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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常書鴻先生逝世的消息，很難過。忙亂中一直想寫點兒什麼，談談我對他的尊敬與感激，歉疚與慚愧。

在莫高窟，即使是最恐怖的時期，秘密聯繫也不難。畢竟是沙漠中的一個孤島，畢竟全所只有四十九個人，加上家屬老小，總數也不到一百，平時都冷冷清清。文革中他們大叫大喊，也只在中寺院內一陣一陣，外面四周也還是冷清。大串聯時，他們去走遍全國，只留下少數人看家，就更冷清了。說話仍不方便，但是約定一個地點，放置個信件是不成問題的。利用寫信之便，我們有時通報一下情況，有時談談看法，想說什麼說什麼，也是一大愉快。這些信件，有的長篇大論，有的只是個便條。其中一些，保存至今。事過境遷，讀來傷心。

果然，問題出在文化教育系統。我的右派身份，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的歷史，都成了我去敦煌的障礙。這事卡了很久。但先生決心大，爭取到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的支持。公安廳給我摘了右派帽子。說好開除以前的工齡不算，以重新參加工作論處，問題才解決了。從此我的人生之路，拐了一個大彎，前景開闊起來。

這些文字，不是經歷過文革的中國大陸人，看了會莫名其妙。可在那時，它確實使我們三個，快樂了小小一陣。

一到敦煌，就沒有這種同先生談話的機會了。都忙得不得了。先生雄心勃勃，要籌辦一系列國際性學術會議，紀念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週年（三六六——一九六六）。光是準備論文，就不許從容，何況還要臨摹，還要編輯出版《敦煌全集》。形勢的發展要求突出政治，百忙中又加上一個開創新洞窟、創作新壁畫的任務，納入了紀念項目。文化部撥款數百萬元的石窟加固工程已經上馬，鐵道部派來的三百多名建築工人，正在緊張地日夜施工。雜事很多，先生常年在外奔走，來也匆匆，去也匆匆。難得見上一面，見了也難得多談。

常書鴻與李承仙在敦煌

走在街上，越想越氣：沒問我境遇怎麼樣，沒問我到蘭州來幹嘛，幾時來的，住在哪裡，也沒問李茨林怎麼沒有一起來。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時，給他們送藥品、送小報（各地紅衛兵油印的小報）、送食品，他們都喜歡她，見了很親熱。我想這次，起碼會問一聲她。我就要給他們談談她，她的善良真誠，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聽我談一談她。但是他們沒問，我更無從提起。壞毛病難改，火車上寫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給他們寄了過去：

同在全國各地一樣，和_圖_書所裡的革命群眾，也分成了互相對立的兩派。（孫紀元和文革組長何山同屬一派叫革聯與賀世哲、樊興剛麾下的另一派革總相對立。）兩派都忠於毛主席，指責對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對先生爭相批鬥，輪流抄家。他倆被趕到一間狹小的廢棄庫房食宿。為尋找罪證，他家裡的地面被挖得孔連孔，頂棚撕得七零八落。有些事不說要打，說了對方要打。身上舊傷沒好，又加上許多新傷。先生滿口的牙，被打得一個不剩。那是最困難的時期，後來揪出來的敵人越來越多，日子才逐漸輕鬆一些。

一九六八年，先生的批鬥會少了，除有紅衛兵來串聯，臨時舉行現場批鬥之外，大都是監督勞動。先生脊椎受傷，不能站立，勞動時只能用兩塊老羊皮包住膝蓋，兩手撐地，跪著爬行。給他的任務，是餵豬。所裡有一頭約克夏，養在伙房後院裡，先生每天爬去，跪著把豬食切碎拌勻煮熟，打到面盆裡，端下鍋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這樣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豬跟前，倒給豬，再往回爬，端第二盆。豬一餓，就要吼叫，聽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為了滿足豬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來回爬。院裡堆著煤，以致身上烏黑，日久他烏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後院景觀的一部分。

黃風大漠，生活困苦，工作更是艱難。雕塑家妻子受不了，終於離他而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政權以後，將該所易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任命他繼續當所長。他的第二任妻子，畫家李承仙是所裡的黨支部書記，被任命為副所長。不久，他加入了共產黨，成了政協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

大家成了革命群眾，先生成了革命對象。把我這個右派分子調進敦煌這件事，成了先生反對革命的證明。我的問題都成了他的問題，因為我是他弄來的。大家以此為突破口，揭發出他更多更大的「罪行」。先生被打翻在地，被稱為老牛鬼，李承仙被稱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稱為常李夫妻黑店。我則被說成他們的黑幫死黨。開他們的鬥爭會時，有時也拉我陪鬥。我當然也要挨打，但比起他們挨的，要少得多也輕得多了。

我同他無親無故，比他小三十多歲。只是在書報雜誌上看到過他的事跡，留下印象。一九六二年，從勞教農場出來，舉目無親，四顧茫茫。除了一卷破爛鋪蓋沒有別的家當，除了四處找打零工沒有別的出路。蓬首垢面，走在路上同乞丐沒有兩樣。在靖遠縣城一家供驢馬車歇腳的小客棧裡，伏在炕上，給他寫了一封長信，談我對藝術、藝術史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毛遂自薦，要求到研究所工作。

那天先生眼睛被打，傷勢駭人，怕會瞎掉，半夜裡溜進他們的小屋，看望了一下，才放心。回來睡不著，想了和圖書些話，押了個大致的韻，蒙著燈抄好，第二天夜裡，送了過去：

一九六九年，處理了我們幾個的案子：常書鴻戴反革命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李承仙開除黨籍，工資降六級。我工資降三級。不久，酒泉地區革委會從敦煌抽調了幾個人，到酒泉去辦農業學大寨展覽。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時，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農村死去，留下一個三歲的女兒高林。我回來辦完喪事，把孩子帶到酒泉，不想再回來了。

這種談話機會，以前從未有過。那些日子獨個兒趕車走戈壁，在悠長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來回復來回，寂寞得夠了，先生也來，我大喜過望。他在雜亂骯髒的大院裡，煤堆爐渣泔水缸之間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夠了。能到這赤|裸遼闊的大野上來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大聲地說說話，也是求之不得。沒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竇占彪給管生產的孔金提意見，說常書鴻這麼大年紀了，這麼炸辣辣的太陽，放到戈壁灘上晾著曬，中風死了，誰負責？第二天先生沒來，到伙房揀菜去了。

先生早年留學法國，油畫作品頻獲國際大獎，名盛一時。看到流落海外的敦煌藝術，深受震撼，遂與雕塑家妻子一同回國，決心獻身於敦煌藝術的保護和研究。在爭取到必要的支持以後，於一九四四年戰火紛飛之際，在敦煌莫高窟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帶著一批人，騎駱駝進去，到那裡當所長。

當然只是試試，沒抱多大希望。信封上寫著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先生收，連個寄信人的地址都沒。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沒想到，他居然，認真仔細地看完了這封信。然後同甘肅省公安廳聯繫，調閱了我的人事檔案。然後又著人找到一些我的畫、我以前發表的文章和別人批判我的文章看了。然後給公安廳打電話，說他想用我，問有什麼意見。接電話的人叫東林，回答說，只要你們那邊沒困難，我們沒問題。

在永恆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煙消雲散了。願先生安息。

打他們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過整的人，而是那些他們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人。以往出國辦展覽，先生都要把一個姓孫（紀元）的帶在身邊，後來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鬥爭會，此人都要哭著問他，用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攏腐蝕青年是什麼目的。答不上來就打。個兒高大，出手無情，有次一揮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揮手，先生的一隻眼睛當場就腫了起來。腫包冉冉長大，直至像一個紫黑色的小圓茄子。革命群眾驚呆了，一時間鴉雀無聲。

李承仙說hetubook.com.com，先生看了，直流眼淚。眼睛好起來時，他給我回了個信，說事情弄成這樣，當初真沒想到。一生追求真理，終於堅信馬列，雖受冤枉，並不後悔。他說，老牛鬼這個稱呼不壞，牛是善良的動物，「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正是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我回信說，眾生不飽，有目共睹。是誰致之，亦有目共睹。以小民為敵國，是這個政權的本性，事情弄成這樣，是其原則推行到極端的結果，也應有目共睹，伏維先生三思。先生回答說，你們年輕人，不瞭解中國近代史，沒經歷過舊社會的黑暗，看問題容易簡單化。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

宰豬的那天，先生沒事了，叫他來同我一起，給竇占彪做小工，在戈壁灘上汽車路沿途建造語錄碑。我們的任務是備料，把土坯、水泥、石灰等等裝上馬車，送到工地。先生不能做，也無需做。但在毒日頭四下烤得發燙的戈壁灘上跟車，也夠受。他似乎並不在乎，很豁達。還說他晚上餵豬的時候，想起了李白的詩句：「跪進雕菰飯，月光明素盤」，相與大笑。但是接下去，他又說，兩個兒子從蘭州來看望他們，所革委會始終不讓見面，他和李承仙兩個，真是難過死了。

年齡的差距，社會地位的差距，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都妨礙我和先生更深地交往。這很自然，也很正常。許多比我早來幾十年的人，也是這樣。幾十年來政治運動不斷，先生和他的夫人作為所裡的領導人，執行黨的政策，每次都少不得要整一些人。人就那麼些，運動次數一多，就幾乎都得罪完了。日積月累的怨恨，平時看不出來。文革一到，都爆發了。

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歸隊」。在北京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接到先生的一個電話，約我到台基廠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處，見個面，談談。幾年間，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許多，眼袋下墜，皮膚鬆弛，透著一股子疲勞勁兒。我問身體怎麼樣，他們都說還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級不許，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許。甘肅省任命了一個姓段的，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長。此人曾因斷袖之癖受過先生的處分，對先生懷恨在心。長袖善舞，先生不敵，只能客居蘭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

吳堅走後，回想當時，老兩口在那麼緊張的心情中能讓我待那麼久，已經很遷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個通情達理的人，他們當會以實相告，要求我暫先迴避一下。他們沒那麼做，已經很體諒了。突然登門，把別人嚇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還氣得不行，這豈止是麻木和橫蠻而已，簡直就是「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先生於我有深恩厚澤，何至於怨之不足，還要惡言相向？我想我真是個渾蛋。我想，縱然他不再理我，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

幾個月後，在酒泉地區招待所，我遇見一個人，叫吳堅。文革前是甘肅省委宣傳部長，被打倒以後，沒再起得來。先生當藝術學院院長的時候，他是院黨委書記，兩人無話不談。從他那裡，我才知道，先生處境並不好。吳說，咫尺侯門深似海哪，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書生，只那麼一點道行，能玩兒得轉麼？現在黨內反對周恩來的勢力很大，都是暗的。打個周恩來牌，有時候反而不利，他還莫名其妙。吳說，你知道嗎，你那次去，把他嚇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恆漢來了，面對面一個衣服破爛、陰沉粗暴的傢伙，他老先生怎麼個圓轉法？你不光是文革裡面的問題，你還有五七年的問題哩，怎麼個圓轉法？

車子出了山門，先生沉默了很久。透過打碎了又用橡皮膠布黏起來的眼鏡，望著無邊的大漠，他說，我們來的時候，還沒這條路。我們是從老君廟那邊，騎駱駝進來的，在第三洞前面下去。要什麼沒什麼，難得很。但是看到那些壁畫、彩塑、經卷，又高興得很。後來說到張大千。他說張不知道愛護壁畫，他很生氣。張這個人很聰明，學得很快，變得很快。一變，學來的就變成自己的了。畢加索臨摹非洲部落的原始藝術，馬蒂斯臨摹兒童畫和阿拉伯圖案，都有這個本事。所以他們畫畫不吃老本，到老都在變，也難得。我說張的有些潑墨山水很好，但是他的人物畫很俗，特別是他的仕女畫，一股子脂粉氣。先生說，脂粉氣不等於俗氣，有俗氣的脂粉氣，也有不俗的脂粉氣，我們挑好的看就是了。

在酒泉聽說，有個叫韓素音的外國女人到中國來，向周恩來提出，要見常書鴻。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復黨籍，恢復工作，恢復名譽，補發工資，住院療傷。上級責令撥款，為他們突擊修復和裝潢那被破壞得一塌糊塗的住宅，以便「接待外賓」。事後先生客居蘭州，成了新聞人物。聽說，由於他在國外的影響，和周恩來的關照，許多黨政軍要員都去同他結交，連西北的最高領導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傳言不足盡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過他的關係，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我想標準是統一的，他們判罪比我重，都沒事了，我幹嘛還有事？我想，只要他給哪個主管提一下，問題就解決了。此外，也想同他們談談心，舒解一下鬱積在心頭的悲哀和痛苦。向幹校請了個假，帶著孩子坐火車，上蘭州去找他們。

李搬出幾大本照片簿，都是他們新近和國際國內名人、黨政軍領導的合照，或豪宴，或壯遊，或親切交談。其中有一本剪報，貼滿關於他們的報導。他倆陪著我看，告訴我這個是誰那個是誰。我翻了幾下，站起來，抱上高林，說，我們走吧。他倆異口同聲，說，走啦？不多坐會兒啦？李邊說邊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給高林，說，今天真是不巧，馬上有客人要來，不然的話，吃了飯走多好。先生說，下次吧，下次來了，在這裡吃飯。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緊緊抱在懷裡。我奪下來，扔在桌上，幾步走出去，砰的一聲帶上門，把自己都嚇了一跳。

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見。轉眼十幾年又過去了。一九九四年，先生在北京去世。聽到消息時，我正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寺，為佛教宗師星雲上人作畫。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無從拍發唁電，到大雄寶殿敬了一炷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裊裊上升的輕煙，能把我的感激與思念，歉疚與懺悔，傳達給先生的在天之靈。

他說，你到那裡，先要做大量的洞窟調查，積累起足夠的卡片。佛經深奧多義，要盡可能吃透。要熟悉西域交通史和瓜沙地方史，許多經卷文書不能不看。我看你的信，少年氣盛，鋒芒畢露，怕你急於求成，沒這份hｔｔｐs://ｍ•ｈｅtｕｂoｏk.ｃom.com耐心，你要注意。畫畫也一樣，敦煌壁畫有敦煌壁畫的基本功，不是用寫生技巧畫得很像就行了的，要參透，也得扎扎實實，下幾年工夫。功夫是急不來的，你要沉得住氣。

先生兼任蘭州藝術學院院長，那時正在蘭州。我去敦煌以前，約我談過兩次，我才知道這些曲折。他說，國家忙了這幾年，現在寬鬆了，百廢待興，敦煌研究也要重新上馬，正是亟需人才的時候，沒想到事情還是這麼難辦。他說，要感謝公安廳那兩個人，沒有他們的鼎力相助，許多問題就解決不了。我說，也要謝謝徐平羽。他說，那還不大一樣，他不過說了句話。要用人麼，說句話也是應該的。

開門的是李承仙，滿面笑容。見是我們，一愣，眼睛裡閃過一絲尷尬，和思考。緊接著又滿面笑容，讓進屋裡，讓在長沙發上坐下，擺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說所長在打電話，一會兒就來。我看大圓桌上鋪著白檯布，放著杯盤酒瓶，保姆出出進進，就問有事嗎，李說不要緊你先喝口茶，然後坐近了，放低聲音，問我那些信，還有詩呀什麼的，都還在麼。我說在呢。她問在哪裡。我說在酒泉。這時先生健步走出，換了眼鏡，鑲了假牙，穿上了鋼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輕了許多，親切地微笑著，坐在我對面。李承仙又問，在酒泉哪裡？我說鎖在箱子裡。她說那太危險了，你得趕緊把它燒了。先生也說，留著後患無窮，還是燒了好。我唯唯。其實那包東西，就在我內衣的口袋裡面。我記得那一愣，心裡不痛快，沒拿出來。

那時我們的工資都被凍結了，每人每月只給三十元人民幣「生活費」，平時連肉菜都不敢吃。一九六八年初，舊曆年大除夕那天，先生和李承仙邀我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到他們的小屋裡去，一同過個年。打開鐵皮爐子上的沙鍋，居然有一隻雞。熱氣蒸騰，濃香四溢。我驚喜之餘，忽又驚恐：氣味關不住、又傳得遠，如果引起注意，招來突擊檢查，後果不堪設想。有一陣子，我們研究商討，如果來人，在這屋裡怎麼躲藏。發現哪裡都藏不住，只得帶上一隻雞腿，匆匆離去。留下一張字紙，給他們開開心。這篇只為兩個讀者寫作的東西，底稿也保存至今：

我勸先生算了，別回敦煌去了。我說人生如逆旅，安處是吾鄉。已經七十多歲，能放鬆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個敵對的環境裡，去沒完沒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這麼認為。他說生命不息，奮鬥不止。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貢獻給了敦煌，就這麼糊里糊塗被趕了出來，怎麼想都不得安心。這些年來，他頻頻上書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沒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調查此事。調查曠日持久，對方另有說辭，纏來纏去纏不清。調查報告一厚本，最後各打五十大板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