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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言——文化重寫中國的歷史，最終是為了呼喚人們用行動去創造中國的歷史。這實質上是中國歷史之魂本真的呼喚，這種呼喚規定了當代中國一切形式的語言——文化真正實現自己的唯一途徑。

改革的大潮在中國大地激起形形色|色的波動與思考，其成份與現象之複雜是前所未有的。其最令人矚目者，是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係問題。五光十色的經濟活動，在相當程度上並非財富的創造，而不過是一種財富和-圖-書再分配。《河殤》對此也有著一針見血的揭示。但是，關注文化現象的人，會格外著眼於學術文化領域中相應的「創造與消費關係」。西方非理性主義、東方神秘主義以及儒道莊禪等思潮，一度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我們歡呼當代中國思想解放的廣泛與深刻，歡呼寬容精神之深入人心。寬容的本質就是表達的自由。上述經濟與文化領域的相應現象，就相當的程度而言，是同構的。兩者共同體現了一種本質的意識形態危機。這種危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和圖書結果，是歷史二律背反的深刻表現，也是漫長歷史拋擲給人們的生死悠關的轉折點。本質的危機和危機感，意味著偉大創造的呼喚和可能，意味著歷史—現實—未來之三位一體的嚴峻挑戰。情感（或感性）與理性，永遠是在衝突中達於和諧，上升為歷史—現實—未來三位一體那血肉交融的、活生生的超理性，這超理性是高於一切的。未來無比嚴峻。選擇由於不可逃避不可逆轉而責任神聖。除了創造，我們別無出路！對於像嬰兒般淹沒在「前海洋」中、又像老成之士一樣困窘於和-圖-書古老情結的中國人，這一切尤其如是！中國人並非不能把握或領悟那神聖的超理性。《河殤》的回響表明，語言——文化能夠深入到中國人的意識深處，引起社會化的強烈共鳴。如此普遍和深刻的社會化現象，有助於引發學術文化界的思考。而這一類思考的深入發展，終將導致當前中國思潮向理性主義的復歸，或者不如說，將在全民族水平導致一種深沉而堅定的新理性主義的確立。而這種復歸或確立，又是那些早在默默重寫中國歷史的創造者始終堅信和呼喚的。

《河殤》以https://m.hetubook.com.com迄今最為大膽的姿態，以雄麗而深沉的語言，飽蘸理性與情感，對我們習慣於引以為驕傲的中國歷史（包括地理、自然生態與史前史），提出了廣泛而深刻的懷疑，內省和批判；對華夏中原內陸——農業文明、長城情結、城牆文化以及相應的經濟、政治、心理意識等社會歷史形態，進行了科學的考察；並通過歷史與現實、過去與未來、東方與西方、陸地與海洋的對比，對以長城為標誌的封閉型大一統文化的癥結，作出了有力的揭示。《河殤》引起的強烈反響，使人感到生活在前進，感ｈｅｔubook•cｏm•com到未來在現實中的位置，感到語言——文化的不可取代的力量。人類的這種天賦和造詣，對於人類的進化，特別對於一個艱難奮起的民族，其意義可以說非常重大！《河殤》大度包容地汲取中國青年思想菁英的思想語言，高屋建瓴地揮灑運用形象藝術和大眾通訊媒介，成功地表達了一個大時代的主旋律。

哲學大師薩特與文學大師卡夫卡，都以一種強烈的宿命感深信，凡語言所表達的，將終有其現實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