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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串連又稱第二串連，是一月初（附註十）由中央發動的，目的在訓練紅衛兵不怕艱苦，效法長征時代的紅軍革命精神。這同時也是要減除第一串連所消耗的龐大旅行經費，防止紅衛兵湧進各大城市而採取的措施。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是在一輛卡車的駕駛艙裡。

主人顯然相信了我的故事，而且很可憐我，可是嘆息說，從有人民公社以來，他的田地和水牛都被充公了，一年不如一年，自己的糧食都不夠吃。最後，他總算同意收留我了，他說：「唉，一天給你三頓蕃薯粥吃是沒問題的。收成以後，我再想辦法給你幾個工錢。」

我在廣東省絕沒有迷路的可能。中止徒步串連的命令已經傳下來了，串連仍然在進行著。岩石上和樹幹上還經常可以看到路過的紅衛兵們刻下的路標。

「你怎麼這樣不小心自己？天這麼黑，我差一點把你壓死，你差一點就變成肉餅了。」

兩天後，我到了廣東省第三大城汕頭市。汕頭是個賭城，盜匪猖獗。我小心翼翼地把鈔票縫進日夜在身的棉襖夾層裡。我落腳的接待站是在手工業局裡。一間屋子睡十幾個人，連日不洗的腳臭薰得令人難受。

我怒不可當，用力踏下油門。剎那間，連人帶車都像瘋狂了一般。汽油快用盡時，我遠遠地看到一輛吉甫車停在樹旁，也不知那輛吉甫的油箱裡有沒有油，車上有沒有鑰匙，機器能不能發動。我沒有考慮的餘地，把卡車的油門踩到底，然後猛然剎車，靠右邊停下。右邊的後輪陷進水溝裡，後面傳來了一陣大呼小叫。我緊緊握住方向盤，回頭看到那群婊子和那司機以及車中的木箱全都滾作一團，順著車子往一邊滑。

就這樣，我以牲口欄邊的小棚為家。我每天清早五點鐘起床，切飼料、餵雞鴨、掃院子。我們每餐吃蕃薯粥，別的什麼也沒得吃。蕃薯粥止得了渴，墊不了飢。我真不懂他們是如何靠這種東西過活的。

小刀是我的防身武器，我決心要找一把刺刀來代替它。

第五天中午，兩頭餵得飽飽的水牛和一個餓得癟癟的牧童往回家的路上踽踽而行。突然，我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連忙轉身，目瞪口呆地發現那司機把卡車開到我的眼前停住。如果我早來一步或晚來一步，我的整個生命也許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

我向他坦白，起初認為他是個賊，可是馬上又想他不會是了。他看到我信任他，顯得很安慰。

我沒有回去向東家道別，祇塗了一張便條，插在一頭水牛的鼻環上：「我敬愛的主人：謝謝你們過去幾天來的仁慈和照顧。你們也許已經懷疑到我並不是乞丐，而是來自都市的學生。」

「安全最要緊——！脫下來。」慢吞吞地，我心不甘、情不願地脫下那件穿了將近半年的軍服。它挨了那麼多打擊，撕破了那麼多地方，每次補衣服，我都會想起身歷的戰役。有好多補釘還是梅梅替我補的呢。

在漫長的上午，飢餓尤其難熬，我不得不動用那三角錢。每一次，我用五分錢買一個用稻草和麵粉做成的小餅吃。我活著，似乎就是為了這一頓粗糙的食物。

我連忙轉身走開，直走到一片田野才歇住腳，靠在一棵樹下拚命喘氣。

攔截卡車最有效的辦法是叫串連隊伍中的女紅衛兵站在最前面，吸引司機注意。我並不樂意以女生為餌，我覺得女生應該得到男生的保護。有一次，我和幾個女紅衛兵同搭一輛卡車，我從司機座後的小窗看到他一手把著方向盤，另一手直在身邊的女紅衛兵身上打主意。我怒從中來。但我身在後面，無能為力，便拿一包香菸向他晃晃，對他叫道：「請你停車讓我下來好吧？我送你這包菸。」

我在廣東省的公路上南行，一路上發現開卡車的多半是歸國華僑，生活散漫，對政治不感興趣，成天祇知道找女人。祇要看到路上有女紅衛兵，他們就停下車，猛按喇叭或吹口哨。許多女生明知道這幫人是壞蛋，卻累得不惜冒險搭一次便車，漂亮的多半會被請到駕駛艙去坐。

做這種事，我是毫無敵手。祇有少數其他的紅衛兵會依樣畫葫蘆，因為落後地區來的紅衛兵中有許多根本不會騎車，能騎摩托車或開汽車的就更少了。他們祇能溜上過往的車輛，搭個便車。「我的」腳踏車上很少沒有乘客，凡是看到生病或跛腳的落單紅衛兵，我忍不下心來視而不見，總是帶他們一程。至於報酬嘛，我拿的祇是幾枚徽章而已。

小艇在廈門郊區的一個小鎮靠岸。我們一下船就碰到了敲竹槓的。他們知道我們是急著逃命的紅衛兵，口袋裡有錢，把我們狠狠敲了一筆和-圖-書後，才用腳踏車載我們到離廈門市七十四公里遠的漳州市。

他的話畢竟留在我的心裡了。後來，我沒有再偷過第二輛卡車了。

再走幾十公里，就可以到省界，危險就解除了，身上又有著兩百多元。

現在，徒步似乎是太辛苦了。同時，我又決定不花一分錢的車資，所以時常「借用」農民們停放在路邊的腳踏車。

我正在樟木頭附近的田野裡流浪時，看到一個士兵（顯然是個鄉巴佬）在偷甘蔗。起先，我嚇他，騙他要檢舉他的偷竊行為，要他把刺刀送給我。他死抱住步槍不放，連聲說：「不行，不行！武器是軍人的第二生命。」我祇好用武力，出其不意地一拳把他打倒，揍得他不省人事，然後把槍上的刺刀和撞針卸下來，溜之大吉。

他接著告訴我，他是廣東省紅旗派的一員。紅旗派在廣東也在被整之列。他最後離開廣東省時，因為帶了幾個被通緝的組織頭頭出來，不敢回去了。他現在為了賺幾個錢，在福建幹起貨運工作來了。

有一晚，我發現在通往廣州市的八百公里路程中，自己已經趕完了兩百公里，不禁欣喜若狂。但我已筋疲力盡，睏倦難當，跌跌撞撞上了一條公路後，竟然昏睡不醒。

在我們看來，中止串連、回到學位的號召等於表示文革即將結束，紅衛兵已經失去了作用，一切都要恢復正常了。我們絕沒有想到這一切來得這麼快；也沒有想到會用軍隊來強迫我們繳出大權；更沒有想像到軍隊在對付我們時，手段是那樣狠。

晚上，我定期寫信給母親、二哥、梅梅、何為明和阿豬，叫他們不要擔心，我正玩得不亦樂乎。想掃除他們心頭的疑慮，我每到一個風景區都去拍照片，吩咐印出四份，留下四個貼足郵票寫明地址的信封，讓攝影師替我寄同去。我還請攝影師一定要仔細修一修照片，使我顯得好看些。他們都覺得很有趣，問我：「你是不是要徵婚啊？」

第三條路是浪跡天涯，廣開眼界，是最令我神往的。

「你一定又是個逃命的紅衛兵。到目前止，你是我遇到的第七個了，」司機說：「我看到你們的狼狽像，真是難過，怎麼也忍不下心來為了幾塊錢，把一條年輕的性命也賣掉。那批人對待你們也實在太辣手了。」

何為明仍然堅守崗位，工人都被迫回到了工廠，農民下了鄉，機關幹部回衙門辦公去，學生們也被迫恢復上課了——上專門學習毛澤東思想的課。

我在街上遇到了三姐。她幾乎認不出是我。我學著軍人的模樣說：「報告，乞丐回來了！」三姐常罵我走路像乞丐。

口渴了，我嚼甘蔗。肚子餓了，就吃野果或村中小販賣的又髒又有怪味的麵包。天一黑，我就踏上蜿蜒的山道。

她哭了出來。突然間，我也想哭。

這時已經是三月中旬。我完全不清楚家鄉的情形。偶而可以看到消息貼出來，到處都有紅衛兵頭頭落網；後來又聽說許多人開始往香港逃。這時，我正在離開廣東南界不遠的深圳，幾個念頭很快地閃過我的腦海，內心裡開始了痛苦的掙扎。我覺得在這個社會裡，我沒有什麼前途。最近兩週來，在的心裡充滿了仇恨和厭惡。同時，我又想到了我日夜牽掛的家人和梅梅。沒有親人在，自由和快樂都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快樂。何況，我不願自認失敗，偷偷地溜走。我還是想回去，我想和革聯與軍隊周旋到底。

他們趾高氣揚，完全忘了這是我的總部。我出其不意地命令所有員工到我的辦公室來。大約有五十多人湧進來後，我大吼一聲：「轟他們出去！」大家立刻轉向軍人代表，又推又拉，對著他們大嚷大叫。有些女生則指他們，有個傢伙拿著油印滾筒直朝他們的臉上滾，把他們個個塗得黑漆麻烏。就這樣，他們被趕走了。

這個好心的司機把我帶到一個熟人的家，叫他們煮了些湯和飯給我吃。我在那兒過了一夜。

他說軍管會已經和公安局中的革聯份子聯合起來，擬定了鎮壓計畫。今晚，廈門市的各個出口都要封鎖，第一份名單上就列著五十多個要抓的人。他從在公安革聯的一個朋友口中知道了這個消息，公安公社的五十多人早已被監規住，他祇好爬過隔在文化宮和公安局之間的圍牆溜過來，發現來不及走正門，就沿著排水管直接爬到我的辦公室來了。

第二天早晨，他說要帶我到詔安市去。然後，他把我端詳了半天才說：「嗯，你比我還高，睡了一夜，令人另眼相看。城裡的孩子到底是城裡的孩子。」說完，他從卡車上取出一件藍棉襖：「我差一點忘了。你應該脫下軍服，換上便裝，才能安全些。」

「我們都以為你完和-圖-書了。我們都想死你了！」

三月大鎮壓——所謂「三月黑風」〈附註十一）開始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年紀輕輕，軍管會竟控我五大罪狀。連絡員對我說，我的罪狀如下：一，極力反對毛澤東思想（被抓的每一個人都負了這個罪名）；二，破壞生產和國家經濟；三，侮辱偉大的人民解放軍；四，窩藏壞份子（這是指我們學校鬥爭老師期間，我會偏袒老師們）；五，生活腐化、貪污（這一狀最冤枉。我從來沒有吞過一分錢，愛的也祇有梅梅一人）。

第二條路是跟一個一同逃亡的戰友躲到他遠在山區的家鄉去，我在那裡可以過一陣子隱士生活。我身上的錢足夠活一年的，但我總覺得年紀輕輕的人不宜選擇這種生活方式。

我們都知道情況不妙，軍事管制委員會剛成立，革聯就趕著貼出了支持他們的標語，號召鎮壓「廈門公社的一小撮壞頭頭」。

但是，我摸摸口袋，這才記起錢和身分證件統統留在軍服口袋裡了！完蛋了！我沒命地搜了一遍褲袋，祇摸出三角錢，連一天的飯錢都不夠。那司機耍了我，我幾乎哭了出來。

這件事後不多久，我終於到了廣州市。廣州市的大街小巷貼滿了號召鎮壓反革命份子的招貼，而且常常可以看到被抓到的犯人被一車車地運走。每看到他們被步槍柄打，我就覺得自己的心頭也挨了一擊。我憤怒得不顧一切。頭兩夜撕毀了無數的通緝令和不順眼的公告。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頒布了兩個重要的通告，一是宣布立刻中止徒步串連（附註九），另一是命令所有的學生回校復課鬧革命。

「不要動，跟我走，沒錯。」

有些司機對徽章很感興趣。我把用腳踏車載客賺來的徽章別在一個袖章上，看到有卡車來，就揮一揮，所有的徽章便會叮噹作響。卡車如果停下，我就爬上車跟司機討價還價。司機們通常不敢公開要錢，怕我們記下車牌號碼報告當局。於是，他們討毛澤東徽章，因為徽章可以拿到黑市去換錢。

我們到了海邊時，一艘公安公社屬下的海岸巡邏艇在等候我們。我匆匆地託那個為我們報訊帶路的同志轉告我家人一兩句話就踏上了小艇。

「怎麼？你以為我是賊？」

我用一張由廈門公社宣傳部弄來的空白表格偽造了一份文件，證明自己是一個長征徒步串連隊的頭頭，有資格領取供十名隊員用的日用品，包括香菸、草鞋、斗笠、洗澡券、到各地遊玩的通行證、電影票、糧食、雨衣和毛徽章。我把領來的東西留一份自用，其他的九份則隨時利用。如遇到農民，我就以九頂斗笠向他換三十公里的拖拉機便車。

我由衷地向司機感謝救命之恩。

我們跑到停車場。正在跑著找一輛合適的車子，聽到隔壁公安局院中的車輛發動的聲音。我們覺得吉甫車和轎車都不夠安全，於是看中了一輛不久前在一次交通糾紛中扣下來的水肥車。我們也顧不得髒和臭，把車上的兩個糞缸推下一個，空下勉強夠五、六個人蹲著的位置。我們的腳下是濕答答的，臭得令人作嘔，可是比起十年監牢來，這仍然好得多了。

向母親和梅梅道別是不可能了。我特別想念梅梅，我倆已經非常親密，就是分開一天也痛苦。

「可是我還要活啊！」我笑著說。

他還沒有說完，五六個可能被抓的頭頭已經來到我的辦公室。我們都知道必須馬上離開這裡才行，如果被抓，而且被控為政治犯，至少要坐八到十年監牢。

現在，誰也不能抓我了。我帶著身分證件——包括應情況需要而備的各種身分證明和足夠的金錢。最重要的是：我自命如齊天大聖孫悟空一般的才藝雙全，會打架、會開車、會騙人、會冒充。從幾個月前脫離了單純的學生生涯後，這一套我全學會了。

「這幾天，我一直沿著公路上上下下的找你。」他說：「我看到抓你的通緝令，但是我相信你一定還在附近。很抱歉，我一定使你吃了不少苦。哪！這是你的身分證件、兩百四十九塊錢，你的錶、鋼筆和日記。請原諒我偷看了你的日記。你這小子真不簡單！」

他繼續責罵了我一頓。最後又說：「希望你以後不要再偷車了，否則，總有一天要倒霉的。記住我的話，他們已經訂了規則，會嚴重處罰你的。」

二月二十五日，廈門軍隊顯然得到了由中央傳達給福州軍區司令部的密令，接收了和*圖*書市政大權。當天下午，以第三十一軍軍長劉春山為首的廈門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代表到工人文化宮來，命令我們立刻交出所有的職權，特別是存檔的生產總指揮部的生產資料。那整個下午，我不斷受到電話的疲勞轟炸，全都是各工廠報告軍隊如何進入廠內、建立軍人管理小組的電話。

連絡員告訴我們，軍管會已經發出通令，懸賞追捕我們，並號召省內人民協助捉拿。

我又想，那司機不會是個小偷；一切都怪我自己粗心。他不像是賊，因為他的手是暖暖的，還給了我食物和其他的日用品。

「你怎麼進來的？」我問。

這時，我抬頭一看，發現竟站在詔安市的公安局大門前，不免驚出一身冷汗。這簡直是自投羅網！

身穿便服，行動比較自由了。我決定徒步進城。我幾乎已經有十天沒有看過報紙了。在街上，我在一個布告欄前停下，報紙上幾乎沒有什麼新消息，仍然是呼籲停止串連，復課鬧革命的老社論。我的前面站著一群人在看一個布告。我的身材高，從後面仍然可以看到十多張通緝令。我顧不得危險，湊上前去一一看個明白。突然，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一張初中畢業時的相片。看到下面的文字更是心驚肉跳：「凌耿，十七歲，廈門市人，廈門公社壞頭頭之一，身高一七六公分（五呎九寸）。清瘦，背微駝，走路時慣於向前傾——。此人思想反動，破壞了軍民關係，是個兩面三刀的危險敵人——定有重賞。」

二十七日晚約九時許，我正獨自在辦公室裡看「基度山恩仇記」，吃著魷魚乾，突然瞥見牆上有個黑影。我吃了一驚，連忙衝往沙發摸小刀。

這套軍服是我的好伴侶，我捨不得脫。

「完蛋了！」我想：「我被抓了。」

「不知道，可是你一定有份，因為你是生產總指揮部的頭子。從你在廈門紡織廠的那次演說後，軍人把你恨透了。何況，今天晚飯時，有一個革聯份子說，要抓的人不限於十八歲以上。他還說有些一早熟的反革命份子非但要抓，還得槍斃。他又說憲法該修正了，因為有些才十六歲的人早已是滿腦子反動思想了。」

不過，我忍不住想試試看會有怎樣的結果。於是，我偷偷上了一列開往深圳邊界一個小村的運煤火車；可是，才到了樟木頭就被一個鐵路警察發現，像個黑炭似地被趕下了火車。我在被盤問時，堅稱自己迷了路，搭車走錯了方向，從來也沒聽說過什麼「香港」或「臭港」。那個警察用槍柄打了我好幾下，扣了我的小刀才放行。

越往南走，司機的脾氣越壞。紅衛兵們不得不採取聯合行動來應付這批司機。其他流浪的紅衛兵知道我會開車後，就有幾個人開始跟著我走，於是我又變成了另一個新活動的領袖。每逢有卡車駛近，我們就站在路中央，迫使他們停下車來（這需要極大的勇氣。祇要你稍有膽怯的跡象，對方就大膽起來。有好幾次，司機都是直到我們的手觸到保險槓才把車子停下，逼得我們幾乎跳上引擎蓋。一路上，我們觀眼看到幾個被卡車撞死的紅衛兵。〉，然後其他幾人跳上後面，我則爬到司機身邊。接近任何小村落時，我們就命令他讓我駕駛，直到衝過村鎮後，才和他換回位子；否則他會停車喊人來，把我們趕走，或者揍我們一頓。

我帶著鑰匙跳下卡車，跑到吉甫車邊，拉出電門的兩根電線接在一起，發動了引擎，轉過身來大叫：「再見！既然你們願意被壓在下面，就多壓一會兒吧！」

「不要慌，是我。」他身穿警察制服。我差一點把小刀向他擲過去。再看一下，才認出他是公安公社的一個頭頭。可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深怕他是投靠到敵方後來陷害我的。怎麼沒有一個衛兵通知我有人進來了呢？

聽著連絡員的話，頓覺一切都已經回天乏術。廈門公社受到的壓力最大。軍隊雖不敢對一個擁有十幾萬成員的組織做全面的鎮壓，卻以指控其附屬組織為反革命組織的手段來破壞廈門公社。他們在工人文化宮的廣場上公開審判被抓的人，目的是使文化宮裡的人都能目睹加在這些人身上的蠻橫暴行。不過，文化宮幾乎已經是人去樓空了。

三月底，我回到廣州市後，已渾然忘卻了政治，一派逍遙自在、遊歷外國的遊客模樣，獨來獨往地遊覽名山大川，真是十分愜意。這時，我開始看到中央通令hｔtps://m•hｅtｕｂoｏｋ.cｏm•cｏm各地軍人停止抓人，宣布免除被抓的頭頭們的罪狀，並保證通緝犯的人身自由，要大家重返原工作崗位的公告。我已飽經風霜，並不覺得特別驚喜或快慰。三月黑風已經刮過了，我可以回家了。

卡車在黑濛濛的公路上飛馳著。我聽出司機的口音是廣東人後，才鬆了一口氣。他放慢速度，打開車廂燈。我們相對仔細打量了一陣後，莞然而笑。

「請你好好保存這件衣服。總有一天我會回來拿的。」我說。

我是不信神、不怕鬼，在淒冷的天地中摸黑而行，還是禁不住心驚膽戰。因為隨時可能遇到強人打劫，我往往猛回頭，朝身後沒命地揮拳。我在一路上被這個「無形的同伴」驅趕著，運步如飛，一夜可走四十多公里。

我拚命掙扎想要逃脫時，卻發現手腳並沒有被綁住。

第三天，我聽說接待站在五天內就要關門了。我決定解除了不花車錢的誓言，搖身一變為觀光客，憑著一紙地圖，逛遍了動物園、越秀山和停泊著許多外國船的黃埔港，還光顧了許多迎合華僑口味的昂貴賓館和飯店。文革以來，這些地方都已經不像以前那麼神祕了。我所參觀的唯一的學校是中山大學。

我走進一個村子，來到一家看起來比較富裕的農家前（他們住的是磚房，不是一般的草房），哀求主人僱我當個短工。我告訴他，因為家人都被家鄉的一次洪水沖散了，無家可歸，四處流浪。我努力裝得很像，心裡還是不放心，因為我知道自己不像個鄉下孩子。

我離開漳州市，步行南下前往廣州市。形單影隻，成了驚弓之鳥。我每經過一個市鎮，都可以看到軍管會的通緝名單，所以都不敢歇腳吃東西。在曠野中風餐露宿，一夜無眠後，我決定變成個晝伏夜行的野獸。白天在甘蔗田裡混過一覺，如果膽大一點，就找個稻草堆睡得舒服些。白天趕路很危險；革聯時常會派車輛沿途搜捕廈門市的頭頭。我的身高和走路的姿態很容易被人認出來。

五天以後，我離開了廣州市，買了車票暢遊西南各大城市。我到過以「山水甲天下」聞名的桂林市，看到了稀有的石鐘乳，也到過號稱沒有一隻蒼蠅的佛山、毛澤東的家鄉韶山和著名的廬山。有一次，我甚至在一家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前猶疑不決，拿不定主意是否值得花大筆錢嚐嚐坐飛機的滋味。

幸虧他們沒有用一張我最近的相片，這一張恐怕還是從學校檔案裡找出來的。

我並沒有直接回廈門市，反而坐火車到了上海市，痛痛快快地採購了大批的上海貨，替家人和戰友買了不少禮物。二月底，我以逃犯身分離鄉背井；四月初，卻以遊客姿態身帶大包小包的禮物榮歸故里。不幸，我在火車上睡著了，醒來發現所有的東西都被偷了個精光。

望著漸漸遠去的廈門燈火，我聽到岸邊傳來的狗叫聲和警報聲。我們的運氣真好，可是我也悵然若有所失。不知今後還能不能回家？能不能與可愛的梅梅相見？

傍晚，我們到了詔安市。司機交給我一大包食物和一個挎包說：「你就在這裡下車吧。」他抓住我的手，扶我下車。頓時，我祇覺得孤單而空虛。

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兩天，我都在焦急緊張中度過。我們頭頭們在廈門國際旅行社的一個小套房裡秘密聚首，商討對策。我們更擔心混入各附屬機構的不良份子。我們組織裡有不少流氓，軍管會遲早會知道的，而且一定會利用這個事實來對付我們。

「這真是奇蹟！」

就這樣，我平安地離開了福建省。我一直沒有忘記那個司機的容貌和他的卡車的牌照號碼，就像我一直記得那位我在北京時，在見毛澤東途中的那機場附近遇到的那個好心醫生一樣。

我越走越接近廣州市，仍然堅守著不花一文車費的原則。進入廣東省境後，我已經走過五百多公里的路，坐過的車包括腳踏車、汽車、卡車、吉甫車、拖拉機、甚至老牛破車。祇要不用我走路，我是來者不拒的。

「你們紅衛兵真是太不像話了，領了補助費，又有接待站照顧你們，居然還想投機取巧！」

我做決定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漳州市是進入山區的一個門戶，也是逃亡客的避難所；但是，許多被通緝的紅衛兵逃到這裡後，都成了當地人最好出賣的甕中之鱉。每看到有逃犯被帶走，我們就會從心底發抖，不知下一個是不是就輪到自己了。有些一逃犯還在牆上留下：「革命造反派是斬不盡，殺不絕的」等語。逃犯之間還流行著這樣的一段詩：

我和她分手後，並沒有直接回家，先到了工人文化宮。

「放下刀子，信任我。你必須在一小時內離開廈門市。現在已經是九點十七分，他們十點鐘就和圖書要開始抓人了。」

我們在漳州的二師院過了一夜，二師院是八-二九組織的所在地。消息也已傳到了漳州市，到處也已掀起了抓人的風潮。到處都有突擊檢查站。凡是有外地口音的人都要被查身分證件，若不是當地居民，就會立刻被扣起來。我們搬進了另一座大樓的地下室，那兒比較安全。第三天，廈門公社的一個連絡員替我們帶來了消息。我們幾個人的名字果然都上了黑名單。我們的組織裡共有三百多人落網，大部分是工總司單位的人，其中有當權的工人和混進廈門公社的流氓，其餘的人都是學生。

走了不久，就聽到背後有人大喊：「喂！想死啊？剎車！剎車！」是那個司機，他是怎麼鬆綁的？我明明記得把他綁得牢牢的！這時，我才恍然大悟。那批婊子——她們竟樂意當這司機的玩物！

想使各頭頭不致一同落網，不使組織蒙受太大的損失，我們決定分頭逃亡。我有三條路可走：我可以打電話到福州，叫阿豬安排我投靠她。福州的「八-二九總部」與軍隊關係很好，仍然很吃香。阿豬負責連絡軍隊，深受韓先楚疼愛，大家都說她是韓先楚的乾女兒。再說，她現在已經是福建省「三結合」（附註十二）的副指揮。「三結合」是一個以軍人代表、舊幹部和學生代表為核心的新政權組織。我和阿豬交情不錯，或許可以加入這個新組織當個委員，廈門市的軍隊就不能抓我了。可是，我不喜歡投靠別人。（而且後來才知道，「三結合」組織祇活了幾星期就夭折了。）

「名單上，有那些人，你知道吧？」

我記得我們組織曾經跟紅旗派有過連繫，雙方的觀點一致。我能遇到這個人真是幸運。

就這樣，我兩手空空地回到了廈門市，身上仍然穿著那卡車司機送給我的棉襖。我變得瘦了些，黑了些，柔和了些了也圓滑了些。走出火車站時，我幾乎希望誰也不愛我，誰也沒有為我擔心，因為我覺得自己已經變得太壞了。

「十七歲就反革命，真不得了！」人群中有人說。

早晨做完零活後，我就牽著公社配給這對老夫妻照顧的兩頭水牛到池塘邊的草地上去吃草。一個紅衛兵牧童！我的對頭們知道後一定樂不可支。

現在，各地接待站不准紅衛兵以錢用完了或遺失了為理由，無休止地賴著不走；相反的，接待站會借錢給他，讓他在到下一個接待站以前，能有足夠的錢沿途買飯吃。一路上，我總借十人份的錢。接待站人員幾乎都是鄉下來的農民，識字有眼。我偽造人名地點，毫無問題。我在文件上寫的是「廈門天堂中學」，他們竟也沒有看出破綻來。我就是叫他們寫信向「天堂地獄」討回旅程中所借的串連經費，也是不會出問題的。

其中一人說：「你們這班小鬼怎麼能抓這麼大的權？不如乖乖進監牢算了。」

幸好，他人不壞。「上來！」他說：「我倒要跟你談談，聽聽你們這些小鬼到底搞些什麼。」他又粗又壯，我祇好乖乖地聽話。

「現在，」他說：「我最好還是把你送到省界吧。」

有幾個人怕得半死，想退出組織，甚至想投靠革聯。我犯了這麼多對不起國家的大罪，意志雖然堅定，怕還是很怕。為了安全起見，我決定不在家裡過夜，而和其他幾人一起住在文化宮裡，暫時以辦公室的長沙發為床。我包了一小包的錢和身分證件放在枕頭下，準備隨時逃命。文化宮加嚴了警備，萬一出事，他們可以抵擋一陣，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逃之夭夭。

那笨蛋剎了車。我立刻用車上的一件鐵器把他敲昏，把他的手腳綁好，拖到車後面，叫那些嚇壞了的女生守住這條豬仔。

我不敢掉以輕心，叫他不要站得太近，直到叫進衛兵後，才准他繼續說下去。

現在祇有一條路可走：去替附近的農家做短工，賺得足夠的錢繼續趕路。在廣東謀生不易，我根本不懂廣東話。

我一言不發，慢吞吞地走了進去，許多舊相識衝了上來，跟在我身後叫「老凌！老凌！」我走得極慢，他們一定以為我是神經錯亂了。屋裡正在開頭頭會議。我在會議室外靜靜地聽，每一個人都好像很高興，一切似乎又恢復正常了。

來和我交涉的軍人代表則幸災樂禍地看著我手忙腳亂、揮汗如雨。

從這件事後，我都單獨駕駛，不再和那些無知的紅衛兵們打交道。我每次新偷了一輛車，開了短距離後，就另偷一輛車繼續前進，屢試不爽，漸漸的大膽起來。有一次，我正要爬上一輛卡車的駕駛座，一時也沒看清楚？竟被從卡車下面鑽出來的司機當場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