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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養活七個孩子，岳母學會了各種生計。裁衣服、做鞋子、補鍋補碗、磨刀磨剪、盤爐盤灶……許多男人的行當，她都幹得麻利漂亮。還擺過地攤，賣自製的工藝品，兼代寫書信。直到文革前夕，她們家箱子底下，還有一些那時候做了沒賣掉的背袋、馬褡、繡荷包之類。在厚實的、佈滿線疙瘩的灰黃色土布上以白麻線縫成的圖案，粗獷古樸。配以黑、棕兩色，沉靜裡略帶憂鬱，使人想起那個小城。

所有這些民間教派，都少不得要通過商業的途徑設壇拓荒。有許多機會傳到重門深院裡索居獨處的我岳母那裡。孤寂中，她正需要一種心靈的寄託。終於在抗戰勝利的前夕，接受引度，參加了一貫道。非常誠信。以謹守儒家教義的那份虔誠，心無旁騖，致力於自度度人。文雅沉靜，不苟言笑。使命感強烈到懾人心魄。很快得到道長和道親們一致的敬重，不到三十歲就當上了只有老前輩才有資格擔當的點傳師。隨之她名下的存仁堂藥店後院，也成了本地教門的道場。

文革開始時，她「靠邊站」，安排一個被打得很慘的親人，逃到她的一個朋友在山西的老家躲藏。親人一到那裡，就有村幹部和民兵來問這問那，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瞞著她，向紅衛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鬥時毫不知情，矢口否認一切。直到造反派說出她的朋友烏子瑞（前北京市鐵路局局長）和他的老家、太行山深處那個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對革命群眾的怒火，當年在國民黨監獄裡英勇不屈的她，低著頭彎著腰任人推來搡去，跌倒了又爬起來，重新站好，像換了一個人。

家中少了兩個人，但是多了一個人——我和茨林新生的女兒高林。孩子在六七年元月初降生，正是恐怖的高峰時期，家裡人來人往，革命群眾紅衛兵亂翻亂砸鬼叫狼號。混亂中岳母一直抱著初生的嬰兒，輕輕撫拍，不斷耳語，不讓受到驚嚇。孩子在她懷裡，一直都很安靜。岳母沉靜的目光、鎮定的語音，成了全家的慰藉。茨林說，嚇人勁兒的時候，只要看看她媽的眼睛，她就不那麼害怕了。那種處變不驚、每臨大事有靜氣的境界，我很佩服，也很想學，但是學不到。

喪事畢，我帶著高林，要趕回酒泉。她半夜裡起來，烙了些餅，給打在包裡。趕著一輛隊裡借來的驢車，送我們進城搭汽車。我勞改時學會了趕車，要求執鞭。趕了半里把路，她說這樣不行，還是我來吧。我剛從她手裡接過高林，還沒坐好，就聽見鞭梢在空中噼啪一響，車子一下子就加快了很多。此後她一動不動，只偶爾吆喝一聲，驢兒乖乖地直跑。時值殘冬，寒風夾帶著細沙，撲面尖利如刀。我們都緊緊地裹在老羊皮大衣裡面，一句話不說。風聲嗚嗚，蹄聲得得，只覺得道路漫長。

我提出要求離婚，岳母根本不信。說，吵歸吵，這種氣話，以後誰都不許再說。我要求協商解決，但是無法協商。岳母告訴我，人有良心才是人。不可以想結婚就結婚，想離婚就離婚。一切由著自己，不拿別人當人。這個硬道理，我不能反駁。面對銅牆鐵壁，決心逃避崇高。繼卿堅決不離，事情拖了多年。我向法院起訴，纏訟又是多年。一九八七年法院判決離婚以來，繼卿一直沒有再婚。事實上岳母和她兩個，從來都沒有承認過，法院的判決是算數的。

那年夏天，她給高林和我做了幾件衣服，到酒泉來看望我們。我事先不知道，正在放了暑假的酒泉師範禮堂，給地區革委會主辦的農業學大寨展覽畫畫。她先到地區革委會打聽到我的下落，一路問了來。帶著高林，在一個教室裡，把課桌拼在一起，住了幾天。給我們把所有的髒衣服破衣服都洗淨補好，才回敦煌去。

女兒想念她，每個星期六下午，都要步行二十幾里路，進城來與她同過一夜。這是無比珍貴的時刻，母女倆都極為重視。饑荒年代，碰到有什麼好吃些的，各自都要留著，直到這時，才一同吃。不管有多麼大的風雨和泥濘，都擋不住這每週一夜的相聚。女兒在學校裡除了上課，寡言少語。只有在回到家中，別來多少事，同母親說個沒完。後來女兒得到一位同學好友（丈夫是公社秘書）的幫助，調回城裡，到縣農機廠當電工。依然獨往獨來寡言少語。文革中人們互相鬥得不可開交，她們暫被遺忘，生活更加平靜了，一種隱身人的平靜，也算是因禍得福。

她從小沒心眼，大大咧咧。別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裡的食物哄過去吃掉。常丟東拉西，常獨自爬上搖搖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喀喀作響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親曾經擔心，她是不是有點傻。後來上了學，功課很好，才放心。

茨林帶著高林，到那個沙漠邊緣的小村，沒能堅持下來，竟然一病不起。我從酒泉趕到時，她剛剛停止呼吸。岳母已幾天幾夜沒睡，告訴我遺體尚溫，要我摸一摸。我剛摸過，又要我再摸。一次一次，幾乎不許我的手離開。聲音裡帶著哀求，眼睛裡固有的沉著冷靜全沒了，有的只是絕望和驚恐。我也絕望，我也驚恐。這時我才知道，悲痛是不能分擔的。岳母所承受的，不會因為我也承受而減輕。反之，我也一樣。每個人都必須承擔自己的全部，為了曾經有過的愛。

四九年學校隨軍進京，改名為中國人民大學。校園裡一股子理想hetubook.com.com主義氣氛。教職員工無分尊卑，都是革命大家庭的一分子。浸沐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個個意氣風發。她隨學校回到北京，聽聞昔日男友已另有情人，大病一場，幾乎死去。學校把她送到協和醫院，同志們輪流值班看護。每次需要輸血，都有滿滿一卡車人來排隊驗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溫暖。出院後，與一位在病中照顧她無微不至的同事陸迅結婚，得一子一女。女兒小雨，後來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著一些父母當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著一式四個口袋的寬大軍服。透過發黃的陳跡，依然看得出來，那時生活雖然簡單，精神卻很充實。

入殮時，她把茨林生前較好一點的衣服鞋襪全都放進了棺材。但細心地剔除了所有的動物毛皮製品。她擔心那些動物的鬼魂，會在地下向女兒索取。這種同她的宗教信仰完全沒有關係的想像，其強度也就是愛的強度。我是無神論，也受了她的影響，事後想起茨林的皮帶沒換，不由得大吃一驚。

我和小雨結婚時，她告誡我不要涉入政治。說政治太骯髒了，書獃子摻和不起。說小雨身體單薄，承受能力差，出了事也擔當不起。我們走後，她提前離休，和先生分居，開始寫回憶錄。孤燈繼晝，廢食忘寢。寫到寫不動，就喝濃茶。手指寫麻了，揉一揉繼續寫，像一種自我施加的刑罰，但她覺得快樂。我們每次回去，她都有新東西給看。歷史資料豐富，個體經驗獨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純淨的目光。但是讀著讀著，我忽然感到悲哀：這分明是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尋找失落的自我。她那個生活在別處的別處，已經從原先的虛擬戰場，變成了一張張掩蓋黑洞的字紙。

但母女倆聽說我結過婚，有一個孩子，就不想見。岳母還批評我守喪不滿三年，續絃是一種不敬。責怪老邢把我這種人介紹給她的女兒，是瞧不起她們。

第一位岳母，名字叫王淑真。甘肅武威人。武威古稱涼州，我們都叫它涼州。邊陲絕塞，歷來兵家必爭。兩千多年間屢毀屢建，直到二十世紀中期，依然荒蕪小城。風沙兵燹抹去了建築物上的一切華飾，只留下不同層次的灰黃和黑褐兩種顏色，望中一派蒼涼沉鬱，土厚水深。

院牆外，是四十年代的中國。內亂外患，遍地烽火。深重的民族災難，萌生出不計其數撫慰人心的民間宗教。這些四十年代的民間宗教，也像八十年代的各種氣功流派，掌門人都有一套宇宙人生的宏觀理論，力圖提供一個精神的家園，一種救劫的法門，來安頓人們飽歷滄桑的驚魂。層次各有高低，儀式五花八門，但又都共同地謹守著古老的傳統價值觀念。講道德，重仁義，尚忠恕慈悲，信善惡有報。犖犖大者如一貫道，標榜儒釋道三家精義，吾道一以貫之，信徒逾千萬。同善社、無極門、先天道、聖賢堂……等等，也都有數百萬、數十萬之眾。除去帶有黑社會色彩的袍哥、青、洪幫之類不算，較小的地區性會道門，更多如牛毛，遍佈全國各地。

結婚後，繼卿提出，要到我們家去住。我家兩間屋，老得快散架了。緊靠汽車路（泥土路面），很髒很吵。除母親和高林以外，還住著姊姊一家三個，根本擠不下。我勸她別去。她堅決要去。說，「誰家的媳婦不進門呀？」說姊姊一家應當分開，「這麼窩在一起，不像個正式人家。」我說現在是非常時期，而且一年只有一個月的探親假，先湊合一下，將來再想辦法。她說，這是不把人當人呢。

幾十年後在人大哲學系建系三十週年的慶祝會上，她作為嘉賓上台講話，卻是向大家道歉。說在座的各位，有許多是反右運動擴大化的受害者，我當時盲目執行政策，傷害了許多無辜，一直十分內疚，請求大家原諒。說著向台下深深鞠了一躬，在熱烈的掌聲中頻頻拭淚。下來有兩個人找她，一個是主持會議的人大副校長羅國傑，一個是中宣部理論局局長盧之超。都是她當年的學生。他們說，紀老師你今天不應該這麼說，我們沒必要向他們道歉。她回答說，我不那麼認為。那是後話。

四九年秋天，李醫生回來了。受過重傷，成了跛子。到人民醫院當門診大夫，拿國家的工資，由國家調配。十年間武威、蘭州、隴西、張掖、平涼、慶陽都幹過。幾度妙手回春，逐漸聲譽鵲起，成了河西一帶的名醫。但工資依然低微，難以養活十一口之家（回來後又生了一男一女）。我岳母竭力拉扯，得以維持溫飽，並讓老大老二到蘭州上了大學。隨著李醫生的調動，全家也跟著搬來搬去。搬家的事全是我岳母的。關塞蕭條，道路艱難。她一次又一次地，帶著大包小包和一群孩子，在滾滾黃塵裡上下汽車火車牛車馬車。

五八年出酒泉，過玉門，到了敦煌，生活才安定下來。敦煌和涼州同樣古老，秦時明月漢時關。但是更加邊遠，平沙莽莽黃入天。初到的那幾年，正碰上全國饑荒，那裡更慘。她帶著孩子們到城外挑野菜，挖草根，剝榆皮。回來仔細加工，摻和在配給的糧食裡，照樣地正式開飯。開飯前照樣地全家圍桌默禱，感謝上帝的恩賜。那時，茨林的小弟弟、小學生李武生問道，咱們找來的，咋說是上帝給的？她回答說，上帝不給你力量，你怎麼找？上帝不給你野菜，你到哪裡去找？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岳母生於一九一八年。她從小受儒家教育，熟讀經書。真率誠實，思想正統，視忠孝貞節如天經地義。結婚https://m.hetubook.com.com不久，剛生了一個女兒，丈夫就去世了。家中有多少親朋故舊，固不甚了了，繼承了多少鄉下的田產，城裡的房產，店裡的資金庫存，也都沒處捉數。母女倆深居藥店後院，一切由本家賬房料理。她最大的憾事是沒有兒子，不能延續夫家香火。給女兒取名繼卿，算是一種彌補。頂住改嫁的壓力，親自教育女兒。空院深庭，孤燈繼晝，集慈母嚴父於一身。

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紀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裡一個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統。日本入侵、華北淪陷時，全家逃難，經武漢、西安，到了蘭州。住在黃河邊上的一個果樹園裡，日夜河聲浩蕩。她晚年寫的回憶錄，從這裡開始。第一句是，「濃密的樹林，遮斷了漫天烽火。」

好在這事，已經於岳母無損。寫作把她的人生，高揚到了抒情詩的境界，這就夠了。手段大於目的，過程大於結果。意義的追尋，大於意義本身。正如她小時候獨自遠行，投身於不可知的命運。那份一往無前的獻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獻身的那個烏托邦的幻滅，作為一個被揚棄的環節，變成了她的自我實現。那麼美麗，又那麼神聖。

從那時起，岳母接納了我。七二年我回家探親時，關心愛護我就像我母親。

自古以來，每一個民間宗教，都是一個民間社會的凝聚力中心。都藉由某種神秘（夢、星象、童謠、扶乩、占卜、預兆……等等），自稱受命於天，而不是受命於國家權力。因此是專制王朝的天然異端。自黃巾、白蓮以來，歷代朝廷都把民間宗教，視為異己的力量而力圖剿滅之。明、清皇朝如此，國民黨、共產黨亦如此。共產黨掌權後，把取締會道門和鎮壓反革命結合在一起同時進行，更是掃窟犁庭。岳母在一九五〇年被捕。政府把她所有的財產，全部沒收歸公。只在藥店後院留了一間半房子，給她十一歲的女兒樊繼卿居住。發一點兒生活費，讓孩子自己管自己。

六四年夏天，茨林跟著她爸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出診。她爸看病時，她獨自亂闖，好奇地在無數陰暗的洞子裡穿來穿去，不知道害怕。我憑藉著鏡子的反光，在一個洞子裡畫壁畫，天天面壁，都快變成達摩了。偶然相逢，成了朋友。第一次到他們家去，對她的母親——我未來的岳母印象很深。她是西北人的形象，穿一身黑色的土布衣服，式樣很涼州。出門繫一條棕色頭巾，結法也很涼州。說普通話，略帶涼州腔。長圓臉，剪髮頭，古銅色皮膚，手大腳大。雖只四十五歲，看上去有五十多了。臉上深深的皺紋刻劃著往日的風霜。目光沉靜安詳，動作從容，質樸裡透著優雅。她很少說話，只是微笑，在她跟前很自在。

幾年後，她離婚了。同哲學系同事齊一結婚，雙雙調離了人大。她調到北京師範學院（現在的首都師範大學）。齊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家也先後搬到了永安里八號樓和大北窯一號樓。新生活並不更好，唯物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之間的種種差別，使他們相處日久，相違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假期裡帶著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來回於鄉土中國的苦難，和學院生活的單調壓抑之間，不知捨此安歸？

不知道什麼時候，基督教傳進了這個地方。五四運動的那年，一九一九年，我岳母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我的岳父李瑤圃醫生也是基督徒，比她大十多歲，抗戰中從河北淪陷區逃難至此。逃難途中，前妻死於日軍的空襲，留下五個孩子。最大的十一歲，最小的不到兩歲，都成了我岳母的孩子。在我岳母同他又生了兩個女孩之後，他當隨軍醫生走了，一去無消息。

八十年代中期，八十高齡的李醫生獲得平反，在敦煌城裡開了一家私人診所。名醫懸壺，門庭若市。那時我在成都，茨林的妹妹茨恩來看我和高林，說她媽常叨叨，要是茨林還在，跟她爸學醫多好。

我只見過那藥店。小時候每天上學，都要經過一條深長的窄巷。青石板地面，兩邊是灰色磚牆，牆根滿是綠苔，叫陳家巷。一進巷就聞到絲絲藥香，是牆那邊在炮藥。七裡拐彎上了大街，就是店面。櫃檯和貼牆的藥櫃都是深色的，光線很暗，濃烈的藥香瀰漫到街上。店那邊還有同樣的一條巷，叫陳家水巷，一直通到河邊。沿著河走，我也可以回家。一九五〇年我出外上學，想家。在故鄉的憶象中，總有那藥店，那巷，頗親切。但是，十幾年後再回去時，門巷依稀，藥店已不存在。變成了「高淳縣文化館」。那個陳家祠堂和城隍廟也都不存在了，變成了「高淳縣委招待所」。

老邢極力爭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半個月後，他終於獲准，帶我去給她們看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我岳母。她五十來歲，瘦高個。穿一身淡灰色的、布鈕扣在側面的那種大襟衣服。寬額深目，眉宇間有股清氣，如方外人。女兒三十左右，形象氣質作派都像她。穿一套洗得發白的勞動布工作服，毫無華飾，一掃凡庸，活脫就是她的複製。在十五瓦的電燈光下，四個人圍著一塵不染的小方桌，喝上好的涇縣新茶，聽老邢說些鄉下瑣事，倒也不覺得拘束。繼卿倒茶和把桌上的茶水擦乾淨的動作，舒緩從容。

但是到達目的地以後，一切和想像的不同。土改鬥爭會的血腥場景，同志之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她覺得像是互相監督）。供給制食堂分大、中、小灶。高級領導吃小灶，時有龍蝦河蟹，都是專門遠道採購來heｔubｏｏk.coｍ•ｃｏｍ的；一般領導吃中灶，也不乏魚肉細糧；一般幹部和普通學員一年吃到頭的陳年倉底小米飯，都使她無法理解（不是說要消滅階級嗎？）。女同志統一的剪髮頭，她的辮子被說成小資產階級的尾巴。喜歡蕭邦莫札特，也受了不少批評……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不少同學情緒低落。不久以後，在黨的無微不至的關心教育下，一一打通了思想，又都振作起來。

姊妹三個，都失學在家。岳母叫她們別急，說別人上學，也是白上。都革命去了，串聯去了，好老師都打倒了，還學什麼學？她每天教三姊妹學做鞋，學裁剪，學編毛衣，學炒菜做飯補鍋補碗各種家務。還為了織毛毯，打造了一個木架子。但是生活無著，前途茫茫，也不知道受害的親人們現在都怎麼樣了，再忙也蓋不住心焦。一天中我好幾次看到，三姊妹中的這個或者那個發呆。岳母說她們被慣壞了，經不起摔打。要不是她們離不開她，她就要到農村照顧岳父去了。她說，他爸一輩子治病救人，就是幹不來個農業活。六十多歲了，又瘸著一條腿，沒人做個飯洗個衣服，怎麼能行？

我請老邢幫我約繼卿出來，單獨談談。談了幾次，互相喜歡，決定結婚。岳母堅決反對。繼卿堅決不聽。老邢說，這可是第一次，繼卿對老娘不孝順呀。我去拜見岳母，岳母仍然堅決。說，我是為你們好，與其將來後悔，不如現在死心。繼卿也很堅決，請人幫弄到一張農機廠革委會的證明，寄到酒泉，讓我在酒泉辦結婚證。有了結婚證，就算是夫妻了。當她把這個既成事實告知岳母時，岳母意外地平靜。說，我知道你，你是說一不二，早晏會有這麼一著棋的。天命難違，我認了。結了婚就得好好地過。終身大事，不是試著玩的。不可以使性子，不可以說一不二。有事要商量著辦，才能夠逢凶化吉，知道了嗎？

我的妻子李茨林，是她親生的兩個孩子中大的一個。不記得小時候吃過什麼苦，也不記得受到過什麼特殊的照顧。她說那時候，哥哥姊姊們都上學，晚上回來，媽媽幫他們溫課，完了還教背一段《聖經》。每餐飯前，八個人圍桌而坐，一齊低頭低聲祈禱，感謝上帝的恩賜，求上帝保佑爸爸。她和她妹妹茨恩兩個，從未穿過新衣，都是穿哥哥姊姊們穿剩的衣服。從未感到委屈，大家都歡歡喜喜。

我們走後不久，我的一個在報社工作的好朋友，帶著新婚的年輕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她剛剛完成的書稿，說是要幫忙潤色，看能不能幫找個地方出版。這以後，太太單獨來過兩次，第一次要求她補充人大反右部分的材料。第二次取走補充的材料。從此沒了下文。家裡沒電話，又下不了床，無法可想。一年後，一九九二年五月，她借助安眠藥，告別了這個世界。我們從成都趕到北京，見到的已是遺體。

但是本性難移，依然沒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別處。「撥亂反正」以後，我初到社科院哲學所時，她先生是我的上級領導，常邀我到他們家吃飯，我因此認識了她和她的女兒小雨。她頭髮已經花白，目光依然單純，雖然閱盡世態，待人依然真誠。凡有進京鳴冤的熟人或學生來訪，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盤纏，或代申訴陳情，忙得不亦樂乎。但是這忙，並不能充實信仰和愛情破滅以後留下的真空。我好幾次發現，她只要一靜下來，就陷入憂鬱之中。眼瞳裡映著，那個精神宇宙中的黑洞。

我的第二位岳母，名字叫陳艾木。在我出生的那個江南小城——江蘇省高淳縣淳溪鎮上，陳姓是第一大宗。陳家祠堂是城裡有名的建築，進去要先上很多石頭台階。重門深院，雕樑畫棟。有不少狐仙鬼怪的傳說。隔壁又是城隍廟，小孩子都不敢一個人在裡面。我岳父姓樊，名字叫樊×卿，中間一個字記不清了。在城裡開了一家藥店，叫存仁堂，譽滿江南。他早已去世，我從沒見過。

還是不知道害怕，同審問她的人對嚷。女監裡有兩個共產黨員，一個叫王方玉，一個叫樊桂英，都對她關心愛護無微不至。從她們那裡，她學到很多東西。也以小孩子的身份，用各種方法，幫她們同獄中的其他黨員聯絡。大家都喜歡她照顧她，她對黨更有了感情。解放後，王方玉當了鐵道部勞資局長。烈士的遺孀樊桂英當了右派，帶著在獄中出生的女兒黎黎，吃盡了苦。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北窯岳母的家中，見過這兩個人。命運雖迥異，一樣都是，平平常常的老太婆。絲毫也看不出，那個英雄時代的傳奇歷史。

擺脫了黑洞的壓力，她似乎感到輕鬆。遺容安詳，嘴角上游走著，一個形而上的微笑。遺書也很平靜，說我是自我解放，你們不要悲傷。還想到囑咐我們，代她要回書稿。我帶著遺書，去找我的朋友。多年來肝膽相照，朋友真誠依舊。訴說了許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讓我直接找他的太太。比他小三十六歲的太太，記得書稿已經歸還。我請她再仔細想想。好在大北窯離金台西路不遠，那些天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她，難為她終於「找到」。並說，找不到的那些，肯定是已經還掉。

人潮過後，是冷寂。老爸小弟走了，生活無著，沒人上門。鄰居同學遇見，躲著走不罵一聲狗崽子的，就該算是好人了。岳母帶著茨林姊妹三個，清理劫後，檢點殘餘，該洗的洗，該修補的修補，該放在哪裡的放在哪裡，一掃狼藉。窗格子拼湊復原，糊上m.hetubook.com.com了新的白紙。到我出了牛棚，可以請假進城來看望她們的時候，屋裡窗明几淨，又有了生活的氣息。吃飯前，大家仍然低頭默坐片刻，無聲地，感謝上帝的保護，為受苦的親人祈禱。

陸在經濟系，她在哲學系。五七年反右時，她是系總支副書記。經手把一個個同自己從前一樣百無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礦勞改，開始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紹是忠誠的共產黨員，也在外交學院（現在的外語學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極右派，更使她感到困惑。特別是到回龍觀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學生劉大驍，回來後更有了一種負罪感，歷久常存。

不料有一天，一頭老黃牛跌斷一條腿。大隊支部看成階級鬥爭的新動向。第二天收工以後，開了個全大隊的鬥爭會，把他吊在籃球架上批判，打擊反革命分子破壞生產的氣焰。受傷的牛，大隊宰了分了，沒他的份兒。但要他賠一頭牛，賠牛的錢，從他每日的工分中扣除。扣多少，扣多久，都不知道。總之他繼續放牛，除了口糧再沒工分。

岳母出獄後，身體極為虛弱，視力銳減。在那間半屋裡，和女兒同住。四面是階級鬥爭，親友迴避，鄰里側目，求告無門。用一張小桌子，在陳家巷口擺了個香煙攤，做一點兒進城鄉下人的小本生意，供女兒上學。每天中午，女兒放學回來，吃過飯，都要替她看一陣攤子，換她吃了飯，才去上學。這樣一直熬到女兒初中畢業，當了鄉村小學教師。絕境中不向任何人求助，默無聲息地保持著做人的尊嚴。這份看不見的崇高，早已被歷史塵封。

不久，黨中央搞下放知識青年的運動。不知道有沒有政策精神，實際上反革命家屬首當其衝。三姊妹都被送到了農村。茨林帶著高林，到了沙漠邊緣東方紅公社的向陽大隊。兩個妹妹到了躍進公社的延安大隊。岳母不是知青，本可以留在城裡。她主動向「下放辦」提出要求，把她安排到紅旗公社李醫生所在的長征大隊。那時街道里弄村莊，都是這一類名字，現在回想起來，幾乎分不清哪裡是哪裡了。只知道她那一帶，原名郭家堡。

去革命根據地，要偷越封鎖線。大家都很興奮，特別是她。乘車時把座位讓給別人，步行時搶著幫掉隊的同志揹行李。休息時集體唱歌，她站著打拍子。歌詞激動人心：「前進前進前進／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難的深淵……」唱得熱血沸騰，打拍子的兩手，不覺都握成了拳頭，緊得發痛。

在河西走廊，敦煌算是個物產豐富的縣，郭家堡也算是縣裡比較富裕的地區。社員的勞動工分，屬於全縣最高標準。從敦煌到玉門的公路（據說原先就是陽關古道）打那裡通過。長征大隊離公路不是很遠，交通也可謂方便。隊裡給了李醫生兩間土屋，門窗炕灶齊全。不會幹農業活，就安排他放牛。隊裡有十幾頭牛，他每天趕到野外放牧，早出晚歸。風吹日曬很苦，但是自由。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上帝禱告。

到得敦煌城，剛剛趕上汽車。高林睡著了，她囑咐我小心，「別讓孩子醒了，要哭。」車行漸遠，回頭望，她一直在目送我們。一動不動站著，鐵鑄一般。風沙漠漠，白楊蕭蕭，一片孤城萬仞山。

七一年，我在甘肅酒泉的五七幹校勞動。請了一個月的探親假，帶著四歲的女兒高林，從西北來到江南，看望我的母親。自從父親死於勞改，家裡的房子被沒收，母親一直住在政府留給她的兩間破舊小屋裡面。被打成右派下放農村的姊姊，為了孩子們能上學，到城裡和母親同住，算是「黑人黑戶」。亂世闊別，且喜重逢。但是想起死去的親人（父親和高林的母親），欣喜中不免滲透著更深的悲哀，笑臉上又都帶著淚痕。

八九年秋天，我在南京大學被捕（沒有涉入政治，是政治涉入了我），不准探監也不准同外界聯繫。在獄中最著急的，也還是小雨的承受能力。出獄後才知道，這期間她每天給小雨寫一封長信。家常瑣事、往日經歷、讀書心得、傳奇故事、剎那間的感覺，夢……除了政治（怕郵檢）無所不談。兩紙箱信十幾萬字，正是小雨極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臥床，請了個保姆做家務。這些信都是在床上寫的。為不讓小雨著急，信上都隻字未提。

後來政府要用房子，把她遷到北門外陳家山墳地高淳醫院後面居住。房門離醫院的高樓只有三公尺，陽光全被擋住。她在陰影中出沒，無聲無息，也像個影子。也好。那些年大躍進、大煉鋼、公社化、公共食堂、全民皆兵……折騰得人人直喘。她是專政對象，不准參加群眾運動，不准享受公共食堂，反而生活比較平靜。

這次見面，我留下溫馨的感覺。第二天，老邢來，說岳母態度很明確：做個朋友吧，婚姻就免談了。她說，他們兩個人不合適。他是個烈性子，繼卿也是個烈性子。一個要吃鋼，一個要吃鐵。兩烈必相剋，不是魚死，就是網破，免了吧。我說，我一句話也沒說，她怎麼就說我烈性子？老邢說，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說話也不好，說是「沉沉不語者不可輸心」。他說這件事，恐怕只好算了。繼卿本人倒是挺喜歡你的，印象非常好。但是她對老娘百依百順，這事看來不成。

我結過三次婚，有過三位岳母。

我和繼卿生了兩個十分可愛也十分聰明的女兒，但除了一年一個月的探親假期，十五年間從未共同生活。她們很不容易。我和高林在外，也很不容易。那一切無可奈何和圖書，轉眼已成歷史。但是歷史，有時候也很沉重。她們母女兩個那種超凡脫俗的理想主義，那種在虛擬的世界裡追求完美的努力，使我每念及之，都不免肅然起敬。同時又有一份，對於悲劇性崇高的恐懼。每想起她們為我所受的一切痛苦，以及孩子們因父母離異所受到的一切痛苦，我都有一份深深的負罪感。

我以前寫了許多文章，要求把人當人。現在聽說，我自己也不把人當人了，吃了一驚。但是牽扯到姊姊一家，分辯不清。她是純粹的理想主義，名分大於實際。我是俗人，實際大於名分。這種名實之辯，只能「說一不二」。年復一年，繼卿一直想改造我，我也一直想改造她。誰都達不到目的，就像青石板上釘釘。我向岳母求助，說光講道理，不顧實際行嗎？岳母說，你們一個要吃鋼一個要吃鐵，叫我能說個什麼？人心別說是肉做的，就是個鐵秤鉈，在胸門裡頭吊了這麼多年，也該有點兒人氣了，怎麼就這樣子地一竅不通？實際要講，道理也要講。道理是根本，實際是枝節。人懂道理才是人。別人越是不拿我們當人，我們越是要活得像個人樣，你說對吧？

反而是我的到來，破壞了她們的平靜。

六六年初春我和茨林結婚時，李醫生已在六五年的四清運動中，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不再是院長了，但還是醫生。兩個月後，文革爆發，我被揪鬥抄家，茨林帶著我的文稿，到娘家避風，發現她父親正被重新算賬，歷史反革命升級為現行反革命，加上基督徒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掛黑牌，戴高帽，牽著遊街，被打得死去活來。十幾歲的李武生被捕入獄，判刑十年。這批人剛抄了家，那批人又來了。一直折騰到六七年秋天李醫生被押送農村，交貧下中農監督勞動，家裡才沒人來了。

母親和姊姊，都想把樊繼卿介紹給我，她們都喜歡她。說現在像那種正派誠實、賢淑孝順的人，已經再也找不到第二個了。何況也是受害家庭出身，政治上不會歧視我們。樊在農機廠的電工師傅邢東泳，是我上小學和初中時的同班同學，也誇她多好多好，熱心地要促成此事。我想見見。

父親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經理，常帶她到他們的交易場所——茶館、酒樓，有牌桌和大煙榻之類的地方吃飯。說等她長大了，要送她到美國留學。她都不感興趣。戰時後方，共產黨地下組織活躍，學校裡私底下流傳著不少禁書。她到手就讀，很投入。常床頭點支蠟燭，一讀就是大半夜。終於把「自由平等博愛」的共產主義理想，和為實現這個理想而改造世界的事業，當做了新的上帝。十六歲那年，和幾個要好的同學一起，搞了個讀書會。莫名其妙地，被國民黨特務抓進了監獄。

父母親用金條上下打點，把她救了出來。半年多的鐵窗生活，損害了她的健康，卻堅定了她參加革命的意志。康復後告別父母，一個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學，一面尋找地下黨。後來做了學工委（中共地下組織學生工作委員會的簡稱）書記宋汝棻（後來當了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員。就這樣，一個沒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變成了一個在敵佔區做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與學工委男同事李昌紹成了朋友，生死與共的那種。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幾個年輕人一起，被組織上送到解放區，上華北聯大去了。

後來（六二年）李醫生當了敦煌醫院的院長，大些的孩子們已在外工作，各有了自己的家，生活才開始改善。茨林、茨恩上高中，小弟上初中，妹妹念小學，成績都優秀。為了他們的前途，父母親都早已不再管他們的信仰。聽任學校裡所教的一切，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之類，去指導他們的思想。開飯前的祈禱，也早已經取消。但岳母仍然堅持，全家要低頭默坐片刻。

我岳母去後，為掙一份工分，和隊裡的勞動力一同出工。收工回家，洗衣做飯之餘，自製土坯，改盤了爐灶，增建了雜物間，養了一群雞，一頭豬。哪個雞豬有病，自己針灸治療。屋前屋後，都種上了蔬菜。最不可思議的，是一點一點地，挖出了一口井，從此用水不必跑遠。還挖出了一個地窖，可以把蔬菜儲存在裡面過冬。她常說，完了要到茨林那裡和茨恩那裡，都住些日子，也幫收拾一下。她常說，她們被慣壞了，二十多歲了還嫩生得很，怕她們吃不來這個苦。

丈夫是好黨員，原則性很強，不愛聽她的牢騷。五七年以後，兩個人越來越沒有話說。生活和工作變得乏味，精神上也越來越苦悶壓抑。一天夜裡，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在一輛長途汽車裡坐著些不知什麼人，外面風雪茫茫。她裹著棉大衣，縮在後座，要到東北大興安嶺勞教農場，去找李昌紹，只為了說一聲，她相信他是好人。車不停地開，變成一間屋，沒門沒窗，一地小動物，嚇醒了。在回憶錄中，她寫道，分手幾年，同李已毫無聯繫，夢揭開的秘密，把自己都嚇了一跳。

我出獄後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時，她還在臥床。人瘦了許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復奕奕。一直在床上寫作，近四十萬字的回憶錄，已經接近完成。她說精力不濟，越寫越慢了。樓窗外一面是立交橋工地，一面是國貿大廈工地，噪音轟鳴，瀝青煤煙機動車廢氣和塵土混合的氣味透牆而入，濃得化不開。只有在她的書稿裡面，才能聞到清新的空氣：奔河，秋林，萬樹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裡爐火的溫暖；和漫長而又崎嶇的獻身路上，號角聲聲，紅旗飄飄，馬鳴風蕭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