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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的海外擴張，其契機原在打通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國（一四五三年）之後而斷絕了的西歐商路，這商路自從十字軍東征以來就一直是對西歐人開放的。只是在尋求繞過奧斯曼帝國這一鋼鐵壁壘的海外航線時，歐洲的冒險家們才逐步認識到了那些被東方的專制制度所馴化了的人民，是何等的軟弱可欺，於是，他們才越來越猖獗地幹起殺人越貨的勾當來。只是在早期征服者如哥倫布和達．伽馬那裏，他們的掠奪活動還是受到封建王權與教會組織的一些制約的。由此可見，「馴化」了東方民族的，並非歐洲的冒險家，而是原先統治這些民族的專制暴君，正是他們弱化了民智與民力，雍塞了人心與人性，故使歐洲人在尋求貿易航路的過程中得以遂其征服者的野心。

再者，長城之所以如《陰影》所言「從未擋住胡人南下和中原人北上」，則並非始作俑者的初衷，而是表明任何銅牆鐵壁都不可能萬世一系的阻隔文明的衝動。因此，這恰恰證明了長城的失敗與無效。

比較一下北美洲那些未受專制統治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印加等地已受專制統治的印第安人，就知道前者對歐洲人的抵抗遠比後者更持久，原因就在他們更自由、更有主人翁的責任感。同樣，在中國幫助滿清專制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常勝軍」首領戈登，在蘇丹鎮壓人民起義時，卻命喪刀槍。戈登的命運表明，蘇丹原始部落民比專制統治造成的「和_圖_書東亞病夫」具有更大的反抗力。中國之衰，非戰之罪也。罪在專制政治的愚民弱民。

現代人是崇尚科學的無神論者，但是，幾千年以來的宗教習慣卻逼使某些不徹底的無神論者走上了一種非宗教的宗教之路：以錯誤的推斷代替平實的知識，對「歷史」進行偶像化了的膜拜。這偶像，就是《陰影》所崇拜的那種「難以解釋」也「無從改變」的「自然的結果」。它要人們摒棄希望。

照此「思考」推斷下去，其結果就得出這樣缺乏常識的歐洲中心論，作為歐洲征服對象的世界其他文明，只不過是些「尚在茹毛飲血或群居漁獵的土著人」，而歐洲人和這些劣等種族的交往的第一動機也並不再是利潤與貿易，而成了對其人體的「掠取與馴化，甚至是殺戮」。《陰影》斷言「蔚藍色的背後極少有我們今日嚮往的商品貿易，更多的是血與火——這雖充滿了『反帝的熱情』，卻未免忽視了西方文明得以擴展全球的機制。」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血與火不過是蔚藍色擴張的表面現象；而地理大發現的動力也並不在於「洋人遠涉重洋的獵取」土地，而在於爭奪東方香料的貿易通道裏僅憑暴力征服是創造不了新文明的，否則，現代文明就該由成吉思汗們來奠墓了。甚至美洲的奴隸莊園，也不基於「對士地的渴望」式的自然經濟；而是一個個以農產品作為商品的大批量生產的基地罷了。這種模式正是近代農業革命的前提和_圖_書，它又豈能和華人終老黃士的癡戀式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相提並論！那綿延幾百年的三角貿易機制，即「歐洲的工業品——非洲的黑奴隸——美洲的農產品——再轉換為歐洲的工業品」，比之表面的血與火遠為有力地形成了現代文明的格局。

這種非宗教的「歷史教」，是一種宿命論的變種，它挾帶的巨大陰影迄今不散。如古今儒士們儘管內部學派林立、眾說分歧，但作為「歷史教」的信徒卻不約而同。古代的民族英雄和文化菁英文天祥在他的《正氣歌》中就充分地表達過對歷史教的此種認同。《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之所以成為千古的絕唱、人生的榜樣，就恰恰在於這個人的表態與民族文化中對歷史教的認同十分默契了。歷史教把「照汗青」作為一種終極的理想，這比之家族主義的「榮宗耀祖」和個人主義的「衣錦還鄉」，當然具有遠為崇高的價值。但是，僅僅著眼於歷史的名聲，對老祖宗進行一廂情願的理想化，是否就是一種完滿的人生態度呢？其實，這不過是不承認危機的危機感爆炸罷了。這爆炸聲貫穿著「天涼好個秋」的末世之音。

《陰影》的無類比附是出於對兩個社會命運的茫然無知。從而，混淆了中國長城時代（秦至清的兩千年）的大一統聚合與歐洲封建小邦的裂地割據。考察羅馬的長城，自然會發現它是在衰世出現的，其動機也恰如中國的長城那樣，是ｈｅｔｕｂoｏk•ｃom•ｃｏｍ阻隔不同文化的交往特別是阻隔不受專制政府絕對控制的那種交流。但如中國的長城一樣，羅馬的長城也未能充分實現這一期待。相反，歐洲中世紀的城廓領地上卻發展為商業的城廓，成了新文明的園圃；為近代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星羅棋佈的溫床。文明生長中的城廓與文明凝固下的長城，豈能同日而語？更何況，中世紀歐洲教會的世界主義精神，還強有力溝通著封建領地間的生活。

既然《陰影》立於如此的知識狀態和如此侷促的理解能力上，那它據以立論的力量又是什麼呢？我們認為，是激|情，是酷愛穩妥的激|情；寧願犧牲探索的智慧也要保住心安理得的清福。這是一種既不願見輿薪又不能察秋毫的鴕鳥風度。作為一部電視片，《河殤》也許免不了要以詩化的風格去訴說思想；但任何一篇嚴肅的評論，若以激|情為嚮導，恐終難覓得山中的捷徑。

《陰影》以眾多的知識錯誤為前提，其結論當是無從牢靠的。這提示我們，當代中國多麼需要在歷史教學方面進行開放與改革！人們確實需要重新認識歷史，以便清理「幫學歷史觀」的沉重遺產。蘇聯最近決定暫停歷史課的考試，正可謂顯示了改革意識的相對深度。因為以往的歷史圖畫是被扭曲了的、失真的，把這些錯誤當作論據去影響我們的輿論，將有太深的危害！

《陰影》的作者不和_圖_書僅對這些古代和中世紀的文化關聯茫然無知，且對近代文明的基本動力也作了完全錯誤的描述。

在中西文化的流行性比較中，常以中國秦朝到清朝的一統天下去比較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然後引申出種種結論。《陰影》雖不齒當代的文化研究，卻還是緊跟著潮流發議論：「說到城廓，東西方並無質的區別，歐洲的歷史上，公國的城廓亦非稀罕之物．且只比長城更小，更封閉，為何沒能造就出同樣的國策民心？」其實，城廓和長城雖在建材的「質」上都屬磚、土、石之類，但在文化的「質」上，一西一東卻迥然不類：中國長城是防禦異樣生活方式自由交流的條狀壁壘，歐洲城廓則是文化圈內劃分政治勢力範圍的環形構築，豈可同日而語？可與中國長城相比的，只是羅馬帝國修築的條狀壁壘：不列顛長城——萊茵河、多瑙河及此兩河間的封鎖防線——黑海——帕提亞邊境長城。羅馬帝國這綿延萬里的水陸長城恰恰造成丁類似中國的國策民心！所以西羅馬與秦漢晉帝國同期衰亡，而拜占庭的專制腐敗也舉世聞名。這只要讀一下史書就豁然開朗了。

他反對「狹隘的文化觀」，不主張把任何一種文化模式作為標準的或常規的尺度，去衡量其他文化模式，這無疑是對的。但是，他所奉行的批判準則卻完全依循著歐洲中心論，結果成了一種披著「理性和科學的思考」之鎧甲的「肺病者的隱喻」。這隱喻違背現代遺傳學的常識而斷言人的疾病與其和圖書染色體無關，以此說明一個民族的現實處境與其文化選擇無關。這不乏實用主義的傾向。它認為，對「既成事實」、「無從改變」的現狀，人們在逆來順受之餘，還得放棄反思與批判。否則就是「沉溺於情緒的衝動」，就成了「年輕文人的固有缺陷，」！這難道就是那「審慎的科學思考」？

早就聽說《中國青年報》的編輯在組織這篇評論《河殤》的文章：《激|情的陰影》（見一九八八年七月十日《中國青年報》，以下簡稱《陰影》）。且聽說作者還闖蕩過東洋。雖說東洋並非現代文明的正宗（相對于歐美），但畢竟屬於學得快的那一類，因此，也就懷著頗高的期許，等待這篇文章的面世。不料閱讀所獲者，竟是一大片失望。人們本來期待嚴肅的對話，但等到的卻是一篇嘲弄讀者的瀟灑文字。這可能絕不是個技術問題。你可以在東洋學得西方的技術，但卻難把握其觀念的精髓；你對「文人的苦痛」持有批判的意志，但你的批判卻無力駕馭基本的常識。

首先，《陰影》說《河殤》斥長城為「帝王愚癡的蠢動」，顯然是未能讀通其解說詞。很簡單，長城具有這樣一種命運：建立——破壞，再建立——再破壞，直到變成「旅遊點」。顯然，這不可能出自帝王個人的蠢動，而是整個民族的選擇；否則，它又怎能一再重建？這重建是基於一種確確實實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模式。

《陰影》的作者似乎關心細節的推敲，但《陰影》的「細節」卻又是不堪推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