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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激|情終究是激|情。它的脆弱，並不在於短暫，而在於某種固有的缺陷，使之難以完成理性和科學的思考。

詩化的風格既是《河殤》的重大特點亦是其致命傷。在《蔚藍色》一集中，作者嘲笑中國農民對黃土大地的癡癡戀情而推崇西洋人勇於縱身於碧波萬頃之中的膽識。其中的詩意力量自不必多說，只是經不起微微的推敲。

他將中國某些王朝閉關鎖國的政策和民眾封閉保守的心態與長城作了緊密聯繫，並斷言，這一建築活動的本身和這座建築窒息了國人貿易交流的能力，使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融會遭到阻隔。

這顯然與史實不符。自長城挺立之日始，千餘年間，從未擋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甚至某些巨大的王朝都是城北的民族建立的。此其一；說到城廓，東西方並無質的區別，歐洲的歷史上，公國的城廓亦非稀罕之物，且只比長城更小，更封閉，為何沒能造就出同樣的國策心？此其二。

當今的中國知識界，有著和圖書一批學者熱衷文化學，並企圖從中尋得致使中國落後的原因。《河殤》即是這些研究成果的普及。這是中國國情所致，迫使知識分子繞過批判現實的險灘去安全地鞭笞祖宗。學術環境的不自然引出了新的荒謬，由於缺乏對現實的細緻考察，而用「文化」之類巨大概念含混地解釋一切，恰如兩千年前的祖先用陰陽八卦來解釋萬物一樣的籠統——八十年代的學者竟在用他們深惡痛絕的傳統方法去撻伐傳統文化。這種荒謬同時又使人有一種悲哀：一群醫生圍繞著一位患肺病的人議論紛紛，爭論他的祖先的染色體是否有缺陷。為維護他的心理平衡而不指出其生活習慣中的不潔，也不開出抗生素抑制病勢……即便病人的祖宗的染色體的確不良，那已是既成事實，無從改變。而我們卻對那些急需改變的現狀手足無措，仍舊沉溺於用情緒的衝動、文學的想像、藝術的靈感來代替審慎的科學思考。我們的社會也分不清外和-圖-書表的深奧與實質的充實，大抵只能為一些新穎雄辯的哲理詞句而喝采。這樣的經歷，這經歷帶給中華民族的迷失與災難，還沒有受夠嗎？

至於說到華人寧死不移的固守和洋人不惜性命的進取，又是另一層的問題了。以黃色象徵農業文明和以蔚藍色象徵商業文明的方式並不能對此類問題作充分的解釋。詩化的方式充其量可表達情緒，並不表達洞見。

我們不想否定《河殤》的進步意義，只是希望強烈的變革願望能與審慎的科學態度相伴，否則，它將會演變為一種高級牢騷，罵罵祖宗、發發嘆息，如此而已。在現實的衝突面前，我們無需擔憂祖宗的染色體，無需用反傳統與繼承傳統來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我們並不清楚千年前的事變與今日的關聯，也無法肯定今日的選擇於千年後有何利害。但我們必須行動，以有限的判斷力對我們能夠看清的局部、具體的事物有所作為，中國的新文化即在此間自然地生長著。

再和圖書者，泛泛的對比在獲得生動效果的同時產生了邏輯的荒謬：中國之所以沒像西方那樣正是因為它和西方不一樣……這已經進入了循環論證的圈套，成了無意義的同義語的反覆。

無論是達．伽馬還是麥哲倫，或是西方列強對海外屬地的瓜分，其意無不在於土地和土地中的資源、土地上的勞力，設想：文明的西方人對那些尚在茹毛飲血或群居漁獵的土著人有何貿易可作？有的，無非是掠取與馴化，甚至是殺戮。蔚藍色的背後極少有我們今日嚮往的商品貿易，更多的是血與火。比較一下，一面是華人終老黃土的癡戀，一面是洋人遠涉重洋的掠取，對士地的渴望，孰更甚？

《河殤》對長城的議論，足以擊毀延續多年的盲目祟拜，使長城從華夏精神之象徵慘跌成帝王愚癡的蠢動。這或許是思想的進步。當作者對長城進行再解釋時，卻出現了某種失誤。

前文的揭示，絕非在為傳統文化辯護，亦非說明只須增加歷史知識便可得到周和-圖-書全。問題的本質在於：人類迄今的認識能力尚不足以回答諸如「中國為何落後了」之類的疑問，因為黃河？龍？或長城？對土地的摯愛？還是東西方文化精神的差異？人們會就此永遠爭論下去，並會提出種種解釋。這本身多少總有警醒世人、啟發思維的功效。但我們往往忘記了它們僅僅是些猜側而已。從前文的揭示中可以看出它們並不比以往的猜測更完善，但我們仍偏愛它們。我們偏愛某類猜測往往受情緒的支配，只不過是我們生活經歷與心境的反照，一旦時過境遷，我們又會偏愛另一種的。

文人的苦痛，多在世間變革時；為天下民生未來大計而發的苦痛，又多有著奔湧如潮的激|情，閃著耀眼的光芒。電視片《河殤》便是如此。那種危亡在即的萬般驚恐與焦慮，那種回首往事悔恨交集的嗟傷，化作一聲緊似一聲的呼號，催人警醒。這些年輕的文人，這群負重的靈魂，真是放聲歌唱於世紀將盡的荊棘鳥呵！

飛揚的文采掩蓋了解釋方法的缺陷，鼓蕩的激|情模糊了探究的視線。這是電視片《河殤》的軟處，同時還暗含著更為深長的意味。

《河殤》中有種普遍傾向：即以西方的文化模式為標，測度中國的文化模式，以見得後者的愚昧與落後。這樣的選擇，自是鑒於今日西方的強盛與中國的貧弱，且聽上去總是言之鑿鑿、句句中的。這實在是一種狹隘的文化觀。歷史的發展、文化的演變，並非為某種形而上力量所預定，而更近乎自然的結果，既如此，誰又能確定哪一種文化模式是標準的？常規的？以西方為本斥責東方並不比以往以東方為本批判西方更聰明。對某種文化模式的批判力大多源於該模式自身的疾病。

可見，文化的結果，難以用單一的、因果的方法解釋。尤其如此具體的聯繫，更不好匆匆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