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作為一門科學的社會心理學
道德問題
四．實驗者應在實驗結束後，花費相當的時間向每個被試人仔細解釋這個實驗，說明真正目的、欺騙的原因等等。應千方百計保護被試人的尊嚴，不要讓他因為「陷入」騙局而感到自己愚笨或受了騙。應在確信被試人情緒很好、對自己和自己在實驗中的所作所為感到滿意以後，才讓他們離開實驗地點。任何一個認真、誠懇、願花時間和努力以報答被試人對科學事業做出的重要貢獻的實驗者都會做到這些。
儘管研究者進行了周密的計劃，他們對被試人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大是始料未及的。我有意選擇了道斯、麥克．塔維什和謝克利的實驗是因為他們沒有隱瞞實驗的真實目的，也完全符合道德規範。沒有什麼道德規範能預測所有問題，尤其是那些當被試人發現有何對他們自身不利時產生的問題或那些被試人預料到的問題。
三．實驗過程經常包含一些不愉快的體驗，如疼痛、枯燥乏味、焦慮不安等等。
總之，我在決定是否做一項實驗時會考慮與研究有關的各種利弊。下面就是我始終遵循的五項原則：
進行實驗的社會心理學家對道德問題非常關心，恰恰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建立在道德的兩難困境中。請讓我解釋一下。這種兩難困境是基於大多數心理學家都會認同的兩個相互衝突的價值取向之上。一方面，他們相信進行自由的科學探索的價值；另一方面，他們相信人類的尊嚴與人類保護隱私的權利。這個兩難局面是真實的，虔誠地為保持人類的尊嚴的重要性而辯護不能消除它，巧舌如簧地發出忠於科學事業的誓言也不能消除它。社會心理學家必須直面這個問題，不是一次，而是每當他們設計並進行實驗時都要直面這個問題，因為世上不存在「放之所有實驗而皆准」的規律或方針，和_圖_書既有針對性，又具有普遍指導意義。
我自己持一種折衷的觀點。我認為，社會心理學這門學科是非常重要的；我同樣認為，實驗中被試人的權利自始至終都應該受到保護。在決定一個實驗程式是否符合道德規範時，我認為對利─弊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說，應該將實驗帶來的好處與實驗給被試人帶來的損害考慮在內。換言之，人們在作出決定時，實驗對社會帶來的好處與被試人付出的代價之間的比率必須被考慮進來。不幸的是，這樣的對比往往不容易做出，因為一般來說，實驗對社會帶來的好處與實驗對被試人的損害是不可知的、難以計算的。進而，甚至連對實驗的結果的預測也會改變我們對它所引發的道德問題的評價。如果沒有一位被試人發出高於適中水準的電擊，我們還會質疑米爾．格拉姆實驗的道德問題嗎？
二．實驗者對使用欺騙性程式應該非常謹慎，如果能找到其他行之有效的程式，就應使用這些程式，而不用有欺騙性的程式。
當實驗使被試人看到自己身上那些令人不悅和負面的問題時，更加微妙卻不失重要的道德問題便浮出水面。看一看道斯、麥克．塔維什和謝克利那些相對溫和的實驗中的被試人吧。所羅門．阿希實驗中的許多被試人瞭解到，他們在面對團體壓力時會採取從眾行為；我們（阿倫森和梅提）所做的許多實驗中的被試人瞭解到，他們會在玩牌中作弊；米爾．格拉姆實驗中的許多被試人瞭解到，即使在服從權威會給他人造成明顯的傷害的情況下，他們也會這樣做。最後，還記得第一章中斯坦福監獄研究實驗中的被試人在沒有接到直接而明確的命令時，採取了殘酷對待他人的行為。
一．撒謊是不道德的。這個問題在水門事件發生後顯得更加重要。這個事件披露了：政府機構非法竊聽公民談話；總統公然對選民撒謊；總統直接雇用的人使出了所有骯髒的手段，如詭計、偽造書信和檔案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學家能證明給當代存在的「謊禍」添磚加瓦是正當的嗎？和*圖*書
很顯然，一些實驗技巧暴露出的問題比另一些技巧多。總的來說，使用欺騙手法的實驗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因為「撒謊」這個行為本身是客觀的，即使欺騙的目的是掩蓋真相。那些產生痛苦、窘迫、負疚或其他各種強烈感受的程式暴露出明顯的道德問題。
二．這種欺騙往往導致對個人隱私的侵犯。當人們作為被試人卻不清楚實驗者的研究目的時，就根本不能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是否同意參加實驗的決定。例如，在阿希實驗中，一些學生如果事先知道他要研究自己的從眾傾向，而不是研究自己的知覺判斷，他們就不會同意參加實驗。
很明顯不會。一項研究發現，對米爾．格拉姆實驗程式危害性的個體評估，因個體對實驗結果的種類的預測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說，被告知大多數被試人都服從了研究者的指令的被試人比被告知只有少數被試人服從了研究者的指令的被試人認為實驗更有害。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如果實驗結果令人愉快或反映出比人類天性更美好的東西，那麼任一實驗的道德問題就可能遭到較少的質疑；而如果實驗結果反映出一些我們寧願不知道的東西，那麼它就可能遭到更多的質疑。
然而，當第一階段實驗結束後的第二十四小時，一位年過半百的男子打電話給研究者。他是他所在的組內唯一的變節者，並因此獲得了一百九十二美元的獎勵。他想把所得的獎勵退回去與其他被試人平分，因為其他選
heｔｕｂoｏk•ｃｏｍ•ｃom擇合作的被試人僅僅得到很少美元的獎勵。在對話中，他談到對自己的貪婪行為感到羞愧，輾轉反側，難以成眠，等等。在另一個類似實驗中，一位選擇合作的婦女報告說，其他人都選擇了背叛，使她感到上當受騙，終於認清了那些人不像她原來認為的那樣值得信賴。實驗結束後期有時也稱解釋期（debriefing），是實驗的特別重要的一部分。它不僅對於挽回實驗中發生的一些不安及欺騙後果具有很大價值，而且給實驗者提供了指導被試人的機會，從而使實驗成為一次有教育意義的經歷。此外，還使實驗者能確定實驗程式的效果如何，並從一個最瞭解實驗的被試人身上查明應如何改進實驗程式。總之，謙虛謹慎的實驗者把被試人看做自己的同事，而不是看做對象。沒有必要在這裏細述實驗後期的具體細節。對於想更多瞭解這一問題的人，可以去閱讀我在這一課題上專業性更強的文章。
在此，我趕緊補充一句，即使在研究者不使用欺騙手法時和研究程式不很極端時，依然也會引發道德問題。有時，甚至那些看似最溫和的程式也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深刻地影響一些被試人。看一看羅賓．道斯、珍妮．麥克．塔維什和哈里．特謝克利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他們主要是研究「社會中的兩難處境」，被試人面臨兩種選擇：合作或背叛。如果每個人都選擇合作，那麼大家都能獲得金錢上的獎勵；如果一個或多個被試人選擇背叛，這些人就會獲得金錢上的獎勵，但選擇合作的被試人將蒙受金錢上的損失。被試人的選擇在整個過程中都處於匿名狀態。在實驗一開始時，就對所有被試人充分解釋了遊戲規則，而沒有任何隱瞞。應該說，這種安排是不會產生副作用的。
一．應避免那些引起極大不安和痛楚的程式。若實驗者極其機智和謹慎，通常不用那些極端的方法就能成功地驗證假說。雖然較為緩和的程式往往使結果不太清晰，但實驗者應該做到，寧可結果不太清晰，也要保護被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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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後，實驗者不應「只是為了好玩」而進行那種欺騙和使人不安的實驗。進入實驗室前，實驗者應能肯定自己的實驗是重要而完善的，即自己正在用一種周密設計的、組織得很好的方式給一個有意義的問題尋找答案。
這種自我發現是否對被試人具有治療效果或教育意義還存在爭議。的確，許多被試人本身提出了這樣的思考。但是，從本質上看，這種觀點並不能為這些程式辯解。說到底，一個研究者怎麼能事先知道這些程式是否會有治療效果呢？此外，如果哪個科學家在沒有征得他人同意的前提下，認為自己有權利或有技術為他人提供治療體驗，將是非常自大的。
三．若被試人的不安心情變得十分劇烈，實驗者應給予他們退出實驗的自由。
考慮到上述問題，那麼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目標本身是否可能為研究者採取的這些方式而辯解呢？這是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些人認為，不管這門科學的目標是什麼，也不管它會取得哪些成果，都不足以為欺騙他人或使他們陷入痛苦而辯解。而另外一些人堅持認為，社會心理學家正在探索對人類有長遠利益的東西，為了這個目的付出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
社會心理學的實驗者努力做到對被試人的需要盡可能敏感。雖然有些實驗程式能引起被試人一定程度的不安，但是絕大部分程式中都包含有許多保護被試人的防衛措施。例如，從被試人不安這一角度來看，許多讀者一致認為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是本書中所報告的最困難和-圖-書的研究之一。是否應該進行這個實驗？爭論相當大。但是，米爾．格拉姆在實驗以後，做了很大努力以使被試人的全部體驗變得有益而令人興奮。他的努力顯然收到成效：實驗完成幾個星期以後，八十四％的被試人報告說，他們為自己能參加這項研究感到很高興，十五％的人報告了既不高興也不遺憾的中立感情，只有一％的人對參加該項研究表示後悔。（然而我們應該謹慎地看待這些結果。在第五章討論過的認知失調理論提示我們，有時人會通過改變先前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一項追蹤研究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證據：在這個實驗完成一年之後，一個大學裏的一位精神病專家會見了一組有代表性的被試人，發現實驗未產生對人有害的影響，相反，這些有代表性的被試人的典型回答是：自己所參加的這項研究是有教育意義的，它使自己更充實。
為了得到人們在最複雜和最重要的情境中將如何行動的有用資訊，使用欺騙可能是最好的（也許是唯一的）方法，但它卻給實驗者提出了極嚴肅的道德問題。從根本上看，主要有三個問題：
在這一章裏，我試圖展現出實驗法的優點，也試圖說明設計一個社會心理學的實驗室實驗是多麼複雜，以及引起多麼大的爭論。此外，我還試圖和被試人分享在克服困難後我所感受到的愉快心情，並試圖探索保護被試人身心的方法。被試人為我們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我們衷心感謝他們。本書前八章所講述的知識、資訊和見解都以這章裏所討論的技術程式以及與被試人的合作為基礎。毫無疑問，我們對社會性動物的整體及各個方面的理解最終取決於我們在改進、發展研究行為的方法方面的獨創性和智謀，這種方法應該能在不侵犯人的基本尊嚴的原則下，對所研究的行為加以很好地控制和影響。在這方面，實驗的被試人為我們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