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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關方面，瑪格麗特．漢拉提．湯瑪斯及其同事表明，看電視暴力節目可以使人們在面臨真實生活中的攻擊時反應麻木。

菲力浦．津巴多已經表明，默默無聞的人比有名望的人更容易攻擊他人。在津巴多的實驗中，要求女學生電擊另一個學生（實際上是實驗者的助手），並告訴她這是「通情研究」的一部分。其中一些女學生被隱匿了姓名，她們坐在燈光昏暗的房間裏，穿著鬆鬆垮垮的袍子，頭上裹著頭巾，她們的名字從來沒有被提到過。另一些學生很容易被認出來，房間裏燈火通明，學生們沒有穿袍子，也沒有戴頭巾，每個女學生胸前都戴著名牌。正如所預料的那樣，那些無名無姓的人向其他學生放出的電擊時間更長，強度更大。津巴多認為，匿名狀態會產生非個體意識（deindividuation）現象，這是一種自我意識減弱的狀態，對社會評價的關注降低，對不正當行為的自我約束減輕。

準確地說，孩子們到底從電視節目中學到了些什麼呢？一些長期研究表明，孩子看的暴力節目越多，在少年和剛成年時表現出來的攻擊性越多。在一項典型研究中，（一）青少年被問及他們在童年時所看的節目以及觀看這些節目的頻率；（二）由專家獨立評出這些節目的暴力程度；（三）由這些孩子的老師和同班同學獨立評出他們的一般攻擊性。結果顯示，在看暴力電視節目的數量和觀眾後來的攻擊行為之間不僅存在著高相關，而且，產生的影響會隨時間的推移而累積。也就是說，這種關係的強度隨年齡的增長而增加。雖然我們有很有說服力的資料，仍然不能肯定看暴力電視節目會使孩子們變成有攻擊性的青少年。但是，至少可以說明一點：攻擊性的孩子生來就有欣賞暴力的傾向，而且，這種欣賞不僅表現在他們的攻擊行為本身，還表現在他們對觀看暴力電視節目的喜愛上。我們再次看到了控制實驗的價值，它幫助我們理解事務的因果關係。為了最後揭示觀看暴力電視節目能夠導致暴力行為，我們必須運用實驗的方法。

另一個以社會學習為基礎的限制條件是，使你受到挫折或痛苦的人的行為意圖。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之一似乎是，人有考慮他人意圖的能力。試想下列情境：（一）一個關心他人的人偶然踩了你的腳；（二）一個從不顧及他人的，也不關心你的人踩到了你的腳。假設在這兩種情況下你的腳所受到的壓力和痛苦的程度恰巧相等，我認為後一種情況會引起你的攻擊性反應。所以，我認為挫折和痛苦並非必然引起攻擊行為。

我們並不是說酒精會自動增加人們的攻擊性；喝了酒的人們也不一定就會在酒精的驅使下四處打架。更確切地說，實驗室和實際實驗的結果表明，酒精起著解除抑制的作用。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抑制能力減少，從而使我們不如平時那樣謹慎。所以，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個人的本性經常被喚起，所以友善的人會變得更友善，暴躁的人會變得更有攻擊性。同樣，在攝取酒精後，屈從於社會對攻擊性行為的壓力的人們，或那些受到挫折或煽動的人，會體驗到對攻擊性行為的限制或抑制的減少。

我們要提到最近的一次國會關於電視暴力節目的聽證會。據統計，一個十二歲的孩子在電視上平均觀看了十萬個暴力行為。我們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我們相信上述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除了社會學習和模仿）是一個簡單的先入為主現象。也就是說，正像實驗中的那樣，當孩子們經歷痛苦和挫折的時候，看到屋子裏或實驗室地上的步槍和其他武器就會增加他們的攻擊性反應的可能性。那麼，給孩子們無休止地提供暴力電影和電視節目會產生同樣的效果。

在社會學習的諸多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大眾媒體——尤其是電視。毫無疑問，電視在孩子的社會化方面起著主要的作用。同樣毫無疑問的是，電視節目中充斥了暴力場面。根據一項最新調查，五十八％的電視節目涉及暴力場面，而在這些節目中，七十八％的節目都不涉及對這些暴力行為的懊悔、指責或懲罰。的確，四十％暴力節目中的暴力事件是由孩子們喜愛的英雄人物或有魅力的榜樣發起的。

似乎許多約會強|奸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男伴沒有把女伴的「不」字當真，其中部分原因與青少年在逐漸走向成熟時獲得的對「性別角色」的誤解有關。角色（scripts）指人們從文化中間接學到的社會行為方式。青少年們獲得的「性別角色」指出，傳統的女性角色就應該是拒絕男性的更深一步的性行為，而男性的角色就應該是要千方百計達到目的。所以，對高中學生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雖然九十五％的男性和九十七％的女性都認為女方一旦說「不」，男方就應該停止進一步的行為，但同時，其中有半數學生也認為，當女人說「不」時，她們並不總是真的反對。在這個問題上的困惑促使一些大學對學生在初次約會時的性行為和限度制定了嚴格的規定。考慮到和性別角色相關的問題以及誤解對方的願望和意圖所帶來的不愉快（偶爾是悲劇性的）後果，很容易理解校方為什麼會採取這種極端的預防措施。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許多社會批評家對這種措施感到痛心，因為這樣做會導致過多的擔心和妄想，破壞羅曼蒂克的自發性，減少約會時的興奮感，甚至可能會吃官司。

讓我總結一下在本節中的所述。有四個截然不同的因素決定了媒體揭示的暴力現象可能增加人們的攻擊性：

雖然這一發現令人鼓舞，我們也不應該就此滿足，因為這些資料同樣顯示，長期接觸性暴力會導致對女性施暴問題上的情感脫敏和冷酷。而且，有理由相信，不斷觀看X級性暴力電影——即那些內容中含有極端暴力行為，但清楚的性描寫少於色|情|電|影的電影——會比不含暴力的X級色|情|電|影更具破壞力。在一次實驗中，丹尼爾．林茨及其同事發現，讓男大學生至少看兩部性暴力電影（隔一天看一部），脫敏反應的確存在。也就是說，當比較他們對第一部和第二部電影的反應時，發現他們表現出來的對電影中的暴力內容的情感反應下降，對電影中婦女更加貶低。另外，研究者比較了X級性暴力電影、X級色|情|電|影和青少年性行為的電影對於男性對被強|奸女性受害者的態度的影響。在看電影兩天后，被試人參加了一個假定的非相關實驗，觀看了一例再現的強|奸案審判，並被要求對受害人和被告作出判斷。我們又一次看到性暴力電影對男性觀看者的態度有重大的影響。與觀看非暴力色|情|電|影的學生或青少年色情電www.hｅtｕbｏok•cｏｍ•ｃoｍ影相比，觀看性暴力電影的男學生表現出對案件中受害者的同情較少。這些發現表明，我們的社會對電影的評級制度偏離了目標，帶有誤導性：我們對清楚描寫性行為但不含暴力的電影給予了更具限制性的X級，但對充滿暴力鏡頭的性暴力電影僅給了R級——因而被更多的人所觀看——即使有證據表明後者的影響是負面的。

同樣，僅僅是一個與攻擊行為有關的物體在場，也會起到誘發攻擊行為的作用。在另一個研究中，一些大學生在一間屋子裏被激怒，這個屋子裏隨便放著一支槍（是由前面的實驗者故意放在那兒的），其他學生在另一房間裏被惹怒，這間房子裏放的是一件中性物體（一個羽毛球拍）而不是槍。然後讓被試者向一位同學發出電擊。那些在有攻擊性刺|激物（aggressive stimulus）（槍）的房間裏被激怒的人，比那些只有羽毛球拍在場時被惹怒的人所發出的電擊要多。還有一個關於先入為主的例子，我們在第四章中首次提到過。在這個例子中，某些與攻擊聯繫在一起的暗示會增加一個人攻擊的傾向。從保險杠貼紙上的口號「殺人的不是槍，而是人」上面，這些研究得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正如貝科威茨所說的，「一個憤怒的人如果想使用暴力，他就會扳動槍機。而如果一個人想攻擊別人而且這種攻擊傾向又未得到很強的抑制，那麼槍機也可以扳動他的手指或誘發他的攻擊性反應。」

總的來說，正如這些實驗所示：當目標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時，當期望值很高時，當實現目標的過程被無理中斷時，挫折感最強。這些因素有助於說明挫折與剝奪之間的重要區別。沒有玩具可玩的孩子並不一定去攻擊；相反，上邊的實驗表明，那些有各種理由期待得到玩具的孩子，當他們的期望受到阻礙時，就會經受挫折，這種阻礙是引起孩子們的破壞性行為的原因。與此相一致，精神病學家傑羅姆．弗蘭克指出，近代史上的兩次最嚴重的美國黑人暴動不是發生在地理分佈上最貧窮的地區，而是發生在瓦茨和底特律。對黑人來說，這兩個地區的情況並不像美國其他一些地區那樣壞。關鍵是與「白人」的條件相比較，黑人的境遇不好。革命通常不是由那些頭部還埋在污泥中的人發起的，而常常是由那些剛從污泥中抬起頭，舉目四顧，注意到別人比自己生活得好，而且整個制度對自己很不公平的人發起的。因此，挫折感不是簡單剝奪的結果，而是相對剝奪（relative deprivation）的結果。假設我不願意受教育，而你願意受教育，你的職業比我強，當我想到這一點時，並不感受到挫折而灰心。但是，我們兩個都受過教育，你是白領工人，而我（因為是黑人或奇卡諾人，或婦女）卻只能掃大街，我就會感到受了挫折而灰心喪氣。如果你很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機會，而我因為生長在貧窮的少數民族居住區卻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我也會感到受了挫折。每當我打開電視機，看到白人居住的漂亮房子，看到賣給別人的令人喜愛的東西以及我所不能分享的優裕生活和悠閒娛樂，這時挫折、喪氣就愈加深重。當你想到少數民族團體在這個富裕的社會裏面臨的經濟及社會挫折時，你會對只有那麼少的暴亂感到奇怪。正如阿歷克斯．德托克維爾在一百五十年前所述，「一旦產生了釋放罪惡的念頭，那些在本該爆發的時候耐著性子忍受下來的罪惡，此時則變得不可容忍了。」

我們已經看到，攻擊性可以被任何不愉快或令人厭惡的情形所引發，如憤怒、疼痛、酷熱，等等。在所有這些令人厭惡的情形當中，引發攻擊性的主要因素是挫折感。想像一下下面的情形：你必須駕車穿過城市去參加一個重要的面試。在去停車場的路上，你意識到你可能會稍微晚到一會兒，所以你必須加快速度。可當你找到車時，你發現其中一個輪胎癟了。「噢，我要遲到二十分鐘了，好在還不算太糟。」你邊說邊從箱子裏拿出千斤頂，拖出扳手。你連搬帶拉，終於把壞輪胎取了下來，換上了備用胎，上緊螺絲。可是上帝呀，備用胎也是癟的。你沮喪得快要發瘋了，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宿舍，走進房間。你的室友看見你站在那兒，手裏拿著履歷，冒著汗，髒兮兮的，衣服也皺皺巴巴的。他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兒了，幽默地問道，「你的面試怎麼樣了？」你說他是不是要準備挨揍。

重複對痛苦或不愉快事件進行披露似乎會使我們對這類事件的敏感性產生麻木的作用。我們可以回憶一下我在本章開篇時引用的例子：我對越戰中濫殺行為是怎樣的習以為常，以至於在向年幼的兒子解釋時竟然漫不經心。有很好的證據表明這是普遍現象。當一些年輕男子在看一場相當殘酷和血腥的拳擊比賽時，維克多．克萊因及其同事測量了他們的身體反應。相對來說，那些每天看電視的人似乎對於拳擊場上的打鬥漠不關心，他們顯示出很少的身體反應，如激動、焦慮，等等。他們用懶洋洋的態度對待暴力。另一方面，那些很少看電視的人卻體驗了很大的生理反應。暴力行為對他們有作用。

上句的關鍵性辭彙是「就其本身而言」。在過去幾年裏，尼爾．馬拉穆斯、愛德華．唐納斯坦及其同事進行了一系列研究以確定色情的影響，如果真的有影響的話。綜合起來，這些研究發現接觸色情文學是無害的，但是暴力型的色情文學——含有暴力內容的色情文學——滋長了對婦女的性暴力的更大程度的接受，在實際生活中是導致對婦女的攻擊性行為的因素之一。在一個實驗中，唐納斯坦給一些男性被試人放映了三部電影中的一部——第一部電影描寫了強|奸，既有暴力內容又有色情內容；第二部是純粹的色|情|電|影，沒有包含攻擊行為；第三部電影，既無攻擊行為又無色情內容。在觀看了其中一部電影后，這些男人參加了一項似乎與電影無關的研究，讓他們教一位男性或者女性助理發一些沒有意義的音節，命令他們向回答錯誤的助理發出電擊，還允許他們任意選擇hetubook.com.com電擊強度。（不讓這些被試人知道，實際上無人受到電擊。）那些看過強|奸電影的男人會發出強度最大的電擊——但僅針對女性助理。

在過去幾十年裏，與強|奸案發生率的上升相一致的是逼真、清楚地描述性行為的雜誌、電影及錄影帶的增加。或好或壞，在最近幾年中，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對色情的東西也越來越包容。如果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在電影、電視中看到了暴力場面會導致暴力行為的產生，是不是看色情材料也會增加強|奸案的發生率？雖然宗教界和學術界對此進行過爭論，做此假設也太過簡單了。確實，通過對已有資料的研究，總統淫穢與色情事務委員會總結認為，清楚的性材料就其本身而言不會導致性犯罪、對婦女的暴力或其他反社會行為。

正如我們所見，產生暴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暴力本身。當一個人有了攻擊性行為，特別是當攻擊力量超過了受害者做過的事而所應受到的攻擊強度時，認知和動機力量就建立起來，為敞開進一步攻擊的大門而辯解。讓我們來看一看產生攻擊性行為的其他幾個主要原因。

的確，攻擊性反應是可以被改變的——改變的最基本的條件之一是挫傷別人的意圖。沙巴茲．馬利克和博伊德．麥坎德利斯的一個實驗已經說明了這個現象。在這一實驗中，由於一個三年級學生的愚蠢行為使得全班學生未能獲得一筆獎金。然後，向這些學生中的一些人合情合理地、「非惡意地」解釋了妨礙他們獲獎的那個學生的行為。具體地說就是告訴他們，那個學生當時「很困、很煩」。與沒有得到這種解釋的孩子相比，得到這種解釋的兒童對那個「妨礙別人」的兒童所表現出的攻擊行為要少得多。此外，後來一些利用成年人作為被試人的實驗也表明，假如我們被某人激怒，如果在事發前我們聽到了對其行為的合理解釋，與事後聽到同樣的解釋相比，我們攻擊他的可能性會更小。

人類大腦存在一個被稱為「杏仁核」（amydala）的區域，與人類及低等動物的攻擊性行為相關聯。當該區域受到電擊時，平時溫和的機體變得暴躁；同樣，當該區域的神經活動被抑制時，暴躁的機體變得溫和。但應該注意到這裏也有靈活性：神經機制的影響可以被社會因素所調整，甚至對動物來說，也是這樣如，當一個雄性猴子面對統治地位低於自己的猴子，「杏仁核區域」被啟動時，它的確會向其他猴子發起攻擊；但如果它面對的是統治地位高於自己的猴子，當「杏仁核區域」被啟動時，它不但不會發起攻擊，相反還會逃開。

有許多因素能誘發一個只經受輕微挫折或痛苦的人產生攻擊行為，或者抑制一個受挫折的人的攻擊行為。這些因素就是社會學習的結果。我們已經看到過社會學習是怎樣抑制攻擊性反應的。回憶一下，當刺|激猴子大腦中唯一能產生攻擊行為的區域時，如果猴子（已經學會）害怕某個猴子，它在那個猴子面前就不攻擊。

後來由溫蒂．約瑟夫森做的一個實驗表明，正如我們預料的，觀看暴力電視節目對開始表現出暴力傾向的少年的影響最大。在這個實驗中，給這些少年看兩個電視節目，一個節目是充滿暴力的警匪片，另一個節目是激動人心的、但沒有暴力場面的自行車比賽。然後，讓這些少年玩曲棍球。觀看暴力電視節目增加了曲棍球比賽中的攻擊行為的次數在那些比賽前被老師評為具有高度攻擊性的孩子身上，這種現象尤為明顯。他們用球棍打其他孩子，用胳膊肘撞其他孩子，攻擊性地向其他孩子大喊大叫。總之，他們的行為表現出的攻擊性程度高於觀看了同樣暴力節目的、沒有攻擊傾向的孩子以及觀看了非暴力節目的、被老師評為有攻擊性的孩子。所以，觀看暴力節目有可能使攻擊性孩子得到了表現攻擊性的機會。約瑟夫森的實驗認為，沒有暴力傾向的少年不一定會有攻擊行為——至少不會僅僅因為看一部暴力電影而產生攻擊性。

無需冗言，上述現象並不意味著女性的攻擊性不為人所知或極為罕見。它只說明了女性攻擊性確實不像男性那樣普遍。而且，愛麗絲．伊格雷和瓦萊裏亞．斯蒂芬發現，當女性產生攻擊行為時，他們比男性更容易產生罪惡感或焦慮。研究人員認為，男性與女性的實際性差異，雖然由來已久，但在絕對意義上並非那樣巨大。不過，這些性別差異的明確性和一致性是顯著的，不應該被低估。正如伊格雷指出的那樣，在許多情況下，微小的差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幾種因素能加重挫折。假設你正想咬一口厚厚多汁的漢堡包時，一個人把它搶走了，這比你在去麥當勞速食店的路上被一個人攔住更能挫傷你，更能導致你做出攻擊性反應。瑪麗．哈裏斯所做的一個現場研究證明了類似的情況。她讓學生在排隊買票、餐廳外排隊買飯或商店裏排隊付錢的人中加塞兒。有時他們加在第二個人的前面，有時加在第十二個人的前面。正如我們所估計的那樣，當學生加在第二個人的前面時，站在加塞兒者後面的人的反應更具有攻擊性。目的就要達到，可進程突然被中斷，這時挫折就會增加。當進程的中斷是意外的或看來是不合理的時候，挫折感將進一步增長，這正像詹姆斯．庫利克和羅傑．布朗的實驗所指出的那樣。讓被試人用電話為慈善機構募捐，如果得到捐獻者捐錢的保證，他們可以掙到錢。使他們中的一些人期望捐款率高，告訴他們以前的電話募捐有二／三都成功了；使另一些人對成功率不抱什麼希望。當被募捐的人（這些人實際是實驗者的助手）全都拒絕捐款時，那些抱很大希望的募捐者表現出更大的攻擊性，他們講話生硬、粗暴並狠狠地摔下電話。在實驗中還改變助手拒絕捐款的理由：有時讓其理由很合理（「我沒能力捐款」）；有時則讓他的理由看來蠻橫無理（「慈善事業是浪費時間和騙錢的勾當」）。聽到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拒絕捐款理由的被試人所顯示的攻擊行為更多。正像這些實驗證明的那樣，奮鬥目標已具體可見並到了可及的範圍之內，對成功已抱有很高的希望卻受到不公正的阻礙時，挫折感最為顯著。

如果一個人在實現目的的途中受阻，產生的挫折感會增加攻擊性反應的可能性。這並不意味著挫折感一定會導致攻擊，或者受挫是產生攻擊的唯一原因。還有其他一些因素決定了一個受挫的人是否會攻擊他人。

我必須指出，總的來說，相信關於強|奸的荒誕說法不僅限於男性。馬拉穆斯及其同事在一項對女大學生的調查中發現，雖然不止一位女大學生認為她不會從性暴力中獲得任何快|感，大多數人認為有一些女性也許是這樣的。我再重申一次，接觸暴力型色情描寫有助於增加男性相信這些關於強|奸的荒誕說法。有證據表明，這個說法不一定是根深蒂固的信念體系的一部分。如，在一項研究中，當男大學生看一部性暴力電影時，正如預料的那樣，他們對關於強|奸的荒誕說法的相信程度上升。但看完電影后，當研究者向他們解釋了實驗程式後，與既沒看過這部電影也沒聽到解釋的控制組中的學生相比，他們對關於強|奸的荒誕說法的相信程度下降。

羅傑．巴克、塔馬拉．登博和庫爾特．勒溫的著名實驗清楚地展現了一幅挫折─攻擊性（frustration aggression）之間關係的圖像。這些心理學家讓一些孩子觀看滿屋吸引人的玩具，但不讓他們玩，使他們受挫。這些孩子站在金屬網外面觀看這些玩具，他們很想去玩一玩，但無法拿到它們。在長時間的痛苦等待之後，最後才允許他們去玩這些玩具。在這個實驗中，另一組孩子沒有先受挫折，直接讓他們去玩這些玩具，這些孩子非常高興地玩這些玩具。而受過挫折的那組男孩，當最後允許他們接近這些玩具時，卻具有極端的破壞性：他們往往打碎這些玩具、將它們摔向牆壁、踩到地上等等。這說明挫折能導致攻擊行為。

出於同樣的原因，人們一直在猜想，身體不適的其他形式，如炎熱、潮濕、空氣污染、刺|激性氣味，都可能降低人們對攻擊性行為的自我抑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和七十年代早期，由於越戰、種族歧視等國家政策問題，美國全國上下充滿了緊張氣氛。國家領導人對他們稱之為「漫長、炎熱的夏季」的現象表示了極大的擔憂，因為在炎熱的夏季，暴亂和其他形式民眾騷亂的發生頻率要高於秋季、冬季或春季。那麼事情是真的如此，還僅僅是人們的猜測呢？事實證明的確如此。在對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一年發生在七十九個城市的騷亂所進行的系統化分析中，梅里爾．卡爾．史密斯和克雷格．安德森發現，暴亂在炎熱的天氣發生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在冷天發生的可能性。類似的是，在美國的大城市中，從德克薩斯州的休士頓到依阿華的德斯毛尼斯，天氣越熱，暴力犯罪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湯瑪斯讓她的被試人看一個充滿暴力的警匪片或者看一個激動人心的但沒有暴力的排球比賽。經過短暫的休息後，這些被試人被允許觀看兩位學齡前兒童之間的口角和身體衝突。那些看過警匪片的被試人對此的情感反應少於那些看過排球比賽的被試人。似乎一開始看過暴力事件使這些人對後來的暴力行為脫敏；他們不再為一件應該讓他們不安的事件而不安。雖然這種反應可能使我們在心理上不再不安，它也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增加我們對暴力事件的受害人的漠不關心，也可能使我們把對暴力行為的接受作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在其後的實驗中，湯瑪斯把她的推理向前推進了一步。她表明了，過多看暴力電視節目的大學生不僅在生理上表現出對暴力的更多接受，而且當他們有機會向同學實施電擊時，他們實行的電擊比控制組的被試人強度更大。

總而言之，性與暴力的結合——無論是在色|情|電|影中還是在性暴力電影中——所產生的影響與媒體中其他暴力形式相關的影響同樣顯著：攻擊水準在增加，在許多情況下，包容暴力的態度也得到了強化。觀看暴力（色情或其他什麼）不會起到發洩作用，相反，這樣做似乎會鼓勵攻擊行為。這些資料提出了關於審查制度和第一修正案規定的權利等複雜的政策問題，已經超出了本書討論的範圍。雖然我本人反對強制執行審查制度，我認為，以公正的態度閱讀這一研究會導致媒體中的某些政策制定者採取某些審慎的自我約束。

另一方面，如果受挫的經歷與某些煽動性的刺|激因素聯繫在一起，受挫後攻擊他人的傾向可能被加強。倫納德．貝科威茨及其同事已經證明：若一個人被激怒或挫傷，只是提一下與激怒原因有關的詞或名字，就可增加此人的攻擊性。在一個實驗中，安排被試者與另一學生結為一對（該學生實際是實驗者的助手），實驗者把這個學生或是作為「學院的拳擊手」或是作為「講演家」介紹給被試者。這個學生用電擊激怒被試者，然後在被激怒的受試者中，讓一半人去看電影裏激烈拳擊比賽的片段，讓另一半人看一部令人興奮而非攻擊性的電影片段。隨後，使他們有機會電擊同伴。正如我們根據前面的討論所估計的那樣，看暴力電影片段的被試者發出時間更長、強度更大的電擊。然而，有趣的是，在看拳擊比賽電影片段的被試者中，與拳擊手結為同伴的被試者比與「講演家」結伴的被試者向同伴發出更多的電擊。在一個類似的實驗中，把助手介紹給被試者時使用不同的名字對一些被試者說此人叫做「柯克．安德森」，對另一些被試者說此人叫做「鮑勃．安德森」。這次被試者還是看這兩部電影片段中的一部。看拳擊比賽電影的被試者後來發出的電擊更強。但是，在看了拳擊武鬥場面（這一場面是從非常流行的電影《冠軍》中截取的。這部電影的主演叫柯克．道格拉斯）的被試者中，那些被介紹給柯克．安德森的被試者比那些與鮑勃．安德森結伴的被試者發出的電擊更多。可見，對一個人的描繪或一個人的名字，即使與此人所做的事實際上毫無關係，也可起到增加別人對此人進行攻擊的作用。

戴恩．阿徹和派特裏夏．麥克．丹尼爾所進行的跨文化研究的結果支持了幾乎無所不在的性別差異。他們要求來自個十一國家的青少年閱讀關於人們之間相互衝突的故事，並在他們讀完故事前打斷他們，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想像來結束這個故事。阿徹和麥克．丹尼爾發現，在所有的國家中，年輕的男性比年輕女性表現出更多的以暴力方式解和圖書決衝突的傾向。可以合理地認識到，在他們的發現中涉及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生化差異；而且，這些發現也清楚地表明，並不僅僅是生化差異在起作用。阿徹和麥克．丹尼爾發現，雖然在一個文化中，有證據表明男性的攻擊性始終高於女性，但是文化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女性比瑞典和韓國的女性表現出更多的攻擊性。

有一種全世界的許多人都愉快攝取的化學物質就是酒精。許多大學中的社交活躍分子都知道，酒精可以降低對我們不去從事社會鄙視的行為的抑制力，包括攻擊性行為。隨機的觀察表明，打架鬥毆經常發生在酒吧和夜總會裏，家庭暴力也時常與酗酒相關。大量確鑿的資料支援了這些隨機的觀察。如，犯罪統計顯示，七十五％的因謀殺、攻擊他人以及其他暴力犯罪被捕的罪犯在被捕時都喝得爛醉。另外，控制下的實驗室實驗也顯示，當人們攝取了足以喝醉的酒精時，會比喝得少的人或根本沒喝酒的人對挑釁性行為反應更為激烈。

永遠不會有一個戰爭能結束所有的戰爭或騷亂以結束不公平現象。恰恰相反，好戰行為強化了好戰態度，好戰態度又增加了產生好戰行為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尋找其他方法解決這些問題。

我國主要的、令人煩惱的暴力型攻擊行為是強|奸。根據過去年的全國性調查，大約半數以上的強|奸或強|奸未遂並不來自陌生人的襲擊，而是發生於所謂的約會強|奸，其中受害者認識攻擊者。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個現象呢？

一種比較緩和的攻擊手段可用來糾正社會疾病而又不會造成不可調和的、無限迴圈的衝突。想想甘地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打敗駐印英軍的成功範例。罷工、聯合抵制、其他形式的非暴力反抗最終導致英國統治的結束，而沒有滋長兩國人民之間迅速升級的憎恨。靜坐、聯合抵制同樣被馬丁．路德金、凱撒．切夫斯和其他一些人成功地運用，他們喚醒了我們對我們的國家發生的真正的令人悲哀的事情的意識。因而，我將引述洛倫．艾斯利的呼籲——希望我們的民族成為更溫和的民族。但我要補充一點，我要呼籲，希望我們的民族成為更能容忍彼此的差異的民族，但不要容忍不公正現象。這就是說，我們的人民既要熱愛別人、彼此信任，又能用呼籲、大聲抗議、罷工、聯合抵制、遊行、靜坐示威（甚至投票表決）來消除不公正和殘酷。再強調一遍，我們在無數實驗中已看到，暴力不能像水龍頭那樣可隨意打開和關閉。研究工作一次又一次地表明，減少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不斷地減少能給人造成挫折從而導致暴力攻擊的不公平。

某些化學物質已被證明能夠影響攻擊性。如，注入睾丸激素，一種雄性荷爾蒙，會增加動物的攻擊性。對於人類也有類似的發現。詹姆斯．達布斯及其同事發現因暴力犯罪入獄的囚犯的睾丸激素的自然水準遠遠高於因非暴力犯罪入獄的囚犯。而且入獄後，睾丸激素水準高的囚犯更多地違反監獄的規定，尤其是與直接衝突相關的規定。達布斯及其同事還發現青少年罪犯的睾丸激素高於大學生。在某所大學內比較友愛程度時，發現那些被普遍認為是最粗野的、缺少社會責任感的、更野蠻的學生睾丸激素的平均水準最高。很明顯，睾丸激素可以影響攻擊性。反之亦然，攻擊性行為增加睾丸激素的釋出。

社會學習抑制攻擊性的一面是絕大多數人都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傾向。但是如果這種責任感減弱，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只要存在著未得到滿足的希望，就存在著可導致攻擊行為的挫折。希望的滿足可以減少攻擊行為，希望的完全喪失也可使攻擊行為減到最少。無希望的人是冷漠無情的人。烏干達人在艾迪．阿明專制、殘忍的統治下，不敢想像改善生活條件或反抗阿明的統治。南非的黑人，至少是一部分美國黑人，只要使他們不對將來抱有任何希望，他們就不會反抗。顯然，用消除人們的希望來減少攻擊性這個方法不好。美國唯一的可取之處是至少從理論上說它是希望之鄉。我們明確地或含蓄地教育我們的孩子要希望、要期待、要努力工作以改善生活。然而，除非這種希望能夠合乎情理地實現，否則暴亂、騷動將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睾丸激素水準影響攻擊性，那是否意味著男人比女人更有攻擊性呢？事實顯然是這樣的。在對兒童所做的廣泛的調查研究中，埃莉諾．麥科比和卡羅爾．傑克林發現，男孩始終比女孩更具攻擊性。如，在一項研究中，調查者密切觀察了不同國家的孩子在玩耍時的情況，包括美國、瑞士和埃塞俄比亞。男孩中的非嬉戲動作，如推搡、打人等，遠遠多於女孩。同樣，在世界各地的成人中間，大多數因暴力犯罪而鋃鐺入獄的人都是男人。女人通常因財物犯罪（如偽造罪、欺詐罪和偷竊罪）被捕，而不是因暴力犯罪（如謀殺和嚴重的身體傷害）而被捕。這些差異是由生理差異造成的，還是由社會學習差異造成的呢？我們不能十分確定，但是的確有證據表明生理差異是存在的。特別是在我們國家，在過去的三十五年間，與男性相比，巨大的社會變化對女性產生的影響並沒有造成女性暴力犯罪率的增長。同時，在非暴力犯罪率上，有資料表明女性犯罪率的增長遠遠高於男性。

所以，在討論媒介暴力的影響時，我們把主要目標都放在孩子身上是非常有道理的。少年，從定義上講，比成年人更有可塑性。即，一般看來，他們的態度和行為容易受到所見所聞的事情的更深的影響。但是媒介暴力的影響不僅限於孩子。在許多情況下，成人暴力似乎是對藝術的模仿。如幾年前，一個男子開著卡車，衝進德克薩斯州柯林市一家擁擠的自助餐廳，向人們隨意地開槍射擊。到員警趕到時，二十二人死亡，是美國歷史上最有破壞性的濫殺無辜事件。他隨後自殺。在他的口袋裏，員警發現了一張電影《費舍爾王》的票根。這部電影描寫了一個憤怒的男子向擁擠的酒吧瘋狂射擊，使幾人喪命的故事。

同樣，馬拉穆斯做了一個實驗，讓男大學生看兩部色|情|電|影中的一部。第一部電影描繪了兩個彼此情願的成年人的做|愛情景；第二部電影描繪了一個強|奸事件。看完電影后，要求這些男人進行性想像。與看過第一部電影的大學生相比，看過強|奸電影的男大學生勾畫出的性幻想中含有更多的暴力。在另一個實驗中，馬拉穆斯和切克安排大學生們觀看兩部電影中的一部，其中一部逼真地描寫了性暴力，另一部既無暴力也無性行為。幾天後，讓這些學生填一張性態度調查表。看過性暴力電影的男學生對女性施暴的接受程度增加。另外，他們還開始相和圖書信某些關於強|奸的荒誕說法——如，是婦女挑起了強|奸，並且喜歡被強|奸。

到現在為止你已經瞭解到，對於自然環境中發生的事件，我們必須十分謹慎對待。如，一個有較高的科學素養的人會問，攻擊性行為的增加到底是由於溫度本身的原因，還僅僅是因為更多的人在炎熱的天氣都比寒冷的天氣更喜歡到戶外去（擋住別人的路！），所以我們怎能下結論說是炎熱本身導致了攻擊性行為，而不是因為人們增加了相互接觸的機會呢？我們可以把這一現象帶入實驗室研究，而且做起來十分容易。如，威廉．格裏菲特和蘿勃塔．維奇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他們讓學生參加一個測試，其中一部分人在常溫房間裏答題，而另一部分人在一間溫度為九十華氏度的房間裏答題。在熱房間裏的學生不僅報告說他們感覺攻擊性更強，而且還對實驗者要求他們描述和評價的陌生人表現出更多的敵意。現實生活中的其他一些例子也支援了我們的觀點，即高溫可以導致攻擊性的增加。如在重大的棒球比賽中，當溫度在九十度以上時，擊球手被棒球擊中的次數要遠遠多於溫度在九十度以下他們被擊中的次數。在亞裏桑那州的鳳凰城，與駕駛有空調汽車的司機相比，駕駛沒有空調汽車的司機在碰到交通堵塞時更有可能摁喇叭。

看暴力電影就會導致暴力行為嗎？我們不能十分肯定。但是我們知道媒體中的暴力可以並確實對成年人的行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幾年前，大衛．菲力浦斯詳細調查了美國每天的謀殺率，發現每次重量級拳擊比賽結束後的第二個星期，謀殺率都會增加。而且，對比賽的報導越多，謀殺率的增加就越高。更讓人震驚的是，拳擊比賽中失敗者所屬於的種族和賽後謀殺案的受害者所屬於的種族有相關性：白人拳擊手失利後，白人受害者的數量相應增加，黑人受害者的數量沒有增加；黑人拳擊手失利後，黑人受害者的數量相應增加，白人受害者的數量沒有增加。菲力浦斯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這些資料是如此一致，以至於無法僅僅被視為一種巧合。我們再次重申，這不能被理解為所有人或者相當數量的人在觀看了媒體暴力後都會被激發起從事暴力活動的欲望。但是事實證明，有一些人會受到影響並且結果有可能是慘痛的，這一點是無法否認的。

幾年前，阿爾伯特．班杜拉及其同事進行了一系列的經典實驗。其基本程式是讓一位成年人打一個空氣填充的塑膠玩具「波波」娃娃（類似不倒翁的玩具）。有時，這個人一邊打娃娃一邊罵。讓一些孩子們看到大人的所作所為，然後讓他們去玩這個娃娃。在這些實驗中，這些孩子不僅模仿了大人的攻擊行為，而且在看過大人的攻擊行為後，還會發明新的、創造性的攻擊行為。簡而言之，兒童的行為不只限於模仿；看到一個人攻擊別人，可促使孩子們發明新的攻擊行為。我們把這一過程稱為社會學習（social learing）。為什麼我們說這些實驗如此重要呢？誰會關心波波娃娃的遭遇呢？讓我們慢慢道來。

因為這是一個控制情況下的實驗室實驗的一部分，與野蠻的、衝動的暴力事件相比（一般來說，是與騷亂、輪|奸、保安委員會的審判聯繫在一起的），津巴多研究中的被試人表現出來的攻擊性顯得蒼白無力。不過，有理由相信，在實驗室之外同樣存在著「非個體意識」的現象。布賴恩．馬倫分析了一八九九年至一九四六年間的報導過的私刑事件，發現參與暴徒的數量與暴力程度之間的緊密的關係，人數越多，私刑的殘暴程度越高。馬倫的研究認為，當人們身為一個群體的一員時，他們是「不為人所知的」。他們的自我意識會降低，更少在意對攻擊性、破壞性行為的自我約束。所以，他們更不可能對攻擊性行為負責。

攻擊行為還有另一個作用。在我們這樣一個複雜而無情的社會裏，對於一個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來說，攻擊行為可能是引起歧視他們的人注意的一種最戲劇性的手段。沒有一個人會否認，瓦茨和底特律暴亂的效果足以提醒大量正直而有感情的人去注意美國黑人的困境；沒有一個人會懷疑，雅典和紐約的國家監獄裏的流血事件導致了改革監獄願望的增長。這種結果以人的生命為可怕的代價值得嗎？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作為一個社會心理學家，我可以一遍又一遍地說，暴力從來不會簡單地因條件得到改善而結束。暴力滋生暴力——不僅在受害者反擊敵人這個簡單意義上是如此，在下邊這種更複雜、更隱晦的意義上也是如此，即攻擊者通過誇大對手的邪惡來為自己的暴力辯護，因而增加他進一步攻擊（一遍又一遍地）對手的可能性。

因為這是一個對社會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進行縝密的研究。大量的實驗證據表明，觀看電視暴力節目的確會增加孩子們的攻擊性行為。如，就這個問題進行的早期實驗中，羅伯特．利伯特和羅伯特．巴倫給一組孩子看暴力程度極高的電視警匪片的片斷。在控制情況下，給另一組情況類似的孩子看一段令人激動但沒有暴力色彩的、具有同樣片長的電視體育片。然後每個孩子都被允許到隔壁的房間裏和另外一組孩子玩。看過充斥暴力場面的警匪片的孩子比看過體育片的孩子更多地表現出對同伴的攻擊行為。

痛苦與不適是攻擊性行為的重要預兆。如果一個生物體體驗了痛苦而無法擺脫，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攻擊行為。這種情形同樣存在於田鼠、老鼠、倉鼠、狐狸、猴子、螻蛄、蛇類、浣熊、美洲鱷以及許多動物的身上。這些動物會攻擊同類動物、其他種類的動物或者是身邊的任何東西，包括填充娃娃和網球。你是否認為人類也和他們一樣呢？略微思考一下你就會猜到，人類大概也不例外。大多數人在受到意外的刺痛時（如我們絆了一跤時），很可能會咒罵身邊的任何目標。倫納德．伯科威茨在一系列的實驗中發現，與普通學生相比，經歷了把手浸在刺骨的水中而痛苦的學生攻擊性行為確實顯著增加。

結論的最後措詞非常重要，因為即使是沒有暴力傾向的孩子，如果長期觀看暴力電影，也會變得更有攻擊性。羅斯．派克及其同事的現場實驗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些實驗中，不同組的孩子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觀看暴力程度不同的節目。與長期觀看良性節目的孩子相比，長期觀看暴力節目的孩子（甚至那些沒有很高攻擊傾向的孩子）更有攻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