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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想讓哪個階級的地位變高或變低，通過貨幣政策就可以辦到，反之亦然。

數量論的核心觀點，就是認為：幣值的高低，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當貨幣貶值時，就要少投放貨幣；當貨幣升值時，就應該多投放貨幣。他們認為，貨幣的投放量多少，是可以調節物價的。

而錢不值錢的原因，就在於錢太多了。這就要想辦法回收一些，錢流通得少，自然也就增值了。

這一點，他和前人——諸如管子、賈誼、桑弘羊的觀點很不同。

到了宋孝武帝，又出了一個周朗，更是主張乾脆「罷錢」得了，用穀帛代替。

劉秩認為，「物重則錢輕」，東西漲價，也就是錢貶值。

劉秩完全贊同管子的「輕重論」，認為「國之興衰實繫於是（國家興衰就在於貨幣）」。所以，他反對張九齡的「准許私鑄」建議，主張國家壟斷鑄幣權。

再往下，就出現了「實物論」學派。

有一位張林看的明白，說，現在不但是穀貴，百物皆貴，那是因為錢賤。只要「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晉書．食貨志》）

通貨膨脹，就是物價飛漲。

前一個現象好理解，柑橘西瓜稀爛賤，果農當然要倒霉。而後一個現象，理解起來需要繞個彎子——通貨膨脹，為什麼商人不高興？

要是我們不在這兒談錢，大概還不知道唐代有如此思想犀利的人吧？

一批又一批的少年人變為成人，進入就業領域和消費市場，造成貨幣量不足，百業蕭條。

如此，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商人也沒有做買賣的積極性，這就要求增加貨幣供應量，讓物價適當漲一漲。

這個劉秩，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個很罕見的敢為商人說話的理和_圖_書論家。他已經看出，商人的財富就是貨幣，而且是在流通過程中產生的。

這個因素，現在幾乎沒有人考慮進去。

他們認為，貨幣增值還是貶值，跟貨幣數量多少無關。那跟什麼有關呢？跟市場上商品多少有關。商品多，錢就貶值，商品少，錢就增值。

反過來也是，錢一少，就「重」，商品則相應地不值錢。

這真是個堪為宰相師的人！

當然具體情況還要複雜些，不過總體上可以這麼看。

這其實也含有一部分真理。我們改革開放之前，商品很少，那時的錢，確實很「值錢」，一百元能頂現在的五千元用。

他說的這些問題，在現代也同樣存在。

貨幣的製造、發行、調控等等，都是國家政治權力的運用，並非單純只是經濟上的事兒。

經濟過熱，不就是經濟快速發展嗎？這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在經濟發展中，得益的僅僅是商人嗎？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廢除貨幣論」，是激進主義學派。在現代也有過傳人，曾經釀成的禍害那就大了，這裡不提。

要準確判斷物價是高是低，錢是在貶值還是升值。多放一點錢出來，還是少放一點錢出來，要看情況。通過多投放貨幣或者回收一部分貨幣的辦法，把物價平衡好，民心也就安了。

中國古代史上，若從經濟上劃分勢力，應為四大勢力，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包括地主和自耕農）、商人（工商）。

朝廷用它來調節自己與民間、與各個階層的關係，用以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重農」固然不錯，否則要逼出陳勝吳廣來；但是也不能「傷賈」，商人受了無理損害，也要逼出造王莽反的人。所以最好的hｔｔｐs://wｗw•ｈeｔubooｋ•cｏｍ•ｃｏｍ政策，是「本末俱利」。

這一派，產生於南北朝動盪時期。一些人看多了貨幣貶值或者貨幣量不足的亂象，所以提出了取消貨幣的主張。

他們習慣於以農為本，以商為末，向來是重農輕商的。

說得真是乾脆利落！

他寫了一篇給皇帝的報告，題目是《貨泉議》，也就是《說錢》的唐代版啦。

管子和賈誼都主張禁銅，反對私鑄。他們認為：貨幣是君主之權，可以用來平衡各階層之間的輕重本末。

劉秩早就指出了問題的所在。

他說：「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

不過一旦沒把經濟槓桿玩好，就會激起全民的憤怒，比如王莽。

他說，農桑才是國之本，要重這個本，就應該罷錢。

看來這個劉秩，是典型的御用經濟學家，但他不掩飾自己。

南朝宋武帝時，國用不足（國家經費缺乏），有人就建議，說這是因為錢幣減少所致，應該搜羅民間銅器，多造五銖錢。

這就是宏觀調控。

繼承管子學說的，是西漢的晁錯，他看的更透徹，說珠寶金銀有什麼用？「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大眾偏偏就以它們為貴。

在唐代，有一位官員兼學問家，叫劉秩，是唐初著名史學家劉知幾的兒子。他在唐玄宗年代編寫了一部歷史工具書《政典》，收集了歷代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史料，分門別類地編排，開創了咱們國家此類書籍的先河。

御用，並不等於就要裝瘋賣傻。劉秩的觀點非常正確，是給統治者出好主意，而不是出餿主意。

所以，君王必須掌握鑄幣權，貨幣只能「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東西貴了，商和*圖*書人為何不高興？因為這等於商人已有的貨幣財富縮了水。

在經濟總體秩序並沒紊亂的時候，卻老是怕經濟過熱，這大概是從古代遺傳下來的恐商思潮在起作用。

在他看來，掌握了貨幣發行權，就是掌握了「輕重之本」。他不理解，國家為什麼要把這權力讓渡給他人（指私鑄）。

把一部金融史看到唐代，我想，再外行的人也開竅了。在中國古代，互相間進行經濟博弈的，絕不是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這兩大營壘。這種兩分法，實際上是把複雜的歷史給簡單化了。

有一位叫范泰的金融理論家不同意，他說，商品多少，是在貿易中產生的，跟錢幣數量沒關係。無論商品昨日怎麼貴，今日怎麼賤，它都是那一個東西，就看生產得多少而已。

劉秩，就是這一派在唐代的代表人物，他不但認為控制貨幣投放量可以穩定物價，還認為貨幣價值跟人口的多少也有關。

這理論，這實踐，都是古已有之的了。

這個財富，也應當給以保護。

我們讀者就算是外行，也都知道了，他們的這說法，只是部分真理。

在他之後，又有「名目主義」學派，說貨幣的價值那就是個名目，是王權說了算。王者說值多少錢，就是多少錢。貨幣不過就是個流通手段，「面值」多少，與它本身的價值無關。

自從秦漢以來地主經濟成熟後，歷史上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是為農民（包括地主）說話的，他們也不大懂得商業是怎麼回事。

在諸種勢力中，朝廷是最強大的一方，經常掌握主動權。

東漢章帝時，因為穀價上漲，政府開銷吃緊。

所以，不用遠去學希臘羅馬，向咱們有頭腦的古人學習就行了。

唐朝實行「兩稅法」，ｗwｗ•hｅtｕbｏｏk•com.ｃoｍ政府收稅要收現錢，結果錢幣集中於國庫，造成流通中的貨幣不足，於是又有人重提「實物論」，如陸贄、韓愈等人。不過他們倒不是激進主義者，而是看到農民被盤剝得厲害，所以主張乾脆就用實物納稅。

貨幣日益成為獨立的流通手段這不假，但幣值絕不是王權意志的體現，而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濫發大錢，沒有不出亂子的。

「視時而作法斂散」的意思，是說要根據情況，制定從緊或從寬的貨幣政策。

自從春秋末期的單旗先生以來，咱們中國的金融學有過幾個流派，各說各的理。單旗先生我們已經介紹過了，他是「金屬主義」學派的鼻祖，主張貨幣要足值，說多重就要有多重，不能玩虛的，玩虛的就是斂百姓之財。

西漢前期有一部經濟學名著叫《鹽鐵論》，記錄的是一場經濟學大爭論。其中賈誼就是「數量論」的代表人物。

當時的朝廷（中央政府），並非天生就是農民的死對頭，更不是什麼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它的立場態度，隨需要而變化，時而照顧地方，時而照顧農民。中央和地方也並非鐵板一塊，有時朝廷會因為經濟利益而與各州縣關係鬧得很緊張。

既然說到了一位理論家，那我們就借這個機會，回顧一下古代金融理論史。

令人歎服的是，在金融方面，劉秩也很有見地，他學《管子》學得好，學賈誼也學得好，繼承和發展了前人的金融學說。

他說，錢為什麼不明不白地就增值了？東西為什麼忽然就賣不起價錢了？是因為人口日益滋生，而鑄錢爐不增加，貨幣量相對減少，流通中的貨幣不足，當然就會「錢重物輕」。

這一派比較典型的人物，是管子，他說過：「黃金、刀幣，民和_圖_書之通貨也。」（《管子．輕重篇》）

在經濟博弈中，金融、貨幣永遠是朝廷的一個工具。

影響至今，無論草根還是精英，大多都還習慣按兩大階層思考問題。

裡邊還真有些真知灼見，特別是闡述了商品經濟的特點。

兩分法，簡單是簡單，但是掩蓋了問題的實質，於事無補。

只有劉秩在歷史上第一次大膽地提出，政府也要考慮「利末」，決不能隨隨便便就「傷賈」。他很明白：社會是一個有機構成，有農也有商，誰也離不開誰，不能說商人天生有原罪，賺的錢就是一定是黑的。

其餘的均屬依附型群體，構不成經濟勢力。

對唐玄宗後期日漸嚴重的經濟衰退問題，劉秩一針見血地指出：經濟不繁榮，就是因為通貨短少！

什麼原因呢？是因為皇權使它們貴重。

經濟學家們經常分成若干派，各執一部分真理，互相攪不清，遠在古代就這樣。

這一派，是歷代鑄大錢的理論支持者。

過去計劃經濟的實質，就是限制貨幣流通和商品流通。有人天生就恐懼這兩個流通，很怕商人活躍，很怕經濟過熱。而事實上，經濟過熱不等於經濟失序。

這個貨幣價值與人口數量有關的理論，真是獨具慧眼。

劉秩看清楚了這一點，就主張：「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且視時而作法斂散，以平物價，以安民心。」

所以說，劉秩的聰明，那真不是一般的！

是就是，怎麼啦？

除了上述幾派之外，還有一個就是「數量論」學派。

經濟上的很多事情，就是這四大勢力在角力。看明白這一點，我們讀史的很多困惑就會迎刃而解。

這是說，假如農副產品價格低，不值錢，就會傷害農民；反之通貨膨脹，錢貶值，則會傷害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