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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見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蘭州。那時我四十三歲。先生已年逾古稀。極瘦小，極清臞。藍布衫，黑布鞋，平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時的人們，別說幹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渾濁，像遮著一塊幕布，或者包著一層油。一個飽歷滄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樣清澈明淨的目光，真像是奇蹟。還有就是他那雙鞋子。那種圓口的黑布鞋，是我父親常穿的，見之特別親切。很多年了，市場上早已絕跡。我猜，是他的家裡人自己做的吧？

我唯唯，他又說，明清之際不求形似的美學，可以追溯到魏晉的言意有無之辨。但是這中間，橫著許多不同的階段，最近的是宋明理學。你得先理出個頭緒來，才說得清楚，這是一。二是魏晉以來，文學以詩詞為主導，書法以帖學為主導，二者都崇尚對稱和優美。明末碑學、樸學、金石學的興起，和文學中的曲子詞小說家言的昌盛同時。尚奇，尚拙，風氣之變，也其來有自。還有個地緣問題，不能不管。無所謂南頓北漸，山西也是個重鎮。不單揚州八怪，顧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鋒。明代遺民當清代先鋒，這裡面就有許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就說不清楚。

到校後，老韓陪我去看望他。他說他剛讀了我的《中國山水畫探源》（那時剛發表），覺得功夫下得不夠。思路暫且不談，你可以那樣想。脈絡清楚，構架穩固，也很好。但是脈絡和構架，應該是歷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歸史，論歸論。以論帶史，變成了以論代史，這就不好了。你有這個嫌疑。我請他舉個例子，他說那就太多了。比如你說佛教的盛行，推動了魏晉以來隱逸之風，論點不夠，顯得武斷。事實上佛教東來之初，不過是祭祀方術的一種。這在《高僧傳》中有大量的記載。說著掀掉膝上蓋著的毯子，站起來到書架跟前，拿下一部線裝的《高僧傳》，翻給我看。我看了說，安世高、曇柯迦羅、康僧會，這和*圖*書些都是漢末人物。他說我是隨便翻的，又翻到佛圖澄，說，這是晉代和尚，你看怎麼樣！又說，當然浮圖之祠，不同於讖緯之祠。但他們是在廟堂，而不是在山林，你說對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這是皇都氣象，不是山林氣象，你說對吧？

他早已與世無爭，日日閉門讀書。家裡幾個大房間，除了門窗全是書，從地板到天花板沒空隙。沙發背靠落地窗，只為了讀書方便。看著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發裡專心讀書的他，很難想像，他曾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書都是教育學著作和普及讀物，很難想像，他涉獵的範圍會如此淵博。經史子集，他如數家珍。《文心雕龍》很難懂，他只要幾句話，就闡釋得一清二楚。我的專業是美學，說到中國美學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從彩陶甲骨銅器銘文，到王國維《人間詞話》之得，袁子才《隨園詩話》之失，再到蔡元培對美育的貢獻，也如數家珍。讀先生的作品，才發現深入以後的淺出，硬是和一般的淺不同。深入易，淺出難。能淺出，才是真深入。這不僅是一種本領，也是一種襟懷。「下筆清深不自持」者，如我輩，相形之下，只有自慚形穢。

心想著孩子，下筆自然不俗，這是辛安亭的一個優勢，來自天性，別人學不到的。一九四九年到蘭州，作為軍代表接管蘭州大學等全省高校，官銜顯赫，他沒興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教育。兩年後重操舊業：到北京與葉聖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是十一年。依然農民本色，謙和木訥。讀書寫作不輟。該社編輯張中行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辛安亭時，說，「也許是看慣了官場的通行氣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職員，管抄抄寫寫的，及至聽說他是副社長，真是大吃一驚。」張說辛安亭的另一個特點，是心口如一，學不會說假話。（《流年碎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七wwｗ.ｈｅｔuｂook•com•cｏm年版）吳小如先生讀到張著，說，「這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文匯讀書週報》一九九八／二／十四）當然，也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

他每天讀書寫作，都有定時。早上打一陣太極拳，傍晚散一陣子步，從不間斷。散步時，偶爾也到我屋裡轉一下，站著翻翻書，從不久留。我住三樓，他上下不吃力，看來身體還好。想不到四年以後，八八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韓代獻了一個花圈。用丈二白布，寫了對輓聯寄去：

我唯唯。剛想問還有什麼，老韓碰了我一下。於是住嘴，跟著老韓站起來。老韓說，打擾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說，辛老休息吧。他說還沒說完呢。從此我常去他家，有時談到吃飯時間，偶爾也跟著吃一頓。飯桌上幾乎沒有葷腥，稀飯小菜饅頭而已。不是要節約，而是晉西北呂梁山區古老的習慣。他最愛吃的，老家裡的傳統食物，「黃兒」「合子飯」「錢錢飯」，已經沒人會做了。饞起來，他就跑到在山西住過多年的歷史系老教授趙麗生先生家中，談談它們，過把乾癮。

先生出生在山西呂梁山區一個貧寒的農家。自幼瘦小羸弱，無力務農，到鄰村讀完初小，家裡再無力供給，只好自學。當時的山西省長閻錫山在各地開辦了七所貧民高小，學雜費用由政府供給。還自兼太原市晉山中學校長，撥款聘請名師，資助優秀學生。辛安亭讀完貧民高小，負笈步行四天，到太原報考晉山。考生千人，發榜五次，最後錄取了三十三名，他是第二名。老師鄧初民把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和胡適的書介紹給他。另一位老師馬乾符教他讀古文，從先秦諸子教到晚清學術。畢業那年，他是全省唯一考上北京大學的一個。讀的是歷史系，想的是辦教育。童年時代荒寒山村裡自學的經歷，刻骨銘心。他立志要把自己學到的一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告訴貧家的孩子。

ｈｅtｕbｏｏk•ｃｏm•cｏｍ他要是世故，我就進不了蘭大。文革後期我在五七幹校勞動，哲學系系主任韓學本想調我到蘭大教書。因為我有「極右分子」勞動教養的案底，阻力很大。辛老本不管事，但這件事他卻管了。參加校務會議，發言支持老韓。還親自到省委的「歸口辦公室」去催辦這事。那天學校沒車，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時很少出門的他，在大街小巷來回走了一個多小時。老韓說，不可想像。

我唯唯。他又說，當然後來有些和尚，把皈依當作了棲遁，買山而隱。青松當塵尾，縱橫天地初，儼然名士清流。這也是時尚所致，你不能說是他們推動了時尚。玄學氛圍中般若學的興起，與當時經書譯本的粗率、曖昧、不確切，以致可任意比附和發揮有關。名僧之變為清流，就是這麼來的。我說當時譯經，好像很認真。他說再認真也精確不到哪裡去。鳩摩羅什兼通漢戎，但梵語音譯，闡釋紛繁，都能動多義，更難把握。依我看，說老莊就是道家，也是鴉鴉烏。我們管不了那麼多，可以姑妄聽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馬虎不得。

學不會說假話，也是天性。搞人民公社時，他說，這個辦法恐怕不成。反右時，他說，這種事情咋能定額？《毛選》上白紙黑字：學校的根本任務是轉變學生的思想，他說，還是說傳授知識經驗，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好些……終於被調離北京。一回到蘭州，他就著手創辦教育學說。三年間從既無校舍又無師資，辦到初具規模，文革就來了。一生沒有整過人，但是人們整他，可是毫不手軟。說過的話，都成了罪行。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許多的腳。年輕時都幹不了的重活，這時不得不幹。熬過來，真不容易。

這些問題，問得不好。我的幾個好朋友，事後從辛老家人得知，沒有不罵我的。有的說我粗野得像個酒鬼。有的說我丟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辛老的臉，讓辛老下不了台。有的說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幾句官腔就打發了你……有的告訴我，辛老最看不得粗野，你這是出自己的醜……。但是辛老本人，從未提過這事。朋友們給他罵我，他也只是笑笑。以後見了面，還是和以往一樣。我本想道個歉，看他那麼好，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就沒道。但是從那以後，他再沒有讓我陪客。八三年「清污」期間，有人向他報告，說我指著新系主任的鼻子，罵人家卑鄙無恥。他問我有無此事，我說有。他一句話都沒說，相對無言很久，才說了一句：某某某現在，也不到我這裡來了。

他有個好朋友，叫張畢來，是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在民盟中央當副主席。來甘肅視察，到他家看他。他讓女兒小明來叫我，去陪同吃一頓晚飯。師母和小明掌廚，飯桌上就我們三個。我發現他不會應酬，只是叫客人吃這個吃那個。我想我是來陪客的，有責任活躍空氣。但是想不出話來說。想了一陣，就問張畢來，你們民主黨派中央，平時都幹些什麼？他說例行公事。我問什麼例行公事。他說雜七雜八。我問什麼雜七雜八，他說多了去了。我問是不是統戰工作？他停了一會兒，一字一頓，說，就是統戰工作。

我在蘭大幾年，他是我名符其實的老師。我不是他唯一的學生，許多文科教師，都常負笈登門。有學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問題，他就竭誠求教，問到完全明白為止。有些東西，不是有關專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漢魏間蠱道巫術的異同，納西族七星披肩的由來等等。他都興趣盎然。我問他知道了幹嘛，他說只是想知道。這使我想起孔子的「學而」。不是上進的願望，而是這種自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雜學旁收，成為通人，而又淡泊於人事，不求名利。校園裡的派系鬥爭流言蜚語，一概都進不了他家的門：他不愛聽。這也是天性，而不是嵇康式的世故。

寄出以hetubook.com.com後，總覺得不夠份量。我對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這兩句之外。

文革後降級使用，到蘭州大學當副校長。實際上是個虛職。蘭州的蘭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華一樣，是「反右」、「文革」的先鋒，「筆桿子」和打手的倉庫，批判組也有個「梁效」「石一歌」之類的名字，我忘了叫什麼了。五十年代的校長陳時偉，六十年代的校長江隆基都被整死，不是偶然的。文革後學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著「革命」傳統。他到那裡，什麼事都做不成。當時蘭大的另一位副校長，後來做了民政部長的崔乃夫先生談到辛安亭時，說：「他跟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點兒也不懂，品質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權，他有什麼辦法！」（《崔乃夫訪談錄》，原載《鍾情啟蒙執著開拓》蘭州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沉默寡言，謙和木訥。不抽煙，不喝酒，不娛樂，不體育。一本接一本讀書。讀得最多的，還是教育學和心理學方面的書。他回憶說，那時候，他喜歡杜威的《明日之學校》，波德的《教育哲學大意》，和梭羅的《愛彌兒》。畢業後幾經周折，輾轉回到山西。在太原師範教書，想從事啟蒙教育。閻錫山懷疑他是共產黨，把他抓進監獄，逼上梁山。出獄後突破封鎖，到延安參加革命。從一九三八年起，他在延安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廳（廳長周揚）撰寫和領導撰寫中小學課本和通俗讀物。正在編中國通史的范文瀾，很欣賞他寫的《中國歷史講話》。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圍攻邊區，他隨軍撤離途中，發現許多偏僻農村的兒童，讀的仍然是古老的《三字經》。內容雖陳舊落後，但形式易被接受。於是邊走邊想，做出一本《新三字經》。厚積薄發，凝練準確，更受群眾歡迎專家稱讚。解放後，書稿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展出。教育家吳伯蕭看到，寫信給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