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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鬥爭會上，沒人敢當著他的面打人。他體弱力小，真要打他也擋不住。但不知為什麼，要是他在一邊靜靜看著，人家就不好意思動手了。

停了一會兒，他又補充說，這種東西，神得幾年？

這是我最後一次給他當小工。第二年春天我離開敦煌，到酒泉搞展覽，留在那邊了，再沒見過他，也再沒通信聯繫。妻子去世以後，我帶著三歲的女兒高林，在五七幹校勞動，收到他托人捎來的一大包杏乾和一小包炒花生米，說是給孩子吃的。在當時，這是稀有物資，正是我極其需要而又無法買到的東西。

我給他當小工，他教我不少手藝，幹什麼教什麼，熱心而耐心。跟他，我學會了盤爐、盤灶，砌牆、打造門窗、駕馭騾馬、釘蹄鐵換轂轆補輪胎，ｈtｔps://ｍ•ｈｅtｕｂooｋ•cｏｍ•ｃｏｍ以及在荒野裡沒有案板菜刀的情況下做出一鍋好吃的拉麵。

二十年後的一天，記不得哪天了，我在成都，突然心裡一動，回憶起同他相處的日子，歷歷如在目前。和小雨談他，談了很久。十幾天後，《光明日報》報導了他去世的消息，正是那一天，不免感到奇怪。報上說，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他的追悼會上，許多人都哭了。我相信。

一天，全所下鄉勞動，要帶一塊寫著《毛語錄》的黑板，放在地頭以便隨時學習。這是聖物，牛鬼蛇神不能碰。闊大笨重，革命群眾沒人願拿。人都上到車上了，唯獨它留在下面。它留在下面，車就不敢開走，直響直抖，一陣陣排氣。大家各自盯著膝和圖書蓋上的紅寶書，一聲不吭。老竇慢騰騰爬下卡車，把它拿了上去。

六八年夏天，沿著莫高窟到敦煌城的汽車路邊，要造一些大約兩、三公尺見方的短牆，待寫毛語錄，叫做「語錄碑」。「光榮的政治任務」交給了老竇。要求造得牢固，能「千秋萬代傳下去」。我當小工，先備料。用馬車把磚頭、土坯、水泥、石灰等等，運送到工地。老竇囑咐：不著急，悠著點兒。我就悠著幹。在所裡兩派鬥得難解難分牛鬼蛇神一片驚慌之際，獨自趕著馬車，在空寂的沙漠公路上來往復來回，吹著口哨從草帽沿子底下望遠。晴空萬里，陣陣迴風捲起的塵沙，像一些活動著的金色小樹，在不息地流變著的雲影蜃氣中相與旋轉，追逐，時隱時現。有時候，會有一輛滿載紅和圖書衛兵的卡車疾馳而過。然後又消失在這太古洪荒時代的背景之中。於是我知道，又會有鬥爭會了。

到了地頭，又是老竇把它拿下來。轉移工地時，還是他背著。剛放過水，地裡很濕，中午休息時，沒處坐臥。大家有的蹲有的站，有的坐在併攏的鍁把上，硌得難受。老竇找了四塊石頭，把黑板翻過來，架空放平，往上一躺，睡起覺來。如此大不敬，人人望之駭然。他坐起來，從容四顧，說，我背累了。復又躺下，眾目睽睽之中，須臾鼾聲大作。

石窟保護部的老工人竇占彪是個奇人。臉狹長而腦門特大，下巴向前抄出。個子瘦小佝僂，走路有點瘸。恰像是我的老師呂風子先生畫的羅漢。讀書無多，木訥寡言。但技藝高超，而且絕頂聰明。十多年來，在石窟ｗwｗ.ｈｅｔｕｂook•ｃoｍ•ｃｏm保護和加固工程中出過許多好點子，也解決了不少專家們束手無策的難題。說到他，全所上下，沒有人不敬佩。

虎背熊腰的汽車司機王傑三，塊頭比他大一倍。站在一起，對比強烈，畫味兒十足。王愛打人，有一次，嫌我擦車沒擦淨，剛舉起拳頭要打，被老竇路過看到，「嗨」了一聲，王應聲順勢，把手往自己頭上一按，用手指梳了梳頭髮，回頭轉身說，老竇哪裡去？

在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文革來得特別殘酷；編制內的少數幾個「工人階級」，也顯得特別權威。唯獨他，還是老樣子：木訥寡言，走路靠邊。火熱的鬥爭會上，他遠遠地坐在角落裡，兀自打盹。一九六六年以來，從未發過言，也從未貼過大字報，跟著跑跑龍套。

文革中，我在敦m•ｈｅｔｕｂｏｏｋ.cｏｍ•ｃom煌研究所當牛鬼蛇神，監督勞動，掃洞子。近五百個洞子，進去了就找不著人。凡外面的紅衛兵來串連，所裡的革命群眾都要臨時把牛鬼蛇神們找齊，讓人家打一頓，作為招待，叫「現場批鬥」。我在洞裡，得以避免許多毒打。

老竇砌牆，速度很快。夏季白天的沙漠，火盆一般。頭上太陽燒烤，腳下熱沙烘焙，沒處躲沒處藏，還要勞動。汗出不來，直喘。拉來的水，數量有限。蒸發很快，很難把泥和勻。老竇叫別和了。他一點兒泥漿都不用，乾碼了幾方短牆，把面子抹得光整平直，就完事了。我擔心會被大風吹倒，他們會說我偷工減料。老竇說沒事兒，幾年之內不會倒。我說幾年之後倒了咋辦？他說不咋辦，到那個時候就沒人管了。

有時候，我的任務是給竇占彪當小工，也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