論：人類是可悲的、不理性的、愚蠢的生物體，他們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看不倒事物的本來面目；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消除自我偏見。這種結論總的來說可能過於簡單化了。首先，正如我們先前提到的，雖然我們人類經常會使用偏見的思考方式，但是我們也具有清楚、理性思考問題的能力。另外，自我偏見能夠服務於重要的目的。相信自己是一切良好事物的原因的人會更加努力，並在實現困難目標的過程中更加堅持不懈。這種努力會產生新的科學發現、偉大的藝術作品或讓成百上千萬人受益的政治協定。

無需冗言，認為自己可以控制事件的人不只包括世界領導。這也是發生在普通人身上的普遍現象。埃倫．蘭格通過一個簡單的實驗，展示了「控制幻覺」的力量。在這項研究中，被試人買了一些彩票，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手法是：一些被試人自己選擇了彩票，而另一些被試人拿到的是實驗者分配給他們的彩票。後來，給被試人機會讓他們把彩票賣給實驗者。蘭格發現，自己選擇彩票的人的開價是那些分到彩票的人的四倍。這個實驗中的被試人處於這樣的一種幻覺中，即選擇彩票的行為可以影響中獎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因為他們選擇了這些號碼，所以手中的彩票更有價值。當然，我們都知道，中獎與否只與概率有關；沒有一個號碼的中獎概率比其他任何一個號碼高——無論是誰選擇了他。但是由自我中心的思考方式造成的控制幻覺的作用十分強大，所以一點也不奇怪，為什麼許多州在發行彩票時都允許我們選擇自己喜歡的號碼。

在另一個旨在測試人們對巴納姆聲明的可信度的實驗裏，理查德．佩蒂和蒂莫西先讓被試人參加一個虛構的個性測試，然後提供給他們一份偽造的個性回饋和結果。半數的被試人收到了內容肯定的巴納姆聲明，把他們描述成「思想開放」（如，你可能從很多角度理解一個問題。）而另外半數被試人收到的巴納姆聲明，把他們描述成「思想封閉」（如，一旦你拿定主意，就堅持到底。）雖然這份個性回饋是偽造的，幾乎所有被試人都相信這是對他們個性的準確描述。還有，佩蒂和圖書和布羅克發現，被試人的「新發現的個性」影響了他們後來的行為。具體而言，「思想開放」和「思想封閉」的被試人被要求列出他們對於兩個有爭議的問題的看法。那些隨機地收到把他們描述成「思想開放」的巴納姆聲明的被試人根據問題的兩個方面列出了他們的想法，而那些收到了把他們描述成「思想封閉」的巴納姆聲明的被試人只根據問題的一個方面列出了他們的想法。這是關於我們的信念和期望是如何影響我們的社會現實的另一個例子。

在斯托姆斯的實驗中，兩個被試人參與了一段對話，同時也有兩個人在一旁觀察；每位觀察者接到指令來監控其中一位談話者。談話完畢，要求談話者和觀察者指出，友好、善談、緊張、控制等行為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個性特點，在多大程度上歸因於情境。正如你可能想像到的，談話者更容易將其行為歸因於情境，而觀察者更容易將談話者的行為歸因於個性特徵。這並不讓人吃驚，因為它符合我們對行為者─觀察者偏見的認識。然而，這個實驗玩了個有趣的新花樣。讓一些被試人從實驗中他們所處的角度來看這段對話的錄影帶（也就是說，讓行為者看另一個人的錄影，讓觀察者看行為者的錄影。）而讓另一些被試人從對方的角度來看這段錄影（也就是說，讓行為者看自己的錄影，讓觀察者看另一個人的錄影。）當觀察角度與原來相同時，行為者─觀察者偏見與原來相同；當觀察角度相反時，其偏見亦相反。從觀察者的角度看到了自己的錄影的行為者更容易以個性因素來解釋自己的行為，而從行為者的角度認識問題的觀察者更容易以情境因素解釋行為者的行為。行為者─觀察者偏見常常產生誤會與衝突。假如薩姆和蘇珊約會時遲到了，他（行為者）可能會把遲到的原因歸結於「一路上都是紅燈」，而蘇珊（觀察者）會認為薩姆「對她失去了興趣」。這些不同的觀點和歸因方式反過來會成為將來行為的基礎，可能會使對抗和衝突情緒升級。

如果這種基本歸因錯誤的對象僅限於大學教授和智力測驗參加者，那麼這個問題可能不太值得如此重視。然而，它的影響是深遠的。想一想大多數美國人對於一個在超市使用食品券的人的普遍反應：「她很懶；如果她再努力點兒，她會找到工作的。」或者想一想對於被控有罪的夜賊的刻畫：「他是個壞人；只有懦夫才會幹這種事。」兩種描述似乎完全準確，但很有可能它們意味著基本歸因錯誤在起作用。雖然這裏不是展開討論貧窮與犯罪問題所包含的情景因素的合適場所，但我們要知道，除了個人因素，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能夠解釋一個人貧窮或犯罪的原因，如缺乏就業機會、文盲、經濟衰退、在社區中缺乏正面的行為榜樣、生長於問題家庭。

但讓我們再仔細地來看看這個問題。請注意觀察這兩個角色是如何束縛參加者的行為的。提問者很可能會問一些相當難的問題，如「在哪個壘球場，巴比魯斯在最後時刻打出了本壘打」和「湯瑪斯．傑弗遜是哪天逝世的」。僅僅通過問這些問題，提問者看起來很聰明。另一方面，答題者面臨著回答這些難題的局面，而且很可能會答不上來其中的一些問題，這使他或她看起來有點笨。這就是羅斯及其同事所發現的結果。觀察者感到提問者遠比答題者博學。但是，因為每個人的角色都是隨機分配的，所以，實際上所有的提問者比所有的答題者聰明是幾乎不可能的。

還有很多自我中心思想的例子。可能最有趣的例子之一，是政治學家羅伯特．傑維斯的研究。他認為，大國領導人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即他們不理性地認為，某國的某個行為要麼是對他們以往決策做出的反應，要麼是在試探他們的反應。換言之，這些大國領導人認為，外交事務圍繞他們在運轉。例如，在二戰期間，希特勒將英國不轟炸德國城市歸結為英國對德軍克制行為的回報，而沒有歸結為英國飛機匱乏這一事實。

但是純粹認知資訊的解釋不能說明所有自我保護偏見的事例。例如，考試參加者和賭徒對成功與否可得到的信息量是很相似的。另一個關於自我保護偏見的解釋是我們身上存在著如此歸因的動機，以保護和保持我們自我觀念和自尊。根據這個觀點，如果我對自己有肯定的看和-圖-書法，我就很容易以可以成功的態度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對這種自我看法的威脅必須進行辯護——可能通過否定或一個好的藉口。這叫做自我防禦行為。

大量證據證明，行為者─觀察者偏見帶有普遍性。研究表明，（一）在解釋智力測驗的成功和失敗時，大學生更有可能以能力來解釋其他人在測驗上的不好的表現，而以題目難來解釋他們自己不好的表現；（二）自願參加心理學研究的大學生把他們參加實驗歸因於研究的重要性，而觀察者認為他們參加實驗是反映了個人願意參加任何研究的傾向；（三）當觀察同伴的行為時，大學生匆忙得出結論，這個人將來還會繼續從事類似活動（暗指此人具有這種特點），然而「行為者」認為他們自己將來的行為可能會與之相反；（四）學生將好友在女朋友和專業問題上的選擇歸因於好友自身的特點；而將自己在女友和專業問題上的選擇歸因於女友和專業的特點；（五）人們更多地把個人特點歸因於他人而不是自己。

大國領導人經常認為，他們的行為阻礙了敵人的惡意企圖，而事實上並不存在什麼惡意行為的策劃或由於某些原因這些行為已經流產。例如在尼克森執政期間，政府官員預計在尼克森訪問中國期間會有大量的北越人策劃的攻擊行動，並宣稱他們已經通過大面積轟炸預防了這一事件的發生。戰後發現，北越人根本沒有策劃這樣的行動。在最近的歷史上，唐納德．雷根將前蘇聯突然間的分崩離析歸結於他所奉行的擴充軍備的計劃，而沒有歸結於困擾蘇聯多年的經濟和體制問題。傑維斯得出一個令人膽寒的結論：認為自己是其他國家行為的原因的想法導致了相信別國蓄意破壞的信念的加強——即，個人可以通過懲罰和懲罰的威脅來防止將來某些事件的發生。總的來說這是錯誤的。

例如，「這個罪犯是個惡魔」的歸因將會產生這樣的政策，即花費更多的錢來建造更大更堅固的監獄，判處罪犯更長的刑期。瞭解犯罪主要是由失業、缺乏行為榜樣、文盲等原因造成的，將會產生這樣的政策，即增加預算修建更好的學校，配備更好的老師，對在貧困地區投資的企業減免稅收。請不要誤解我。我並不是說個人因素不存在，如懶惰、笨拙、品行不端。他們確實存在。我只想指出，當行為原因很有可能是情景因素所致時，我們中間的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太容易把問題歸因於個人因素。至少，根據我們對於基本歸因錯誤的瞭解，應該警惕把原因歸因於個人因素的可能性，因為它並不總是正確的。我們應該嚴肅地對待小說家薩繆爾．巴特勒的看法：「但是看在上帝的面上，讓我走吧。」

行為者─觀察者偏見的原因是什麼呢？邁克爾．斯托姆斯認為，它與人們注意的指向有關。行為者的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周邊環境和過去的歷史上；他或她可能對導致行為的因素以及他或她對這一行為的感受瞭若指掌。另一方面，觀察者的注意力幾乎總是集中在行為者身上，可能沒有意識到導致行為者產生這種行為的歷史因素或環境因素。

研究者搜集了大量證據，支持了「好事歸功於我們，壞事歸因於他人」的非正式觀察。例如，考試成績好的學生把他們的表現歸功於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而考試成績不好的學生把他們的表現歸結於不公平的考試或壞運氣；賭徒把他們的成功歸功於自己的技術，而把失敗歸結於倒楣；當已婚人士估計每人各做了多少家務時，把兩人各做的比例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一百％換言之，每個人都認為他或她做家務比其配偶認為他或她做得多。總的說來，人們對自己的評價比對別人的評價更肯定，認為自己高於平均水準；完成一項技術工作的兩人小組把好的分數歸功於自己，而把差的分數歸結於對方；當問及被試人為什麼有人不喜歡他們時，大學生很少認為自己有責任（如，那個人一定有問題），但當告知某人喜歡他們時，學生往往把原因歸結於他們的個性。正如格林沃德和佈雷克勒指出的，「展示出來的自我通常都好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人們往往真的相信自己有這麼好。」

誰的印象是正確的呢？是他的學生，還是他的同行？他真是一個強硬的人，在學生面前表現的熱情和關愛是為了做戲？或者，他真m.hetｕbｏoｋ•coｍ.ｃoｍ是一個熱情、有愛心的人，而在其他心理學家面前的表現是為了做出強硬的樣子？這些皆非。真實的情況是，我的朋友有各種各樣的行為。一些社會角色會從某一頻譜中抽出某種行為，而另一些社會角色會從另一個頻譜抽出另一種行為。學生只看到了門什博士的一面——作為教師的一面。他是個非常優秀的教師，優秀教師的職責是挖掘每個學生身上最好的一面；通常這需要熱情和關愛。對於這個角色而言，學生對他的評價是準確的。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有所裨益的同行，有時角色要求對抗性行為。為了發現真理，優秀的專業人員經常強烈地質疑一個觀點，以驗證其正確程度。通常這會導致尖銳的、咄咄逼人的、毫不留情的批評。因而，門什博士的同行同樣準確地描述了他們所看到的門什博士的行為。然而，當學生和同行假定他們觀察到的行為完全出於個人因素時，他們都犯有基本歸因錯誤；相反，他的行為主要是根據他所認識到的社會角色的要求做出的，這並不是說個人因素與此無關。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門什博士所表現出來的行為的廣泛性。但假定他抑或是個強硬的人，抑或是個熱情的人，就忽視了社會角色的作用。

另一個關於基本歸因錯誤的例子是甘特．比爾．布勞爾所做的實驗。在實驗中，被試人觀看了對斯坦利．米爾．格拉姆著名的服從權威實驗的個人表現的翻版。我們還記得在斯坦利的實驗中，米爾．格拉姆創建了一個讓人高度服從的情景，即讓人對一個「學習者」執行高強度的電擊。像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大多數被試人一樣，在比爾．布勞爾的翻版實驗中的被試人也表現出高度的服從性，發出了強度最大的電擊。在演示完這個實驗的翻版之後，比爾．布勞爾請被試人估計一下米爾．格拉姆的被試人中有多少人會在這種情景中採取服從的態度。結果顯示，被試人普遍低估了實際的服從程度。具體來說，比爾．布勞爾的被試人估計僅有十％至二十％的處於這種情景下的人會發出最大強度四百五十伏特的電擊。而實際上，正如你所回憶的，米爾．格拉姆發現六十五％的被試人發出了最大強度的電擊。換言之，比爾．布勞爾的被試人假定此人的行為脫離常規因為他的行為反映出與常人不同的個人特點（如此人特別有進攻性或者特別容易服從。）他們沒有把此人的行為歸因於能使大多數人都會這樣做的情景作用。

李．羅斯、德蕾莎．阿瑪拜爾、朱麗亞．斯坦梅茨設計了一個有趣的實驗，闡述了在解釋行為方面社會角色的影響如何遭到低估。他們設立了一種「智力問答」活動，隨機地把被試人分配到兩種角色中的一個：（一）提問者。他的任務是準備難題；（二）答題者。他的任務是回答提問者的問題。一位觀察者觀看了這場「智力問答」活動，然後估計提問者和答題者的知識水準。儘量把自己設想成觀察者。你會看見什麼呢？那麼，除非你很認真，你會看到一個非常聰明、博學的人和一個相當愚蠢的人。

現在讓我們轉移注意力去看一看，當我們最重要的社會認知——自我——被牽扯進來時，我們的社會認知是如何工作的。你會回憶起我們在以前的章節所論述的自我設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主要的目標是保持和加強關於自我的認識。在威廉．詹姆斯看來，對於我們的社會和「精神」自我來說，情況尤其如此。正如詹姆斯所說：

我並不想暗示，一個罪犯不應該因他或她的行為被追究責任。罪犯必須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也必須被追究責任。但是只考慮個人因素而不考慮情景因素，我們將會支持截然不同的有關貧窮、犯罪等社會問題的政策。

自我中心思想（egocentric thought）指，一個人容易認為自己更接近於事件的中心，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大多數人在回憶往事時，仿佛他們是當時的主角，處於控制和影響事物進程和他人行為的位置。

認為自己是宇宙中心的想法可以幫助我們解釋每天發生在美國報紙ｗww.heｔubｏoｋ•ｃｏm•ｃｏm上的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雖然許多美國人都以他們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成就引以為榮，但只有不到十％的日報開闢了定期的科學專欄。相比之下，超過九十％的報紙開闢了每日的星象占卜專欄——以出生時星辰所在方位來預測未來的一種方法。這是怎麼回事呢？報紙上的占星術的慣用手法被稱為巴納姆聲明——以馬戲演員P．巴納姆命名。他曾經說道，「每分鐘都會有一個嬰兒降生。」巴納姆聲明是一個由幾乎對每個人都適用的聲明構成的個性描述。例如，假如我研究你的星象圖並告訴你：「你在非熟悉的社會環境中非常保守。你認為生活是樂觀和悲觀的混合物。你思想開放，然而一旦情勢所需，你能夠立場堅定。」你會認為我是個極富才華的占星家嗎？想一想就會知道，這種描述幾乎適用於每個人。但是，因為我們具有自我中心思考的傾向，幾乎每個人都相信這些話說到了我們心坎上；我們當中的許多人都會禁不住想到，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覺。因而，報紙上的占星術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吸引力的欄目。另外，正如彼得．格利克、黛博拉．戈特斯曼、傑佛瑞．喬頓表明的，如果巴納姆聲明既可信又正確，甚至那些一開始懷疑占星術的人也會搖擺不定。也就是說，當提供給那些持懷疑態度的人一個關於自己的虛構的星象描述，而且這個描述是普遍適用的（巴納姆聲明），同時這個描述措詞以取悅於人的方式出現，那麼這些人會逐漸減少他們的懷疑，增加他們對占星術的信心。

作為觀察者，我們經常疏於發現每個個體都扮演著許多的社會角色，而我們可能僅觀察到其中的一面。因此，在解釋個體行為時，很容易忽視社會角色的重要性。例如，我認識一位心理學教授，下面我將稱他門什博士。學生們崇拜門什博士。當他們談論他的教學水準時，他們會隨意使用諸如熱情、愛護、關心學生、平易近人、有魅力、睿智、友善等字眼。但是，門什博士的同行對他卻有不同的印象，尤其是那些曾經和坐在觀眾席裏的他進行過學術對話的人。像學生們一樣，他們也認為門什博士睿智，但同時也認為他咄咄逼人、挑剔、強硬、愛爭論、刻薄。

自我偏見甚至還有一些更重要的短期優點。這是由謝利．泰勒發現的。她訪問了成百上千的曾經面對不幸或近乎不幸的事件的人，包括強|奸受害者、癌症患者和其他患有生命危險的疾病的人士。她發現，這些人非但沒有被不幸打垮，反而獲得了新生。當他們對康復的機率抱有極度樂觀態度時或認為他們可能控制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時，這種現象尤其明顯。能夠戰勝厄運的信念——即使是一種幻覺——也會使人們採取更好的保健方法，尋找面對壓力的、有益健康的應對策略。

我們怎樣能夠肯定，這種行為的產生部分原因是因為受到保持自尊的願望的驅使？讓我們看一看，在哪種情況下我們最有可能會產生自我防禦歸因。吉福德．威爾瑞及其同事在一系列實驗中發現，在以下幾種情況下，自我保護解釋的可能性會增加：此人高度參與了這一行為；此人感到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後果負責；此人的行為公開受到他人的觀察。還有，當人們認為無法脫離干係時，即當觀眾明確認為藉口不合適或藉口會導致對將來行為的不合理期待時，人們最不可能提出自我保護的歸因。換言之，自我保護解釋大多發生在涉及自我的時候，即自我受到明確的威脅或人們發現了樹立正面形象的機會的時候。

社會判斷的另一個一般性偏見是行為者─觀察者偏見（actor-observator bias），即行為者將自身行為歸因於情景因素，而觀察者總是把同樣的行為歸因於行為者穩定的性格特點。例如，在我看來，我常去海灘是因為天氣很好，而你常去海灘是因為你是個海灘流浪者。政治領袖經常把英明的行動和重大的失誤描述成在當時的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而公民們很可能把上述兩種情況視為領袖個人特點的結果。請回憶一下在第二章中探討的基蒂．吉諾維斯謀殺案。在紐約州吉諾維斯女士當著三十八個目擊者被謀殺後，目擊者聲稱，當時的情形很不明確，很難知道該怎麼做；報紙記者將其稱為路人冷漠症。換言之，我把疑慮好的一面留給自己；我用情景原因來解釋自己的虛偽。但我不會把疑慮好的一面留給你；當我解釋你的行為時，就犯了基本歸因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