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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祇曉得法國女人和法國香水都是馳名世界的，一個金髮碧眼的女人從車裡走了出來，我們馬上肆無忌憚地盯住她猛看。她輕蔑地看看我們，把手提包往胳膊上一挽，甩上車門，踩著高跟鞋格搭格搭地走向大門，一面還低聲詛咒著。

「要使你們偷看不到，你們絕對不准偷看。」

我們人多膽大，輪流以疊羅漢的方式移上牆頭往裡看，偶而看到一兩個身穿睡衣的洋人出現在窗口，我們就猛吹口哨，大叫：「洋鬼子下來！下來！」警察也是束手無策，跑過來又想阻止我們，又緊緊抓住槍套，生怕手槍被摸走。

「我們情願自己寫。」

我們一下火車，就看見滿街都是「打倒蘇修」或「帝國主義滾出中國」等標語。我們一路順著大字報來到了東交民巷。到了這個各國大使館的所在地後，看到的標語就更多了。

「這是做什麼用的？」我明知故問。

有一次，我問老師：黃種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他說，黃種人似乎處在兩者之間，我們必須努力往頂上爬。他還說黑人有勇無謀。我們對他的話都是深信不疑。

他們把這個老蘇的中文譯名的第一個字定為「黑」，和黑魯曉夫一樣，接下來的鬥爭就在這個字上做文章。大家罵他是黑魯曉夫的狗腿子，還強迫他承認和黑魯曉夫有關係，身外又扣上無數的罪名，如曾經破壞改路名的革命行為、侮辱中國人民或對鬥爭採取不誠懇的態度等等。一個伶牙利齒的女紅衛兵宣布了他的八大罪狀。這時候，這個倒了霉的老蘇連眼鏡都被打掉了，許多人把他又推又拉，許多小孩子跑上去拉他的衣服，踩他的腳。

搥胸和我帶路，大家各帶匕首一把，想要留芳後世的人可以把大名刻在使館門前。我們一個個衣衫不整，活像一批流氓，袖章倒是每個人都戴了。我們到了東交民巷以後，有的手挽著手，有的勾肩搭背地往前走。那一天很暖和，許多其他的「遊客」也來了。十字路口的國務院和外交部的聯名通告已經不翼而飛了。

我們被記了名字。我不在乎，心裡想反正在北京的日子也不多了。今天，我們算是真正接觸到了外國人（雖然我從來不會把日本人看成真正的洋人）。

我對幾個專心寫字的人說：「你寫得好難看。我們來幫你寫，然後還是簽你的名。」

「那才好咧！那樣子，我們就可以在全世界露臉了，不是很棒嗎？」

後來，外交部的一個人走出來，向大家發表談話。他說這件事做得太過分，給國家的外交事務增加了壓力。

每個人都拿了一把刷子，提一桶墨水、白粉或油漆到處寫字，愛寫多大就寫多大。看到大家歡天喜地搞得不亦樂乎，我很後悔沒有把這些東西預備好，使得我們八個人沒有插手的餘地。

我回頭找同伴，一個也不見。我祇顧跟著人群來到這裡，竟把同伴忘得乾乾淨淨。我立刻趕到預先約好的集合地點——郵電大樓和-圖-書，總算找到了他們，把他們又帶到外事處，祇見幾個紅衛兵正在審問那個蘇聯人。

「何必呢？我們把東西蓋好，也可以給參觀的人一個好印象。」

有人叫道：「抓他遊街去！」但是負責審問他的紅衛兵不敢帶頭。這到底不是一件小事，一切後果是要由頭頭負責的。如果當時有人起來帶頭，那蘇聯人是毫無疑問會被抓去遊街示眾的，祇是，誰也沒有這份膽量。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真正對於當紅衛兵頭頭不滿意，也不是對家庭不滿意。祇是，人的情緒是永遠不能滿足的。別人越是不讓我們出國，我對外面的神祕世界就越嚮往。

誰也不肯讓出來。我們唯一可以效勞的地方是幫別人豎豎路牌。我們若不是站在後面說說：「歪了，向這邊一點。」就是在人家釘釘子的時候，上去扶一扶路牌。

除了這些小事外，別的事輪不到我們。我們祇好無精打采地走向蘇聯大使館。蘇聯大使館前正在舉行鬥爭大會，好幾千人，多半是紅衛兵，聚在大門口叫著挑釁的口號。在這裡維持秩序，阻止人群衝進大使館範圍的士兵們也擠在裡面大叫「打倒蘇修！」這些士兵顯然事先受到過指示，在叫侮辱性太強的口號，如「絞死柯錫金」或「砸爛蘇修大使館」時，沒有跟著舉手。清華井崗山紅衛兵根本不把士兵看在眼裡，衝過阻礙，把標語貼在鐵柵門上。

我們八人到了東交民巷時，改路名的行動剛剛開始（附註四）。程序非常簡單：唸一段毛語錄，宣布舊街名「東交民巷」已經作廢，再在口號和鞭炮聲中，宣布新路名「反修路」誕生，如此而已。參加單位的學生就用這套簡單的儀式更改沿途所有的舊路名，有時祇不過用一張寫了新路名的紅紙貼在舊路牌上而已，另外還在樹幹上貼上寫著新路名的紅紙條，在大街小巷的牆壁上漆標語口號。

我們一點也不害怕。我往往會抽出「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第三期」的徽章在他們每人眼前晃一晃。有時，我們還會拍拍那一臉尷尬的警察：「你管你的秩序，我們造我們的反，咱們是井水不犯河水！」

我們對洋人的豪華大轎車比較感興趣，比起我們在福州時每天晚上坐的華沙牌轎車來，這種大汽車是神氣多了。有時，我們還會跟著洋人走出暖暖的店舖，站在寒風裡看著他們坐上汽車揚長而去，留下一大團從排氣管噴出來的黑煙。有時，忽然記起自己是紅衛兵頭頭，我才阻止大家幹這種幼稚的傻事。

「法國女人！法國女人！」

情況正是僵持不下，另外幾個看來像是蘇俄人的男人走出門來，站在台階的最上層，扶住那被困的人，把他護送了進去。少數幾個紅衛兵還想追進去，被衛兵擋住了。這些衛兵一直站在那裡，對剛才發生的事根本沒有干涉。

梅梅抱了一大捆報紙進來。

東交民巷是一條安靜的街道，沒有公共汽車，祇有比https://www.hetubook.com.com公共汽車靜得多的電車往來其間。那兒的街道都很狹窄，但人行道十分寬闊。街道兩旁種著成排的樹木，在寒風中沙沙作響，顯得很淒涼。所有的大使館和公使館外面都圍著高高的牆，我們看不到裡面，覺得很氣憤。我們常常一人把風，另一人將兩輛腳踏車並排停好，踏在車墊上，好往裡看個真切。我們每次都被那神不知鬼不覺、悄悄鑽出來的警察大喝一聲，嚇個半死。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左右，我們二十個男生都準備妥當了。梅梅雖說頭疼，其實她是找到了一個可以練鋼琴的地方。我對她說：「妳屬於溫室，我屬於外界。」不過，她不跟來也好。她不來，我才能毫無顧忌地罵粗話、找麻煩，又不用替她擔心。

他越顯得鎮靜，我越火大。他這副冷靜自若的態度是我們莫大的悔辱，那表示我們的憤怒和力量還不足以降服他。我衝口叫道：「揍他！」可是沒有人反應，我的聲音被大伙兒的呼聲淹沒了。

清華井崗山紅衛兵總部的接待員告訴我們說，最近北京市在「把文革的高潮帶到全世界」的口號下醞釀著另一次排外風潮。北京紅衛兵認為如果要徹底搞文革，東交民巷就不能像個獨立王國般的置身事外，那裡面的四舊也應該破除。紅衛兵一心要向洋人顯本事，祇要不打死人，即使把洋人抓出來鬥一鬥，破壞一點外交規則，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第二天早上，搥胸和我起得特別早。我們向八-二九連絡站借了兩輛腳踏車，在寒風中騎向東交民巷。我們在東交民巷起點的十字路口看到一張國務院和外交部的通告，叫紅衛兵們不要進入這個地區惹事生非。通告旁邊又有一張由清華、航空學院和其他各校聯名簽署的布告，內容正好相反。

那個蘇聯人在充滿敵意的人群面前突然冷靜下來了，這倒使大家覺得意外。他一言不發，也無意阻擋那些在他的鼻尖下晃動的拳頭，祇是面無表情，雙眼毫無懼色。

他是個戰爭迷，也是個武器迷。我們兩人一致相信：「暴力解決一切；武力代替宣傳。」梅梅一直和他爭辯這一點說：「將來的世界是一個沒有人帶槍的世界！」

「五層！我們搬到旅館去算了！」我有一點生氣了，她應該知道我是個規矩人。

接待員很清楚地表示，中央文革小組對紅衛兵的這種行動既未贊成，也不反對。但是怕會影響外交關係，引起各國公憤，國務總理周恩來和外交部長都反對在各大使館門前示威、搗亂或騷擾外國人。然而，紅衛兵祇聽中央文革小組的話，領導小組若不下令制止，他們是絕不罷手的。接待員還補充說，希望全國各地的紅衛兵都支持而且參加這個運動。

我卻認為這一天是我們在北京最重要的一天，雖然未能使洋鬼子屈服，畢竟向他們顯示了力量。

一個警察很不樂意我們在宣傳欄前徘徊不去。他壓m•hetｕｂooｋ.coｍ•ｃｏｍ低了聲音對我們說：「最好不要看了！最好不要看了！這是蘇修的宣傳，是毒素。」誰也不聽他的。他不耐煩起來：「你們全是毛主席的紅小兵，最聽毛主席的話。你們應該懂事，為什麼要看敵人的宣傳呢？他們會給你們拍照的！」

新住處並不真是三個房間，而是一大間教室用上課的桌子隔成三部分，比起三十多人同住一室，這裡是好多了。搥胸和我睡一間，另外三個男生住第二間，三個女生往第三間。

我早就覺得，我們在北京忽略了和洋人接觸的機會。我一直認為：自己住在中國，和外面的世界距離太大，學習外界的知識也僅限於書本而已。現在，我們總算有機會看到外國人的面貌、汽車和住宅了。在北京的大街上幾乎看不到幾個外國人，他們來往都坐汽車，車上插一面寫著「使」字的小三角旗。洋人就是在街上步行，他們和行人的交談也祇限於問問路而已，而且通常祇向學童問路。北京的小學生都受過特別訓練，懂得如何向洋人表示禮貌，他們總是很熱心地為洋人指路、帶路或帶他們去問警察。跟洋人搭訕過的大人都怕會被便衣警察囉嗦，都避免跟洋人打交道。

我常對梅梅說，如果她也穿那種裙子，一定比外國女人漂亮。可是梅梅連正眼看這種裙子的勇氣都沒有。她有一次看到幾個野孩子跑來踢外國女人的小腿肚，倒是覺得很有趣。那幾個洋婆子毫無辦法，看熱鬧的人哄笑不已。事後，大家還拍拍孩子們，誇讚了幾句，反而使孩子們感到意外。

十二月中旬，我們參觀了東三省後，瑟縮著回到了北京。我們去參觀中國最北部的幾個省完全是一時興起。回來時，我們的日記上都蓋滿了圖章，表示我們參觀過中國最大的鋼鐵中心鞍山、最大的工業都市瀋陽和最冷的都市黑龍江。

我和日本人打了這一架後，回到清華園，祇見梅梅提著自己的行李走過來。她興奮地告訴我，她在這天早上和清華井崗山紅衛兵交涉的結果，對方答應讓出三個房間給我們。因為我們是「八-二九總部」的代表，和其他人像大雜燴似的混在一大間裡實在不像話。

我們還手拉手在馬路中央昂首闊步，逼得洋人的汽車和摩托車停下來。車一停下，我們就把汽車團團圍住，又槌又打，逼迫車裡的人搖下窗子用洋文向我們問好或揮手才放行。有些洋人比較頑固，猛按喇叭想要殺出重圍，我們就丟一大堆果皮和硬饅頭塊過去做為送別禮。

要不是警察及時趕到，我們也許會吃大苦頭。搥胸看看警察的槍說：「什麼事有了槍就好辦，祇有槍才能解決問題。」

在捷克大使館前，我們被介紹捷克國防力量的宣傳欄吸引住了。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的彩色照片，大家都對軍事武器特別感興趣。搥胸忙戴上了眼鏡要看個清楚，一面還不住地說：「幫我把這個抄下來。這幾個數字很重要！」他還說和*圖*書：「如果有一架照相機和鎂光燈就好了！」

誰也沒有阻攔她，可是一小塊凍得硬綁綁的饅頭飛了過去，不偏不倚地打中她的腳踝。她痛得彎下了腰，靠在門口的柱子上，在裡面玩溜滑梯的黑、白和黃種小孩紛紛地跑過來看。

「好吧，反正沒幾天就要走了，我可不希望出事。」我愛看她害羞時臉頰泛紅的樣子。她真是又可愛，又嬌美，我常叫她「小姐紅衛兵」，搥胸叫她「資產階級紅衛兵」。

我們在東交民巷連續鬧了三天。有一次，我們漫不經心地走進亞洲學生療養院，坐在大廳裡的長沙發上吃饅頭當午飯。亞洲學生療養院是亞洲留華學生的招待所。有幾個東北紅衛兵正想躺下身來打個瞌睡，幾個日本學生立刻跑過來，比手劃腳粗聲粗氣地說了幾句話。後來，譯員翻譯後，才知道他們是不願沾到虱子。一聽這話，一個東北紅衛兵立刻一頭朝日本人撞過去，要把虱子傳給他。我和我的同伴雖然沒有虱子，日本人的話仍然深深地刺傷了我們，於是大家一湧而上，打了起來。

「既然你們決定去，就請簽名吧。」我簽了名。在第二天貼出的公告上，參加的單位仍祇有北京市的各紅衛兵組織而已。

「夠了。」有人說。白人小孩會跟黑人小孩玩在一起，這使我們覺得很奇怪。學校曾經教過我們：美國和其他各地的種族歧視都十分嚴重。我上初三時的政治課老師說過，在美國的公共汽車上，白人坐上層，黑人坐下層。所有的商店、旅館和飯館都是隔離黑人的。

我們曾經好幾次在照相館看到外國人。大家對外國婦女最感興趣，說是在大冷天，她們還是照樣穿短裙，把小腿一直露到膝蓋。我覺得很光火——這有什麼了不起！她們肉吃得多，分明是故意在中國人面前賣弄健康！

「快走，快走，否則就要記你們的名字了！」

在這條街上，我們的收穫甚豐。我們每經過一地，就記下來，畫一幅草圖。我們祇有趁送牛奶的三輪貨車停下來，洋鬼子打開小門接牛奶時，才有機會看到裡面的情形。凡是有汽車在大使館前停下，我們就沒命地蹬那叮噹作響的老爺腳踏車搶上前去，盡可能靠近敞開的大門往裡看。我們稱這種遊歷活動為「征服」。

大使館使我想到了外國。我突然有了奇怪的念頭：我要躲在洋人汽車的行李箱裡混進大使館，用刀尖逼外交人員給我弄幾張必要的文件，然後化裝溜到國外作全世界性的串連旅行，這不是很棒嗎？這個念頭在我的腦海裡盤桓了好幾夜。最後，我做了個惡夢，夢見自己到了外國，既不懂外國話，幣制又不一樣，最後是活活餓死。我驚醒以後，才發覺是肚子餓了。最近幾天來，我們吃的都是「階級教育飯」，窩窩頭代替了饅頭。頭一天晚上，我嚥不下那粗糙的窩窩頭，而我買的餅乾又被偷走了。

「報紙上可以戳洞洞呀，ｈｔtｐs://wｗｗ.hｅｔｕboｏｋ•ｃom•ｃｏm而且北風一起，還不是照看不誤。」

參加這次鬥爭大會的人多半是大學生，看熱鬧的人都站在較遠的地方，雙手抄在袖筒裡，並不顯得特別興奮。長久以來，蘇聯大使館一直是紅衛兵的目標，有些紅衛兵故意每天來搗亂。

起初，我祇是袖手旁觀，準備看好戲。我個人並不恨蘇聯人，學校的俄文老師是留俄的，他使我們對蘇聯人的印象不錯，我和同學們都很喜歡俄國民謠。

兩個手拿「更改路名」通告的紅衛兵走向前門的台階，大聲呼口號。正在這時，一個男人走出門來，大家一眼看出他是個蘇聯人。他看到大家又叫又喊，突然大發脾氣，向那兩個紅衛兵揮拳頭，用中文罵了句「暴徒」，拳頭幾乎碰到他們的鼻子上。

到了法國代辦處門前時，一輛乳白色的汽車在大門前戛然停下。

「我們要瞻仰瞻仰祖國的風光。」

我和駐在招待所裡的清華井崗山紅衛兵連絡，請他們一道來揍日本人。但是他們勸我們算了，因為這些日本學生是左派學生，我們不應該傷害彼此的友誼，人家是來學習紅衛兵精神，然後回國去造反的。

可是，我們實在不滿意警察的干涉，決定第二天多帶一點人來報仇。

這個蘇聯人如果悄悄地溜進汽車，也許祇不過換一頓臭罵而已。他現在發了牛脾氣，大家不管他多火多兇，也不肯放他走了。

大約過了半小時，紅衛兵才慢慢散開。有些人還得到外交部、交通部和郵電部去通知路名已經更改。我們就混進了開往外交部對外辦事處的隊伍。

當下就有十幾個比他更火大的紅衛兵奔上台階，把他團團圍住，把一本毛語錄舉到他的臉上。下面人聲吶喊：「鬥他！鬥他！」一個女紅衛兵一手叉腰，一手指揮大家高唱毛語錄歌曲，一面用腳打著拍子。

我們認為這一點點的活動就足以讓我們向組織誇口：「我們是『破四舊英雄』，實際參加了這次有國際意義，而且一定會報導到外國去的活動。」

「那我們就貼五層！」

「你們在做什麼？你們應該知道不准在這裡隨便亂看的！」我們祇好向警察敬禮道歉，心底卻覺得他連走狗都不如。中國人為什麼要跟洋鬼子一鼻孔出氣？

我真希望全世界很快就知道中國出現了一支新力量——紅衛兵。

第一天晚上，我們就領略了井崗山紅衛兵慷慨的代價；那一晚，他們的一個幹部跑來告訴我們，他們第二天要在東交民巷集會，改路名，建議我們一定要參加。單位是越多越好。我曉得他們的興趣不在於多加我們八個人，而是要借「八-二九總部」的名，表示其他各省的組織也支持他們。我覺得我們無妨同意他們的要求。可是我說，我們不願意跟著一大群人蜂擁而去，我們要單獨行動。

如果他還是一個勁地罵，或用槍嚇唬我們，我們就立刻翻臉：「你這個看門狗，誰怕你！——三十七塊五！」（一個普通警察的月薪是人民幣三十七元五角）。這句話才真正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