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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和搥胸夜遊歸來後，我們三個人就離開了醫院。整個上午都在杭州市走馬看花。我們發現這裡的人們的行為舉止都比家鄉的人放肆得多。這兒的女人都是花枝招展，穿著短短的裙，胸部挺得高高的，一對對的男女也敢手挽著手，或勾肩搭背，招搖過市。我靦腆得不敢抬頭，老板譏笑我，說我的思想太封建。

我們四個人立刻趕到郵電局去發一封電報回福州，工作人員看到我們的電文，嚇了一跳，拒絕拍發，並且指責我們散布謠言，侮辱中央首長，要叫公安人員來抓我們。

我們逃到另一個郵電局，打了一個長途電話到福州。這個消息一定會使他們的信心大為增強，如果鄧小平可以被公開攻擊，葉飛為什麼不能被鬥垮？

這個晚上，我寫了一封非常激動的信給二哥。我在這封信中和日記裡都記下了鄧小平的這件新聞。我整夜都在想這件事究竟可能不可能？這個世界這樣混亂，我們必須儘快趕到北京去，自己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回到醫院後，副中隊長又把老板和搥胸帶出去花那五塊錢，我則留在醫院中照料生病的同伴。這時，他已經恢復了知覺。他對我說，他再也不想往北走了。我給了他一百五十元，並且囑咐他嚴防那副中隊長的計謀。

這時正好是上午九點鐘，公司剛開市不久，市民們能八扇大門蜂湧而入，兩座自動階梯和四座電梯早已擠滿了人，其中多數是從外地來的串連紅衛兵，看著著實惹人討厭。警察連帽子都被擠歪了，伸手維持著秩序，卻仍然於事無補。櫃抬後的女店員露出滿臉不高興的神情，坐在那裡看小說，顯然慣於在上午享受幾小時清閒的時光了。

上海的房荒是全國最嚴重的。政府想解決這個問題，曾經把大批的都市青年遣送到遙遠的邊疆地區去「安家落戶」。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上海青年被迫穿上制服，加入「解放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到新疆去做農兵。文革開始後，這些青年把握良機，回到上海來了，組成了一個叫做「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返滬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大軍。（後來，我們從北京回來時路過上海，看到他們在市政府前紮營露宿，要求准許永留上海，並要市政府保障他們的戶籍和工作。）這一天中，我的最大收穫要算在工人新村時，梅梅一直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她說：「這裡，我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還是廈門好得多。」

樓房中不時傳來小孩子的哭聲和無數的雜音。父母們多半都上工去了，許多學齡兒童必須留在家中照顧更小的弟弟、妹妹，才六歲的小孩就要學燒飯和別的家務事，村中就時常鬧火災和別的意外。家裡缺乏溫暖，沒有消遣，祇有打罵和哭鬧，難怪許多年輕的工人在下工後都不願回家，不如到第一百貨公司去逛逛櫥窗或到小酒館去喝個一兩杯要好得多了。

我們四個人走出了百貨公司時，正值晌午。兩位同伴在人群中走散了，原籍上海的周吉美早已去看親戚了。梅梅抱著一個新買的布娃娃，剛走到大門口，就被一個拖著鼻涕，滿臉污黑的小孩搶跑了。

食品部的配給限制比其他部門鬆一點，價錢卻很貴。

擴音器響了起來：「親愛的紅衛兵小將們，歡迎到上海第一百貨公司來。在這裡，你們可以看到建設偉大祖國的一日千里的成果。為了保證全市的hｔtｐs://ｍ.hｅtｕｂｏoｋ.cｏｍ.ｃｏｍ供求平衡，我們希望外地來的串連紅衛兵不要搶購物資。我們設立了專為你們服務的櫃台，在那裡，你們可以買到上海製的很實用的電晶體收音機，每架祇售十元；還有用乾電池的玩具，每個是售三角三分錢——」

這家百貨公司的另一個乏人問津的部門是新華書店代辦處。文革以來，書架上的書籍全部換成了毛澤東選集及毛語錄，原來出售劉少奇等首領肖像的櫃台上，現在祇剩下了毛澤東像，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問女店員是怎麼回事？她回答說，別的肖像，特別是劉少奇的，已經全部「賣完」了。我覺得很奇怪，難道劉少奇犯了錯嗎？難道他已經不是領袖了嗎？不，絕不可能，他畢竟是國家元首兼毛澤東的繼承人呀。

第二天，我們換了便服，手拉著手在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逛街。二哥曾對我講過上海的歷史，我對這個很容易使人變色墮落的大染缸覺得十分熟悉。我帶領眾人來到了第一百貨公司，這是一座有十二層樓的大廈，其中七層開放給大眾，是全國最大的百貨公司。

串連站中的接待員多半是老太太，是居住委員會組織起來的義務工作者。她們發給我們每人一張地圖，叫我們不要把時間全部花在遊覽和玩樂上，要記得到各學校去學習革命經驗；她們還警告說，我們如在上海搶購物資就會被警察抓的。

在八樓的餐廳中，我們發現除了我們四個外，祇有身穿白制服的服務員佇立一旁。他們的服務方式和傳統的不同了。現在，客人要自己拿餐具，點好的菜也要自己去端；吃完後，還要自己走到櫃台前去付帳（在某些飯館，吃完後，客人還必須自己洗碗筷）。這一切都是為了防止客人太過奢侈享受和防範客人歧視服務人員。我們的女服務員是端坐一旁，手捏著毛語錄在話家常——工作時，研習毛語錄是誰也反對不了的。

月光下，湖上處處傳來了撩人的嬌笑。在一些僅能容一人的小舟上，遊客睡著了，手腳垂進水裡，船兒漫無目的地在湖上飄蕩著。

這家商店顯然常有缺貨問題。從文革以來，許多工廠停止了生產去搞運動，使得上海的各商店祇能靠舊有的存貨來維持。成衣部顯得冷冷清清的。三家最大的紡織廠因文革而關閉了，今年夏天每人八尺棉布的布票本來應該在六月兌現的，現在已經過了期，布還沒有換到。我們在一排排的布疋間留連忘返。摸這摸那的，問店員幾時會有不用布票的布出售？女店員冷冷地回道：「你們不要做夢了。這些布早就被訂下了。」文革以來，走後門的黑市交易已是屢見不鮮。

我們在車站的售票處把串連的火車票拿出來，繳驗蓋章，正在不知如何處理那個生了病的同伴時，那兩個空軍對我們伸出了援手。在漫長的火車旅程上，我們雙方變成了熟人。他們中有一個是飛行副中隊長，另一個是機械師，兩人也都連續站了一天多，卻仍然是精神抖擻，有說有笑。

「不想。上海太好玩了，使我覺得自己是個大家庭裡極小的一份子。」

（ＰＳ：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三屆人大九次會議中，通過取消軍銜制度的決定。在取消軍銜的數十個年頭中，共軍將領與士兵除了一律佩帶紅領章外，從表面上是無法分辨其官階之高低，因此導和_圖_書致後來懲越戰爭中『等級不明，指揮不靈』之困狀，後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恢復實施軍銜制。）

最有趣的是外國船上的洋水手。我這還是第一次見到黃髮碧眼，又粗又壯的外國人。我們擠在人群中一起看他們，向他們揮手、吹口哨，還結結巴巴地用英文向他們喊了幾句片語。水手們向我們做手勢，表示希望我們將胸前的徽章和紅衛兵袖章送給他們，但警察不准我們和洋人打交道，跑來趕我們說：「外國人有什麼稀奇！有什麼看頭！」

我再也忍受不了這批女服務員的態度：「你們這是什麼態度！每個月的薪水連十斤臘肉都買不到，憑什麼看不起工人？你們自己的行為完全不像工人階級！」

至少要有五年工齡的人才夠資格配到工人新村的房子。多數工人仍然住在一下雨就漏的破木屋裡；下了雨，就祇好用面盆、鍋子之類的東西去接天花板漏下的雨水，一面把床鋪搬來搬去，免得淋濕。上海甚至流行著這檬一個笑話：下雨天不要上女朋友的家，免得丟她家人的臉。

「你的爸爸媽媽要我照顧你的。」我逗她說。

碼頭區顯得很蕭條，從紅衛兵造反造到此地以後，碼頭工人就沒有來上過工了，實際上江上有許多船已經是擱淺了。

那晚，我們從這位識途老馬的口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但租船、買豆漿和買土產卻花了我十二元，副中隊長又向我「借」了五元，我們又吃了晚餐，一共花掉了二十多元。這樣的揮霍使我非常後悔。老板建議把它報在醫療費項下，我拒絕了；沒有人叫我們在串連時去逛花街柳巷！

他說著就熟練地把起舵，叫我們儘快地往前划。他故意把船撞上了女子的船。他說撞船是一種邀請，如果被撞的女子不埋怨，就表示她肯跟你走；有些大膽的女子還會故意跌下水，等你去救她。當然在那種情形下，你必須賠那桶打翻了的豆漿的錢。我問他如果硬不賠，會怎麼樣？他答道，即使玩女人也要有玩女人的道德；再說，這些女人都是有後台的。

北方來的人多半祇有少數幾件隨身物品，身上帶著父母給的幾個錢就出來串連了，多半要靠搶劫、欺詐和行竊來維持生活。他們有時拿下了袖章，沿途乞討。漸漸的，我明白了南、北紅衛兵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南方人是為了權力和地位而造反，北方人是為了肚皮。

黃昏時分，我們到了「冒險家的樂園」——中國最大的都市上海。任何東西，祇要是上海貨，就是第一流的。每次大姐和二姐從北方回來，走經上海，一定會替母親買上海的皮鞋、牙膏、香皂和化妝品，連我的腳上穿的膠鞋都是上海貨。

中午，我們和其他伙伴會合後，他們大講所見所聞，幾乎像是在法庭告狀，說浙江的男女習慣共用一間廁所，又說主婦即使在客人面前當眾坐馬桶，也不會被視為失禮。

我們扶著半昏迷的伙伴下了火車。一踏到地上，就像從海上歸來的水手似的興奮。女生們因為坐得太久，腿部都麻木而腫脹了。

我還看到了成排的高樓大廈——海關、市政府、自來水公司、對外貿易局和銀行，全都是多年以前建造的。海關大樓上的巨鐘每隔十五分鐘就奏一次音樂，方圓十里內都可以聽得很清楚。我聽說因為它是外國人建造的，曾在破四舊運動中被列為要拆毀的對象之一，卻一直沒有和_圖_書人敢碰它，可見上海的市民們太重視它的功用了。

我們決定到國際飯店去吃一餐，即使要買衣服，也得開這個葷。國際飯店高達二十四層樓，是全國最大的旅館，最高的建築物。

天黑了，我們決定繼續逛下去。秋天的上海已是冷風蕭瑟，我們緊緊地靠在一起，依在欄杆上沉思地看著黃浦江的夜景。

然而我們仍然在上海逗留了五天。到了第五天，我們收到一封由福州戰友打來的電報，通知我們說「八-二九革命造反總司令部」即將於十月二十三日成立，叫梅梅、搥胸和我趕快回去參加籌備組織的工作。

醫院中的大夫診斷同伴的病是腦膜炎，說他的病情嚴重，至少需要住院一週，費用則在一百元人民幣以上。這麼貴的價錢把我嚇了一跳。後來想想，同伴的生命畢竟重要得多。

他們攔下了一輛空軍卡車，命令司機把我們和生病的同伴送往軍醫院。我請老板和搥胸與我同行，叫梅梅和其他四人在抗州市遊覽風景，到接待站過夜，然後我們於次日中午在長途公共汽車站集合。

不過，我們被敲了這記竹槓以後真覺得心有未甘。於是，我們趁著無人注意，把各色佐料瓶中的東西倒出來，排成「太貴了」三個大字，用菜單蓋上後，才靜悄悄地溜之大吉。

華北一帶來的紅衛兵常常遭人白眼。他們祇揹著僅有的衣物出來串連，從他們的那既破舊、又髒得發亮的制服上，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北方人。女店員不是不肯賣東西給他們，就是嚴格地限制他們的購買量。於是，他們就攻擊女店員祇肯賣東西給資產階級，威脅要造第一百貨公司的反。他們有幾個人手拉著手，繞著櫃台大唱毛語錄歌曲，大叫：「站在櫃台後面的全是婊子！」

我想把我的外套按上她的肩頭，但她堅說不冷。

我坐在他的床邊寫東西，徹夜未眠。我擬了一份致「八-二九行動指揮部」的電報稿，還寫了一封信給母親；卻把那在火車上的兩天苦難祇吐露在日記中。

黃埔灘上有許多小吃攤和水果攤。人群中的買賣十分熱烈，有幾個北方來的紅衛兵拿著藥材、獸皮等向南方人兜售或兌換食物。

「同志，這臘肉多少錢一斤呀？」顧客明明知道價錢，仍然要問一問，似乎希望價錢會跌一點。

泊在江中的船多半是四千到五千噸的海輪，油漆匠在幾艘船上，塗掉舊名，改上具有政治意味的新船名，如「東方紅」、「紅旗」和「紅星」等。北方來的紅衛兵顯然是一輩子沒有看見過這麼大的輪船，一個個都急著要花七分錢坐輪渡去逛逛。

我們四個男生被安頓在原來的印刷間裡。我們把罩在機器上的帆布取下來，鋪在切紙抬上，做成了臨時的安身之處。女生們比較幸運，她們被安頓在附近原是資本家住宅的一座洋房裡。

然後，我去上廁所，剛剛四平八穩地蹲下來，一個女人突然衝了進來，拉下褲子，往我的身邊一蹲，半邊屁股緊靠過來。我嚇壞了，拔腿就跑，連草紙都忘了用。這真是個娼妓之城，杭州忍受得了這種事的紅衛兵一定都是大飯桶！

「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

「妳可以當我的姐姐呢！」我幽默地說道。

接著，我們討論怎樣繼續上路前往上海，沒有一個人願意再乘那可怕的火車。這段路長兩百公里，我們決定自己掏腰包，坐長途汽車去，況且我們還聽說滬m.heｔuｂｏｏk•ｃom•ｃｏｍ杭公路沿途的景緻十分優美。

大家原來是沮喪而失望，現在一下子都恢復了生氣，幾乎沒有一個人願意這樣繼續受罪到上海去。大家都已久聞杭州西湖的美景。

他又解釋道：「祇要有錢，就可以租一條船，包一夜，在船上或湖裡的小島上都可以找樂子。現在，先讓你們見識一招新花樣。」

非但如此，他們還把西湖附近的警察全部趕走了，沒有警察的監視和勒索，賣豆漿的女子都是生意興隆，西湖也就成了紅衛兵和軍人的天下。

在公共汽車上，老板不停地吹噓他和搥胸的一夜之遊如何如何。他說，他們「一共玩了三十六個妞兒，個個別具風情。」（也許他們實際上只玩了三、四個而已）。他的聲音比引擎聲還大，說得梅梅和另兩個女生不得不塞住耳朵。

一個過路的上海人輕蔑地說：「上海的女子長得也許漂亮，可是都是尖嘴長舌，不知羞恥的勢利鬼。她們一個個都想找有錢有勢的軍官或工廠幹部做丈夫，祇在乎他的肩章上有幾顆星，不管他的臉上有幾粒麻皮。」

我們走進房間，祇覺天花板很低。周吉美的嬸嬸告訴我們：這些房間是按人口分配的。他們不論年齡每四個人一間；廚房公用，沒有洗澡的設備；多數人家只有一個櫃子、一張飯桌和幾張床，談不上什麼別的設備。

聽電話的是阿豬，不知是長途電話使她變了聲音，還是她在哭泣，使我覺得很奇怪。她要求我一們快回福州去，說那邊極需要我們。但是我提醒她，要不是我們今晚在上海，誰會轉達今晚這個大消息呢？

她們辯駁說，做買賣乾脆俐落，最能符合在社會主義下替人民服務的標準。直到我揚言要抄下她們的號碼到櫃台邊的意見簿上登記告發後，她們才軟化下來。

「自己看標價！」

天越來越冷，我們擠進一群在一棟黝黑古老的大樓前看大字報的人們中取暖。上海醫學院的學生剛貼上一張新的大字報，標題是「北京大學紅衛兵公開攻擊中央首長鄧小平」，下面是轉載了一篇北京來的文章，題目是「鄧小平應該低頭認罪」。文中指責他破壞了文化革命，並且在過去十年中反毛，文說他有後台。這真是驚人的大新聞，鄧小平是頂尖兒的人物，是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這人群中有人立刻動手把文章抄了下來。

全村有好幾排四層樓的房屋。房子雖新，保養欠佳。我們在其中一樣的某一樓上居然看見了有人在劈柴火（電影中的情形要好得多）。

我們四人——副中隊長、老板、搥胸和我到了西湖，租了一條小船，在暮色中緩緩地划著。許多身穿粉紅衫、腰繫綠圍裙的姑娘搖著自備的小船，在湖上兜售豆漿。她們一面搖著，一面唱著悅耳的漁歌，副中隊長也跟著哼了起來。他對湖裡的少女幾乎沒有不認識的。他還嘆氣道：「我半年沒有來了。我們整天搞『備戰』和飛行訓練，連個討老婆的時間都沒有。今天晚上可以玩玩，我真是不想回去了。」

我們狼吞虎嚥了一番後，走過去付帳。祇見櫃台後面的牆上亮出一盞紅燈，燈旁閃出了二十三元八角的總數。我們這一頓幾乎吃掉了一個工人的一個月ｍ.hｅtuｂoｏｋ•ｃｏｍ•com的薪水，好在這一次可以把這筆錢報在帳上。我們祇要在公事日誌上記下：「十月某日串連訪問國際飯店，花費總額二十三元八角」就可以了。

梅梅哭了起來：「我再也不要到北京去了！我要回家去找媽媽！」

第二天，周吉美請我們到她的嬸嬸家去玩。她的嬸嬸家是在一座著名的工人新村裡；到了那兒，我們可以有機會看看上海的工人生活究竟如何。

在文革期間，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人間仙境。副中隊長告訴我們說，西湖的風景宜人，這附近有許多療養院、軍醫院和高級幹部的招待所，毛澤東和林彪都曾經在這兒住過。現在，紅衛兵把招待所和療養院裡的高級幹部抓了出來鬥爭，然後自己搬進去住，算是革命行動的一部分。

我們沿著南京路走到底，來到了著名的外灘。我從前在電影裡看過外灘，我對這美麗的碼頭一直感到無限的神往。現在親眼看到後，才深深覺得即使是垃圾堆也能在圖畫中改頭換面的。

我們決心徒步走遍上海市。所到之處都是十分髒亂，所觸之物也全是粘瘩瘩的。我們循著路標找到了附近的一個串連接待站，我們從招牌上的殘餘字跡看出這棟大樓原是大公報的舊址。該報最近登載了反毛文章，被指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急先鋒」，已被勒令關閉，幾個編輯全被逮捕下獄，工人們則在臨走前把印刷機的重要零件拆下來，賣個精光了。

上海是長期處在嚴格的配給制度下，規定了貨品的配給量，每人每月按工資的百分之十發給一種工業券，憑券買日用品。沒有工業券的外地人祇有向黑市商人買這種配給券，每張一元額的往往要多付兩角錢才能買到。黑市黃牛在商店前徘徊不散，說是收買工業券，其實是在買票，因為出賣工業券是可以使人鋃鐺入獄的。

醫院很小，座落在西湖邊，住院的多半是軍官。這些飛行官很熱情，護士們一個個都很漂亮，來病房中打針換藥時，常會被這裡捏一把、那裡親一下。住院的人中沒有一個像身患重症或受了重傷的病人，整座醫院頗有色情場所的情調，使我覺得很不自在。副中隊長看出了我的反應後，呵呵大笑著說：「我帶你們到西湖去見識見識。不過你們要先去洗個澡，換件乾淨便服，賣豆漿的姑娘看了才高興。」

十月二十日，我們三人坐火車回廈門。一路上乘客不多，大部分旅客還在往北走，邁向北京。

「想家嗎？，」我問梅梅。

「杭州到嘍！到西湖去玩啊！」

巨鐘敲了五下，工作日結束了。突然間，我們看到了一次奇景：成千的女工騎著腳踏車從工廠裡一湧而出，飛馳過外灘的馬路，完全不管交通規則。行人都停下來看這些穿著花衣的典型上海女子像鳥一般的吱吱喳喳地飛馳而過，有些一旁觀的人在拍她們的照片，有些人在數有多少女子時翻了車。

我們還發現了另一種奇怪的行業。幹這一行的多半是十六、七歲的少年，他們在商店外面等著替富有的華僑遊客到店中去買東西。因為許多東西都是按額配售的，華僑買東西時還有警察在櫃台旁邊監視，想瞞過警察多買一點，遊客們就僱了這些少年去替他們跑腿，每一次給兩角到三角錢的報酬。

清早，護士又來了。我希望同伴能多得到一點照顧，就塞了三塊錢在她的手裡。她誤會了我的意思，竟給了我一個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