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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感情和組織裡的工作是兩回事！」

果然被我說中了。不久，她找到了一個高砲團的作戰參謀，三十多歲。事情也巧，她的戀愛新史竟使公社沾了不少光。

母親的轉變深深地困惑著我，使我細細玩味。這並不僅是因為她的兒女都長大了，負擔減輕了，有較多的時間來參加這種活動。我漸漸明白這個社會裡的人民長期生活在單調無味中，現在把參加文革活動看成了一件刺|激的事。所以，廣大的群眾對兩派間的鬥爭有了真正的反應。祇要不危害自身安全，誰也不管別人遭什麼殃。不過，稍後不久，武裝衝突開始後，母親的派系熱忱又一掃而空。這時，即使是革聯份子被殺害，她也同樣感到難過悲哀。

我並不是戰爭狂，所以我那部門受到了批判，說我們的軍事訓練做得不夠積極。我取巧解釋了「文攻武衛」的定義，說我祇負責文攻，也就是政治宣傳攻擊，因而徵得何為明同意，成立了「八-二九廈門合社毛澤東思想學習班」。

我們走進沙玉亭的辦公室，發現他的衣物四散在沙發上。衛兵們告訴我們說他在洗澡。沒有多久，忽然聽到浴室裡傳來一陣叫嚷，我就和衛兵一同衝進去，發現我們的堂堂作戰部部長身穿短褲一條，被幾個還住在大樓裡的華僑打得叫救命。衛兵們趕去救，戰事很快發展成全體作戰部人員對抗大樓裡的全體華僑。我怕受魚池之殃，跑下樓去打電話給何為明，老何匆匆趕到現場來，拉開了雙方。

我說：「世上的人的生活水平竟有這麼大的差別！」

家裡是一片歡樂和興奮。大姐的男朋友也來了，一家人忙著暢遊廈門市的風景區。

軍管會則向福州軍區司令部報告我們的活動，但對我們的聲明是一字不提。

五月初，革聯和促聯在好幾家工廠裡都發生了衝突。每一次，軍管會都怪我們不對。我也懶得追究真正的禍首，總是匆匆看過報告後就發布一紙「八-二九廈門公社外事部嚴正聲明」，開頭就說：「某月某日，有一小撮革聯壞頭頭在廈門駐軍的調唆下，鼓動了受他們欺騙的許多革聯份子在某工廠造成流血事件——」後面總以這樣的警告（對軍隊的）做結論：「任何嚴重後果須由你們負責。」

革聯總部的外事部也設立了顛倒的學習班，以革聯的觀點訓練居民委員會的頭子們。所以，居住在革聯勢力範圍裡的促聯家庭很吃了一些苦（我們自己家附近的供水站就被一個革聯家庭控制住了，我每天都得早早起床，到比較遠的供水站去提兩桶水。現在，這是我唯一的家務事）。從此以後，派系衝突取代了鄰居間為偷雞或孩子打架等小事而引起的口角。其實，這些派系間的衝突也都是微不足道，革聯和促聯從不過問。

「可是廈門公社剛剛發布了一個通知——」

其實，我早已決定要襲擊軍管會。我曾經聽手下人說，廈門軍人交際處也就是軍管會的所在地，有一輛大型交通車、一輛吉甫和五輛轎車，軍隊卻從來不用。我早就想把這幾輛車子弄到手，派一部分給至今還沒有車用的廈門八中。

「我的爸爸、哥哥都是軍人，」她說：「我當然喜歡軍人。」

「你們為什麼要爬太平梯，不用電梯？而且，我是叫你當衛兵，不是叫你當攻擊手。」

我們盡力幫助我們的軍人盟友。看到街上有軍人出了事，我們立刻上前問個清楚，看看他們是那個單位的。若是三十一軍的，我們就打出老拳；若是高砲團的，我們請吃西瓜。

我覺得很奇怪，打開信來看到第一句話：「來人是我的愛人，請不要輕侮他，他是個好人。」

我特別注意我們和軍管會間的關係，並且一有機會必定為自己過去所受的迫害向軍隊報復。祇要軍管會一提出要求，我總是跟他們作對，凡是來和我們交涉的代表統統受到了我的怠慢。

大塊頭也參加了這次攻擊，但沒有以頭頭姿態出現。她在人群後躲躲藏藏，不幸仍然被她的愛人看到了，和她鬧翻了。我勸她不要難過：「軍人多的是。我擔保不出一個月，你就能找到一個比副連長還大的。」

四-二〇對我們發布的消息大表震怒。他們不時地用自己的宣傳車攔截八-二九的宣傳車。但我們一有車受包圍，許多別的車立刻一呼百應，前去解圍。司機全是華大的學生，一個個火氣十足。表面看來，八-二九的力量是很大，事實上祇不過是「卡車優勢」而已。

原來，沙玉亭從壁板上方偷看隔壁浴室裡的一個女華僑洗澡。那女人叫她的丈夫來，那個丈夫就糾合了其他的華僑來給沙玉亭一個教訓。這些華僑成天忍受作戰部的人在屋頂上搞出來的噪音，早就一肚子不高興了，礙於自己也是廈門公社的人，祇好敢怒不敢言。沙玉亭矢口否認偷看那女人出浴，而且發誓要報仇。何為明把他臭罵一頓，警告說祇要他再有偷看的企圖，就立刻革他的職。何為明知道印尼歸僑個個是驍勇善戰，很尊敬他們。

「你們會不會把我寫的東西公開？」

在全國醞釀反革運動的時候，我們和廈門市以外的其他的反軍派的連繫不斷地加強。對外連絡部門開始和省內五百多個組織定期通訊，和省外一百多個組織也有信件來往。如果某城或某地區成立了主要的反軍組織，我都是自己去參加成立大會。

我有兩個副部長。一個是廈門六中的男生，我曾選他當生產總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另一個是廈大的一名二十歲的女生，長得相當漂亮，明察秋毫、能言善道。梅梅有一點吃醋，特別是因為她的辦公室就在我的隔壁，而且她在工作時喜歡柔聲地哼哼歌曲。我向梅梅保證絕不用擔心，卻沒敢說出這副部長比我大三歲的事實做為理由。為了梅梅，我很少准許這女副部長走進我的辦公室的第二道門。她覺得很傷感。她有一次在送到我的桌上的文件上用鉛筆寫了幾句詩，批評梅梅太小心眼。

我罵完後立刻準備回家。梅梅、老板和搥胸隨我同回廈門，堂哥則留在福州市，他已經升任為委員，現在正忙著他最喜歡幹的工作——編輯戰報。

在屋頂的一角，一群戰士正在操練各種抵抗兩種特殊敵人的方法。一種是對付警察的擒拿術，一種是為了抵制革聯的一個新附屬組織——屠宰工人的威脅而設計的防身術。據說屠宰工人天天殺豬，懂得如何用手指捏破豬肚子裡的板油，謠傳用這個方法在人的柔軟的腹部捏一把的話，不出三個月就會一命嗚呼。他們接受的防衛術中有一項就是在腹部綁上寬寬的皮帶。

鐵路工人多半不是福州本地人，他們都是十分熱心的八-二九份子。八-二九鐵路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向來是我們組織裡的一張王牌。工人們是身強力壯，還操縱了鐵路交通的實權。每天進出福州市的各地連絡員不計其數，只要和鐵路員工拉好交情就可以免費乘車。

我還看見兩個八-八戰鬥隊的戰友也在屋頂上，覺得很意外。後來，他們陪我到三樓去參觀了作戰計劃室和戰術研究室。我深深地感到沙玉亭是個天才，他從來沒有受過軍訓，對軍事組織和兵法都瞭若指掌。我的兩個戰友向我解釋說，沙玉亭透過當地一個法官的幫助，請了許多高級參謀，他們多半是退休的軍官和公安局的人員。

為了這件事，我找來另一個最近才開始和大塊頭同掌八中大權的人。這個人忠厚正直，但他的處境困難。他在經過一場家庭派系鬥爭後（除他以外，他全家都加入了革聯），他被趕出了家門，祇帶了破棉被一條和幾件打了補釘的衣服。經濟來源被切斷後，他是一貧如洗，祇好騎著一輛由三輪車改裝的腳踏車替公社跑https://www.hetubook.com.com跑腿。我知道他是個汽車迷，朝思暮想能當個汽車司機。於是，我把攻打軍管會的真正目的透露給他，並保證事成後派他當司機。兩人一拍即合。

這次，促聯工人把一幅毛澤東像放在板車上做前導，接待站仍然緊閉大門。促聯立刻上報中央說：「廈門軍隊接待站不尊敬偉大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是百分之百的叛逆行為。」然後，工人砸毀了接待站，鎖上大門，加上封條。

我吃驚地看到一大群赤著上身、綁著寬腰帶的人正在辛勤操練——角力、拳擊、舉重、做啞鈴操等等，應有盡有。這些人大半是工人和學生。我聽說身為職業敢死隊的工人不必上工，工資照領，伙食費也比普通工人還多四倍。九個地區的聯防團全部受命實行這種訓練，還有專門練習爬牆和爬鐵絲網的場地。

「你還不知道啊？」他們解釋說這些東西全是為備戰而設的，人人都知道體力和防身術在作戰期間都很重要。一個熱心的同志還特地帶我到屋頂上去看作戰人員的操練情形。

我們回來後的第三天，阿豬一時大意，漏口告訴我，我的家裡來了好幾封信。大姐和二姐都回家探望母親了。我對阿豬截我的私函的事大發雷霆，當面把她臭罵了一頓。

被我們關在外事部三樓每天寫材料的幾個前市委會的頭目當中，袁改是第一個。等到革聯知道時，我們這件工作早已完成了。雖然如此，我們所得的證據還是有限的。

何為現叫我接近田軍的一個老同事——前市委會書記袁改。一天下午，我叫人把袁改從機關幹部司令部的拘留所裡提出來見我。大家對他已經失去了興趣，他已在這間拘留所裡被冷藏了好一段日子。權力鬥爭已經由人民和他之間轉移到人民自己之間了。我客氣地請他坐下來，問他是支持革聯還是支持促聯？我當然知道像他這種投機份子一定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的。然後，我又叫他寫下揭發田軍的材料，叫他盡力回憶那些可能對田軍有進一步瞭解的人。

在這種情形下，廈門公社重新組織了作戰部，並把它擴大，建立了九個地區的聯防團，前任外事部部長——廈大學生沙玉亭被調任新的作戰部部長。

「好哇，原來妳要嫁軍人！」

第二天中午，我們集合了大約一千名八中學生，闖進了軍管會的院子。我們什麼也沒有破壞，祇把在食堂裡吃飯的士兵的碗都打得稀爛，扯下了一些晾在院中的衣服。軍人們大驚失色。然後，我們又搶到了三十套護身裝備和練習劈刺用的木槍，並把七輛車全部開走。軍人們受了中央不准開火的命令（附註十六）的約束，祇好眼睜睜地看著我們揚長而去。

「我的爸爸有好多朋友在那裡，我跟他們很熟。我不便去。何為明的情形也是一樣。」

第二天，我開始視事。外事部設在鷺江大廈裡，這是一座高達七層的豪華大廈，從前是接待外賓的地方。在文革期間，這座大樓和多數其他被廈門公社佔用的樓房一樣，很少派到用場。這座大樓我得來全不費工夫，深感滿意。這倒要感謝那首先佔它做作戰部辦公地點的沙玉亭。同事們都很羨慕我。視事的第一天裡，有不少戰友來道賀。

終於，促聯的工人放下了工作，跑到軍管會接待站前示威。軍管會接待站表面是接受群眾意見和建議的機構，實則唯革聯的話是聽，祇要是促聯派來請願的，接待站人員立刻閉門不見。

從龍岩回福州那天，總部有二十多個領導人在火車站迎接我們，請我們到鐵路工人俱樂部吃了一頓特別晚餐。

四月下旬的一天，我為了接任新職，駕車往作戰部向沙部長請教交接問題。作戰部設在僑務局的一棟四層樓的大廈中。樓中警衛森嚴，食堂四周圍滿了鐵絲網，並常設衛兵防止革聯間諜混進來在食物、飲料中下毒。一樓的儲藏室裡擺滿了各式兵器，包括：匕首、木棍、標槍、硫酸和一種叫做「六六六」的殺蟲粉，還有用金屬或籐製成的帽盔（從消防隊搶來的）。最使我覺得奇怪的，是大批健身器材——啞鈴、撐桿、擴胸器、舉重器、草墊和其他東西。我向幾個正在儲藏室裡忙著清點器具的人請教這些是做什麼用的。hetuｂｏok.ｃoｍ•ｃｏｍ

我抬頭再看那個代表一眼，他站著微笑點點頭。看完了這封短箋，發現果然是大塊頭的手筆，別字連篇。我和他們先不談公事，祇是一味閒扯，弄得他們不耐煩起來（我問大塊頭的愛人年紀多大？是什麼職務？是那裡人？還開玩笑地說：「小心囉！她的塊頭大，你恐怕不是對手！」）。最後，我撒了一個謊，推說這件事不能由我這部門決定，把他們塞給了祕書處。

於是，我變成了教師。

「不會，就算是公開了，也不會說出是你寫的。你不用擔心革聯報復。」我在心底裡暗暗地冷笑。如果我們決定印出他寫的材料，當然是用他的名義。我們一旦從他的身上得到了所要的東西後，當然會把他一腳踢開。誰還在乎他會不會被革聯揍死？

「我要去砸軍管會。妳跟不跟我去？」

有時，我也跟這批老奸巨滑的傢伙打打麻將。在武鬥後期，這些人日夜作方城之戰。我是個賭博能手，有一次在一夜之間贏了二十多元。第二天早上，梅梅到我的辦公室來，發現我滿眼紅絲。我向她承認是通宵打牌的結果，並且答應用贏來的錢替貧苦工人買禮物。她怒刮我一掌：「難道你是這樣子同情工人的嗎？你已經變質了！」她說完就哭了起來。我深感後悔，連忙保證不再打麻將，再三發誓，她才破涕為笑。我最怕她向我的母親告狀。

「沒有差別就沒有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鬥爭。沒有鬥爭社會就不會有進步。就拿我們自己和部下來講，怎麼會沒有差別？」

我們最痛恨的是廈門軍分區司令員田軍，他曾揚言要「誓死支持革聯」。從四月初起，反軍運動正是方興未艾，我們就開始蒐集田軍的罪狀。甚至想抓住他，只因他祇在革聯據點裡鬼鬼祟祟地活動而沒有成功。幾個敢死隊隊員曾經向他家發動了一次半公開式的搜查，成果有限——他顯然早就把日記和其他有用的材料都弄走了。我們決定改變策略，開始在他的同事身上蒐集材料。

我早就明白表示對於取代了已經瓦解的生產總指揮部的後勤部沒有興趣。何為明便派我補沙玉亭的遺缺。梅梅被派為祕書處的一名執行祕書，搥胸是作戰部副部長，老板當後勤部副部長。

我想辦法向她說明事情不如她想像的那麼單純——促聯並不是真的那麼好，革聯也不一定那麼壞。有時，她對某一件事所牽涉的前因後果根本不懂。

第二天，軍管會派出兩個代表到外事部來，要求我們揭下貼在入口處的封條，免得引起更多的糾葛。這兩人交給我一張懲戒令，言明我們必須嚴辦參加這次事件的工人。然後其中一人又遞上一封信，並且恭敬地說：「這是你們公社社長給你的一封信。」

居民委員會主席班上的學員全是老頭子和老太太們。在這一班上，我用廈門話教導他們如何更有效地搞好街政工作。譬如：應該如何善待促聯份子的家屬，如何挑撥居民破壞革聯份子家庭的電力供應（剪電線、偷電錶等等），如何用其他手段騷擾他們。我還叫班上的每個人想辦法打擊革聯。有些人建議控制自來水供應站，革聯家庭來買水時，我們少給他；另有人建議把革聯家庭的貓毒死，把煤球（普通的家用煤球〉屯積在高樓的屋頂上來攻打革聯的示威者。五月下旬，革聯的示威遊行隊伍被自屋頂丟下的煤球轟炸而和_圖_書被迫撤退，軍管會派人到我這部門來抗議，我們的答覆是：「這個行動正反映了群眾對革聯的深仇大恨，否則怎麼會把供不應求而且按月配給的煤球扔下去？」

高砲團是由福州軍區司令部直接派駐廈門的。它既不受三十一軍指揮，也不屬軍分區司令部麾下，而且和這兩個單位的關係都不太友善。大塊頭和這位作戰參謀有關係，我們公社就派出一支宣傳隊到營區去勞軍表演，高砲團就宣布支持我們，我們也把高砲團捧上了天，說祇有他們才是真正的人民解放軍。我們並且公開揚言：「誰說我們反軍隊？我們祇反田軍！」

「你可以住在外事部裡，這樣我和何為明就可以隨時請教你。我們會好好地照顧你的家小。」

「既然愛軍人，就不配當促聯的頭頭。廈門公社是反軍的！」

唐雲禮看看我：「你怎麼啦？來，我們為你替總部建的大功乾一杯！你是苦盡甘來囉！」

我們回到總部後，五十多輛宣傳車全部出動了，向福州市民宣布八-二九成立新的地區司令部的消息。在這一點上，我們戰勝了革造會。這段時間內，革造會的第一號頭目因為發表了反動言論而被軍區司令部抓去關了一陣子。為了紀念他被抓的那一天——四月二十日——，一批擁護他的手下人組成了一個叫做「革造會四-二〇組織」的團體，號召打倒韓先楚。四-二〇花了不少時間，忙著跟福州軍區司令部和八-二九總部搗蛋，因而忽略了向其他地區擴大活動。

我常勸老何不要跟這幫人打交道。這幫人中有大部分以前是共產黨的老幹部。我向何為明指出，現在他們祇是借重廈門公社來穩固自己的地位，而且這種幕後操縱的情形總有一天會給我們全體帶來麻煩。老何不高興地笑笑說：「我知道他們在利用廈門公社，我也要利用他們。我的智慧和經驗都有限。不過，我一定不會讓我的參謀公開露面的。」

五月中的一天，我從外縣參加了這樣的一個典禮回來，發現外事部的大樓外聚集了一群人，有一名衛兵躺在擔架上。我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是剛才參加廈門公社的一次突擊演習時，從二樓的太平梯上跌了下來。

這時，廈門革聯和促聯之爭已經十分明朗化了。街上常有人群叫罵或鬥毆。一到晚上，兩派更是互相偷襲。

在外事部工作的有一百多人，佔用了二十多間辦企室。我的辦公室在五樓，外面是一個有大理石欄杆的小陽台，陽台正對著輪渡碼頭。黃昏時分，我和梅梅常常搬出椅子，坐著看日落，看一身古銅色的人們從鼓浪嶼的海濱回來。下面的人也會抬頭看我們。有時，要向認識的人表示我的生活是多麼優裕，我會在陽台上一呆就是一、兩個小時，直到天黑。

我給了他兩條高級的中華牌香菸，他覺得受寵若驚，還是欣然接受了。

「明天我就去打！然後我還要向廈門公社報告。」

「這些香菸，」我對他說：「並不是給你過癮的，而是讓你在寫材料的時候幫助你回憶的。還有，你要記住，在寫的時候不要光是罵田軍，要仔細地寫下從前跟他勾結的經過。比方說，你是如何像別人一樣祇付五毛錢，實際上在交際處食堂吃的均是雙份伙食，或田軍怎樣把他現在的房子弄到手；或在文革初期，你如何和他陰謀阻止我們到福州去。我要你拉他下水，你懂不懂？你是壞份子。如果你光罵他也是壞份子，他豈不是又變成好人了？懂不懂？」

高砲團宣布支持促聯後，革聯立刻還以顏色。革ｗwｗ.heｔuｂoｏｋ.coｍ.ｃoｍ聯在高砲團紮營所在地的郊區很活躍，就用種種方式破壞團部——切斷蔬菜供應、在飲水井裡下毒、放掉車胎的氣、搗毀營地的帳幕。三十一軍和軍分區司令部也處處刁難他們，甚至派出了一車車全副武裝的士兵到團部的營房來示威。

舉杯歡飲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那群一貧如洗的農民。這一杯黃酒該要他們多少天的辛勞！

沙玉亭被打得鼻青臉腫，狼狽不堪。我不便和他多談，祇好說是來拿健身器材的，胡亂揀了幾個擴胸器和啞鈴後就匆匆告辭了。我路過樓下接待站時，停下來指示所有來自廈八中的女接待員，從第二天起一律回廈八中八-二九公社，或參加外事部工作，這裡不必來了。這是我和沙玉亭不和的開端，隨著時日增長，我們間的積怨也逐漸加深了。

我是絲毫沒有鼓吹毛澤東思想，祇告訴負責搞婦運的學員們學習幾句名言，像「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裡出政權」、「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理論聯繫實際」和「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等都在學習之列。我教她們如何利用這些格言來對付革聯，替我們這一邊爭取民眾。簡言之，我的目的只在增加她們的派系觀念。

同伴們又說作戰部的戰士享有各種權益。樓下接待站的女生都很漂亮，沙部長自己帶頭追女生，敢死隊的隊員運用新學來的招數，單手就可以抓住對方的兩個手臂，使膽小的女孩子乖乖就範。沙玉亭還說過：「沒有娘兒們，我就打不了勝仗。」

八中是採取這種體能訓練的突出單位。學生們利用教學大樓做戰場。我去巡視時，發現舉重器受到了相當的損失，地板上沒有一塊木板是完整的，所有的電燈泡都變成了打彈弓的靶子，全被打得粉碎，四面的牆壁則被練拳力的人打得凹一塊、癟一塊。就這樣，一棟蓋好不到三年的大樓已經破損不堪了。

他們一走，我立刻旋風般地趕往廈八中八-二九公社，找到了大塊頭。

我對這幾個高級參謀向來沒有好感。這些人說起話叫來轉彎抹角，而且嘴裡不乾不淨的。他們的外貌詭祕，衣領永遠高高地豎起，臉孔藏在墨鏡和自己噴出的煙霧後面。他們消耗的菸量真是驚人。

在這段日子裡，我發現母親變成了她們廠裡的一名熱心的促聯支持者。我覺得又奇怪又滑稽。她對我每晚帶回家的反革聯材料很感興趣，常在看完聖經後，在睡前細看這些材料，還向我提供意見。晚飯後，她不再立刻下廚洗碗，反而跑到外面去看大字報，注意雙方的得失。文化革命使她突然年輕了不少。

學習班分兩班授課，一為街政班，專門召集居民委員會的主席們；另一班是各單位搞「婦運」的女性，每天下午在廈門的一座教堂裡上課一次，一週六次，每次一個半小時，分別由我和兩名副部長講授。

晚飯桌上的討論也是非常熱烈。三姐還建議組織家庭辯論會。我是促聯的一個頭目，是個忠實的「鐵棒」，卻不能接受母親的單純熱忱，反而比較偏向把所有的派系衝突都看成狗咬狗的二哥。

有人交給我一張公文，標題是「八-二九廈門公社關於緊急動員起來，堅決響應『文攻武衛』偉大號召通令」。再看下去，我才發現中央實際上是在支持革命造反派來對抗保皇派，江青和陳伯達發起了「文攻武衛，有理無罪」的口號。新名詞「文攻武衛」這就誕生了。誰都知道「武衛」就是作戰的意思。八-二九廈門公社早已把作戰部的名稱改為「文攻武衛總指揮部」，在所有的附庸單位中，軍事訓練都必須加強，新的口號是「人人皆兵」。

最高的兩層是祕密集會場地和廈門公社高級幹部的住所，像何為明、盧大瑤和他們的幾個高級參謀——包括汪大銘和曾經幫助過沙玉亭的法庭庭長等都住在這裡。許多重要的決定性會議都不在工人文化宮舉行，而是在這頂樓的斗室裡，在裊裊煙霧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