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他清醒地看到：一場共產黨人原來不希望看到的相當規模的武裝衝突也許已難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陝甘寧邊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中談到：「我們的團結是有條件的」，「假使把你的頭割掉了，還講什麼團結啦？」「所以我們講團結，在必要鬥爭的時候我們還要鬥爭，有了鬥爭也就會有團結。」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及華北地區鬥爭情況的匯報。彙報中談到在當時國內外形勢影響下，大資產階級發生了嚴重的動搖，但在重慶的中產階級，包括一些國民黨元老卻反對內戰，「他們表現很活躍，敢於講話」。在華北堅持抗戰的國民黨將領也發出「再打內戰就完了」的呼聲。這些，對毛澤東進一步考慮如何處理反磨擦問題也有啟發。

國際形勢的這種巨大變動對中國的抗戰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九月七日，《新華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所寫的社論《國際新形勢與我國抗戰》。社論中說：帝國主義戰爭擴大這一新的國際形勢可能對中國抗戰產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響。「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國本身的問題。只要我們能始終堅持抗戰到底國策，堅持內部團結，尤其是國共合作的方針，堅持力爭全國進步的方針，那末，在有利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可以縮短時間，減少犧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就是在更困難的形勢下，我們同樣可以而且一定能夠克服一時困難，進而取得抗戰的勝利。」

經過打退這次反共高潮的實踐，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抗日戰爭時期國共關係的策略思想獲得重大發展。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在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極其重要的策略原則，並從理論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強調爭取中間勢力的重要性和對頑固派鬥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針對反共頑固派一方面主張團結抗日；一方面執行摧殘進步勢力的特點，毛澤東提出要用革命的兩手來對付，既爭取他們留在革命隊伍中，又要同他們作思想上、政治上、軍事上的堅決鬥爭。他說：「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同頑固派的鬥爭，不但是為了防禦他們的進攻，以便保護進步勢力不受損失，並使進步勢力繼續發展；同時，還為了延長他們抗日的時間，並保持我們同他們的合作，避免大內戰的發生。」

但是，事情並沒有如中國共產黨所期望的那樣來發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蔣介石雖然在開會詞中談到現在是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談到要抗戰到底，不能半途而廢，但他把抗戰到底解釋為只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狀態。更嚴重的是，會上原則通過要限制異黨活動（四月十四日，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密頒佈《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會議公開發表的《宣言》中說：「本會議鄭重聲明，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種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一貫之志業，因信仰不篤與意志不堅，致生頓挫。」會議通過的《關於黨務報告之決議案》中寫道：「今後，本黨應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而使違反主義之思想無從流布於社會，而於戰區及敵人後方，尤應特別注意」。這些話，矛頭顯然都是指向中國共產黨的。國民黨五中全會，成為抗戰期間蔣介石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轉捩點。

中共中央加緊了對閻錫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賀龍、關向應：「以後對外立詞，請注意和緩些。」「你們準備派兩個團向南行動，現不適宜，諒已停止。如未停止，請即設法停止退回來。」第二天，毛澤東寫了給閻錫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決晉西事件。並決定派蕭勁光和王若飛為代表赴秋林鎮會晤閻錫山。二月二十五日，蕭勁光、王若飛帶著毛澤東寫給閻錫山的這封親筆信到達秋林鎮同閻談判，受到極大歡迎。「閻公開說，他是國共兩黨之間的中間力量，他之存在是於團結有利的。」並且表示：「已令各軍停止軍事行動及政治攻擊。」經過談判，雙方實際上達成劃區作戰協議：在晉西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的公路為分界線，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的活動區域。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國民黨頑固派後來發動的反共高潮中，閻基本上採取中立態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春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山西、河北等地的軍事進攻中，閻錫山於十二月在晉西發動的進攻新軍決死第二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的事件最為嚴重。

「應使全黨同志認識的，就是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嚴重現象孤立起來看。對於這些現象，應認識其嚴重性，應堅決反抗之，應不被這些現象的威力所壓倒。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如果沒有堅決反抗這些現象的正確方針，如果聽任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發展下去，如果只從懼怕破裂統一戰線一點設想，那末，抗戰的前途就是危險的，投降和反共就將全國化，統一戰線就有破裂的危險。」「黨的任務就在於：一方面，堅決反抗投降派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又一方面，積極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力爭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力爭中間階層，力爭抗戰軍隊中的同情者，力爭民眾運動的深入，力爭知識份子，力爭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武裝、抗日政權的發展，力爭黨的鞏固和進步。如此雙管齊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並爭取時局的好轉前途。所以，力爭時局好轉，同時提起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變）的警覺性，這就是黨的目前政策的總方針。」

反磨擦鬥爭，對中國共產黨說來，畢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自衛行動，因此，在可能條件下就力求適可而止。一九四〇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蔣介石和日偽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澤東及時提出對國民黨頑固派實行軍事上的休戰，政治上開展和平攻勢，並加強爭取中間力量的工作。

這時，晉東南八路軍和新軍反擊閻軍孫楚部；八路軍在太行反擊朱懷冰部，都取得了重大勝利。國民黨內頑固派發動的這場反共高潮已無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〇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作了這樣一個概括：「蔣在華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勢，經過我們幾個月的堅決反攻，可以說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勢打下去了。」

為了準備對付國民黨內頑固分子的進攻，毛澤東越來越注意到必須爭取中間勢力。這在他和_圖_書的統一戰線思想中，是一個新的重要內容。

在這個時期中，毛澤東還會見了率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到延安訪問的南北總團團長、國民黨元老張繼，北路團長賀衷寒、副團長王右瑜，國民黨軍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著名抗日將領、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以及來自各國的友人。向他們廣泛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堅持團結抗戰的決心和誠意。這對爭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此前，他在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演，提醒大家在反對民族投降活動的同時要注意反對黨內的階級投降主義。他說：最近為止，我們得了許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冊子發給國民黨黨員，要防止共產黨，而且要採取攻勢。什麼叫防止？就是不讓共產黨發展。什麼叫攻勢呢？就是他們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溶共」的政策，就是說要取消共產黨、溶化共產黨、取消共產主義，他說：「統一戰線又講親愛、講團結，另一方面又要鬥爭。」「古時人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也是說統一裡有鬥爭。」「我們對無理之話一定要反對，因為它是真正破壞統一戰線的。」他在講演的最後說：對國民黨的磨擦，「我們有兩條原則：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說人家不搗亂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條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一原則要抓得緊，一定要有勁。」「這樣，才能真正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只有這樣，才能戰勝日寇」。

在激烈的反磨擦鬥爭中，黨內外一些人有些擔心，生怕統一戰線發生破裂。因此，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指示指出：

從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舉行政治局會議，討論國內外形勢、特別是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在會上說：「在國民黨開始進步時（由內戰轉到抗戰時），全國團結統一空氣高漲，妨礙統戰開展的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在國民黨退步時（二月起）妨礙統戰開展的危險，便是怕磨擦破壞統一戰線。」「到磨擦到尖銳時的危險，可能最容易忘記同一性，易於忘記三民主義與統戰策略。將來可能只顧磨擦忘記了統一性。目前黨內要進行階級教育。」

「在修改我致程潛、朱紹良的一份電文時，毛澤東同志加了『據聞一切行動均係根據新頒處理共黨問題方案，下級不過照此方案執行而已』一句，點明下面的人製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九月十六日，毛澤東會見隨同北路慰勞團來延安的中央社記者劉尊棋、《掃蕩報》記者耿堅白和《新民報》記者張西洛。當記者問抗戰的相持階段是否到來時，他回答：「我以為，相持階段是有條件地到來了。」當然，「說敵人的大規模戰略進攻和我們的戰略退卻在一定條件下基本上已經停止，並不是說一切進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卻的可能都沒有了」。當記者問到所謂「限制異黨」也就是各地磨擦的問題時，毛澤東激動起來了。他說：「共同抗日的黨派就是友黨，不是『異黨』。抗戰中間有許多黨派，黨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戰，完全應該互相團結，而決不應該互相『限制』」。「國民黨、共產黨，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點的，這就是抗日。所以現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問題，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問題。」由於記者問到共產黨對待所謂磨擦的態度，毛澤東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訴你們，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們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任何共產黨員不許超過自衛原則。」在這一年的早些時間，毛澤東已經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個原則，但那是在內部講的，這一次是通過答三位記者問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國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態度，同時說明這是站在嚴格的自衛立場上的。談話最後，毛澤東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號用更簡潔的語言來表達，就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這三大政治口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期的基本口號，在全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幫助許多人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政治局勢中正在步步上升的嚴重危機和分清是非的標準。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國民黨五中全會後的形勢及黨的方針。毛澤東已經敏銳地警覺到國民黨內妥協磨擦的危險傾向在發展，特別是蔣介石本人的態度在發生變化。他在會上批評國民黨五中全會的錯誤是「依靠外力，只打到盧溝橋」。「國民黨的政策是一貫的，在五中全會是再一次表現。」關於國共關係，他認為，國民黨的妥協傾向與磨擦傾向也是錯綜複雜的，主張執行聯共同時又防共的中間政策的占多數，我們應該增加左翼力量，爭取中間派。蔣介石將處於中間派地位。「過去，我們只與汪精衛鬥爭，沒有與蔣介石直接鬥爭。抗戰中如何打法，我黨一貫與蔣介石鬥爭。在前年的鬥爭方式是尖銳的，去年較和緩，但鬥爭是沒有停止的。今後我黨方針還是不要太尖銳，要堅韌。」「我們要阻止妥協磨擦危險傾向的發展，主要方針是爭取國民黨的大多數，爭取中央軍，發展八路軍遊擊隊。」他說：只要我們有力量造成抗戰的局面，就能逼迫蔣介石不得不繼續抗戰。

他指出：「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這是不可分離的三個環節，而以鬥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

與此同時，在河北等地，八路軍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後達成協議：以臨屯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以南為國民黨防區，以北為八路軍防區。

山西新軍的正式名稱是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國共合作的條件下，由薄一波以犧盟會負責人的名義向閻錫山建議，取得閻的同意後成立的。開始時先建立一個團，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員，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組建和領導的一支革命軍隊。新軍成立後，很快發展到五十個團，協同八路軍在敵後作戰，起了越來越大的作用。這使閻錫山感到十分恐慌，決定用他長期控制下的山西舊軍來消滅這支力ｈttｐs://wwｗ.hｅｔuｂook.ｃｏｍ.com量。晉西事件發生前，閻錫山在陝西宜川秋林鎮召開晉綏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這時，和平妥協的危險已成為嚴重的危險。閻錫山在會上公開叫嚷：「天快下雨了，趕快準備雨傘。」山西黨組織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報告。毛澤東果斷地指出：「閻錫山準備『雨傘』，你們也趕快準備嘛。」

那時，中共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是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磨擦事件的重點地區。他們派了十九個步兵軍和兩個騎兵軍，還有三個保安旅和十七個保安隊，共約四十萬人對邊區進行包圍與封鎖。他們還向邊區許多縣派去國民黨的縣長、縣黨部和保安隊。毛澤東在一封電文中曾描述道：「謀我者處心積慮，百計並施，點線工作布於內，武裝摧毀發於外，造作謠言，則有千百件之情報，實行破壞，則有無數隊之特工。」這一切，迫使中國共產黨不能不認真對付。當年擔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的蕭勁光在回憶錄中說：「陝甘寧邊區的整個反磨擦鬥爭，自始至終都是在黨中央，特別是在毛澤東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他對鬥爭情況瞭若指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善於把高度的原則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他善於從鬥爭實踐中，及時發現和提出問題，及時歸納、總結經驗，並及時提醒我們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許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鬥爭原則，黨中央、毛澤東同志雖然是隨著鬥爭的發展到後來才陸續向全黨提出來的，但對我們來說，卻是一開始就從黨中央領導同志的言傳身教中貫徹了這些思想和原則的基本精神的。」那時，以蕭勁光的名義發給蔣介石、胡宗南以至國民黨的師長、專員的電文聲明、佈告等，基本上都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不少還是他親自起草的。蕭勁光回憶毛澤東在修改時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狀況時說：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用國法制裁反動分子》的報告。（收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改為《必須制裁反動派》）他說：在平江這個抗日的後方，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的負責同志涂正坤、羅梓銘被反動派殺死，「這件事非同小可，我們一定要反對，我們一定要抗議！」「現在國內流行一種秘密辦法，叫做什麼《限制異黨活動辦法》」，「這種辦法就是破壞團結的種種罪惡行為的根源。我們今天開這個大會，就是為了繼續抗戰，繼續團結，繼續進步。為了這個，就要取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動派，就要保護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發表由毛澤東、博古改定的《為抗戰兩周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宣言》中明確地提出了三條中心口號：「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蕭勁光在敘述這些情況後寫了自己的體會：「認真琢磨他修改的詞句，對於怎樣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鬥爭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數了。」

毛澤東指示八路軍總部朱德、彭德懷等儘量通過談判來妥善處理與頑固派的磨擦問題，以維護團結抗日的局面。

八路軍被迫進行還擊的第一個目標，從粉碎張蔭梧的進攻開始。

隨著國民黨《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的頒佈，國內政治形勢一天天惡化。在河北、山東、陝甘寧邊區等地，國民黨內的頑固派不斷製造同八路軍的軍事磨擦，事件層出不窮，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斷傳來。事態越來越嚴重。一味退讓，只能使對方更加得寸進尺，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在這年年初已經提出反磨擦的問題。他說：大革命的「亡黨之痛」提醒我們，「要國民黨進步，沒鬥爭是不行的」。他還在內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但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在行動上仍採取十分克制的態度。

到這年快要結束的時候，國內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蔣介石越來越傾向於用軍事手段向中國共產黨進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共產黨之跋扈梟張，全無國家民族觀念，只知乘機擴張勢力，今後必益加甚。叛亂之期，當不在遠。」實際上是，蔣介石使用軍事手段向共產黨進攻的日期「當不在遠」了。這個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際上確定了要以軍事反共來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針，並制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日益惡化的形勢使毛澤東十分焦慮。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軍在艱苦環境中同圍攻根據地的日軍進行生死搏鬥時，張蔭梧又兩次從背後襲擊八路軍，殺害八路軍工作人員。八路軍在反擊中繳獲張蔭梧部下勾結日軍共同向八路軍進攻的密信。這種狀況已使人忍無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懷聯名致電劉伯承等並報毛澤東、王稼祥，提出對河北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指出：對張蔭梧這樣的頑固分子要加以打擊並全部殲滅之。這個意見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劉伯承接電後，在八月二十四日一舉將張蔭梧部大部殲滅，二十七日又全殲他的殘部，共殲四千五百人，張蔭梧隻身逃跑。不久，在全國人民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張蔭梧撤職查辦。這對國民黨內頑固派的反共活動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八路軍反磨擦鬥爭的勝利，也推動了國共兩黨關係的發展。在重慶，正在進行的兩黨談判中，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再三向中共談判代表申明：「決不會投降，請你們相信我們」。同時不再提八路軍擴軍人事歸國民黨中央管理。對於這次反磨擦鬥爭取得的勝利，毛澤東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義。他在中央會議上說：在國共關係中，「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就是防線的劃定，現在我黨的力量可以起半決定作用」。

三月十二日，蔣介石借孫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紀念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佈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規定它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這其實是「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變相提法，是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毛澤東提出要「利用他們的東西來反對他們，壓倒他們」。

四月二十九日，毛澤東出席延安活動分子會議，作《關於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問題》的報告。他說：「共產黨是歷來號召全國總動員的。」國民黨所號召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地方。一方面號召全國人民對抗日本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對付共產m.hetubook.com.com黨的。」我們的任務是「要使它得到一個正確的方針，使它有利於『打日本，救中國』」。

日本在武漢和廣州戰役中幾乎傾注了全力。進攻武漢動用的兵力達十四個師團，進攻廣州也用了三個師團，共占當時日本陸軍總兵力的半數。這是自盧溝橋事變一年多來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對兩地的進攻幾乎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內舉行，反映出他們力圖「速戰速決」，以擺脫長期作戰帶來的嚴重困境，但結果並沒有達到目的。他們對華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幾乎已達到極限，已無法繼續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不得不陷入他們極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狀態，把重點轉向鞏固已有的佔領區，以期「以戰養戰」，並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面對步步進逼的這種橫逆，中國共產黨人已無法繼續退讓，否則，敵後抗戰的成果會重新喪失，抗戰大局會遭到嚴重破壞。

國民黨的政治中心，這時已遷到重慶。隨著局勢的變化，國民黨最高當局的不同集團分別出現新的重要政治動向。

後來，他在致蕭向榮的信中寫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頭幾個月，民族資產階級與開明紳士的態度是否與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有區別，還不能明顯地看出來，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來了，請參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個《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

儘管如此，這時蔣介石仍主張繼續對日抗戰，嚴厲譴責汪精衛的投降活動，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盤打算主要是在內部醞釀和佈置，沒有完全公開出來。因此，這時中國共產黨處理國共關係這個問題需要謹慎而恰當，留有餘地，並且繼續觀察。

「在修改我給蔣介石等人的一份通電中，毛澤東同志反覆推敲，最後改寫成這樣一段話：『目前日寇以一師團之眾大舉西犯，柳林、軍渡相繼失守，我河防部隊正盡一切力量，予以痛擊，連日戰鬥甚為激烈。大敵當前，覆舟堪懼，後方紛爭，實屬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殺敵於前，他方復乘機爭奪於後，則不啻以刃資敵，前途危險，何堪設想！？』這段話裡的潛臺詞，是在警告頑固派不要繼續與日偽勾結。

由於晉西是聯結華北和西北的樞紐，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華北敵後抗日根據地往來的必經通道，「晉西鬥爭我們如失敗，則影響整個華北」，因此，毛澤東非常重視這個地區的反磨擦鬥爭。同其他地區不同的是，閻錫山還沒有公開反共，晉西的磨擦鬥爭是以新舊軍衝突的形式出現的。毛澤東緊緊抓住這個特點來制定鬥爭方針。他認為，晉西事件反映了山西舊派準備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質是對抗日的叛變，要「認清此種衝突可能擴大」，「對叛軍進攻絕不讓步，堅決有力地給予還擊，並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對叛軍的口號，但不要反對閻。」他要求八路軍必須支持和幫助新軍，但暫時不要提反對叛軍的口號。對還沒有下最後決心投降日本的閻錫山，毛澤東主張仍要積極爭取他繼續抗日，「在擁閻之下反閻」。他強調「晉西鬥爭之勝利，依靠於正確政治方針，正確戰略戰術，強兵良將，缺一不可」。薄一波回憶道：「那幾年，我們就是根據這些明確的指示，結合山西的具體情況，部署和開展工作的」。

一向宣傳民族失敗主義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突然從重慶跑到越南河內，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出所謂「豔電」，公開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縻發表的《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的聲明，主張停止抗戰，對日求和，徹底暴露了賣國乞降的面目。全國範圍內群情激憤，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討投降活動的熱潮。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會議也把他永遠開除出黨。

正當中國國內磨擦迭起的時候，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動。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納粹德國在先後佔領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後，又向波蘭大舉進攻。九月三日，英、法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七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縣、區長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提出「保衛邊區」的任務。他說：「現在有些頑固分子，他們講磨擦。他們說要把我們的邊區磨掉。我們呢？我們說要把邊區保衛起來。過去是創造邊區，現在是要保衛邊區。」「因為頑固分子他死頑固，他磨擦來，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會愈磨愈凶起來。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使他的頭不敢再鑽進來。他就想一想，還是不磨吧，講親愛。這個時候我們也同他講親愛，請他喝茶，大家講和平。所以磨擦是對付頑固分子，結果還是講親愛。但是有一個原則，我們不要先打人，人家打來了，我也打過去。磨擦的最後目的是講和，磨擦是講和的最好辦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從前十年內戰一樣呢？那我們也不贊成那樣搞的。」

這時，共產黨內有人存在一些糊塗觀念，認為既然中國共產黨在公佈國共合作的宣言中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國民黨提出「一個黨一個主義」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毛澤東為此作了說明。他在抗戰以來早已一再說過，共產主義是在革命發展的將來階段實行的，共產主義者在現在階段並不夢想實行共產主義，而是要實行歷史規定的民族革命主義和民主革命主義，這是共產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根本理由。中國共產黨正是在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國民黨部分地實現了民族主義，表現在實行了對日抗戰，但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沒有實行。這些，已經把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當局對待「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不同態度說清楚了。針對黨內一些人的糊塗觀念，他又提出，蔣介石用三民主義來同我們鬥爭，「我們抓住三民主義，用三民主義壓倒他們」。他多次到中央黨校等部門講演，說明國共兩黨對待三民主義是有區別的。他說：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實行的是三民主義，將來是社會主義，一定要把三民主義（現在的）變為社會主義（將來的），這一條我們不能放棄也不應該放棄。我們跟友黨講親愛，講團結，這是對的，而同時要大大發展我們的黨，不要因講親愛、團結而放棄了自己的任務。」他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三民主義是到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經之路一樣，現在我們實行三民主義，哪個說我們將來不實行社會主義？」

他強調，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同頑固派鬥爭，要注意三個原則：第一是自衛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決不可無故進攻人家，也決不可在被人家攻擊時不予還擊。這就是鬥爭的防禦性。第二是勝利原則。和*圖*書不鬥則已，鬥則必勝，決不可舉行無計畫無準備無把握的鬥爭。這就是鬥爭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戰原則，在一個時期內把頑固派的進攻打退之後，在他們沒有舉行新的進攻之前，我們應該適可而止，使這一鬥爭告一段落，決不可無止境地每日每時地鬥下去，決不可被勝利沖昏自己的頭腦。這就是每一鬥爭的暫時性。毛澤東將這三個原則歸結起來，就叫做「有理、有利、有節」。

在講話中，毛澤東著重分析和闡述了爭取中間勢力的極大重要性。他說：「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時局中的中間派。」「上述三部分中間勢力，我們的政策都是爭取他們。」「中間派的態度是容易動搖的，並且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分化；我們應針對著他們的動搖態度，向他們進行適當的說服和批評。」他還指出：「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條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並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沒有這些條件，中間勢力就會動搖起來，便不能把他們爭取過來。「在中國，這種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為我們同頑固派鬥爭時決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對他們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

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是關係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國內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但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由於蔣介石和國民黨實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國內的階級矛盾有時還相當尖銳。如何處理好國共之間的關係？這是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的重要而複雜的問題。觀察形勢，分析形勢，都離不開這個問題。

當談到抗日和民主的關係時，毛澤東說：從抗戰以來，國民黨政策上的變化是不打內戰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還是沒有什麼變化，依舊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這種獨裁引起了全國的不滿，非得變更一下不可。」「現在全國人民都很著急，中國不改革政治，不實現民主，不但不能打勝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國的。」

幾天後，毛澤東再次見到來延安訪問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斯諾一開始就講到，他在重慶訪問國民黨一個將軍，那個將軍說：現在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中國只有一個合法的黨——國民黨，一個合法的政府——國民政府，「邊區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終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訪問另一個將軍，也是這樣說：中國除國民黨外，再沒有其他合法的黨了，共產黨在與蔣委員長表示一致之後已不復存在，因此，現在是沒有什麼統一戰線的問題的。毛澤東回答說：「中國早已有實際上的統一戰線，在大多數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動中，已也有了名義上的統一戰線。」「別的政治集團怎麼講，我不知道，說到共產黨，那末，從它誕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從來也沒有過一天半天一小時或者一分鐘放棄過它的獨立性，從來也沒有向什麼個人或什麼集團或什麼黨派屈服過。要共產黨屈服，這大概是比上天還要困難些吧。」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門外舉行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紀念五一勞動節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為《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的講演。說：「大家宣誓：反對漢奸，擁護抗戰，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幹什麼呢？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我們中國在危難之中挽救過來，改造過來，變成一個新中國。」「我們要打到什麼程度呢？要打到鴨綠江邊！要收復一切失地！不達目的，決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黨政軍民，各機關，各學校，在這裡開會，舉行宣誓，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的綱領，就是為了這個目的，一定要打倒我們的敵人，一定要建設我們的新中國！」他強調指出：「汪精衛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漢奸陣線上去，集中到降日陣線上去，行不行呢？萬萬不行的！有些搗亂分子、磨擦專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對不對呢？完全不對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後勝利一點，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處，決不能夠違反。有違反的就要反對，就要打倒」。毛澤東接過蔣介石提出的「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口號，來揭露和批評他，這在鬥爭策略上是無懈可擊的、十分高明的。

對蔣介石正在日益加強的防共反共活動，毛澤東主張進行必要而適度的反擊。當時，國民黨正準備召開國民參政會一屆三次會議。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南方局：因國民黨五中全會對民主民生問題一無表示，對我黨態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對我黨我軍我邊區採取進攻方針，並增加磨擦對抗，對前次參政會決議也未見實行，因此，我參政員對本次會議宜採取較冷淡態度，以促蔣及國民黨反省。隨後，毛澤東和王明又致電國民參政會秘書處並轉蔣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屆參政會，特電請假。」

毛澤東提出的這些重要策略原則，對全黨在複雜的鬥爭中正確處理民族矛盾與階級鬥爭的關係，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確實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參謀長李達在回憶錄中寫道：「回顧反磨擦鬥爭這段歷史，使我更深刻地體會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維持，是貫徹執行我們黨的既聯合又鬥爭，鬥爭要有理、有利、有節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當時，大敵當前，一切為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國共兩黨實現合作的條件和基礎。只講團結，不作必要的鬥爭，統一戰線也不能夠維持。」「正是由於我們堅決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因而贏得了廣大人民和中間勢力的擁護與同情，積蓄和發展了抗日力量。」

為了支持和配合全國範圍的反投降、反磨擦鬥爭，延安民眾召開討汪大會。毛澤東到會發表演講，號召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他說：「我們今天開會還要向全國人民表明一種態度，這就是為了抗日，全國人民的團結和進步是必要的。」針對蔣介石只講抗日、不講團結和進步的錯誤方針，他指出：「沒有真正的、堅強的團結，沒有迅速的、切實的進步，怎能堅持抗日？」他批駁國民黨反共頑固派的統一論，是統一於分裂，統一於倒退，所以是假統一；強調我們的統一論「是以抗戰、團結、進步三件事做基礎的」。大會一致通過毛澤東為大會起草的討汪通電，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為挽救時局危機爭取抗戰勝利的十點要求。

聶榮臻後來回憶：「當北方分局和晉察冀軍區傳和圖書達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後，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性反磨擦鬥爭，就在全邊區展開了。」

他還特別強調要「大量吸收知識份子」，在十二月一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呼籲：「全黨同志必須認識，對於知識份子的正確的政策，是革命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許多地方許多軍隊對於知識份子的不正確態度，今後決不應重複；而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的造成，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份子的幫助。中央盼望各級黨委和全黨同志，嚴重地注意這個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修改電文時，多次加了這樣一些話：『邊區二十三縣範圍為蔣委員長所指定』，我軍『對原定二十三縣並未越出雷池一步』。這樣寫理由很充分。邊區二十三縣是你老蔣親口承認，又經過國民黨的正式會議討論才決定下來的。現在你又派兵來侵佔，出爾反爾，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嗎？

可是，國民黨頑固派卻視中國共產黨的這種克制態度為軟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變本加厲，愈演愈烈。國民黨在河北的「磨擦專家」、河北民軍總指揮（以後又任命他為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張蔭梧公開叫嚷：「八路軍怕統一戰線破裂，我們無論怎樣做，進攻是沒有問題的。」他乘八路軍反擊日軍「掃蕩」的機會，從背後偷襲深縣八路軍後方機關，殘酷殺害八路軍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又包圍湖南平江嘉義鎮新四軍留守通訊處，殺害通訊處負責人、新四軍上校參議涂正坤、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等六人。毛澤東得到報告後義憤填膺地說：「這樣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國就會在這些反動派手裡滅亡。」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一個以戰略相持為特點的新階段。日本、國民黨和共產黨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發生了重要變化。

六月十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反對投降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抗戰是一定要堅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鞏固發展的。國民黨存在投降與繼續抗戰的兩種可能性，中國共產黨要從壞的可能性作準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沒有準備。「全黨努力從思想上組織上準備自己，並準備輿論，準備群眾，隨時可以對付事變——各種意料之外的襲擊，各種大小事變。」但他還是強調：「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

在山西，據八路軍駐山西辦事處處長王世英報告：閻內部對新軍和戰主張尚不一致，而閻本人則覺解決新軍已非己力所能為，對勾結中央亦尚有顧慮。

十二月底，晉西的鬥爭形勢進一步複雜化。在閻錫山看來，在晉東南和晉東北地區，抗戰派的力量比他們大，而在晉西南和晉西北地方，他們的力量比抗戰派大，有可能把抗戰派壓服。因此，他們先以全力進攻晉西南，準備得手後再轉而進攻晉西北。蔣介石又調中央軍從晉東南方向積極配合，隨時準備乘隙而入。這樣，晉西成為八路軍、中央軍和閻軍三大力量鬥爭的局面。毛澤東判斷：「如此戰新軍失敗，蔣必增強閻錫山，倚之為反共降日的華北支柱，那時就麻煩了；如此戰新軍勝利，可能使閻錫山轉舵。」他指出：「在擁閻討逆口號之下，完全獨立自主自籌給養，遇敵進攻則消滅之，這是整個山西的總方針。」這時，晉西南新軍採取堅決反擊的方針，將前來進攻的舊軍兩個旅擊潰。山西工作重點已轉向保衛晉西北的鬥爭上。中共中央軍委把李井泉從大青山根據地調來，加強對這個地區的領導。接著，要求已東進冀中的第一二〇師準備調一個團到晉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賀龍、關向應：「你們的主要根據地是晉西北、綏德及呂梁山，望擔起全部責任，師部宜即過來。」第二天，他們致電八路軍總部和第一二〇師，明確指出：「勝利地進行這一鬥爭，保持山西抗戰根據地在我手中，保持華北與西北的聯繫，這是目前中心問題。」電報要求第一二〇師新三五八旅及晉西北新軍即集中於適當地區，加強戰備。同時要求：「賀、關立即出發到晉西北指揮戰爭，愈快愈好。」

作為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沒有和汪精衛一起投降，繼續留在抗日戰爭的陣營內。這是值得讚揚的。但在他看來，日本軍事進攻的威脅已較原來大大減輕，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和遊擊戰爭在敵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他越來越憂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記回顧這一年時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幾天後，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把話講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敵寇」，而在「共產黨之到處企圖發展」、「淪陷區遊擊隊之紛亂無系統」等四端，「應定切實對策，方足以消弭殷憂也」。從蔣介石日記裡透露出的這些內心變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關心的重點從對日作戰轉向防共反共方面，雖然他這時還沒有公開說出來。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各地製造的磨擦活動也明顯增多起來。周恩來在給延安的電報中說：「目前事實如殺人、捕人、封報、攻擊邊區、甚至武裝衝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須迅速解決，以增互信。」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毛澤東在會上說：「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制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致電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希望推動國民黨向好的方面發展。

一九四〇年一月初，晉西南舊軍封鎖了呂梁山和中條山。晉西北的八路軍新三五八旅和決死隊在臨縣地區向晉西北舊軍趙承綬反擊，迫使他們在十三日夜退往晉西南地區。一月十八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山西問題，須候賀龍到晉西北後完全解決舊軍殘部，並建立政權，並準備派人去和平解決。」「現在閻有舊軍三萬餘人在呂梁山脈，糧食困難。將來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舊軍依靠中央軍進攻我軍；另一種可能就是和平解決；減少磨擦。我們的方針，不惜與中央軍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與發展，要求最後劃江而治。」二月，賀龍、關向應率第一二〇師主力從冀中返回晉西北，鞏固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不久，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和晉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後成立。軍政委員會由賀龍任書記。行政公署由毛澤東推舉著名愛國將領、晉西北新軍總指揮續范亭為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