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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明首當其衝，挨了陳伯達的罵。陳伯達用手指戳到他的鼻尖說：「何為明，台灣支持你，你應該立刻辭職，回家種蕃薯去！」然後又轉向何為明身旁的汪大銘：「你們兩個一搭一擋，都是壞份子！」

他興致勃勃地說起在韓戰期間當志願軍副總司令的往事，說他如何在冰天雪地裡打美國鬼子。在座的人都裝出一副被他的豐功偉績完全吸引住的神情。我看著他們的嘴臉，覺得噁心極了，祇得垂下頭，幾乎想連眼睛也閉上。

他坐在那兒吞雲吐霧，我則半閉著限，心中暗罵他是個劊子手。有一次，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說：「今天我又拆散了幾對像你跟你的愛人一樣的小鴛鴦，留下一個，把另外那個送到陰間去了。這就是向八-二九表示效忠的方法！」說完呵呵大笑。

同志們含淚到火車站為我們送行。大家都明白我們談判的結果會影響組織裡所有的人。「絕不要妥協！」大夥兒一再地囑咐我們。

周恩來立刻表示，他來訪的目的祇是看看我們到北京後是否一切都滿意。至於我們間的派系鬥爭，他不願過問。在所有的首長當中，我最欣賞周恩來，他似乎是個能幹而不虛張門面的人。據說，他的確十分認真工作，因為沒有小孩，他把整個生命獻給了國家大事。

我違背母親的意思到總部來，是希望從戰友們的身上得到一點溫暖。可是，我從前在回事們的圈子裡覺得十分快樂，現在卻逐漸地疏遠大家。同事們見我整天垂頭喪氣，也乾脆撇下我不管了。

「這姑娘跟梅梅有什麼相干？」韓太太打斷他說。

二月二日那天，福建省的命運終於決定了。早上十點鐘，福建各派代表來到北京人民大會堂的西廳等候陳伯達等人接見。

聽眾中有一兩個人顯然很不識相，仍然在告敵方的狀，企圖引起陳伯達的注意。他不耐煩地揮揮手：「大家都住嘴！我已經聽夠了！你們兩派都有錯，福建人民變成了你們的犧牲品。你們還敢自命為毛主席的忠實衛士嗎？」

我們聊了一陣，然後默默地從塔頂住下看。我的心底不住發冷，過去的一年夢魘似地逝去了。我的心裡頓時充滿了回家的慾望。

服務員發現了真相，卸下帘子後，我的老對頭用粉筆在房裡每一件東西上都劃上一道線，分成兩半，連衣櫃裡、窗台上、水汀爐上都劃到了。我發現祇有一樣東西上沒有劃線——那面鏡子。於是，我立刻在鏡子的中央劃了一道線。

陳毅答道：「哦，不不，不能這麼說。跟洋人打交道得保護國家的利益。你工作的時候，用不到那麼多的手腕，到底大家都是中國人，祇是一時意見不合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理了一個髮，換上一套乾淨的制服，發了一封電報給家裡，告訴他們說我又要上北京看二姐去了。

阿豬是個不懂得愛情的蠢人。誰也不會愛上像她這樣的肥豬。她對於梅梅的死的唯一反應是怪我們男生照顧不週。但舊戰友接二連三的死訊降低了她的熱忱，這倒也是很明顯的。在這方面，她和組織中的每一人一樣——一年前的衝動和進取心已經消失殆盡了。

一連好幾天，中央對我們不聞不問，既不接見，談判的事也一字不提，反而叫我們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先洗淨戰爭的思想，抖落身上所沾的戰場的塵埃。

過去一年間，我們並沒有從毛澤東身上學到什麼，從自己的經驗學到的倒不少，我們做了頭頭後才發現人的地位越高，越不重視毛澤東。拿我來說，我就認為他的水平沒有我的高。

坐下動箸後不久，韓先楚提到梅梅去世的事。坐在我的身邊的韓太太也嘆息不已，直說頭一眼看到梅梅就喜歡，還想收她做乾女兒。

誰敢不簽？尤其是公安部就在附近？

革造會和廈門的促聯一樣苦於缺乏彈藥，因為他們浪費了千萬發的子彈在大樓牆壁上。我們在大樓正面懸了一幅毛澤東的巨像，三四天後，他的嘴巴和_圖_書附近被打了一百多個彈孔，八-二九立刻向中央告革造會「侮辱偉大的領袖達到了空前的程度」。

何為明和其他的廈門代表到最後一刻才趕到火車站來。他們所乘的火車在經過廈門郊區時，受到了革聯份子的騷擾，還得靠軍隊把滋事份子趕走才通得過的。

在食堂中，大家一同進餐。他們進來以前，我們全體站成六排，後排的站在椅子上，準備一起攝影留念。最前面有一排座位是留給來訪的領袖的。他們一進來，大家就爭先恐後地伸出手來和他們握手，後排的人幾乎倒下來，壓垮我們在前面的人。這要是拍下照片來，倒是一幅上乘妙作。

我們打電報給家鄉的同志時真是萬念俱灰。當晚，大家在收拾行李時。聽說如果願意的話，在離北京前可以分開睡覺。這時，大家都是時運不濟、滿腹委曲的人，誰又顧得憎恨別人呢？大家已經無官一身輕了，代表也當不成了，這點事又算得了什麼？反正一切都已經過去了，於是大家不記前嫌，在離北京前的幾天裡同進同坐，到處遊逛，一起上館子，彼此提醒「往事休提」。

一月間，中央果然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福建省的派系鬥爭了。奉派來負責這個工作的是原籍福建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

我並沒有遵照母親的意思住在堂哥的嫂嫂家，仍然住在八-二九總部裡。大樓上的旗幟為梅梅的殉職降了半旗，大家依舊不斷談到她。「那個漂亮的小姑娘死了。」他們說。

不惹麻煩的時候，我總喜歡跟何為明在寒風中散步，尤其在傍晚時分。我們談組織，最後總是談到私人的事。他坦白對我說，很希望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裡謀個職位，因為這就等於說他在大學畢業後，可以做比較好的工作。他的抱負是做機關幹部。他說，他明白目前在廈門市抓權是沒有用的。

陳伯達首先把兩派一齊痛罵一頓，命令福州軍區司令部收回所有的武器。八-二九和革造會雙方雖然採取同樣的政策，將武器化整為零，「分藏到戶」，或「繳舊不繳新」，「繳長（不易收藏的）不繳短」，祇有革造會受到了軍方嚴密的搜查，我們八-二九卻可以「自動封存」自己的武器，甚至在一個祕密山洞裡也藏了一部分軍械，而且軍隊告訴我們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再取出來用。

大樓裡的女生習慣了不絕於耳的槍聲，個個都很大膽。八樓播音室裡的播音員洗好了頭後，還會到天台上去晾頭髮，不怕飛掠過頭頂的子彈。一天晚上，幾個女生開玩笑地從沙包後面跑出來，結果有一人中了彈。

「那沒有關係。等你從北京回來後就來找我，我保證你當軍官，按你的興趣派個差事給你——。對了，那個女衛生員啊，她在戰地碰到個軍官，也是個能說會道的。他們結了婚，過得很快活。我是他們的證婚人，所以才記得這麼清楚。」

謝富治則是個圓胖而俗不可耐的傢伙，臉長得像隻豬。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出名的劊子手。

「多吃點——就把這當作年夜飯吧。你們大概趕不回家過年了。不過，別難過，你們都是年輕一代最優秀的份子。」說完了，韓太太仔細地打量我。然後叫我理個髮，可以顯得精神些。

晚上，打了幾千發子彈後，他常披著外套走進閱覽室來，就著火爐燃上一根香菸，然後轉身跟我打個招呼。有時，他會跑來搖撼我的肩膀，嚷道：「天亮了！你這冬眠的蟲！」然後緊挨著我坐下來。他的外套的臭氣總是逼得我直往邊上挪。他一點也沒有變，祇是頭髮長了些，外套髒了些，充血的眼裡閃爍著一股殺氣。

福州軍方代表首先在協議書上簽名。輪到我們時，軍方代表、陳伯達的副官、後勤學院的服務員統統圍過來，緊緊地盯住我們。我拿起毛筆寫下名字，看到一個服務員盯住文件上的名字不放，我用毛筆點上他的鼻尖問：「你是不是也想簽？」

我用ｍ•hｅtｕbook.ｃom•ｃoｍ一根鋼絲和一條床單做成一個帘子，隔在房間中央，看起來像是準備為死人開弔的地方。革聯派的室友也掛起一條床單，然後大家坐著等到半夜，待服務員入睡後，悄悄地調換房間，同派的人終於又睡在一室了。結果是大家都疲憊不堪，服務員更倒霉，監視我們按規定同居一室，這是他們的責任。中央曾經告訴他們：若能減少派系鬥爭就是他們的大功勞。

十一點鐘，罵完了後，他立刻叫我們在他帶來的和約上簽字，並直截了當地說：「不必再談了，凡是同意中央決定的都來簽名！」

守衛八-二九大樓的人也不吝於消耗彈藥。大家裝模作樣地保衛陣地，趴在窗口的沙包後面漫無目的地亂扣板機。這種亂發子彈的作風被稱為是「美國大兵打仗」（我們還從電影裡知道美國兵全是些膽小鬼）。

大樓裡似乎自成一個天地。樓裡的人在窗外自動步槍清脆的伴奏下跳舞、打乒乓或玩撲克牌。大家都習慣了白天睡覺、夜晚射擊的生活。雙方的人都喜歡在黑暗的掩護下作戰。一到早上，槍火減少時，有幾個人必須跑到外面去接收由軍區司令部和士兵們護送的商人運來的米、蔬菜、牛奶和其他的補給品。有時，附近的革造會槍手顯然看不慣軍區司令部對八-二九連續而公開的補給，還會射死幾個士兵。

「不，我不合格。我是近視眼。」

軍方向中央報告任務完成後，中央立刻命令主要敵對派和軍方都派代表到北京去談判。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報復，後來就再也沒有機會了。說什麼聯合領導？說什麼在革命委員會謀個職位，爭取代表權？這一切都化為烏有了。我們面對的冷酷現實是：中央的命令要徹底執行——所有的武器必須立刻繳還，所有的工事都要拆除，俘虜要釋放，所有的罪犯要嚴格處罰，壞份子要揪出來，我們必須從各大機關撤出，放棄在各校各廠抓到的權，學生不得繼續下廠，也不得攻擊軍隊或以任何名義搶武器。條款共有十二項，每一項都以「無條件」三個字開頭。總而言之，這張協議就是要我們停止一切活動、解散組織和結束所有的名堂。

收回武器的工作迅速完成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兩派的負責人都向軍區司令部作了類似的保證：「如果能在我的總部搜到武器，砍我的腦袋！」其實，他們的嘴裡這樣說著，衣袋裡就藏著手槍。

不在場的人聽說這兩句話，都以為何、汪二人大禍臨頭了。其實，陳伯達祇不過是開了一連串不負責的謾罵的第一砲。他連續罵了一個小時，除了停下幾次叫大家安靜一點外，一刻也沒有停嘴。

我是很難得放一槍的。我現在祇是七〇八室裡的白癡，成天胡思亂想，祇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在許多雙眼睛都瞪著我看時，我才扣幾下扳機，然後就假裝頭昏，退了下去。

我正要問他們現在住在那裡，韓太太又夾了肉放在我的飯碗裡，分散了我的注意。我一直忙著謝謝他們的殷勤招待。

外交部長陳毅的態度最隨和，胃口也實在大，不斷往嘴裡塞菜，弄得兩頰圓冬冬的，一面嚼一面點頭，開不得口。我們和他聊天，好像彼此地位平等。革造會的外事部頭頭開玩笑對他說：「你負責全國的外事，我負責革造會的外事，我們是同行嘛。唯一的不同是你專跟洋人打交道，比我容易多了。」

革造會不能日以繼夜地嚴密監視八-二九，卻有幾個歹徒總是留在附近。他們並不是為了領賞而當上了狙擊手，只是純粹為了好玩而放它幾槍。他們一手提槍，一手拿著酒或吃的東西，不斷地在大樓附近徘徊不去，找機會開槍。我可以用望遠鏡很清楚地追蹤他們的行動。有一次，我正在看著，突然不知不覺地大嚷起來：「為什麼不積積陰德？用一顆子彈換人家一條生命並不光榮——對不對，梅梅？說呀——。」我屏氣凝神地等著她回答，好久www.hetubook.com.com才醒覺她是不會回答的了。

這時，韓先楚又說，他在朝鮮時，手下有個女衛生員，長得像極了梅梅，也是年紀輕輕的，聲音特別甜。

在我離開的這半年裡，八-二九總部沒有什麼大的變化，除了在華僑大廈中的總部以外，其他的大據點一個也沒有了。

到了北京，中央文革領導團接待站招待我們住在人民解放軍後勤學校裡。一年多以前，我就在這裡參加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最令我們難以忍受的是規定每一派的兩名代表要和敵對派的兩名代表同住一室。

在總部二樓的烈士室裡，梅梅的一張放大了的遺像掛在李憶霞遺像的旁邊。另外還有三位著名的八-二九女烈士遺像。她們跟一部名片的五個女主角一樣，被稱為「五朵金花」。她們的相片被掛在最醒目的地方。大廳中，還有一百多名全省各地八-二九各部烈士的遺像，他們都是八月武鬥開始以後殉職的。八月二日那天被手槍打死的革聯首領的相片也在這裡，在福州是不分什麼革聯或促聯的，大家祇知道八-二九四面楚歌，應該聯合起來抵抗革造會。

在一月份的防衛戰期間，八-二九總部採取了一個新政策。它反映在一句新口號裡：「看窗外的世界，不屈不撓，爭取最後的勝利！」「窗外」是暗指最近中央迫使各省敵對派講和的事，解決的方法是號召各派代表以及軍方和舊機關幹部代表實行所謂的「三結合」，在省內建立叫作革命委員會的臨時政權。

有時，看到自己屋裡的牆上或天花板上又多了一個彈孔，心想：祇要自己靠近窗口站上一把椅子，馬上就可以變成另一個八-二九英雄，祇不知會排在第幾位。

鏡子事件透過電報傳到了家鄉，同志們認為這是證明我們反對革聯的立場「堅定」，可是，在專門向中央打小報告的人看來，這又是將來算我的賬時，必須記上的另一個小項目。別的代表夢想在將來的革命委員會裡謀到一官半職，都在盡力讓服務員們留下好印象。我無意間聽到一個服務員這樣說：「祇有那個高個兒不知分寸，他可有得瞧囉！」但我的心裡一點也不難過，我對革命委員會沒興趣。我來這兒祇是要替同志們說話。

「也許。」我沒精打采地回答。

我們兩人吵開了，很快地吸引了許多人聚在門口。

二姐在我們共處的這段日子裡，不斷地鼓勵我，說我還年輕，前途遠大，應該進入科學界。她認為我必須早日培養對某一行的興趣。

「叫你們不要打，你們不聽。如果不打仗，就不會有這種悲劇。過去，和成千上萬的國民黨打仗，我一點也不難過。現在，八-二九戰士就是死一個，我也傷心。」韓先楚邊吃邊談，大家坐著靜靜地聽，巴結地叫他講些一過去的作戰經驗。

「你怎麼不早一點到福州來？也許梅梅的死就是對你固執的處罰。」這是阿豬來接我們時說的話。

隨著我們「互相幫助，溝通思想」的頭幾天和中央首長們來訪後，解決福建問題的工作才正式展開了。我們每天開會談判，並與高級官員會商。在談判桌上，兩邊除了互相揭發反毛、反黨事蹟外，一事無成。

到了上海後，也在兩家旅館過夜。上海市雖是偌大的一個城市，我們似乎仍然是到處窄路相逢。有一次，雙方在外灘的一家咖啡館碰到了。我們把咖啡喝完就先去付了錢，把他們的也付了，然後走了出來。他們發現後，追了出來，把鈔票裹住石子，向我們丟過來，嘴裡嚷著：「誰要你們的臭錢！」我們則將一把硬幣丟過去，叫道：「因為你們這批窮光蛋在甘蔗田裡混了個冬天！哪！這些錢給你們的小雜種！」

他當上了機槍手，唯一的目的是幫八-二九打敗革造會，好在省內抓權來穩固自己的地位，否則活著也沒啥意思。他祇要有總部供給他大量的高級香菸，可以吞雲吐霧，調劑調劑劈啪亂響的機槍也就心滿意足了。

學和_圖_書習了幾天後，總理周恩來、江青、外交部長陳毅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等人到後勤學位來看我們（除了我們外，還有其他七八省敵對派的代表也住在後勤學院）。

有時，我會恨得用口袋裡的手槍來對著他。祇是，我往日的火爆脾氣已經發作不起來了。

我最不喜歡江青，她祇會說：「人人應該聽從毛主席的話，不要再打了！」她以一種近乎要哭的聲音一再重複這兩句話，顯得很容易衝動，一說話就好像喘不過氣來。

「下一個就是福建了！下一個就是福建了！」總部裡的人這樣滿懷希望地說著。大家都認為有軍區司令部做後台，八-二九在談判桌上一定不會失敗。同時，八-二九的頭頭們每天開會，商討如何提高我們在談判期間的效率。

一部分革造會會員不肯繳還武器，與前來搜查的軍隊發生了衝突，雙方各有數人死亡。不過，中央已經命令軍方要徹底搜查，而且如有必要，可用武力鎮壓反抗。於是，軍區司令部調動了更多的部隊開到了革造會總部，在大門口架起了機槍和小砲。雖有幾個癡漢誓死不放下武器，革造會還是投降了。

據說陳某很關心家鄉福建的情形，對福建倒也忠心耿耿。我們甚至聽到閒話，說他對於福建大權落入外省人韓先楚之手，覺得非常不痛快。他一進來就開口斥責我們。這時，我們中央領袖已經見多了，大家都不理他，繼續自顧自吵架，直到他用力拍了幾次桌子，我們才靜下來。但即使在這時，仍然有人雙手叉腰，鄙夷地看著他。陪他一起進來的福州軍區司令部人員和其他幾個人顯得又氣又急，一時沒了主意。在他們看來，陳伯達大概是昂藏七尺，高不可攀。

我的屋裡很冷，又不夠舒服。於是，我常常到閱覽室去，那裡有個火爐，我總是豎起衣領，坐在火爐邊的長沙發上回憶往事。戰事爆發以來，誰都對看書或看報失去了興趣。但閱覽室是個取暖和休息的好地方，我是第一個長客，第二個也許就是我們學校工作隊裡的老頭子丘貉了。

福州已經進入了武器現代化的階段。從華僑大廈變成了八-二九的大本營後，不斷受到革造會狙擊手的包圍，變成了他們練靶子的好對象。

全體代表一同走出了人民大會堂，情緒相當激動。有人直截了當大罵「他媽的！」有人則憂憂戚戚唱起「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插曲。革造會的首號頭頭雙手插在衣袋中，好像不勝其寒，語意深長但卻認命似地說：「除了毛澤東，又有誰能當皇帝？」

他接著把每個紅衛兵頭頭罵遍。我很奇怪這樣一個高級人物竟會用這樣粗俗的字眼，還夾著很多土話。聽眾中開始有人交頭接耳，罵他是「老蕃薯」、「鄉巴佬」、「老頑固」。

我們到了華北後，看到許多其他敵對派的代表，他們竟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好像幾天以前彼此並沒有放過一槍似的。說到派性，我們南方人似乎總是高人一等。

在我們出發的前一天，韓先楚司令員請我們到他家晚餐。那天沒有外客，賓主之間十分融洽。韓氏夫婦對我們招待備至，大家圍著大圓桌而坐，桌上有個大火鍋。

擠在華僑大廈中的是由全省各八-二九單位調來的兩千多個戰士。大樓的底層用來儲藏武器、彈藥、食物、飲水、兩架印刷機和一部為了應急而備的柴油發電機；屯積的食物則今半是由軍區司令部供應的。

住在這樣堅固的大樓裡，又有充足的軍火和設備，大家都很有安全感。革造會就算是有新式武器，也不能造成另一個七-二一事件。他們雖然有噴火器，因為距離太遠而無用武之地，因為大樓周圍有三百公尺左右的開闊地。軍區司令部嚴格看管著部隊裡的大砲和坦克，而且，必要的話，軍隊已經有權開槍自衛，革造會最最重型的武器也祇是機槍而已。

過去的一年多來，丘貉一直以投機份子的姿態到處混wｗw.ｈeｔuboｏｋ.com.cｏｍ日子。一九六七年初，他從北京回來以後，衡量了新的局勢，以他曾經對八-二九有功的理由，撈到了一個八-二九機關幹部司令部的小頭目的位子。武鬥開始後，他比誰都起勁。他老愛說：「我是拿二十年前打國民黨的精神來打革造會的。」

這把錢被扔來又扔去，乞丐和小孩子擠過來搶。最後，警察跑過來喝道：「這是人民的錢！扔錢是反動行為！」

「是啊！」我收收腰帶，挺直了背。我要振作起來，老這樣下去，最後會變成什麼呢？

其實，我並不生氣，反而覺得這件事真是無聊可笑。可是，最近我覺得自己就是愛惹事生非，失去了往日的自制力。我的行為舉止像個小丑，而且常罵髒話。一個服務員跑過來問是怎麼回事，我竟做出了祇有在觀眾面前才會做的事，抓起一把椅子，把鏡子砸個粉碎。每個人都楞住了，服務員深深嘆了口氣說：「你們這些人吃了什麼迷|魂|葯，為什麼彼此恨得這麼深？女同志們早就在合用一個粉盒了，誰想得到男人會比女人心眼更壞？」

真正的戰場是在我們的住處。我們那一間有四個人——革聯兩個、促聯兩個，而且，革聯那兩人中有一個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死對頭。我們在學校裡都是頂尖兒的學生，兩個人都驕傲得過了份，暗中勾心鬥角。我們在班上各有各的黨羽，文革以後，兩人更成了死敵。

一片沉默。然後，韓先楚想轉變話題鼓勵我：「好好幹，將來參軍一定前途無量。」

大家同乘一班火車赴北京，兩派人均分坐兩節車廂，互不來往：革聯與革造會的代表同坐一節車廂，促聯和八-二九坐另一節。

我們坐一輛中型吉甫回到了住處。我靜靜地坐著，別人則七嘴八舌，興高采烈地又說又笑，巴望著有一天韓先楚能當上省革命委員會的主席，我們也許都能當個委員。阿豬的嗓門最大。

廈門公社認為梅梅死後，我一定更恨革聯，會全心全意地替組織說話。所以，促聯的首席代表何為明極力向他的老同學八-二九首席代表唐雲禮推薦派我同行。阿豬更是比誰都熱心，忙著向其他委員為我拉贊成票，把我的演講技巧和搞外事關係的手腕更是大吹大捧了一番。

「小凌，你呢？做個什麼官——生產？外事？」

我已經失去了用身體抵擋子彈的勇氣和意志，二哥的話也時常縈繞在我的耳畔。

一天下午，我剛踏進房間，他就大叫：「為什麼把頭伸到我這邊鏡子來？」

討論課進行得相當激烈，各派都用毛澤東的話來彼此謾罵。幸虧我們中間有張又寬又大的桌子，使我們的拳頭碰不上對方的鼻尖。有一次，幾個人跳上了雪白的桌布，打翻了茶杯和煙灰缸，拔出了小刀，拉下了皮帶，要一見高下。今天茶杯打破了，明天燈泡不見了。廁所的牆壁幾乎天天要重刷，上面被我們塗滿了髒話和裸體像。「你們不過是一群流氓，行為舉動根本不像是革命造反派的頭頭！」服務員經常大聲埋怨。

老何問我有什麼計劃？我說了實話：我在從前希望進入清華大學，梅梅進北京醫學院，現在一切都化為灰燼了。不久以前，我和母親悶在家裡的時候，我曾經翻看自己的俄文書，發現所學的幾乎已經忘光了。想到過去一年來的生活，我茫然不知它的意義到底為何。我是若有所得，也若有所失。

「小凌，你這種行為是不對的。振作一下，要上北京去了。」

何為明似乎有老大徒傷悲之感。一天，我們同在北海公園的白塔上，他向我吐露說，過去沒有撈它幾個錢，現在真有點後悔。

「我什麼也不想做。」一頓飯就能對他們產生這樣大的作用，真是令我想不通。我已經把自己看成了局外人。

他的手下人立刻將「福建省各派停戰協議書」攤在桌上。陳說還有約會，一走了之。

吃完飯後，他在食堂一角的水龍頭下自己洗淨自己的碗筷。這副碗筷事後當然是陳列出來了，表示周總理的樸素生活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