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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情境並不局限於戰爭。人們可以把各種暴力行為施加在無辜者的頭上，並為它進行辯解；反過來，這些辯解可以導致更多的暴力行為。設想你生活在一個歧視黑人或拉美人的社會中。幾十年來，白人一直不許黑人和拉美人進入一流的公立學校，只給他們提供二流的和十分落後的教育。這種「溫和歧視」的結果是，一般黑人兒童和拉美兒童比同年級的普通白人兒童所受的教育更差，所受的激勵也更少，所以在測驗中成績很差。這一情況給民政官員提供了一個為歧視行為辯解的絕好機會，因而減少了他們的不協調。他們會說：「你看，有色人種很笨（因為他們的測驗分數極差）。當初，為了不浪費資源，我們決定不向他們提供高品質的教育，是多麼的英明啊！這些人是不可教育的。」這種現象被稱為預言的自我實現（self fulfilling prophecy）它為殘酷和歧視行為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辯解。同樣，把道德低下歸因於黑人或拉美人也屬於這種情況。我們讓少數民族居住在擁擠不堪的貧民區裏，並且建立了這樣一種情境，使膚色問題幾乎不可避免地釋放出種種暗流，阻礙少數民族成員享受美國白人所享有的發展與成功的機會。由於電視的魔力，少數民族看到處於中產階級社會地位的人事業成功，生活奢侈，逐漸痛苦地認識到機會、舒適和奢華是與他們絕緣的。如果挫折感導致他們使用暴力或絕望導致他們吸毒，那麼白人兄弟姐妹很容易洋洋自得地坐下來，故意搖著頭，把這種行為歸咎於少數民族的道德低下！正如愛德華．瓊斯和理查．尼斯比特所指出的那樣，當某些不幸降臨到自己頭上時，我們往往把原因歸結到某些環境因素上，而同樣的不幸降臨到別人頭上時，我們往往會把原因歸結到他自身固有的某些性格缺陷上。

現在我要詳細闡述第一、二章裏提到的一個觀點：歸根到底，每個人都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不是每個人都會像卡利中尉那樣屠殺無辜。同時，我們應當看到，卡利中尉的行為並不是個別的現象，它只是普遍現象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我們不光要記住這一點，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認識到某些情境因素可對人類行為施加非常強大的影響。因此，在我們把一種行為簡單地視為少有的古怪、少有的瘋狂或少有的卑鄙可恥行為之前，考察一下產生這種行為機制的情境才是明智之舉。然後，我們才能逐漸瞭解到，因為允許某些情境存在，我們正在付出可怕的代價。或許最終我們會採取行動來避免這些情境的產生不協調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更多地認識這種機制。

為了進一步搞清人們在這種情境下是否一定為殘酷行為辯解，社會心理學家必須從混亂的現實世界中退守到能夠很好地加以控制的實驗室裏去驗證這些預言。從較為理想的角度來看，如果我們想測量由認知不協調帶來的態度改變，瞭解人們在不協調事件發生之前的態度是十分重要的。基斯．大衛斯和愛德華．瓊斯在一個實驗中製造出了以下情境：他們說服學生自願參加實驗，即讓一些學生（被試人）觀察另一些學生接受採訪的情形，然後，讓被試人根據自己的觀察對被觀察的學生說：「我認為你是https://www.hetubook.com.com個膚淺的、不值得信任的、乏味的人。」這個實驗的主要發現是，自願接受這一安排的被試人成功地使自己相信他不喜歡被他傷害的人。簡單地說，在說出無疑會傷害另一個學生的話之後，他們就使自己相信，這種傷害是那個學生應得的。這就是說，與傷害這個學生之前相比，被試人發現被觀察者更缺乏魅力。即使被試人明白這個學生並未做任何應該受懲罰的事，也知道自己傷害他僅僅是對研究者的指導語所做出的一種反應，這種態度的轉變還是發生了。

如果有人相信貝利亞真的強|奸過一百多名婦女，那實在太荒唐了。但赫魯雪夫卻十分相信，這可能是因為他極其需要相信它。

我們曾多次提到：人們有相信自己是公正、理智的人的需要。我們已看到這種需要是如何導致人們改變對一個重要問題的態度。例如，我們已經看到，如果一個人發表了一個與自己態度相反的演說——贊成吸食大麻並使其合法化，由於缺乏外在理由，也由於此人得知這個演說的錄影將給一組易被說服的孩子放映，這個人就傾向於使自己相信大麻並不壞，以此作為一種使他感到自己並不是壞人的工具。在這一節裏，我們將討論上述問題的另一種形式。

簡單地把這些人看做瘋子是有誘惑力的，但我們不能輕易下此結論。雖然很少有人像這位中學女教師那麼極端，但肯定每個人都有可能受這方面影響。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先看看這些年發生的一些事情。六十年代任蘇聯部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尼基塔．赫魯雪夫在他的回憶錄裏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強硬的、懷疑一切的人。他誇口說自己從不輕信他人。他引用幾個例子說明自己如何不願相信那些對當權者的惡意中傷。然而，讓我們看看，當輕信符合赫魯雪夫的需要時，他都幹了些什麼。史達林死後不久，秘密員警的頭子貝利亞處於即將擔任領導職務的地位。赫魯雪夫說服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其他成員相信，貝利亞憑藉其任秘密員警頭子期間積累的經驗對他們形成了真正的威脅。ｈｔtps://ｍ•hetｕｂｏｏk.ｃｏｍ.cｏｍ後來，在赫魯雪夫的部署下，貝利亞被逮捕、關押，直至最終被處決了。根據不協調理論，我們可推導出：由於赫魯雪夫在貝利亞垮臺和喪命問題上扮演了主角，他會把懷疑一切的特點拋在一邊，更願意相信對貝利亞的一切詆毀之辭，而不管這些話多麼荒唐，這樣赫魯雪夫就可以為自己的態度和行為找到支持藉口。我們還是讓赫魯雪夫來自我表白吧：

假如你的行動給一個無辜的年輕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而且傷害是顯而易見，無可辯駁的，那麼，「我是個可尊敬的、公平的、理智的人」的認知與「我傷害了別人」的認知互不協調。如果傷害很明顯，那你就不可能通過改變你對這一問題的觀點來減少不協調，就像在大麻實驗中人們所做的那樣，通過使自己相信做了與人無害的事來減少不協調。在這種情況下，減少不協調的最有效方法是把你對受害者的譴責增加到最大限度，即讓你自己相信受害者罪有應得，不是因為他自找苦吃，就是因為他是個壞人、罪人，是應受譴責的人。

大衛．格拉斯做的一個實驗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在實驗中，當研究者勸誘被試人向他人發出一系列電擊時，由於使受害者遭受痛苦，那些自認為善良、公正的人就貶低受害者。有趣的是，在自尊心極強的人當中，這個結果更加明顯。如果我自認為是一個渾蛋，讓另一個人受苦則不會引起那麼多的不協調，因為我不需要使自己相信他活該受苦。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因為我認為自己是個非常好的人，所以，如果我讓你遭受痛苦，就一定會讓自己相信你是個討厭鬼。換言之，像我這樣的好人不會隨便傷害無辜者，所以，如果我對你有所傷害，就是你罪有應得的。

敏銳的讀者或許已經注意到，此項研究與上一章中探討的一項研究存在某些聯繫：那些未能兌現新年誓言的人對自己戒煙失敗感到沮喪，以至於貶低誓言的重要性。我認為，與這種受挫相關的減少不協調的另一種方法（如減少吸煙量）可能會減低吸煙者對戒煙成功的嚴肅態www.hetubook.com.com度。康韋和羅斯的研究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如果一個試圖戒煙的人既沒能成功地減少吸煙量，也沒能完全戒煙，如果他能夠忘記戒煙前的吸煙量，仍有可能減少由挫折引起的不協調。

這些例子符合我根據不協調理論所做的分析，可是它們並未提供明確的證據。例如：事情也可能是這樣，肯特州的國民警備隊員甚至在向學生開槍之前就認為學生們該死；赫魯雪夫在處決貝利亞之前就已經輕信了這些關於貝利亞的荒唐故事，或者也可能他並不相信這些故事，只是為了毀壞貝利亞的聲譽才不負責任地傳播這些故事。

這些結果意味著，在戰爭中，受害的平民與受害的軍人相比，士兵們更需要貶低前者，因為前者無法進行報復。在對威廉．卡利中尉屠殺越南的無辜平民事件進行軍事法庭調查時，他的精神病學家說，中尉認為越南人是劣等民族。也許本節所報告的研究有助於人們對此現象的進一步瞭解。社會心理學家都知道，人們只要做出殘酷行為，必然會給自己的心理健康造成惡果。我並不確切知道卡利中尉（或許多其他人）為什麼會認為越南人是劣等民族，但作出下面這種假設可能是有道理的：在戰爭中，由於我們的行為，大批無辜平民命喪黃泉。為開脫責任，我們會盡力貶低受害者。我們嘲弄他們，把他們稱作「東方佬」，抹煞他們的人性。一旦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我們就要警惕自己了——因為殺害「劣等人」比殺害同類人更容易些。因此，用這一方法減少不協調，後果將是可怕的，它可能使我們犯下越來越大的暴行。在下一章裏我們將詳細論述這個問題。

有些因素影響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上面已經提到過其中的一個因素：缺乏自尊心的人貶低受害者的需要不太強烈。另一個限制貶低現象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報復能力。如果一個受害者能夠而且願意在將來的某個時候進行報復，害人者知道對方將來也會傷害他，因而就不需要通過貶低受害者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埃倫．伯斯．蔡德及其同事所做的富有創造力的實驗中，大學生們自願參加ｈｔtps://ｗｗｗ.hｅｔuｂｏok.ｃoｍ.ｃoｍ一個實驗。該實驗要求被試人向一個同學發出很痛苦的電擊。正如所估計的那樣，每個被試人都因發出了電擊而貶低受害者。研究者告訴半數學生，過一會兒要調換位置即對方也有機會向他們發出電擊。結果，相信受害者會採取報復行為的被試人就不貶低受害者。簡言之，由於受害者能進行報復，所以不協調就減少了，害人者不需要為了使自己相信受害者罪有應得而貶低他。

如果降臨在受害者身上的傷害不是你直接造成的，你僅僅是（在他受害前）不喜歡他，而且希望傷害降臨到他頭上，那麼這個機制也起作用。例如，在肯特州立大學曾發生過名學生被俄亥俄州國民警備隊員槍殺的事件。事件發生後，一些謠言很快傳開：（一）被害的兩名女學生已身懷有孕（這暗示她們性欲過強、淫|盪放肆）；（二）四名學生的屍體上都爬滿了蝨子；（三）這些受害者均染上了嚴重的梅毒，即使不被槍殺也會因患梅毒在兩週內死去。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這些傳聞完全是捏造的，實際上被槍殺的學生都是清白無辜、正派、聰明的人，其中兩名學生甚至與那場釀成悲劇的示威毫無關係，他們在被槍擊前正靜靜地穿過校園。

人們為什麼那麼急於相信並傳播這些謠言呢？其中確切的原因無法得知，但我推測，這與普拉薩德和辛格所研究的印度人傳播謠言的原因相近謠言都是安慰人的。情況可能是這樣：肯特是俄亥俄州的一座較保守閉塞的小城，許多市民被這些學生的激進行為所激怒。一些人大概希望學生們受到應有的懲罰，但死亡的懲罰遠遠超出了他們應得的範圍。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對受害者不利的消息，都意味著學生的死實際是件好事，因而有助於減少不協調。而且，這種急於相信受害者有罪、死有餘辜的願望還被更直接地表達出來：幾個俄亥俄州國民警備隊的成員頑固地認為，受害者是罪有應得，死有餘辜。詹姆斯．米切納採訪的一位中學女教師竟然說：「任何一個留著長髮、衣服骯髒或赤足的人，走在肯特這種城市的大街上都該被槍斃。」她還說這個觀點甚至對她自己的孩子也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