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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畢竟是偏重視覺的文化，現在流行著一種解說優先的節目創作方法，對這種手法偏愛的撰稿人似乎誇大了解說的自我完整，殊不知畫面的表述力是有限的，而不會萬能，解說詞如不考慮視覺形象表達描述的局限，也會帶來某些遺憾。在充分考慮形象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基礎上來構思解說，也許會更好些。《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成功說明了這一點。《話說運河》的創作雖不同於《河殤》，但它提供的經驗也有普遍意義。電視編導與作家學者的合作過程，是雙向同時進行的創作，不僅需要構想上的一致，還需要「多次地從畫面到文字，又從文字到與畫面配合的反覆推敲研討，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共同形成節目的完整的創作。沒有這樣一個默契而嚴格的合作過程，即使是文學界的第一流的大手筆，也難以將自己的所長融會到電視節目中來。」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的優秀政論片，像蘇聯的《普通的法西斯》、美國的《被誤解了的中國》、聯邦德國的《想往未來》，這些影片的創作經驗，仍然是值得汲取的。

《河殤》成功了，以其沉重的反思和強烈的憂患意識打動了億萬觀眾。我想，如果《黃河》也成功了，以其真誠的追溯和璀璨的謳歌感染了億萬觀眾，那該多麼好呵！如果同主題同效應的作品兩者不可兼有之，讓我來選擇的話，我將更傾向於要後者。

也許《黃河》沒有捕捉好歷史的閃光點和現實的興奮點……也許觀眾不願意接受在這個時機推出的、用這樣一個面孔出現的《黃河》……

電視從宏觀上拓寬了視野，得以進行全面文化反思並造成較大範圍視聽者心靈的和圖書激盪；電視在微觀上由於注入了解說所賦予的時空感和哲理性，似乎有效地加大了屬於電視本身的形象語言的內涵和外延。夏駿為此所付出的艱辛勞動和痛苦思考是令人首肯的。面對解說構架所提供的內容和情緒，與之相配合的畫面形象卻有時顯得力不從心，用「萬能畫面」添補鋪天蓋地擁來的而實際上是無法添補的解說流程，這不能不說是電視編導者的痛苦。

在《河殤》所產生的令人膛日的播出效應面前回顧《黃河》，不免讓人黯然神傷。十幾個人的創作、幾年的經歷、逾百萬甚至更多的投資，把可以說是中國第一主題的「黃河」收入三十集篇幅之中，用「ＣＣＴＶ特別節目」的形式推出，但得到的卻是每一位電視工作者所最不期望的平靜、沉悶、冷落的低效應。原因何在呢？！

因此，我想建議像理論界矚目《河殤》的撰稿人和學者那樣，電視界應更多把目光放在節目的編導者身上。沒有他們的創新和努力，一切「介入」均為空談，中央電視臺應該有更多具有高度文化修養和文化品格的編導。

應當說，編導和撰稿人也是考慮到如何把理性思考轉換成螢幕形象，但是，如果不能恰當地找到思想的畫面表現，找到形象的主體，那麼思想就不可能在螢幕上展開翅膀，也不可能產生預期的效應。《河殤》中不乏這種思想與形象結合的地方，如《尋夢》中的「龍」，《命運》中的「長城」，《憂患》中的「大水」和「動亂」，《蔚藍色》中的「海洋」作為結hetubook.com.com構思路或多或少提供了節目整體形象設計的依據。而《新紀元》一集，既較多游離於黃河主題本身，又沒有形象凝聚點，就顯得有些遜色。

我還記得與夏駿在他研究生即將畢業時的談話，當時的《黃河》即將開始進入後期製作，他要去參加，他是帶著對《黃河》的許多問題去的，很想通過《黃河》進行探索。可是，他的思考已無法在《黃河》既定的風格樣式中實現，但他卻不肯罷休，爭得了再創作黃河專題的機會，獨立執導了《河殤》。這在中央電視臺是沒有先例的。夏駿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電視專業本科，又在田本相教授的指導下向文學方向專攻。研究生期間，他隨導師抽空採訪了中央電視臺十幾位有代表性的老記者、老編導，這些學習經歷無疑為他走向電視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這次創作中，我很欣賞夏駿所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自信心，他不是在《黃河》的邊角餘料中挑選再編排，而是對黃河從哲學文化意義上進行了再審視。電視節目水平的提高，有賴思想文化界的介入，而更需要電視工作者自身思想文化素質的增強。不能設想，一位較少學識的電視門外漢會在螢幕上與文化菁英進行緊密而有效的合作。電視畢竟是以編導為主導創作者的藝術，編導自身的文化品格、學術眼識、創作風格將直接影響到作品。參加過《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節目撰稿的學者們，幾乎都在「觸電」過程中與總編導戴維宇找到了合作契機，這不是簡單的編導與撰稿的融合，而是文學與形ｗｗw•ｈetｕbook•cｏm•ｃoｍ象的碰撞，是學識、思路、風格通過電視載體出現的「１＋１不等於２」的閃光。但是，同樣是這些大手筆，為什麼出現在有的電視節目中卻顯得創作力柔弱呢？擔負編導節目的同行應該多從自身找找原因，是不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品格和學識水準有礙於和思想文化界的聯姻呢？

也許緣於近年來電視臺大型系列片上馬過多、控制失當……

《河殤》播放，興奮不已，但我看電視界比思想文化界的反應在興奮中更多一點冷靜。電視界有其獨特的思考，我也願加入同行們的討論。

《黃河》攝製組也辛苦啦！儘管他們的失望多於滿足。但它畢竟把黃河搬上了螢幕，用真實的而不是造作的、濃烈的而不是冷靜的愛國主義情感，完成了對中華民族的先人和今人怎樣建設我們生養繁衍之地的美好祖國的讚歌。我覺得，當我們在齊聲呼喚《河殤》的時候，呼喚這一面「迎風招展的旗幟」的時候，不能同時去撕下另一面旗幟，當我們在首肯《河殤》「極大地提高了電視的檔次」的時候，不應該有意無意地貶低同是電視臺主持節目、同樣由文化菁英參與製作的另外節目的檔次，當我們在驚喜青年人的反省開創意識的時候，更不可拿所謂「老一代由於固有的思想模式，在一定意義上落伍了」來反襯，當我們把自我喻為「菁英的文化」的時候，不需要把大眾所喜聞樂見並躍躍欲試的、社會各路菁英大顯身手的文化現象統稱為「庸人的文化」。《河殤》就是《河殤》，它從《黃河》的基礎中走來，站在《黃河《的「高原」向"山峰「攀登」，它的成功並不是什麼費解的現象。

對於菁英們走上電視螢幕，我還想談點看法，那散見於六集節目中的十三個講話段落，我覺得不能令人滿意。尤其是被稱作「實現思想界與電視界合作」的實體演播館部分，學者們面對電視的攝錄機表現出來了一定程度的陌生和不適應感，他們用語言面向觀眾表達出來的思路遠不及運用文字那樣自如，他們還不習慣於在短短幾分鐘內為所要談的哲理找到形象細節和內心情感的觸及點，相比之下，十三段中文學家（比如山西、山東作家）和實幹家（比如開封市長）的講述卻顯得輕鬆又實在一些。這又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當學者們紛紛青睞電視媒介的時候，電視也在挑剔學者們。電視要求思想文化界更多地提供適於形象化表現的精神食糧，螢幕要求菁英們出現親切、幽默、循循善誘的面孔。也許令學者們驚恐的是，像那句著名的格言「我們永遠不要低估大眾的智慧」一樣，我們也不要低估電視的創造力。在電視上獲得成功並不比在學術上耕耘輕鬆多少。機遇是均等的，但成功會更多地留給懂得電視、理解電視、研究電視並頻頻「觸電」的菁英。

看得出來，這次電視藝術同哲學政論富有創造性的合作，雙方都是愉悅而又痛苦的。

也許《黃河》沒有找到有別於《絲綢之路》、《話說長江》、《話說運河》的新形式……

在這裏還需提一筆，《河殤》綜合感染力的出現，不能忽略對張家聲先生播音處理和潘寶瑞編輯音響搭配的肯定。政論解說中能夠自然帶出情緒流向和節奏韻律的部分ｈtｔｐs://wwｗ.hｅｔｕboｏｋ.ｃｏｍ•cｏm，才能較好呼應畫面和音響，像《蔚藍色》結尾黃河入海口，《憂患》中開封城兩個人物的故事，《靈光》從張衡墓講知識分子命運，還有盧舍那佛的描寫，《命運》中北方蒙古高原的甦醒以及《尋夢》有關人類在黃河中接受挑戰的部分，等等，都構成了政論與形象綜合的視聽碰撞力，是很容易把觀眾捲入「形象化政論」的漩渦，可惜，這種具備了電視化的「大手筆」段落在《河殤》中還不很多。

與思想界、文化界知識分子的「觸電」意識相比，電視界所渴望的「思想文化介人」強烈而又主動得多，所以，我們在稱頌那些「絕對出色的撰稿者」的同時，更應讚賞「絕對出色的編導者」。

也許《黃河》攝製組缺少了一點創作班子最為寶貴的真誠火熱和諒解無私……

我主張要注意電視節目再創作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中，我曾寫過如下一段話：「我們應該讓自己單一的思路更開敞一些。電視節目的形式要比電影活撥而靈活得多，電視的觀眾需求要比影院觀眾多樣而複雜得多，一個大型節目通過電視載體的出現，不應變得自我封閉，而應該更開放和多元化」。《河殤》可以算作電視節目再創作的典範作品，它的製作始於大型系列片《黃河》正在播放之中，它的出臺緊隨《黃河》之後，我認為，談《河殤》不應離開《黃河》，它是《黃河》片向全新視角的再創作。

也許這些都不是，責任應在電視臺本身。為什麼同樣是黃河內容，日本ＮＨＫ同時製作的、似乎並不比我們高明多少《大黃河》卻在日本全社會造成了以「黃河文明」為內容的大效應呢？形成了在世界七個主要西方國家聯合播出的大趨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