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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殤》已經屬於社會了。我和我的同事們將聆聽社會對它的評判。

我們接著去了河南。邙山，花園口，東壩頭，困頓凝滯的黃河像泥湯。這兒的農民在素質上顯然與陝北農民有別。他們反映意見時情緒激烈，時而有點嘲諷調侃。對農產品價格偏低，生產資料價格輪番上漲，他們怨聲載道。他們幾乎都知道這副對聯：「高價化肥我不要，低價小麥我不賣。夠吃去毯。」他們開始同政府討價還價了，他們知道同政府訂合同了，他們知道政府也要承擔義務和責任了，一句話，他們知道農業生產也是商品生產而不再是徭役了。這是中國農民一個巨大的歷史飛躍。我們突出地感到了農業萎縮的問題，在我們的採訪中已經大量地碰到了它，這使我們憂慮，但也使我們高興，因為這是農民在運用價值規律對不合理的價格體系進行報復——僅此一點足以說明，千年不變的中國農民正在變。有人可能會認為他們變刁滑了，但我認為他們變得有點現代意味了。我們為此而興奮。

在河南的收穫是巨大的。古城開封，讓我們深切體會了黃河的厲害。在今天開封城的地下，還埋著兩個開封城。宋城在地表九米以下，明城在地表七米以下，這都是黃河泥沙把它們埋掉的。而今天繁榮的開封，也時時處在黃河的威脅之下，黃河河面達於鐵塔三分之二處。靠了偉大的黃河大堤，我們中國人才把黃河夾持起來送進了大海。站在這條大堤上，是能夠讓人產生許多聯想的。當我們回到北京，同顧問金觀濤先生談及第五集《憂患》的構思時，他就很自然地把治理黃河與治理國家聯繫起來了。黃河泥沙對河道的淤塞同中國社會中無組織力量的增長好有一比；黃河的週期性氾濫與大堤的週期性潰決同中國封建社會的週期性動亂與毀滅好有一比。根據金先生的建議，我們在《憂患》中平行交錯展開了兩條線素：黃河水患與社會動亂。開封不但是黃河水患的最大受害者，它所提供的兩個人物的故事，也成為第五集《憂患》中的兩個「眼」，可以讓觀眾想到許多：黑臉包公及他代表的「青天」觀念，劉少奇及他所代表的一個時代一批人的奇特反常的命運。這ｈｅｔubｏｏｋ•ｃoｍ.ｃｏｍ兩個人其實在說明一個道理：無法也就無天。沒有法，老百姓就盼青天；沒有法，社會無組織力量就會得不到遏制。而個人崇拜，就是一種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無組織力量人為增長的表現。劉少奇同志本人是要為此負一定責任的。他的悲劇，既是個人的，又是黨的、民族的，乃至我們這個文化的。我們今天如此大聲疾呼法制建設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是為了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如果有一天，中國善良的老百姓不再靠「青天老爺」來主持正義，而是自己運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並且法律也真正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性，那麼我想，開封城裏的包公祠與劉少奇死難處對遊人就不會有現實意義而僅僅成為歷史遺跡了。反過來說，如果瞻仰包公祠的人們仍在盼望生活中再出幾個包青天，仍然帶著某種莫名的戰慄來看劉少奇死難處，那麼，歷史也就沉重遲滯得令人窒息了。

電視創作是一種集體勞動。《河殤》攝製組的構成是相當有趣的。在主要成員中，只有編導夏駿、音樂編輯潘寶瑞、牛桂吉、製片主任趙元貴是中央電視臺的，其他人都是夏駿找來的，或是同學，或是朋友，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他們在《河殤》組的工作，是業餘的，但卻是以滿腔熱情投入的。好在他們都不是坐班的，因此時間的機動性較大。甚至電視臺的幾個人中，也只有夏駿是全部抽出來搞《河殤》的，潘寶瑞是音樂科長，一大攤工作是不能放的；趙元貴是軍事部新聞組長，每天要盯在崗位上，所以他們也是業餘的。這個班子的工作效率和加班加點是出名的，好幾位包車司機都因為覺著太累而中途辭包。撰寫解說詞初稿時，我和蘇曉康、夏駿經常討論到深夜，然後回各自房間撰稿到凌晨，白天是大量地看資料片。幾位資料編輯，尤其是計冰和吳曉波（他們一位是林業部的，一位是北京廣播學院的），翻遍了北京所有資料庫（中央電視臺的資料庫翻了兩遍）和圖書館，抱回幾十盒錄影帶，往往只能挑出幾個鏡頭。為了選出最理想的資料鏡頭，真正是大海撈針，如布哈林頭像，找遍了一切公家資料館與圖書館www•heｔｕｂooｋ.ｃｏm•ｃoｍ，不是沒有就是不中意，最後由社科院介紹到中央編譯局研究布哈林的專家鄭異凡家裏，從他的私人藏書中找到了這個還布哈林本來面貌的頭像。第一集作為《尋夢》片頭的龍和其中一些中國歷史與故宮的鏡頭，甚至第五集《憂患》中毛、劉、周開國務會議的鏡頭，都是從將要抹掉的舊錄影帶中非常偶然地撿回來的。由於時間太緊，實際上到《河殤》開播時，我們只剪輯出兩集，剩下的四集是邊播出邊剪輯的。夏駿在最後剪輯的一個月裏，天天晚上工作到凌晨，每天晚上就睡在剪輯機房的地板上。他的工作熱情和過人的精力都讓人吃驚，也許真的是仗著二十六歲的青春活力？奇怪的是二十四歲的錢丹丹，這位穿軍官服的漂亮的女剪輯，也能每晚奉陪至半夜，操縱著剪輯臺上那幾個單調的鍵鈕，也不嫌乏味得慌。

《河殤》自始至終得到學術界的關懷和支持。著名經濟學家厲以甯先生和著名史學家金觀濤先生擔任我們的顧問，並親自參加演播室的學者講話。陰法魯、葉朗、馮天瑜、耿雲志、劉青峰、賈新民、樊洪業、謝選駿、蔡大成、金哲、遠志明、曹遠征、張鋼、白南風、王軍濤、王化雲、黃萬里、張含英、陳越光、包遵信、龐樸，這麼多老中青三代學者專家，都不辭辛苦，來到中央工藝美院畫家鐘蜀珩、劉巨德佈置繪景的《河殤》演播室裏，暢談華夏文化的各個方面。這是文化精英們同大眾傳播媒介的一次較為成功的合作，在中國電視史上開了先河。這件事，無論是對於學術界，還是對於電視界，還是對於廣大的電視觀眾，都是可喜可賀的。它展示了中國電視文化建設的一種新的可能性。當然，它僅僅是一個初步的不甚成熟的開端。

十月底便飛延安，去採訪，同時也是體驗，尋找感覺。這是一支精幹的攝製隊伍：夏駿導演，曹志明攝影，黃敏製片兼照相，蘇曉康扛三角架，我背錄影機。飛機掠過晉陝大地，這是最典型的黃土高原地貌，然而使我驚訝的是人類在地表上留下的痕跡。山西的地貌，很像軍事地圖，到處是等高線，說明坡地都給改造成了水平梯田——我強烈地感覺到山西人wwｗ•ｈｅｔｕｂook.com.com的勤奮，並想到大寨，儘管我在飛機上看不到大寨。一過黃河，地貌突變，等高線消失，大地突然變得容顏醜陋，到處是坡度很大的坡地，鬆散乾燥的黃土像掛在坡上，隨時都可以流失，由於重力流失（也叫垂直流失）形成的一根根土柱、土塔，像雲南的石林，七零八落，矗立在溝壑與梁（上山下卯）之間，像千年古宅塌圮後的朽柱，像大火過後森林中殘留的枯木。地貌是自然與人共同塑造的。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由於西高東低的台階地表結構，具有不可抗拒的重力流失的自然趨勢，但人類的行為——不管是有所作為還是無所作為——卻要擔負不可推卻的責任。

《大血脈》是個暫定的片名。後來要剪片頭了，必須拿出正式片名。此時曉康已去廬山寫長篇紀實文學《烏托邦祭》。夏駿將取名的事交給我。我也無奈，只好請來選駿。兩人關在屋裏，桌上擺上卡片和筆，說想不出名來不出屋。卡片上記下了不下十個片名。最後定下我想出來的《河殤》。關於片名我不想做太多解釋，不過我希望人們不要死摳字義。

去年六月，我正在昌平國家教委行政幹部管理學院為《現代美學體系》一書統稿，接到夏駿的信。當時他住在白雲觀旅店，那兒是中央電視臺對外部特別節目《黃河》攝製組的大本營。夏駿邀我是為了電視文化叢刊的事，他給我放了幾段尚未配詞配音樂音響的《黃河》毛片，我第一次看到空拍的晉陝峽谷及溝壑縱橫像遠古洪荒世界的黃土高原，我的心被某種說不出來的情緒攪動了，一片苦澀。夏駿告訴我，攝製組在黃河邊上遇到一位老漢，一輩子出的最遠的一次門是往北走了七里地。七里！這就是一位中國老農的生活半徑。

延安很窮——所有的老革命根據地都很窮，這個普遍現象很值得研究，貧窮落後與革命之間的關係耐人尋味。延安市區遠遠抵不上一個江南小鎮繁華與整潔。最有意思的是，延安市最熱鬧的一條商品街正好對著著名的寶塔山。昔日寶塔山下，延河岸邊，發生過那麼多革命加愛情的浪漫故事，空氣中彌漫著理想主義的氣氛，而今再也看不見了，大大小小由南方人開的時裝店、燙髮和_圖_書店佈滿街旁的鋪面，紅紅綠綠的布匹、成衣堆滿道旁，賣老鼠藥的蓮花落快板很清脆地響著——商品經濟，這個一度陌生了的東西，悄悄地來到了這塊中國革命的聖地。然而延安人創業衝動之微弱，也讓人吃驚。在我們採訪的幾個縣的幾十個人中，惟有一位縣煤窯的青年礦工明確表示他明年要出去闖蕩一番，不再守著這份父母找的、收人微薄的工作了。結婚早、生育早、生育多，仍然是個普遍現象。天一黑就接著婆姨進窯洞，這在幾千年裏一直是當地男人的生活理想，在我們去過的幾個地方，我看不出來這種理想有什麼變化的跡象和理由。在安塞見到一群青年農民，他們向我們說，那年中日聯合攝製組來拍《黃河》，縣文化館組織他們搞了個千人腰鼓隊，氣勢壯觀。攝製組給每人發了一元錢做為工資，可是這一元錢給縣裏截留了。他們向我們說這些時，語氣是平緩的，有點輕微的抱怨但決不激烈。我有點悲哀。這種可恥的以「政府」的名義進行的敲詐與盤剝，中國的老實巴交的農民，向來不會想到是非法的，他們無言地隱忍這一切，不會抗爭，不會想到這是必須捍衛與爭取的基本的人權。他們把我們看作是中央來的人，問到了，他們便說，像在說一個頂沒趣味的別人的故事。

後來我從北大畢業到了北京師院。國慶剛過，夏駿來找我，給我一份打印好的《大血脈》提綱，我由此知道，一個我一直企盼的電視節目的計劃，實際上已經醞釀成型了。這是一份了不起的提綱，目前大家看到的《河殤》六集的結構，在提綱中完整地體現出來了。這份提綱讓我激動了一晚。第二天，我到軍事博物館招待所一間簡陋的平房裏，參加中央電視臺領導對《大血脈》提綱的審查，我的任務是以一個理論工作者的身份，論證《大血脈》提綱在文化、美學、電視建設上的價值和意義。就是在這次審查會上，我認識了提綱的設計者、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他個頭不高，腦門和五官給人的初步印象很深，眼睛深陷，雖然戴上眼鏡，仍然很亮，很有些精氣逼人，高而直的鼻梁，鼻冀很薄，這是聰穎過人的表徵，嘴角稍往下拉，使嘴的線條呈拱形，說話時張闔都異常肯和_圖_書定有力——他很白信。然而極其隨便，笑便仰天而笑，手舞足蹈、不拘形跡；罵起來也比我放得開——這是我在學者圈中難得見到的一種自在的人，我很喜歡這樣的人。參加審查會的有中央電視臺副台長陳漢元，對外部副主任王宋，軍事部副主任劉效禮。一致通過，寄望甚深，要冒風險——可以用這十二字概括審查結果。會後蘇曉康和夏駿正式邀我參與，我欣然同意。

無論是製作還是播出《河殤》這類節目，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是要冒風險甚至是大風險的。許多觀眾來信，稱讚編撰者的勇氣。說實話，我們幾位編撰者倒不需要太多的勇氣，因為我們年輕，一介布衣，來去無牽掛。需要勇氣而且的確表現出了大勇氣的，是我們中央電視臺的領導，主要是《河殤》的總監製陳漢元同志和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兼中央電視臺台長王楓同志。他們絕不迴避我們這些年輕的編撰者所提問題的尖銳性，他們提醒我們的僅僅是電視藝術的獨特性，要想方設法維繫住觀眾收看的興味和耐心。我們的初稿和毛片剪出來時，他們憑經驗完全感覺到了這個片子可能承擔的風險，如果從保烏紗帽出發，只要他們一句話，《河殤》不是被槍斃就得脫層皮。然而，他們卻以極大的、令年輕人感動的熱情和無私的勇氣推出了這部電視片。如果說我們「妙手著文章」是自誇的話，那麼他們「鐵肩擔道義」卻是毫不愧受的。

南陽城裏三大歷史名人祠堂與墓冢的對比，是受到《人民日報》上一篇隨感的啟發。有人批評《河殤》沒有展開對官本位意識的批判，我想他肯定沒有看到《靈光》的結尾。在諸葛亮、張仲景和張衡身後的崇隆與寒酸的強烈對比之間，不正表明了我們對官本位意識的批判嗎？

從河南回來後便進入解說詞的寫作。考慮到內容的難度與廣度，我們又邀請了謝選駿、遠志明、張鋼合作撰寫第四集和第六集。三人都是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且學有所成的青年學者。合作是愉快的，開啟心智的。那一次又一次的討論、設計，指點江山，縱論古今，激揚文字的場面，將永遠保留在我的記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