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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福建省八-二九總部的凌代表是不是在這裡上課？」我忍住笑，站了起來。

我們發現這個學校的紅衛兵分成兩派，多數派完全由部長、將領和其他最高級幹部的子女組成，從前折磨老師的就是這批人。現在他們的父親受了鬥爭，他們的地位也日趨危險，不再有人可以掩護他們了。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我都有份。」

「老子比你大，你憑什麼管我？」

午餐比接待站的好得多，因為伙食費加了一倍。雖然如此，我們在飯桌上照樣的舉止粗魯，為搶吃的吵架，午飯似乎沾滿了火藥氣味（有人把鞋子脫掉，給別人開胃，實在臭得可以）。團政委勸我們表現紅衛兵領袖的風度，有個紅衛兵立刻把桌上的一盤菜反扣過來，搶白道：「這就是紅衛兵的風度！」

「福建，八-二九。」

有人插嘴說：「林副主席批判有些人在學習毛澤東選集時看了就懂，可是一放下書本就忘掉了，而且覺得所學的不容易實行。我就是這樣一個人，請問如何醫治我這思想上的毛病？」

學習結束後，我們可以領到一張文憑，證明我們是毛澤東的最優秀的紅衛兵。現在，每人領到一個袖章和一枚胸章，分別到各教室去開始上課。我們的教官是又高又瘦，戴著一副厚厚的眼鏡，自稱是某團部的政委，並且宣布了每日的課程：上午九時到十一時——學習毛選集和中央的社論；十一時十分到十一時四十分——「大家唱」，教唱毛語錄歌曲；十一時四十分到下午一時——午餐、自由活動；下午一時到三時三十分——報告國內重要新聞和全國各地的文革動態，並討論當天學習成果和交換革命經驗。下午還另行安排時間參觀軍事院校、汽車製造廠、石景山鋼鐵廠和其他重工業設施。

一個八-二九連絡站人員告訴我們說，許多紅衛兵團體最近曾經到這所學校來調查文革初期學生們對老師用苦刑的實際情況。最近，我們也在街上看到「為鄭玉南同志報仇」的大字報。鄭某以前是該校的語文老師，被學生連鬥四十天後自盡而死。

團政委再也忍不住了。他走下講台，在教室裡繞起圈子。我正好坐在最前面，第一個被他注意到了。他問我在寫什麼。

有些人的態度非常傲慢，根本不理他的糾正。

女軍官冷冷地說：「我祇能教你們唱歌，不會教你們填肚皮。」

乒乓球隊替國家贏過不少榮譽，深受人民熱愛和尊敬，報紙常常報導他們艱苦訓練和增進團體精神的事蹟，推崇目前他們是欣欣向榮的新中國的象徵。祇不過幾天以前，我還參觀過他們練球，技術真是無懈可擊。

「你們鬥葉飛鬥得很好，中央支持你們。繼續好好地學習，提高鬥爭水平。」

目前，我們正處在發動階段，正要向奪權階段邁進。文革是毛澤東自己領導，而以紅衛兵為先鋒。所以，在紅衛兵群中加強毛澤東思想教育是特別重要的一點。團政委自稱已經學習了數十年的毛澤東思想，到今天還沒有完全搞懂。

我們參觀的另一所特殊學校是北京的高級幹部子弟學校。這祇有局長、部長級以上和將級軍官的子女才可以在這裡求學。換言之，這是一所「大轎車階級」幹部子女讀書的學校。

我的濕毛巾被凍得發硬。不過，在這麼短的十五分鐘裡，排長和我又恢復了友誼。回到宿舍後，同志們決定從經費中抽出十塊錢來買一點禮物給他，排長深受感動：「連我們團長都沒有這麼客氣。」

大門口站著許多看熱鬧的人，嘲笑著那些曾經高高在上、大權在握，而現在連廁所都得自己掃的幹和*圖*書部。偶而，在裡面繞操場跑步的人會停下來和圍觀的人交談幾句。我們聽到其中一人說：「這種生活真令人滿意。現在自己洗衣、打雜、做飯，才發現生活變得充實多了。」

著名的北京烤鴨吸引了許多顧客，飯館外面還排著長龍。我直接走了進去，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員的身分要求優先招待。服務員看到我們目中無人，嚇了一跳，立刻替我們找了一張桌子。我倆吃得稱心如意，報銷了半隻鴨子。

我們搭錯了公共汽車，來到了北京市體育館。那裡面正有幾所大學的學生聯合主持的鬥爭大會，鬥爭教育部長何偉和高教部長蔣南翔。體育館隔壁的乒乓館裡則有更精彰的好戲。世界乒乓單打冠軍莊則棟和亞軍李富榮正在爭吵得難解難分，每人都有一幫支持者，大家手握球拍，準備隨時打架。

我們在校園四處走著看電影佈景時，來參觀的其他紅衛兵常以為我們的四個女伴是該校的學生，有人還威脅著要拉她們去鬥爭。儘管我們叫女同學把袖章戴上，許多人硬不相信她們不是演員。她們都穿著便服，三姐穿一雙紅皮鞋，梅梅穿著一件淺紅棉襖，特別引人注目。我們幾個男生不得不充當她們的保鏢。

走在路上時，我又想笑，又覺得慚愧。文革以來，我已經耍過無數的花招，利用別人來滿足自己。

這是我在北京時唯一的一次在鄉村的活動，我認為是一種對身體很有益的運動。

發畢業文憑的那天，政治部副主任又露面了，稱讚所有的學生表現都很好，並且希望大家在返鄉後能推廣建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他接著又宣布為了經費問題，將不發給正式文憑，祇能在我們胸章的背面蓋一個「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三期」字樣的圖章。大家都嘀嘀咕咕，罵他騙人。我卻不覺得有什麼可惜，我總共才上了兩個半天課——一個上午被說寫日記寫掉了，另一個下午又參觀了幾個值得一看的地方，如可以在五分鐘內裝配出一輛紅旗轎車的北京汽車製造廠等。

今天，我的又一個希望幻滅了。從文革以來，我不斷地發現自己在學校時發誓要達到的目的竟是那麼幼稚。我一直自認才能卓越，可是大哥、大姐和三姐都是大學畢業生，又都比我聰明，如今的成就卻祇是平平而已。如果一個費了十幾年光陰專心苦練成世界乒乓球冠軍的人也會被拉上台受鬥爭，我又憑什麼期望共產黨重視我呢？

「你以為你學的毛著比我多？看誰背得多！」

我們接著開始讀毛著，有數十年學習經驗的團政委讀起書來結結巴巴的，連個六年級的學生都不如。他的雙眼緊貼著書本，像是在數螞蟻。

團政委用圖表和教鞭解釋說，文化革命和世界各地的無產階級革命一樣，必須經過四個階段：一，籌備階段；二，發動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是混亂；三、奪權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無產階級奪資產階級的權，或毛澤東司令部奪劉少奇司令部的權（這是一場血戰，是關鍵所在）；四、結束階段，重整革命隊伍，開始重建工作。

起先，我們都是規規矩矩地坐著，不是看看天花板，就是啜啜那還算清香可口的茶。才十五分鐘，我們就恢復了那從學校停課以來培養出的放肆習慣，開始交頭接耳，竊竊私語，互相擠眉弄眼，要求上廁所了。團政委不時用黑板擦兒敲講桌，叫我們注意。

有一次，我們經過中央的黨幹部學校時，看到一大群被推翻的省市領導幹部，包括省長、市長和黨書記等站在操場上ｈttｐs://wｗw.ｈｅｔuｂｏｏｋ.com.com讀毛語錄。這些人全都是受過當地人民的鬥爭，然後被中央召來北京受訓的。許多當地的紅衛兵都是肆無忌憚，摧毀了這批「黨的資產」，受訓反而變成了一種保護他們的方法。中央認為在洗腦和降級以後，有許多方面還是用得著這批幹部的。

在後來的幾天裡，我們訪問了大約四十所大專院校和幾所中學。

現在該大家唱了。教唱的是一個蠻漂亮的女軍官。我們戲弄她，改變歌詞來侮辱她：「日正當中，肚皮空空」，然後又鬧著要吃午飯。有人說：「毛澤東思想雖是萬能，可是讀過以後，我的肚子還是餓。」

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一輛軍用卡車把我們載到後勤學院。車上的人全是老資格的紅衛兵，從學校紅衛兵組織的頭頭到省級紅衛兵組織的頭頭都有，總共三百多人。

我打了一封電報告訴組織：我參加了學習班，以提高自己的聲望。然後，我從一個小小的後門溜出學校，乘公共汽車到了天文台，後來又去參觀了前北京市長彭真的住宅。這棟住宅在被抄查後已經開放展覽了。這個雜種可真會享受，他的住宅是我在全國各地看到的最奢侈的一幢。

他們的少數派對手叫做「五-一六」紅衛兵，一度是校內的可憐蟲，大部分是孤兒，是革命先烈的子女，靠國防部的津貼過活。我們發現接待員幾乎個個是少數派的。從前每到星期六下午，大轎車就來把那些學生接回家度週末，那些少數派接待員則祇好留在學校裡。「大門造得那麼大，為了配合大汽車嘛。」一個接待員挖苦地說。

接待員都說該校的風紀鬆懈，並且承認曾經待老師如奴隸一樣。有些大官父母顯然不願意把子女送到這所學校來，認為孩子們在這裡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劉少奇的女兒劉萍萍就沒有讀過這所學校，彭真的兒子也沒有。

今天，這支隊伍卻大鬧內鬨了。身為國家體育協會副主席的領隊因為是劉派份子而被鬥垮了，他一手提拔的莊則棟雖然竭力救他，一些自覺從前受到歧視的隊員則要打倒領隊，甚至聲稱是領隊強迫李富榮屈居亞軍，讓莊則棟得勝的。

我不禁意志消沉，心想大概快要被送回廈門了。

參觀各校的五天以後，我們少數人得到機會隨著北京紅衛兵鄉村調查團到了郊區的和平人民公社，去看看公社如何忠實地追隨北京舊市委「資產階級農業路線」的政策。

「娃娃已經一個多月了，可是我好幾次請假回家都給駁了回來。我的老婆威脅我，如果我再不回去，她就要帶著娃娃串連到北京來了。我真是兩頭為難，又想升級，又不能撇下妻兒不管。我已經三十出頭了，還當排長實在不像話。現在，假是准了，升級的希望也完蛋了。」

排長的愛人不久前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娃娃，他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明天就要回去團圓了。

警察跑來趕我們，我們仍然不斷地回頭看。我一點也不可憐他們。文革本來就是一個使大官吃苦，使一般人民享福的時候。我又想，不知葉飛是否也在裡面？

連絡站的人員懶得去抄大字報，因為抄大字報時得把雙手暴露在嚴寒裡。他們無非是走出去看看而已，然後憑記憶寫一點寄回總部。有時候，他們還會向小孩子買資料，甚至僱小孩替他們抄大字報。

「小學教員。她如果想參加串連是沒有問題的，我倒希望她也能到北京來。」

我們既然已經見到了毛澤東，在北京也住了八天，我們以為馬上要被趕回去了，所以決定再進城一次向天安門道別。

這地方實在令我難以忍受。和*圖*書我也是紅衛兵，但絕不會把菜扣翻或脫鞋子。我要做一個正常而正當的掌權人。我並不認為紅衛兵的任務僅在於破壞而不在於建設，更不認為所有的禮節都可以棄而不用。有人笑我是「文明紅衛兵」，因為我說過紅衛兵終究也要講文明。他們反駁道：「不對，紅衛兵祇要造反就行了。」他們似乎將文革看成一個可以言所欲言、為所欲為的大好機會，從來沒有考慮到將來如何結賬。

她告訴團政委：我們有一個隊員出了車禍，領隊必須到醫院去辦理一切手續，支付醫藥費。

「我知道。不過，我們一定要記住，敵人可以騙，對同志可一定要忠誠。我為了表示感謝妳今天幫了忙，請妳吃北京烤鴨去！」

莊則棟受攻擊的另一原因是：他在外國比賽時接受禮品，發了洋財。

在體堂中，一個政治部副主任致詞歡迎我們。他說，我們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三期的學員，這七天訓練的宗旨是教導各地的紅衛兵如何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推行到全國各地去。他說前兩期的學員全是北京和上海的紅衛兵，他們的學習相當有成效，他們回去以後，在北京和上海推行文革的成績就在其他地區前面，現在已經進入奪權的階段了。

末了，我們召集合社社員在村邊的一棵大槐樹下集會。我們說，今天是針對「修正主義的模範」造了一次反，從此以後，他們要聽我們的，不要聽外交部的。我們列隊離開時，還可以聽到社員們在背後詛咒著。

「你的愛人做什麼事？」

在高等教育部裡，我們問接待人員：文革以後，學生的前途如何？他們答不出來，祇說也許像大學三年級的學生，算是學業期滿，准許畢業。我們已經半年沒有上過學，倒仍然很關心自己未來的學業。梅梅希望進北京醫學院；我想步大哥和大姐的後塵讀工科；搥胸則對軍校深感興趣。有一次，我和梅梅談到以後——她上北京醫學院，我上清華，我們每天可以在三十一路公共汽車上見面。我們這樣勤於參加新運動，一半也是希望藉此改善自己的前程，因為我們都不屬於得寵的紅五類。對其他人而言，這也是很普遍的心理：中學生希望進好一點的大學，大學生希望得到好一點的工作，工人則希望變成幹部。

「很好。你是那個地區來的？」

「真的？」

「現在還不至於，這是頭一個。如果超過了四個，我就要受處分了。現在提倡節育，因為中國的人口實在太多。可是，我們團長生了五個，還不是沒受處分！」

「我在為下午的討論打底稿。」我吹了一牛，準備跟他的大近視眼博一下。

在霧氣騰騰中，我發覺又有人在拉我的褲子。我轉身一看，原來是排長，好像有重大的消息要告訴我。

一九六八年二月，我再度到北京時，這個連絡站還在，祇是更為凋零，油印機不見了，椅子也少了幾把。這時，中央早已不把連絡站看作向各地傳播消息的有效工具，正在設法一一解散。

「快穿上衣服，聽我講我自己的喜事。」

好不容易在學校大樓中才找到它的所在。它祇不過是樓梯肚下的一個幽暗的三角形房間，我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我們那堂堂的八-二九總部的連絡站。我走進去後，發現幾個人坐著在打四十分，滿室香煙氤氳，只有幾把椅子、一架油印機和一點文具，別無他物，連電話都沒有。

一走出來，我就拉起梅梅的手，跑出大門，把一整天的時間消磨在全國最大的動物園中。

和平人民公社是專給外國人參觀的模範公社，它和我們來北京時一路上看到的鄉村大不相同。這裡家家戶戶和-圖-書都整潔有序，前街後巷無不乾淨平坦，行人不用擔心會踩到泥巴或豬糞，到處都看不見垃圾，也沒有人穿破爛或打了補釘的衣服。我們走進公社社員的家時，發現到處是纖塵不染，每間房間都漆成白色，傢俱都是全新的，還有收音機。

根據幾天前的調查結果看來，這是個賠錢的公社，出產不夠維持消費，每年政府還得花大筆金錢來整頓農舍和街道，建造康樂廳、禮堂和辦公室，加深外國人的印象。

連絡站人員全是福州籍的學生。他們陪著我們到十幾個政府機關去蒐集材料。

「文革已經把我們變成老油條，誰也鬥不過我們了，」我轉向梅梅：「而妳——又聰明又誠實，從來也沒有欺騙過別人。」

回到清華宿舍後，我和同志們一起想辦法如何一面逃課，一面又能混到文憑。梅梅靈機一動，立刻寫了一封航空信給她的哥哥，請他寄一些一醫院的空白證明來。

我們畢業後，我認為我們必須抓緊一切時間來從事革命串連，這才真正是八-二九總部交給我們的任務，否則回去後對組織不好交待。於是我帶著同志們來到北京第三十七中學，與設在該校的八-二九連絡站連繫。這個連絡站是我們的雷達眼，密切注意著中央的動態。實際上，每一個紅衛兵組織都在北京設了這樣的單位。

「治病要緊嘛。」我說。

這時，梅梅的哥哥用航空信寄來的醫院證明也到了。我也不在乎什麼文憑不文憑，團政委近視得厲害，根本沒有發現這是外地醫院的證明，祇苦笑說道：「你這個學生真是病多、麻煩多。」

「簡直就像商人，就像情報販子！」我厭惡地想，他們原來是這樣工作的！

大家都打消了開他玩笑的念頭。教室裡漸漸靜了下來，有人拿出連環圖畫，夾在毛著裡看得津津有味。我則垂下頭，打起盹來，可是又很可惜這樣浪費大好時光。最後，我從挎包裡拿出串連日誌，開始振筆疾書。

瘦弱的團政委完全管不了這群無法無天的紅衛兵。這些就是文革的頭頭！誰也不真心在乎跟不跟毛澤東走。以我為例，我所要的祇是一紙文憑來增加我的資歷，除此之外，訪問重工業設備的機會對我也很有吸引力。

隨後的幾天裡，我天天變花樣設法逃課。一天早上，梅梅一臉嚴肅地走進教室，全班立刻殷勤起來，連團政委都擦擦眼鏡來看這個漂亮姑娘。

連絡站人員認為我們在這時去參觀該校，可以有很好的機會建立多方面的接觸。我們到了校門口，原來的學校名牌不見了，起而代之的是一大塊紅幅，上面寫著「紅衛兵戰鬥學校」七個大字。

他們說，最好不要天天往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接待站跑，打聽地方的情況，因為他們通常總是答非所問地說：「一切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做！」直接問還不如間接打聽。因此，從接待站出來的人常被守候在外的人熱烈歡迎，大家送香菸，甚至送錢、送禮物，做為看看他新得到的材料的代價。

「有了娃娃，日子不是苦了一點嗎？」

不過，這一切都過去了。當局已經決定關閉該校，並解散那些惹事生非，自以為生來就該騎在別人頭上的高級幹部子女。

在串連日誌中，我卻把這七天寫得天花亂墜，好像自己被鍍了一層金一樣。我在私人的日記中和圖書則詳細記下了這七天的遊歷，結尾時加上一句嚴肅的話：「欺騙敵人，但忠於同志，——這是一項牢不可破的原則。」我還寫信將一切告訴了二哥，卻又擔心他會罵我。我還記得他說的「一個人學好（我花了十六年艱苦的歲月）不容易，學壞（我祇花了六個月）卻太簡單了。」

我們越談越起勁，一路談著從浴室走回宿舍。

第二天早晨，卡車又來接我們。我用一張一元的鈔票買通了司機讓梅梅同行。出發前，我喝了不少熱水，希望能提高體溫。到了後勤學院後，我立刻去我醫生，醫生給了我一支體溫表，叫我塞在腋下，然後又低頭繼續看小說。我們看出有機可趁，梅梅立刻摀著體溫表，在火爐前彎下了腰，假裝烤火。五分鐘後，我的體溫是攝氏三十九度四（華氏一百〇二度九），醫生大吃一驚，說我必須馬上住院，並開了一張證明給我。我把證明交給團政委，他堅稱一共才短短的七天，而我竟要請兩天病假，「你畢不了業。」

今天，我們是來造反的。我們組織了社員來鬥爭公社社長和書記，並在各樣房屋的牆壁上寫滿了標語。我還提了一桶油漆，拿著一把刷子，祇要看到刻著讚美之辭並有洋人簽名的牌子，就用油漆刷上一個大叉，寫上「修正主義」或「遺臭萬年」等字句。祇要看到洋人送的收音機、照相機、獎狀、錦旗或農具（阿爾巴尼亞和北越送的除外），我們就砸得粉碎，搗個稀爛。我們還費了好久時間，推翻了五輛蘇維埃五一拖拉機，把它們全都打個稀爛，澆上汽油放火燒光。我們忙得一身是汗，公社社員都在一旁心疼那些被糟蹋的東西，說那些東西祇不過是生產工具而已。我們大罵他們是「中蘇修的毒」太深，並質問他們道：「生產和思想那一個重要？」

我們很想參觀電影學院，後來終於由三姐帶去看了一次。三姐曾經希望到這個學院來求學，變成一個家喻戶曉的女演員。許多紅衛兵到這裡來參觀是想一睹漂亮的女學生兼明星的風采，如果連氣好，來時正值他們在開會鬥爭女學生，還可能有機會抓她一把。

文革使這些敵對的氣氛越發明朗化了。世界單打冠軍終因忽視學習毛澤東思想而被指為「資產階級的選手」。我後來聽說，有人指控他曾經說過這種話：「我打得好是因為我練得勤，毛澤東思想有個屁用。誰要是說毛澤東思想對打乒乓有用，讓他去叫毛澤東來跟我打，我擔保打個二十一比零。」

我是個乒乓球迷，曾經一度想放棄學業，做個乒乓球選手。當時，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在某一方面為國家效力——或在運動方面贏得榮譽，或獻身科學，或促進國家工業化，或在國外提高國家的聲望。

團政委要沒收別人的連環圖畫，但是受到了頑強的抵抗「老子不願意參加學習了，誰在乎什麼畢業文憑？拿不到文憑，還不照樣是紅衛兵頭頭？把書還我！」

團政委清了幾次喉嚨才說：「嗯，這個等到下午再談吧。我想在毛澤東選集裡面一定可以找到醫治的方法。」

傍晚和同伴們同到清華園後，我去洗澡。我一直不習慣像北方人一樣光著身子在浴室裡走來走去，而且為了避免人擠，不是很早去，就是很晚才去。我在淋浴時仍舊穿著短褲，有時，浴室裡的傢伙會硬要拉下我的褲子，罵我：「紅衛兵怎麼可以這樣封建？難道不曉得不脫短褲也算是四舊嗎？」

「我們剛收到上級的通知，所有外地來的串連紅衛兵代表隊的領隊都要到解放軍後勤學院去受訓。你們可以在北京多住幾天了。」

「還不是為了你。」她帶一點悲哀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