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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殤》從歷史的、文化的角度，試圖對民族文化進行反思。如此立意，足以使這部以黃河為題材的電視片產生振聾發聵的效用，令人耳目一新。然而，我在激動之餘，卻又滋生出一種深深的不滿足。它的宗旨就是要呼籲全民族的反省意識，因此，《河殤》理應具有理論的高屋建瓴，文化哲學——時代高度。然而，《河殤》恰恰在這一層次上失落了。

眾所周知，在人類思想史上，往往問題的提出比問題的最後答案更為重要。《河殤》既然開宗明義，要以呼喚全民族的反省意識為旨歸，那麼，判斷《河殤》的軒輊高下，就應依據《河殤》啟發全民族思考的問題是什麼來判斷，即它究竟提出些什麼問題，而不在乎某些史料不盡準確，某些觀點和議論至今還在為學術界爭論與商榷等等。縱觀《河殤》，儘管它的行文與畫面，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時空跨越古今中外，以內陸對大海，以黃色對蔚藍色，分別象徵古代與現代兩種文明，但歸根結底一句話，即以工業化社會取代農業化社會。競爭、開放、改革，順應歷史的必然，自覺地選擇民族的歷史命運，這就是《河殤》的全部主題。《河殤》的這種呼喚，倘若吶喊在十年前，那倒真正是名符其實的空谷足音，可是發展到今天，《河殤》高揚的主題，已經成為施政的國策民計，正逐步推行在全和-圖-書民族的行動實踐中，何需呼喚？即便《河殤》緘口不言，難道開放、改革，還沒有成為全黨上下，全民上下共同的意識與信念嗎？我們這樣說，並非蠢到認為開放、改革之策已經在中華大地上暢行無阻了，而是認為，《河殤》除了專門的學術問題外，它的基本主題，它所要啟蒙民眾的意識，實則早已深入人心。《河殤》令我油然而生的深深不滿足感，就在於它過分嚴肅地談論著大家都不陌生的一般問題。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已不是要不要開放，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使開放、改革貫徹到底，質言之，是如何保證開放、改革真正成功的問題。而《河殤》的眼光，仍然緊緊盯在前一個不成其為問題的問題之上。因此，《河殤》的根本失落即在於：它以低於歷史、低於時代、低於實踐的視界，來對古老的黃河文明進行歷史的、文化的反思。成於斯，毀亦於斯，豈不發人深省？

《河殤》的歷史觀照視界便顯得狹隘而短淺。這個參照系便是，人類的文化發展到今天，正待解決的時代課題，是對蔚藍色文明的反省意識。西方自盧梭、康德以來，便建立起堅固的批判哲學的傳統，西方的近現代文化，正是在對自身深刻而自覺的反思中創建著自身。盧梭是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夕，對傾畢生之力而奮鬥的未來社會，發出大膽的懷疑；康德身處的德國，所面臨和*圖*書的實際任務，是消滅封建專制，結束中世紀社會，然而康德的目元卻緊緊看著即將到來的明天的文明，深刻地感受並指出新紀元的文明所帶來的人類痛苦的二律背反。資產階級啟蒙者們高揚理性，尊崇科學，而盧俊與康德，恰恰指出理性內在的矛盾，科學的有界性。偉大的戲劇家莎士比亞，同樣站到了與康德並肩的歷史高度，他筆下不朽的哈姆雷特，其偉大的猶豫，正是出自於現性的真知灼見。把本民族的文化提高到人類文化的巔峰上來加以觀照，把世界性的時代課題放在本民族土壤上來加以回答，這才是每一個民族思想家們所應還給人民的思考與激|情。只有放在對蔚藍色文化深刻的反省之中，古老的黃河文明才會變得明晰透亮，才會在雙向的反省批判的撞擊之下，在火花中誕生出新時代的燦爛文化。

《河殤》並不是一部解決文化爭論的片子，《河殤》忘記了真正的憂患，既潛伏在自然中，也存在於社會的動因中，而且蟄伏在文化界中。中國的文化哲學菁英們，倘若不能超越自身，以既往的見地面向明天發宏論，難免要流於近乎發「高級牢騷」的境地。

《河殤》斷言，我們「民族的心靈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於：文明衰落了！」事實確如斷言的那樣嗎？我們說，民族的心靈在痛苦，這不假，但絕對不是因為「文明衰落了」，反倒莫如說是由於急欲擺脫這種已衰落的文明，而又苦於擺脫不得而感受到的痛苦。不是尋夢，而和*圖*書是惡夢，夢魘般的沉重與痛苦。對於正在騰飛的中國人來講，不但要承受死人窒息活人之苦，而且還要承受現代化進程所必然帶來的種種痛苦。中華民族將在雙重的痛苦中邁向明天，心中都懷抱著很自然的願望，希望改革帶來生活的改善與富足。然而，對於改革可能付出的代價與犧性，人們是沒有什麼心理準備的。西方各國，達到今日的繁榮，幾百年間，人民所付出的代價是多麼巨大！這一大份遺產，理應成為我們實現現代化的殷鑒。

康德曾經說：「任何哲學著作都必須闡述得通俗易懂，不然的話，就會在貌似深奧的煙幕下掩蓋著無稽之談。但也不可以從通俗的闡述去著手深人的科學研究。」《河殤》面對大眾談文化問題，必定要通俗易懂，但通俗不一定要降低問題提出的水準和思想的犀利清晰。「黃河文明」在《河殤》中是「傳統文化」的同義語，編導者將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加以縱橫比較，然而，留在觀眾記憶中的「黃河文明」，卻像塊遠古化石，時間在其中凝凍住了，不再有發展變化。實際上，「傳統」這一概念是有著非常具體的內涵。不用遠說，「傳統」對於今天的意義已不同於十年前。在既往的十年期間，全民族甘苦奮進所造就的一切，作為消逝的過去，也匯入到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今天人們創造實踐的前提條件和基點。同樣是封建文化，漢代以後大大不同於漢代以前，因為自漢以後，融進印度文化，開創儒、釋、道三足鼎立https://www.hetubook.com.com的文化格局，晚清又怎能與盛唐相提並論？更何況，近百年來，經過舊、新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工業化的建設，「黃河文明」早已面目全非。儘管它未擺脫孕育它的本原母體，但亦絕不再是慈禧光緒年間的那副模樣。因此、對於傳統文化，必須要具體分析，嚴格闡釋，不能抽象化地一概而論，因為這決定著我們對時代判斷的正確與否。《河殤》介紹洛陽龍門石窟中的盧舍那佛像，盛讚盛唐氣象，漢武魄略，那種對外來文化兼收並蓄的胸襟和氣度。其實，認真想一下，在中國漫長的五千年歷史上，若論受外來文化影響之深之廣之烈，恐怕當推近百年。即便是馬列主義，蘇聯的建國模式，也同樣是外來文化。可以這樣說，離開對世界文明的學習、借鑒、吸收、融貫，便無法譜寫中華民族二十世紀的歷史。從鴉片戰爭至今，這條開放之路劃了一個圈，既從西方化——蘇聯化——西方化（世界化），走了一個螺旋形的圈。當今的中國，已向外開放，我們反思的目光，就不可拘囿對古人襟懷的禮讚，重要的倒是該好好考察一下，印度文化傳人中國後，是怎麼被本土固有的文化加以剔舍，改造而變形，以資今天的殷鑒。可惜《河殤》對於如此緊迫而有價值的問題，從根本上給忽略掉了。再者，中華民族從黃色走向蔚藍色，其肇端，並非始於今日，而是遠始於上個世紀下半葉。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到現代工業社會的轉折，是一個整體的變革，包括政治革命和-圖-書、經濟建設、文化復興的全面轉變。我們今天施實的開放改革，是近百年時代總體任務的繼續。一百多年間，多少代人，前赴後繼，他們完成了什麼？他們遺留下什麼未竟的使命？假若從歷史的高度反思「黃河文明」，如此重大的問題怎能不去思考？我們要強調，以往的革命，完成了政治革命，而文化的使命則落到了今人的肩上。文化經濟的重建，這才是今天開放改革的核心目標。隨著歷史任務的轉移，人民的心態自然會發生遷移。《河殤》說，「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研組的系列報告指出，中國公民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一種過於謹慎的政治參與心理。」曾幾何時，民眾從政洽的狂熱情緒轉變到如今普遍的冷漠，是由於「幾十年政治運動的反覆無常，政治迫害的極端慘烈，使人們仍然心有餘悸」，豈不失之淺在？！更有甚者，《河殤》由此及論，憂心地指出，這種政治冷漠表明中國人缺少自覺參與改革洪流的熱情，「這勢必嚴重阻礙民主化的進程」。我們倒要反問，中國從一貫的強化政治意識與狂熱中擺脫出來，是進步？還是倒退？應喜，還是應憂？《河殤》的自相混淆的見地，蓋緣於缺乏對現象背後更為深刻的歷史趨向的洞悉。從中世紀的古老文明向工業化現代文明的轉變，這是一切民族必經之途，然而，什麼時間，以什麼途徑和方式，則各有各具體的命運。所謂歷史的眼光，其確切的涵義，就是時空順列下的發展變化過程，倘若抽象掉具體發展變化的形態，怎會有「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