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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是。

那年我在成都，去了一趟北京。為北師大的文藝美學博士研究生羅剛、劉曉波的畢業論文進行答辯。先生是答辯委員會主任。成員除我和他們的導師童慶炳、張紫晨外，還有北大的謝冕、人大的蔣培坤等。一般來說，委員會五六個人夠了，通過論文和授予學位以後，即自動解散。羅剛的答辯就是這樣。

先生說，這可是虛無主義呀。

散會後，先生留我和小雨，還有王若水夫婦在上海多住了幾天，商量具體的編務。我們一致同意，刊物要有個性，但須合法。要勇敢真誠，但不硬闖雷池。商定我負責第二期和第三期，王若水負責第四期和第五期。先生轉交給我一批稿子，都是他約來的。裡面有不少好文章，挑選一下，基本上夠兩期用了。

但先生作為刊物的創辦人和主編，我們作為他的協助者，都一直未受干擾。編務照常進行。我們都更加小心翼翼。為了免得引起猜疑，先生還謝絕了一切來自海外的贊助。時值一九八九年春天，民主運動風起雲湧。我盡量保持低調，避免被潮流帶著走。第二期《危機與改革》、第三期《論異化概念》，都總算是出來了。說來慚愧，我只是選了一下稿子。繁重的具體編務，主要還是先生和他的幾位才華橫溢的博士研究生承擔了。

《論美》出版以後，《讀書》雜誌的董秀玉大姊建議我寄一本給王元化先生。給了我一個上海他家裡的地址。說，「王元化先生，很好的。」

刊物叫個什麼，頗費思量。「問路人」、「拓荒者」太文學化；「思想家」、「門」端著架子；「文化中國」過於專業；「啟蒙」有古典味。那時我主編的《大時代》叢書出不了，問就叫「大時代」如何，先生說，空泛了些。先生傾向於叫《時與潮》。不久又來信，問改為《新啟蒙》如何。

四個字元氣淋漓，

在西單牆和民間報刊被取締以後，官方媒體上依然熱鬧。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爭論、生產目的和黨史禁區的爭論，還有其他一些爭論，都是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那麼多社科院、中宣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首都高校的大人物出來表態，我覺得像黨內鬥爭。先生提醒我，別小看了黨內鬥爭。有時候，我們都只能寄希望於黨內鬥爭，讀之深受啟發。

在會上我讀完評語，多說了幾句話。我說現在不是五四時期，但仍然有一個救亡的問題。那時是救國家，針對外國侵略。現在是救自己，針對國家壓迫。所以現在的文化運動，需要更多的劉曉波。這種能獨立思考而且勇於犯上破禁的人才，越多越好。兩年後形勢逆轉，劉曉破出事，有人在《文論報》（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上揭發我說了這幾句話，記性可真是好。

先生說，是個麻煩。但是尋找普遍性，或者說重建普遍性，弄不好就是本質主義，回歸古典，甚至回歸宗教文明，更要小心。

先生提到第一次見面，我曾把個體存在的hetubook.com.com意義，歸結為同某種普遍性的聯繫。我說是。但我沒找到這個價值本體。我說所謂「信仰」，所謂文明的內在結構，不也就是一個和價值本體的聯繫嗎？如果除了通過外在的、人為的途徑就找不到聯繫的線索，如果這線索只不過是舞台角色和道具之間的配合，所謂價值就成了虛擬的坐標，就像西西弗斯的石頭。我說我有時候覺得，所謂意義的追尋，就像是被那個石頭推著走，比之於我推它，更加要不得。

先生治古代文論，學貫中西。其文其書，土厚水深。作為那個方面的權威專家，他同時也有一份公民的責任感。關心國事，致力反「左」。筆下有雷聲，發聾振聵。（自毛「反右」以來，「左」「右」截然兩分，概念顛倒模糊。但其引申義已被普遍接受，吾從眾。）是周揚那個導致全國「清污」運動的報告的三個起草人之一。後又親自撰文，「為五四精神一辯」，凌厲磅礴。

此四字，後生小子尤西林當之無愧。

採訪錄發表以後，很多人又罵我極端。困惑之餘，不免要想，如能有機會再次向先生請教，深入討論一下這些問題，該有多好。

我說不是主義，是自然。就像人生的無常一樣，我不得不與之面對。

百年不過一瞬，但是人生幾何？

那個會，我沒參加。後來看到會上一些發言記錄，火藥氣味很濃，就有要出事的感覺。果然，《新啟蒙》被迫停刊，第四期成了最後一期。但是我沒有想到，「左派」的批判文章會說，《新啟蒙》是全國反動思想的總根源。中共中央委員陳希同曾在「平息暴亂」的報告裡，指控它「煽動暴亂」。

他不光是對我如此，對別的青年也是一樣。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說。即使作者是邊遠省份籍籍無名的小人物，也總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勵幫助。陝西師範大學青年教師尤西林，甚至得到一幀他的親筆書法：「健筆凌雲」。

九十年代中國學術思想的主流，已經由主張和平進化，反對激進變革，發展到重評歷史。從崇尚英美模式，否定法國模式，發展到認為沒有五四運動更好，沒有辛亥革命更好。我漂流異國，久居山野，日與草木鳥獸為伍，已經落後於這個潮流很遠。紐約一家雜誌的記者遠道來訪，問我對這些問題有什麼看法，我竟答不上來。只能說，我沒有那樣想過。

王若水是一位溫和的勇者。待人真誠、謙虛、平實，而又意志堅定。他辦報經驗豐富，但身在歷史大潮的漩渦中心（北京），大學生走上了第一線，學者們要沉住氣，太難了。他執編的第四期，名為《廬山會議實錄》，很政治。出版時遍邀政界、學界和新聞界的明星名流，以及各大國際媒體的記者一百多人，在北京都樂書屋舉辦了一個《新啟蒙》發行會。風雲際會，引起轟動。

說到我的入獄，先生教我以平常心wｗw•hetｕｂｏｏｋ•com.ｃｏm待之。說它只是人生一頁，已經翻過去了。我說不，是翻過去了的一頁又翻回來了。但我的體驗已經不同。從前在夾邊溝，雖然與世隔絕，總覺得由於自己的價值觀，我必然地和文化人類保持著某種看不見的聯繫。現在，我已經不這麼看了。

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誰肯說？

那天散會以後，王元化先生約我晚上到他房間裡談談。他說啟蒙問題，不能光講勇氣。關鍵是啟什麼蒙，用什麼來啟。五四成分複雜，也未可一言蔽之。事實上早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中西文化論戰、新舊文學論戰、問題與主義論戰、國故論戰、科玄論戰等等，都已經有了萌芽。也不光是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那時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也有其國際國內背景。他舉了幾個例子，說明政治文化之脈絡交錯，都很典型。他說我們回顧以往，可以從工具理性的角度來認同科學與民主，但現在更需要強調的，是自由與人權。

但劉曉波離經叛道，不受控制，有國家教委想治他一下，安排了幾個他們認為是忠於黨和馬列的學者進入答辯委員會，使委員會的人數增加了一倍。消息傳出去，來旁聽的很多，有好幾百人。以致不得不把答辯的地點，由會議室搬到了小禮堂。先生的學問人格，受到「左」、「右」兩派共同的尊敬，經由他的整合，委員會事先取得了共識。會上氣氛和諧，劉曉波順利過關。

這就是後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所謂「新啟蒙事件」的原來。

八十年代初，我甫出深淵，很少朋友。特別是與名流大家，更距離遙遠。帶著底層的傲慢，孤狼一般遊蕩。

先生的夫人張可大姊，是翻譯和研究莎士比亞的專家。一場大病以後，一直沒完全康復。很少說話，多數時間只是靜靜地坐著，聽先生和我們說。白髮如雪，面帶微笑，把優雅高華的氣息，溫馨親切的感覺，散播到整個客廳。這種感覺，這種氣息，給我們留下難忘的記憶。平時很少出門的她，也和先生一起，陪我們參觀上海市博物館、玉佛寺和龍華寺。還時不時指點我們，留心一些值得留心的東西。

先生是國務院學術委員，頂尖名流。也做過宣傳部長，周旋官場。沒有沾染上那兩個圈子裡的腐朽習氣，已屬難能可貴。如此對待後進，更令人肅然起敬。

那時言路乍開，容易出轟動效應。人們習慣於用假套話交往，已經太久。說一句簡單的真話，就成了深刻思想。擺一個平凡的事實，就成了重大發現。並且這是犯上，好像也算得上勇敢。又碰上美學熱，書賣得可以。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熱，是不成熟的社會的特徵，當不得思想價值的量度。讀之深自警省。

尤其沒有想到，出獄以後，國家教委會把我趕出南京大學。南大頂了一陣，後來不頂了，收回了我的住房。我走投無路，再一次飽嘗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滋味（見《回到零度》和圖書）。先生卻不避嫌疑，邀我和小雨到上海他家，住了幾天。

馮友蘭先生逝世，我收到宗璞女士一信，說她父親生前囑咐，墓碑要我書寫。我生也晚，無緣見一代宗師。唯讀其書，高山仰止。聽說他文革中支持毛、江，文革後成眾矢之的。不明就裡，打電話問元化先生。先生說亂世做人很難，馮友蘭更不容易。設身處地，其情可恕。許多人（說了幾個名字）都是那樣，現在仍被尊敬。一邊廂積毀銷骨眾口鑠金，一邊廂開口大師閉口文豪，也很不公平。

回信長達六頁，批評極其中肯。指出了許多具體錯誤，某個概念不明確，某個提法不周延，甚至錯字別字，「應屬手民誤植」。沒有應酬性的讚美，但很鼓勵我的探索。還問及身世，有一種對命運的關切。我很感動，也很敬佩，從此開始通信。

我說是，思想是活東西，我只能聽其自然。

龍華寺住持明暘法師是全國政協委員，素食招待，並送了我們每人一本他的詩集。素食好吃極了。詩呢，大都是歌頌黨的偉大，俗情更比僧情濃。我給先生說，沒想到蘭若精舍，也可以是終南捷徑。先生說我少見多怪。說他的朋友某某某是共產黨員又是佛教協會的主席，人很好。台灣的民主黨裡也有和尚。美國歷屆總統，好幾個是基督教徒。我說美國價值和基督教價值有其一致性，佛教和共產黨則不。他問我研究過沒，我說沒。他說，還是的麼。

不久，「反自由化」開始，期刊登記困難。先生在上海，想了很多辦法，都不行。最後只得以叢書的形式登記，叫《新啟蒙》論叢，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和發行。這中間的曲折艱辛，一言難盡，都是先生一個人承擔了，我在成都，若水在北京，一點兒忙都沒幫上。

他說現在大家都在說，以延長痛苦為代價，分期付款買民主，比較便宜。我說這就要看佔便宜的和付代價的是不是同一群人了。還有，歷史無序，誰來保證支票兌現？如果代價付了，支票不能兌現，或者兌現的是土耳其、南亞甚至南美的那種民主，又當如何？那時再來反思，豈不又是一個百年？

公眾輿論，往往人云亦云。個人身在其中，須得特別警醒。我恭敬書寫了墓碑，和墓碑反面的「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十字，從此成了宗璞大姊和她的先生蔡仲德教授共同的朋友。時至今日，二位每有新著，必惠贈。文章觀海波瀾闊，學問遊山泉脈多，受益匪淺。

先生說，這只是你一時的想法，說不定你還會改變。

在人與人之間，心靈的親近比觀點一致重要。有些人一見面就能信任；有些人交往幾十年，依舊知面不知心。這個差別，和立場觀點無關。反之亦然，心靈的親近，並不意謂著觀點沒有分歧。

答辯完畢，我們在北京滯留了幾天，各自看望朋友。先生在回上海以前，www.hetubook.com.com約我和小雨，還有《人民日報》的王若水夫婦，到西單的豆花飯莊吃飯。說這次來，見了幾個老朋友，誰誰誰，都建議他辦一個刊物。說誰和誰那裡，還有一點兒錢，加起來也夠了。建議我們一起來做，辦一個以知識分子為對象，以理論研究為主軸的學術性刊物。不媚時阿世，不屈從權力。但適度保持與政治的距離，適度保持低調，以期起一種長遠的作用。

事後發現，會議記錄和錄音磁帶神秘失蹤。緊接著國家安全部和中宣部聯手，派了兩個人到湖南，秘密調查湖南教育出版社與《新啟蒙》叢刊的關係。該社編輯龍育群先生從湖南省委得知消息，連夜趕到上海，告知先生此事。先生打電話給他的朋友、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管文宣的芮杏文詢問，芮說他不知此事，可幫瞭解一下。緊接著湖南省委宣傳部的一個什麼人，因洩密受了處分。

我說，是。

轉眼十幾年，一直沒有和國內的朋友聯繫，怕影響大家的安全。同先生，也只是通過在香港的王承義先生（先生和張可大姊的公子），偶爾報個平安。好在中美之間，時有共同的熟人往來，情況並不隔膜。聽說他仍每天讀書寫作，不斷有新作品出來。很欣慰，也很感動。聽說他已「重評五四」，觀點略趨中道，我想這是好事。思想的發展變化，正是它生命力的確證。八十高齡，依然和時代潮流同步，更難得。這不僅是先生永不老去的探索精神使然，也和他寬厚仁慈的天性有關。

第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何日歸舟橫怒海，蒼顏白髮叩師門。

先生獨力準備就緒，並試編了創刊號《時代與選擇》以後，於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了一次為期三天的編委會，叫「新啟蒙筆會」。參加者有邵燕祥、金觀濤、于光遠、于浩成、李洪林、戈揚、阮銘……等大約二十多人。有人捅給香港報刊，被報導為「國內民主派的大結集」。立即就無法「低調」，也無法「與政治保持距離」了。先生十分生氣，但已不能補救。

更沒有想到的是，在同仁們都沒事的情況下，我會被抓進監獄，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罪名，關押和審訊了一百三十八天（見《鐵窗百日》）。

我說，是。

先生對我的教益，諸如此類還多。不止學問，也包括做人，我為人（據朋友們說）心胸狹仄脾氣暴躁，言行乖戾不近人情。在先生的幫助下，起碼許多事情，處理得比較得體。

那時隨著商業大潮的興起，人文精神正在急劇衰落。知識分子們也相應地愈來愈重學問輕思想，重科技輕人文，有如乾嘉盛時。正需要一種人文努力，來賦予學問以思想，賦予思想以學問，以免二者偕同淪入市場，成為商業的附庸和政治的裝飾。先生的想法，正符合時代的需要。雖然很難實現，我們都願意試試。

我小時候喜歡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受十九世紀俄國www.hetubook.com.com民主主義的影響很深，也因此，對經常翻譯俄國文學及其理論的滿濤和賈植芳這兩個名字，熟悉而且喜歡。在那個只許用馬列闡釋政策或者古典的時代，傑出者通過翻譯表達自己（序言中聲明是供批判用的），無形中拓寬了狹仄的思維空間（我想這也是大陸那時的翻譯水平，整體上高於現在和港台的原因）。我曾經把一些翻譯家當作精神導師，包括滿濤、賈植芳。說起來，才知道滿濤是張可大姊的弟弟，賈植芳也是先生的親戚。先生早年也喜歡俄國文學，給我們看了他那時寫的小說。散文詩一般地優美。湖北農村泥土的馨香裡面，摻雜著一股子契訶夫式的憂傷。我想，也許，正是這種沒有說出來的、感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同一，是我們之間心靈親近感的來源。

以為人如其文，也凌厲磅礴。後來接觸多了，才知他性格寬和，為人厚道。他曾被打成「胡風分子」二十多年，吃盡苦頭。有一次偶然談起舒蕪（因「揭發」「胡風集團」而被眾人辱罵）。先生說，人言可畏，舒蕪其實是被人利用。個中委屈詳情，非當事人不能盡知。輿論對他的懲罰，超過了他所應得，實際上很不公平。

我說，要是那樣想，應該說沒有抗日戰爭也更好。因為在日本人的奴役之下，中國也會有繁榮和穩定。記者說妥協是手段，進步是目的。我說問題在於成本。為維持沒有社會正義的穩定所付出的長期痛苦代價，是否應該作為歷史的生產性開支放在一起核算，這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而不是術與道的關係問題。

這是臨走的前一天的對話。那天，他請了一位烹飪高手，來家裡為我們做了一頓特別豐盛的晚飯。飯桌上還點上了蠟燭。誰也沒有想到，這會是我們逃亡以前，一起吃的最後一頓飯。

且喜燕南園裡，三松依舊龍蟠。

我說，現代自由主義不同於古典自由主義之處，在於它以個體為本位，而後者以群體為本位。但是承認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價值，承認個體要求的合理性，哪怕是存在主義意義上的合理性，同時也就必須承認，個體利益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它需要某種制約和平衡。需要某種普遍性，哪怕是形而上的普遍性。反邏輯和非理性的思潮，恰恰是以不承認普遍性為前提的。消解了普遍性，也就消解了文明的內在結構，並且把自由問題，由外向的條件開拓，變成了內向的意義追尋。由向強權挑戰的政治，變成了向虛無挑戰的哲學，這是個新問題。

他說比方說多數和少數的關係，國家主權和個人的人格獨立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關係不講清楚，其他的問題都很難講清楚。現在有些人一講民主，就說民主是目的，不知道民主只是實現個人自由的手段；有些人一講自由，就熱衷於反邏輯和非理性，不知道自由只能與規範共生，就是因為這裡面的關係，沒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