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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殤》剛剛播完，便進入一個微妙的「冷戰」時期。關於《河殤》命運的種種傳言，在社會上尤其是在新聞界不翼而飛。應該說，這多少有點干擾了對《河殤》的正常討論。

有人歡呼。有人側目。有人搖頭。有人挑剔。更多的人在思素。

遠志明說：「中國的希望在被世界喚醒的中國人。」我願意添上幾個字：「中國的希望在被世界與歷史共同喚醒的中國人。」添上這幾個字的意義在於：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瞭解世界，同時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瞭解自己的歷史。

呼和浩特市某條街上有名的幾個「潑皮」，正在街上胡鬧，突然其中一人喊了聲：「《河殤》開演啦！」，於是做鳥獸散，跑步回家看電視。

……

有人說《河殤》是用「高射炮打蚊子」。這話的意思是說，《河殤》在基本點上失落了對象。他們認為《河殤》對著中國的歷史進行重新審視與反思，是在打死貓。因為如果對「五四」時期的人們來說，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隻猛虎的話，那麼現在它只是隻死貓了。《河殤》那麼認真地去打死貓，豈不滑稽可笑？可惜的是，僅僅一個「五四」運動根本就沒有力量把它要打的東西打成一隻死貓，《河殤》所樞出的每一片歷史幽靈，在今天的現實中都有其可怕的「虎影虎蹤」。雖然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已不是一個單一的傳統的遺存，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每一個大陸當今的中國人，都要受到古典傳統、「五四」傳統、延安傳統、五十年代蘇聯模式傳統和「文革」傳統這樣五大傳統的影響。我們甚至可以說，越靠後的傳統，由於記憶越新，因而對我們思想與行為規範的影響越直接。但是，遠古的歷史陰影也滲透在後面的幾大傳統之中，因此，我們htｔｐs://www.ｈeｔubook.cｏm.ｃom在對包括「五四」傳統在內的後起幾大傳統的反思中，仍然必須把「五四」運動的批判繼續下去，這不僅在於「五四」運動遠遠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目的，而且在於舊傳統中的東西結合上一些新的不健康因素，在後起的幾大傳統中有更為扭曲變形的惡性發展。如果能冷靜地全部看過《河殤》六集，觀眾應該能夠看清楚，《河殤》的重點是在現實。它不像有些批評者說的那樣是迴避現實而專罵祖宗。《河殤》的社會震撼力絕不僅僅是揭幾個歷史的瘡疤所能奏效的，它對許多現實問題都旗幟鮮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獨立思考與判斷。它也不像有些批評家說的那樣，在呼喚新的文明時沒有那種深刻的猶豫與痛苦。但是，它絕沒有超前到想把西方現代社會理論對工業文明的困惑與批判拿到我們這個尚在為溫飽和基本教育而掙扎求生的貧困國家來，它沒有那樣輕鬆而瀟灑的超前意識，因為它痛苦地認識到，我們這一代人不能充當那種「智者」的角色。這樣的「智者」心態所反映的，除了深層意識中對新文明的拒絕與害怕外，沒有別的。這樣的「智者」之慮才是真正的不合國情。

就在中國電視迎接自己而立之年時，始則悄悄，繼則軒然，一部標誌自己而立之作的《河殤》在螢幕上出現了。

有人批評《河殤》對不該說的東西說得太多。他們認為，文化與歷史都是不可選擇的，怎麼說它也已如此。如果每個國家和民族都糾纏自己的祖宗，同自己的歷史和居住環境過不去，那它們怎麼去建設？他們斷言文化是不可比較的。硬要比較，那是幼稚，硬要反省，那是「高級牢https://ｗwｗ.hetｕbｏok•ｃｏｍ•ｃｏm騷」。的確高妙絕倫。很有紳士與學者風度。依此推論，一百多年來中國的改良、改革、革命者們用語言與文字所進行的文化的自我批判都是「高級牢騷」，無濟於事了？不管歷史是多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歷史終歸是以人為主體所創造的。人對歷史是有所作為的，為什麼人不能對歷史進行思考與批判呢？當我爬過一個山頭，突然發現山那邊也住著人時，我為什麼不能拿他同我比較一下呢？沒有比較怎麼談得上反省，沒有反省怎麼有自我意識，沒有自我意識的人怎麼談得上學習，沒有學習怎麼有進步與飛躍？對歷史的反思與批判，如果是以現實為出發點的，問題是從現實運動的阻滯與困惑之中逼出來的，那麼，它就絕不會是「高射炮打蚊子」。「高級牢騷」論者可以休矣。

上海、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們或座談或撰文，對過去不屑一顧的電視表現出空前的熱情——這都是因為《河殤》。

一位十五歲參加革命的老八路說，《河殤》讓她冷靜地思考自己一生做對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後人將如何評價她們這一代人。

今天，閃電比兩千年前似乎更為常見，更不令人震驚。

人必須清醒過來表示驚奇。大概所有的人都應該如此……

有人說《河殤》用過於嚴肅的語言在談一些眾所周知、不成問題的問題。對這種如此「貴族味」的論調我們實在感到驚謬。也許這位批評家在其沙龍或學院裏已無數次地談論過比《河殤》談及的向題深刻而廣泛而超前得多的許許多多的問題，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電視主要是給誰看的？我們不能因為有人十年前就談過某些問題而今天就不能談，否則就落伍於時代與實踐的視界。因為道理很明白m.ｈeｔuboｏk•ｃｏm.coｍ，黑格爾與馬克思百年前就談過的問題，我們今天仍然必須用「嚴肅的語言」再次而多次地談論。這位十分熟悉盧梭與康德的批評家也許應該知道維特根施坦的話：「我還在進行新的哲學探討，而且被它深深地吸引。這是我不斷重複的原因。它將變成新一代的第二本質。重複使他們厭煩，而我感到重複有必要。」問題也許不在於《河殤》重複了思想界什麼時期的思想，是十年前的還是十年後的，問題在於即使是十年前的思想中國十億人中有多少人知道，有多少人瞭解，有多少人跟思想界一起思考過？如果在《河殤》觀眾中，有千分之一的人由於看了《河殤》而達到了十年前思想界的認識，中國的知識界就應該舉手加額，大加慶賀了。更何況思想的高低本來就不是用時間先後來衡量的。

這是龍年的熱門話題。

武漢市從七月廿日至八月廿日，組織了以《河殤》為主題的暑期夏令營。全市青少年開展了以《河殤》為內容的演講與徵文比賽。

一位因病待業在家的礦工的兒子說他雖然弄不懂《河殤》所說的那些關於文化與歷史的道理，但《河殤》使他灰色的心震醒了，他要聯絡幾個待業青年幹些有益於社會的事情。

《河殤》縱有千般錯，萬般罪，但它提供了一個可能的觀察世界與歷史與現實的「視點」，哪怕在這個視點上我們的多識之士看到的仍然不過是屢見不鮮、老生常談的東西，但是，請記住維特根施坦的這一段話：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國際商報》、《北京青年報》不厭重複，紛紛刊載《河殤》解說詞。

日本《選擇》雜誌載文說，在最近進行的一和-圖-書次對北京初中學生的調查中，發現幾乎沒有人知道新中國的開國元勳朱德、劉少奇等人的名字，只有22％的初中學生知道毛澤東做過什麼事；對於最孚眾望的周恩來，知道的人也不到50％。而他們熟知的人是一休、霍元甲或陳真。在《河殤》的觀眾來信中，有一些初中生對《河殤》中所揭示的「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資料鏡頭感到極其驚訝，表示完全無法理解：人怎麼能這樣？他或她來信說，他們作為中學生，對「文化大革命」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毛澤東這個人到底是怎麼一個人。這使我想起《紅樓夢》中的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真是令人擔憂和害怕的現實。通過新聞我們所瞭解的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是暗殺、恐怖、天災、暴亂加狂熱的體育運動的大集錦，對歷史，哪怕僅僅是十年前的歷史，卻是一片遺忘的深谷。離開了縱和橫的這兩個方面，我們靠什麼使人產生思想與意識，尤其是正確而全面的思想與意識？

一位老太太來到國際電視服務公司購買一套《河殤》錄影帶，說是受居民委員會的委託。

《河殤》命定是要承受批評的，這不僅因為它那放膽的議論，似乎也不僅僅因為它的跳躍性思維與文學的象徵手法所留下的大量可供人們任意發揮與填充的「空白」，當然也不僅僅因為出於主題需要而對某些歷史史料的「剪裁」。

這是一個橫看豎看都不怎麼順眼的「怪胎」。

由於播出時間太晚，有位老畫家讓家人務必在《河殤》播出時將他叫醒。

這個中國自有電視三十年來僅僅一見的奇觀，已有人按照社會學的慣例，命名為「《河殤》現象」。

《河殤》這樣做了。為此，我願意ｍ.hetｕｂｏoｋ•ｃom.ｃoｍ為它做出如上辯護。

一位觀眾說他已辦好一切出國手續，然而正值此時他看到了《河殤》，他突然覺得他必須重新選擇。

有人說它是「民族虛無主義」。這是所有以批判傳統為己任的作品必不可免的頭一頂「荊冠」。送此荊冠者似乎故意不懂：並不是所有以傳統為對象的文章都必須寫成「年終總結」與「個人小結」的。那種對於優點與缺點，精華與糟粕動不動四六開、三七開的搞法，我們不能要求於所有人、所有事和所有文。批判不等於虛無，更不是什麼「主義」。何況《河殤》以滿腔熱情謳歌了我們民族在今天的新建設。如果承認歷史並不等於過去，而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過程，民族也不僅僅指我們的祖先，還包括我們自己與我們的子孫，那麼，《河殤》就不僅沒有搞什麼「歷史虛無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而是在為歷史與民族的建設吶喊鼓勁。事實上，來自工人、幹部、農民、個體戶、店員、待業青年、學生手中的信，都表達了一種振奮、昂揚、積極的情緒。如果說《河殤》是一部虛無主義的片子，怎麼解釋這種社會接受現象呢？

《河殤》攝製組及作者收到上千封熱情洋溢的觀眾來信，表達的只是三個願望：深深感謝；索要解說詞；請求重播。

《河殤》註定要承受批評，那是因為它的主題的無比鮮明，傾向的毫無隱晦，態度的極其明朗。鋒芒所向，針砭沉病，無所痛惜與留戀；嚮往所在，傾心隸之，絕不旁顧與張皇。

在文藝界許多人認為不可能再有轟動效應，並預言那種充滿熱情的作品已經過時的論調正時髦的時候，怎麼會在中國大陸冷不丁地旋起一陣夏季《河殤》旋風呢？敏感的外國駐京記者和時刻關注著中國政治氣候的外國商人們，已經把《河殤》的播出作為一個「信號」迅速發射到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