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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不經意間接觸到的偏執態度也可影響我們對偏見受害人的態度和行為。研究表明，僅僅無意中聽到別人用貶低性的字眼稱呼某一群體（如稱呼某一種族或民族的綽號），也會增加我們以負面態度看待該群體（或僅僅與該群體相關的某人）的可能性。在一項實驗中，莎莉．柯克蘭及其同事要求被試人閱讀一段審判罪犯的記錄，其中由黑人擔任白人被告的律師，而這位黑人律師的照片被貼在審判記錄上。當被試人閱讀記錄時，「偷聽」到扮成被試人的兩位研究助手的簡短交談。一些被試人聽到一個人稱呼黑人律師為「黑鬼」，而另一些被試人聽到一個人稱呼黑人律師為「訟棍」。在兩種情景中，第二個人都對第一個人對黑人律師的蔑視態度表示了贊同。由於正好有這種從眾的動力，研究者馬上要求被試人對律師和被告作出評價。對這些評價的分析顯示，與聽到用與律師的種族無關的字眼嘲諷黑人律師的對話的被試人相比，聽到用種族缺陷來貶低黑人律師的對話的被試人給他的評價更加負面。此外，後者給白人被告作出的判決更嚴厲，評價也更負面。後一個發現表明，對偏見性習俗的遵從能夠產生超越種族歧視最初目標的破壞性效果。

這並不意味著，對於某些人來說偏見不是深深植根於無意識的童年衝突之中，相反，它表明許多人可能是在媽媽或爸爸膝頭上時就學會了一系列的偏見。此外，一些人還會遵從有限的而十分特殊的偏見，這取決於他們所處亞文化採用的標準。讓我們仔細看一看作為從眾行為的偏見現象。

社會心理學家奧托．克蘭伯格對偏見的跨文化問題抱有特殊的興趣。他描述了發生在日本的一個獨特的「替罪羊」現象。在日本各地散居著大約二百萬部落民。雖然部落民與其他日本人之間沒有本質的種族或生理差異，但人們認為他們不潔，不適合從事某些職業。你可以想像，部落民通常居住在貧窮的貧民窟。他們的平均智商比日本人的平均智商低十六個點。與普通日本人的子女相比，部落民的子女更容易翹課，行為不良的比率是普通日本人子女的數倍。據克蘭伯格說，部落民中的一員與外人通婚被視為禁忌。他們是一個隱形的種族——對他們的定義主要根據社會階層而非生理特徵。人們只能根據他們與眾不同的語調（由於多年不與其他日本人交往造成的）和身份證明識別他們的身份。雖然他們的歷史起源不甚清楚，但可以推測出，他們大概是一直處於社會經濟地位的最下層，直到一次經濟危機將他們完全逐出日本社會。現在，日本人認為部落民天生就低人一等，因而為自己進一步歧視他們，把他們當成「替罪羊」而辯解。

是什麼使人產生了偏見呢？偏見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進化的心理學家認為，動物對在基因上與其相近的其他動物具有強烈的認同感，而對在基因上與其不同的其他動物具有強烈的懼怕感和厭惡感，即使這些動物並沒有傷害他們。因而，偏見可能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生物進化機制的一個有機部分。正是這種機制使得人們熱愛家庭、熱愛同胞，而對外人懷有敵意。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作為人類，我們區別於低等動物；人類的本性可能是善良、開放、合作的。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偏見就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文化（父母、社區、媒體）在有意無意中教育了我們，讓我們把一些負面的特徵和歸因強加在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身上的。

對上述這些內容的高度認同，表明該人具有專制主義的傾向。一個主要的發現是，具有高度的專制主義傾向的人並非僅僅厭惡猶太人或黑人；他們對（所有）少數民族都懷有很大的偏見。

雖然人類繼承了使我們日後易於接受偏見行為的生物傾向，沒人能夠肯定偏見是否是人類生物構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大多數社會心理學家都認為，人們應該掌握偏見的特質——要麼是通過模仿其他人的態度與行為，要麼是通過我們構建心理現實的方式。正如我們瞭解到的，偏見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深嵌於人類自我辯解的需要之中。例如，在前兩章裏我們看到，如果我們對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做了殘酷的事情，就會詆毀那個人或那個群體，以便為我們的殘酷辯解。如果我們能使自己深信那些人是無用的、低能的、愚蠢的和不ｈttｐs://m.hｅtubooｋ•cｏｍ•ｃｏm道德的，這將幫助我們擺脫因奴役他們、屠殺他們、使他們得不到公平教育而產生的不道德感。然後，我們還可以繼續到教堂做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因為我們所傷害的不是人類同伴。的確，若我們再狡辯一些，甚至可以使自己深信，野蠻地屠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是基督徒的美德——就像當年十字軍戰士所做的那樣，他們在前往聖地的途中，以耶穌的名義屠殺了許多歐洲猶太人。而且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自我辯解的行為加劇了後來的暴行。當然，除了自我辯解需要外，人類還有其他需要，比如地位和權力的需要。

在本章中，我們將認識偏見的四個基本因素：一、經濟和政治的競爭或衝突；二、轉移攻擊目標；三、人格需要；四、對現存的社會規範的遵從。這四個原因不是彼此割裂而是同時發生作用的。但是確定每個原因的重要程度極為有用，因為我們採用什麼方法減少偏見取決於我們認為什麼是產生偏見的主要原因。舉例來說，如果我認為偏執是人類根深蒂固的本性，我將絕望地攤開雙手得出結論：我們不能對每個人進行深度的心理治療，大多數有偏見的人將永遠懷有偏見。這會使我嘲笑那些企圖通過減少競爭或中和遵從壓力來減少偏見的嘗試。

偏執態度也可以在一個從制度上支持這些態度的偏執社會中人為地製造出來。例如，一個從法律與習俗上支持種族隔離的社會一定支援一個群體劣等於另一個群體的觀念。因而，在種族隔離的時代，一個調查者和南非白人會談，試圖找出他們對黑人持負面態度的原因。他發現典型的南非白人深信絕大多數犯罪活動都是黑人幹的。這當然是錯誤的，可這種錯誤觀念是怎樣形成的呢？這些人說他們看到許多黑人罪犯在公共場所幹活——在這些地方他們從未見過白人罪犯，這還不能證明黑人比白人犯罪更多嗎？不能。實際上，法律不允許白人罪犯在公共場所幹活。總之，一個社會可以通過制度製造偏見信念。在我們這個社會，規定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車的後部、禁止婦女進入頗有名望的俱樂部、禁止猶太人在高級飯店住宿，都曾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這些規定製造了某一民族是劣等的或不被人接受的錯覺。

我們怎樣才能確定從眾是產生偏見的原因呢？一個方法是確定一個人的偏見和他的一般從眾模式之間的關係。例如：對南非種族糾紛的研究表明，最容易遵從各種社會規範的人表現出對黑人有很大的偏見。換言之，如果從眾主義者更有偏見，就表明偏見可能是遵從的結果。另一種確定從眾作用的方法是，如果一個人遷入到國家的另一地區，看看他的偏見會發生一些什麼變化。如果從眾是偏見的一個因素，我們將會看到，當個人遷入社會規範更為偏見的地區時，他的偏見會顯著增長，而當他們受到偏見少的規範影響時，其偏見應顯著減少。這是確實發生的事情。珍尼．沃森在一次研究中發現，新近遷入紐約城的人與反猶太人的人有直接接觸，他們自己便變得反猶太人了。佩蒂．格魯在另一次研究中發現，當南方人參軍並與種族隔離較少的社會規範接觸後，他們對黑人的偏見也減少了。

此外，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其父母還傾向於使用愛和不愛作為使孩子服從的主要手段。一般說來專制人格的人在兒童時期都非常缺乏安全感並過分依賴父母；他害怕父母並且不自覺地對他們懷有敵意。這種人長大以後便會由於害怕和不安全感而變得脾氣暴躁，他把攻擊轉移向弱小團體，卻明顯保留著對權威的崇拜。

佩蒂．格魯建議用從眾來解釋上述現象。在這一例子中，人們只是簡單地遵從社會上的規範（在井上）。南方的歷史事件為產生對黑人更大的偏見奠定了基礎，而從眾使這一風氣得以繼續。的確，佩蒂．格魯相信，雖然經濟競爭、挫折和人格需要能夠解釋一些偏見行為，但大多數偏見行為是對於社會規範奴僕般地遵從的結果。

前一章我們曾提出，有些攻擊行為是由於挫折或其他不愉快的、令人討厭的情境（如痛苦和厭煩）引起的。這一章，我們看到受挫折的個體對引起挫折的原因有很強的攻擊傾向。然而，一個人受挫折的原因常常不是太大就是太模糊而不易直接報復。例如：如果一個六歲的孩子受到老師的訓斥，他怎麼能報復呢？教師的權力太大了。但這和_圖_書一挫折增長了他攻擊一個較小的旁觀者的可能性——即便旁觀者與他的痛苦毫無關係。同樣，如果發生大規模的失業——受挫折的失業工人能打擊誰呢？經濟制度嗎？這個制度太龐大而又太模糊。如果找出一個不那麼模糊而很具體的東西，因失業對他（或它）進行譴責就會更方便。總統嗎？他很具體、很合適，但他太有權力了，想不受懲罰的攻擊他是辦不到的。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把攻擊矛頭指向替罪羊可能是人類的一種傾向，但並非所有人都會這樣做。我們已經指出，社會經濟地位是產生偏見的一個原因。同時，我們也看到，與不討厭某個外集團成員的人們相比，討厭某個外集團成員的人們更易於把攻擊矛頭對準外集團成員。現在我們把這一問題向前推進一步。有些證據表明，在仇恨的一般傾向上存在著個體差異。換言之，有些人易於接受偏見，這不完全是由於當時的外部影響，而是由於他們本身就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特奧多．阿多諾和他的同事認為，這些人具有「專制人格」。具有專制人格的人的基本特徵是：他們信仰堅定，往往持有「傳統」的價值觀念，不能容忍自己和別人的脆弱，喜歡嚴厲地懲罰，多疑，極端仰慕權威。人們開發了確定一個人是否專制的工具（稱作F量表），可測量出一個人同意或反對諸如下列項目的程度：

隨著對日益減少的工作機會的競爭的加劇，歧視、偏見和負面的刻板化也顯著增加。約翰．朵拉德在他早年對一個小工業城市的偏見的調查中，描寫到：雖然在城裏一開始對德國人並沒有明顯的偏見，但隨著工作機會的減少，偏見便出現了。

通過對在F量表上得高分或低分的人進行的精心的臨床觀察，阿多諾及其同事把這一系列的態度和價值觀的發展追溯到人們的童年經歷上。他們童年的家庭特徵是父母的管教極為嚴厲。

很難理解對黑人執行的私刑或對部落民的虐待僅僅是由經濟競爭引發的。從這些行為背後大量的情感因素可以看出，除了經濟因素外，還存在著更深層的心理因素。同樣，納粹企圖滅絕猶太人（與經濟地位無關）的那種狂熱，強有力地表明這一現象並非單純是個經濟的或政治的問題，而是（至少部分是）心理問題。尼爾．米勒和理查．巴蓋爾斯基所做的控制嚴密的實驗提供了進一步的證據。他們要求被試人表述自己對不同的少數民族的感受。然後，讓一些被試人受到挫折，即剝奪他們看電影的機會而去參加一系列難度很大的測驗。之後，要求他們重新表述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感受。這些被試人在受挫折之後，增加了對少數民族的偏見。另一組未受挫折的被試人，其偏見則沒有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值得注意的是古老的希伯來人的一個習俗。在贖罪日裏，一個牧師一邊把手放在一隻山羊的頭上，嘴裏還一邊說著人所犯下的罪惡，這樣就象徵性地把人的邪惡與罪行都轉移到羊的身上。然後這隻羊被放逐到野外，這樣這個社區的罪惡就被洗清。這個生靈就是「替罪羊」。在現代，替罪羊（scapegoating）一詞被用來形容一個未做錯事卻受了斥責的軟弱無辜者。遺憾的是他無法逃到荒野之中，而常常遭受折磨甚至死亡。如果一個人失業了，如果通貨膨脹耗盡了他的積蓄，他不會簡單地痛斥經濟制度，他可能找到一個替罪羊。在納粹德國，替罪羊就是猶太人；在十九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州，替罪羊是中國移民；在南方的鄉村，替罪羊就是黑人。幾年前，卡爾．霍夫蘭和羅伯特．西爾斯發現，在一八八二～一九三〇年期間，可以根據棉花的價格估計南方受私刑的人數：私刑隨著棉價的跌落而增加。簡單說，這是由於人們在經歷一場經濟蕭條時，可能遭受了很多挫折，這些挫折便導致私刑和其他暴力罪行的增長。

偏見可被看做是經濟和政治力量的結果。根據這一觀點，假定資源是有限的，統治團體為了得到更多的物質利益，會儘量剝削或詆毀少數團體。當世道艱難，在相互排斥的目標上存在衝突時，偏見態度很容易滋長起來，而不管這些目標有關經濟、政治，還是意識形態。因此，由於就業名額有限，白人和墨西哥裔美國移民工人之間存在偏見；由於領土劃分存在爭議，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間存在偏見；由於奴隸制的廢除，美國南方人或北方人之間存在偏見。ｗwｗ.ｈeｔｕbｏoｋ.ｃｏｍ.cｏｍ只要看看某些行業工會多年來取得的成功便會發現，從歧視中得到的經濟效益是很明顯的。這些工會拒絕接受婦女和少數民族的成員為會員，從而把這些人排斥在他們一手控制的相對高薪職業之外。例如：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是民權運動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重大發展的時期。但在一九六六年，在所有由行業控制的學徒中，只有二．七％是黑人，只比前一個十年增長了一％。此外，在六十年代中期，美國勞工部在個主要城市的水管工、汽車裝配工、鋼板工、石匠、車工、油漆工、玻璃工和管理工程師等行會，調查少數民族會員的情況。結果在四個城市裏未發現一名黑人會員。顯然，偏見保護了某些人的利益。雖然在過去的三十年間，開明的立法和社會進步使這些統計數字有了很大變化，但對於少數民族團體來說依然遠遠沒有達到公正的地步。

瞭解薩姆．麥克．法蘭及其同事在前蘇聯進行的一項關於專制人格的研究中的發現，將使我們受益匪淺。他們發現，在量表上得高分的人往往贊成推翻他們剛剛獲得的民主制度，回到原來的蘇維埃政權。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具有專制主義人格的前蘇聯人與具有專制主義人格的美國人非常不同，後者往往反對社會主義。當然，他們之間的共性並不在於某個特殊的意識形態觀念，而在於對權威的墨守成規和敬仰。換言之，連接兩者的紐帶是遵從他們所處文化中傳統價值的需要及懷疑來自與他們不同的人的新思想、新信仰的傾向。

其他研究有助於更準確地阻止這一現象的發生。在一個實驗中，研究者要求白人學生在這個所謂的「學習」實驗中對另一個學生發出一系列電擊。被試人享有調整電擊強度的權利。事實上，學習者是研究者的助手，他並沒有真的被連在導線上。研究者設計了的種情況組合：助手本人要麼是個黑人，要麼是個白人；他要麼對被試人友好，要麼對他惡語相向。當他行為友好時，被試人向黑人助手發出的電擊強度稍弱；當他惡語相向時，被試人向黑人助手發出的電擊強度遠遠高於對白人助手發出的電擊強度。在另一個實驗中，讓一些大學生經受許多挫折。其中一些學生是強烈反對猶太人的，另一些不是。研究者要求被試人根據他們看過的圖片寫故事。給其中一些被試人所看的圖片上的人物安上猶太人的名字，而對其他人則不是這樣。研究者有兩個主要發現：一、在受挫折之後，反猶太人的被試人與不反猶太人的被試人相比，前者在故事中對猶太人做出了更多的攻擊；二、如果所寫故事中的人物不是猶太人，那麼反猶太人的學生和其他學生之間則無太大差別。總之，挫折導致了一種特殊的攻擊——對外集團的攻擊。

那麼，怎麼解釋存在於南方的對黑人的敵意呢？這可能是由於歷史原因：黑人曾經是奴隸，南北戰爭是由於奴隸制問題引起的，因而營造出一個產生更大偏見的氛圍。但又是什麼使這一風氣得以繼續下去呢？一個可能的線索來自對南方一些相當奇怪的種族分離形式的觀察。我們舉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在西佛吉尼亞的一個小城裏，黑人和白人礦工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他們在井下完全融合，而在井上卻完全隔離。我們怎樣去解釋這種不協調呢？如果你真的恨一個人，你就希望離他遠點——為什麼在井下同他有聯繫而在井上卻沒有呢？

我們常常觀察到，對黑人的偏見在南方比在北方多。它往往以強烈反對取消種族隔離的態度表現出來。例如：一九四二年僅有四％的南方人贊成取消交通工具上的種族隔離，而北方卻有五十六％的人贊同。為什麼？是由於經濟競爭的原因嗎？大概不是。在南方一些地區經濟競爭比北方少得多，而對黑人的偏見卻很大。是不是南方人比北方人有更強的專制人格呢？不，湯瑪斯．佩蒂．格魯在南方和北方廣泛地進行了F量表測量，發現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分數基本一致。此外，雖然南方對黑人的偏見多，但對猶太人的偏見卻比其他地區少。有偏見人格的人應對所有人都有偏見——可南方人不是這樣。

在每個組內部，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感情逐漸加強後，使兩個組發生競爭。研究者們安排了一系列競爭性的活動：橄欖球、棒球和拔河。為增強比賽的激烈程度，得勝隊可獲得獎賞，這會在遊戲當中引發一些敵意和怨恨。除此之外，研究者不惜設想出一套相當「惡毒」的計劃，將兩組置於特別設計的情境中以加劇衝突。其中有個情境是，安排一次營地晚會，讓鷹組比響尾蛇組提前很多時間到達。而晚餐是由兩種不同的食物組成，一種食物新鮮、誘人、讓人食欲大增，而另一種食物已被壓癟，看上去爛嘰嘰的，讓人倒胃口。也許是由於已經產生的競爭性，提前到達的組幾乎吃光了所有的誘人食品，只剩下不好的食品留給他們的對手吃。後來，當響尾蛇組到達發現吃了虧時，他們發怒了（這當然可以理解），用相當難聽的話罵對方。而鷹組認為自己得到好的食物是應該的（先到者先吃），因此對這種無禮感到不滿並以同樣方式回報對方。孩子們對罵升級到相互投擲食物，很快就發展成一場規模很大的騷亂。

實驗室中進行的實驗有助於幫助我們澄清真實世界中的各種因素。出現替罪羊的一般情境是：個體傾向於把攻擊矛頭指向自己不喜歡的、看得見的、相對軟弱的群體。此外，攻擊的形式則取決於我們所討論的內集團（自己人的集團）允許和贊同什麼：在我們的社會中，對黑人施以私刑和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並非經常發生，除非在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或亞文化認為合適的情況下。

在上面的句子中，我使用了過去時態，因為相信極端形式的「替罪羊現象」已成為歷史會讓大家心裏舒暢一些。但時至今日，依然發生了許多讓我們大家愕然的事件。例如，當前蘇聯分崩離析後，一時間，我們歡欣鼓舞，以為東歐國家重獲自由。但不幸的是，在該地區的許多地方，這種新的自由夾雜著更多的民族主義感情。正是這種民族主義感情，反過來導致了對外集團的更多的偏見和敵意。因而，在巴爾幹地區，緊張的民族主義引發了敵意在全區範圍內爆發，最值得注意的是波士尼亞的戰爭。此外，東歐地區在經濟上的困境和期待的受挫導致了全區範圍內對閃族人（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和亞述人）的敵對情緒。

雖然對專制人格的研究有助於我們對偏見原因的理解，但應注意，大部分資料只是一種伴隨關係，即我們僅知道兩個變數有相關，卻不能確定是否為因果關係。例如：當我們考慮一個人在量表上的分數與他在童年時所經受的特定社會實踐的關係時會發現，雖然專制和有高度偏見的成人在小的時候父母對他們很嚴厲，並且用有條件的「愛」作為手段來使他們服從，但並不一定是這些因素使他們成為有偏見的人。相反，可能是這些人的父母自己就對少數民族懷有很深的偏見。因此，一些人的偏見可能是由於認同過程產生的遵從，如第二章描述的那樣。也就是說，一個孩子可能有意識地從父母那裏汲取對少數民族的信念，因為孩子認同父母。這和阿多諾及其同事所做的解釋不同，比他們的解釋簡單得多。阿多諾的解釋是建立在孩子對父母的不自覺的敵意和被壓抑的懼怕基礎上的。

這件事發生以後，研究者取消了競爭遊戲而代之以大量社會接觸。然而，因為相互間存有敵意，僅僅消除競爭並不能消除敵意。實際上，敵意不斷地升級，甚至當兩個組在一起做良性活動時（如看電影），依然不能消除敵意。研究者最終還是成功地減少了他們的敵意。至於怎樣做到這一點，本章後面將繼續討論。

從眾的壓力可能是相當明顯的，就像阿希實驗所表明的那樣。另一方面，對於偏見規範的遵從可能只是由於沒有得到準確證據或者錯誤資訊占了優勢，從而導致人們採取那種建立在道聽塗說基礎上的負面態度。這類刻板化行為的例子充斥在文學作品裏，例如：克里斯多夫．馬婁的《馬爾他的猶太人》和威廉．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這兩本書，都把猶太人描寫成恣意驕橫、見錢眼開、卑躬屈膝的膽小鬼。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論，馬婁和莎士比亞可能曾與令人討厭的猶太人有過不幸的經歷才會寫出這些刻薄的醜化之作。但是，我們忽視了一個事實：這些作品問世前三百多年，猶太人就被逐出了英格蘭。因此，馬婁和莎士比亞這樣做m.hetubook.com.com的唯一原因似乎是殘留的刻板印象。不幸的是，他們的作品不僅反映了這些刻板，而且毫無疑問地加劇了這些刻板印象。

為了斷定是否競爭本身引起偏見，還必須進行實驗。怎麼做呢？如果競爭和衝突引起偏見，那麼在實驗室裏製造偏見是有可能的。可以使用簡單的方法完成這樣的實驗：一、隨機地把來自背景不同的人安排在兩個組裏；二、任一選擇某一標準將這兩個組區分開來；三、將兩個組置於相互競爭的情境中；四、找出偏見的證據。馬札夫．謝里夫及其同事已在童子軍夏令營的自然環境中做了這樣的實驗。被試人是十二歲的正常男孩，他們被隨機地安排在兩個組裏：鷹組和響尾蛇組。主要通過安排活動使每個組員都高度互相依賴，教會每個組內的孩子學會互相合作。例如，在每組裏，大家一起為跳水搭建跳臺、一起準備食物、搭繩橋等等。

這些發現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問題。社會經濟地位和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們偏見更大，是由於下面的原因嗎？一、他們需要一些比自己更低的人以顯示自己優越；二、他們最強烈地感到，在工作競爭中，少數團體成員是他們最直接的競爭對手；三、他們比大多數人更易受到挫折，因此他們更具有攻擊性；四、缺乏教育增加了他們簡單刻板地看世界的可能性。要搞清究竟哪些變因起作用是很難的，不過，上述每種現象都對偏見起了一定的作用，這看來是真實的。的確，偏見絕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由許多因素決定的。下面讓我們看看偏見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什麼。

同樣，在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人對中國移民的偏見、暴行和負面的刻板印象隨著經濟競爭的變化而大起大落。例如，當中國人試圖在加利福尼亞州尋找金礦時，他們被描繪成「邪惡和墮落」、「全是饕餮之徒」、「嗜血而野蠻」。然而，十年後，當中國人願意接受修建橫貫美洲大陸鐵路的危險而艱苦的工作——白種美國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時，中國人就被描繪成樸實、勤勞、奉公守法的人。的確，參與修建西部鐵路的大財閥之一的查理斯．克羅克寫到，「他們與白人一樣優秀」他們令人信賴，富有聰明才智，信守合同。鐵路修完後，工作數量減少了。隨著內戰的結束，大批士兵湧入擁擠的求職大軍，對中國人的負面態度戲劇般陡增：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變為「罪犯」、「教唆犯」、「詭計多端」和「愚昧無知」。

因而，一個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人可能需要一個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更低的少數團體的存在，這樣他才能體會到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一些研究證明，對一個人的偏見程度的最好預測指標是他的社會地位的高低和興衰。例如，珍妮佛．克羅克及其同事發現，來自社會低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比來自社會地位高一些階層的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對其他女大學生聯誼會成員表現出的偏見和蔑視都更多。同樣，研究者在調查白人對黑人的偏見或異教徒對猶太人的偏見時發現，一個社會地位低下或日益衰落的人，比社會地位高或不斷上升的人更容易產生偏見。此外，研究者還發現，在教育、收入、職業方面處於或接近底層的白人，不僅對黑人的敵意最深，而且他們為了阻止學校取消種族隔離，最喜歡訴諸暴力。

這些資料表明，競爭和衝突滋生了偏見。此外，這種現象超越了純粹的歷史意義；它似乎具有持久的心理作用。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進行的調查中，多數反黑人的偏見都出自社會經濟地位剛剛高於黑人的團體。而且，這種傾向在黑人和白人激烈競爭工作機會的情況下尤為明顯。與此同時，對這些資料的解釋還存有兩可之處，因為在一些例子中，競爭這一變數經常和其他變數（如教育水準、家庭背景）糾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