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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作出這樣巨大的理論創造？一方面因為他始終立足於無限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實踐中，他認識上的每一步深化，都來源於對客觀實際生活中種種新情況和新問題的細心觀察和深入思考，來源於反覆地同了解實際情況的人交換意見，集思廣益，從來不作那種脫離實際的個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於他勤奮地刻苦地鑽研馬克思主義著作。他的辦法是：「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還可以從中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過程，在各種理論觀點的爭論和批判中，加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認識。」他曾對同志說：「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裡，再一次談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他說：「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

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本區別在於無產階級是否掌握了領導權。關於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內早就提出來了。但是，在中國這樣複雜的環境中，無產階級怎樣才能實現領導權？這個問題，毛澤東也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論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關於這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毛澤東寫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統一戰線，是實行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黨的組織，則是掌握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這兩個武器以實行對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士。」「正確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係，就等於正確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而現在，「我們已經能夠正確地處理統一戰線問題，又正確地處理武裝鬥爭問題，又正確地處理黨的建設問題」。這是他對中國共產黨十八年來的鬥爭歷程作出的重要總結。

大革命時期，特別是十年內戰時期，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所進行的周密而系統的調查研究，使他對中國的國情有了深刻的了解，與此同時，他撰寫了有關中國革命問題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總結革命經驗教訓的在內，都是形成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重要準備。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一個最偉大、最活躍、最生動的新階段，他闡述黨的理論、路線、戰略、方針和政策的著述，更加豐富了。

毛澤東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過程中，早就感到，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進入抗戰時期後，中國共產黨面對的形勢和肩負的任務比過去更艱鉅，更複雜。這使毛澤東更深刻地感覺到理論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理論的號召。他指出：

「我們的任務，是領導一個幾萬萬人口的大民族，進行空前的偉大的鬥爭。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的任務，對於我們，是一個亟待解決並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大問題。我希望從我們這次中央全會之後，來一個全黨的學習競賽，看誰真正地學到了一點東西，看誰學的更多一點，更好一點。」

到一九四〇年底，已是皖南事變的前夜，形勢十分嚴峻，毛澤東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點也沒有放鬆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統一戰線策略上的新經驗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毛澤東指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能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他說：中國無產階級、農民、知識份子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的基本部分，而無產階級則是領導的力量。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國體問題，就是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還有一個政體問題，即政權構成的形式問題，可以採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並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各級政府，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總之：「國hetubook.com.com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駁斥了頑固派散佈的一種論調：你們共產黨既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推到後一個階段去了，你們既然又宣稱「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那末，就把共產主義暫時收起好了。毛澤東寫道：「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中國的民主革命，沒有共產主義去指導是決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說革命的後一階段了。」他還具體分析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六中全會後，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進行了艱苦的進一步的探索。美國作家斯特朗在訪問記中寫道：「黨的負責幹部，住著寒冷的窯洞，憑藉微弱的燈光，長時間的工作，那裡沒有講究的陳設，很少物質享受，但是住著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澤東是她曾經採訪的對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已經四十六歲，長期的戰爭磨難和陝北的艱苦生活損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他一面緊張地處理著戰爭年代的繁雜工作，一面堅持進行理論研究，常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工作疲勞時，他就用力握幾下用來當作「鎮尺」的鐵條，舒展一下關節，算作休息。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毛澤東說：「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句後，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他說：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但是，既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幹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

毛澤東還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必然帶來兩方面的結果：一方面，掃清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物，資本主義會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這種社會主義因素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全國政治勢力中的比重的增長；農民、知識份子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或者已經或者可能承認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權；民主共和國的國營經濟和勞動人民的合作經濟。加上有利的國際環境，就能使中國革命的前途走向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為什麼中國現階段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是由中國的實際國情所決定的。

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資產階級有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別。毛澤東指出，民族資產階級是帶兩重性的階級，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主義的束縛，因此能成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軟弱性，由於他們沒有完全斷絕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聯繫，因此，又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氣，當民眾革命力量強大起來時表現得最為明顯。毛澤東指出，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重性，決定了他們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官僚軍閥政府的革命，成為革命的一種力量，而在另一時期，就有跟在買辦大資產階級後面，成為反革命助手的危險。在抗日時期內，他們不但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派有區別，而且和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也有區別，至今仍然是我們較好的同盟者，因此，「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採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時，還指出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抗日戰爭中，對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英美派大資產階級應加以區別。前者是投降派，應該打倒；後者是頑固派，具有兩面性，對他們應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此外，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即帶有若干資本主義色彩的地主們，還有抗日的積極性，還需要團結他們一道抗日（關於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親日派大資產階級與非親日派（即英美派）大資產階級、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之間的這些區別，當《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初在《共產黨人》上發表時還沒有講到。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第一次講到這個問題。同年四月以後，他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這部分作了相應的修改，（見該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編輯出版的《黨建論文集》所收的這篇文章）。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和*圖*書命、蘇維埃與抗日戰爭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蘇維埃末期犯了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與實際聯繫起來。他提出應當組織一個委員會，對黨的各項政策問題進行總結，有的還要制訂出條例來。

他指出：中國現時的社會，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種社會性質決定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主要對象或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其中又以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為最大的壓迫，因而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國以後，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勾結日本公開投降或準備投降的一切漢奸和反動派。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革命和對內推翻封建地主壓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這兩項革命任務是互相關聯的。

毛澤東寫道：「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正因為如此，《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著作，首先從分析中國社會著手，以此為基礎，對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動力、性質、前途等問題逐一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毛澤東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十分明確地回答：「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鬥，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鬥；一切這些的目的，在於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科學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這是毛澤東和其他幾個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寫作的一個課本，第二章「中國革命」是他自己寫的，第一章「中國社會」是別人起草後經他修改定稿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最早發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產黨人》上。建國後，這篇著作經他審定收入《毛澤東選集》。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並且明確地規定：「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由於中國社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也就是中國的特殊國情，就決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但是，「現時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正在中國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發展起來，我們稱這種革命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必須經過這個革命，才能進一步發展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去，否則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

毛澤東一向認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單有這些還不夠，還需要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政策和策略。他說：只有「把理論與實際政策說清楚」，問題的解決才算完整。當然，那時更多地吸引著毛澤東注意力的，還是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實際政策問題，而不是未來新中國方方面面的具體政策，但這兩者之間又有著許多一脈相通的地方。

毛澤東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章，令人難以置信地，都是在極其簡陋的環境中寫出來。他住在延安楊家嶺的兩間窯洞裡，裡間是寢室，有一張木床、一個小木方凳、一個木箱；外間是辦公室，有一個舊書架、一張作為辦公桌的舊方桌，還有一些小方凳。他習慣於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時才睡，上午十時又起來繼續工作了。當時擔任他的保衛參謀的蔣澤民回憶道：

毛澤東在早年就曾說過：「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這面旗子應該色彩鮮明、簡單明瞭、又有著十分豐富而確定的內涵，才易於為更多的民眾所理解和接受。中國人從五四運動前後接受馬克思主義起，經過二十年的艱苦探索和曲折經歷，才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在抗日戰爭時期，獨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義」這面旗幟，使越來越多的民眾「有所指望」，「知所趨赴」。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對抗日戰爭中後期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對以後的中國革命和建設起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國民黨內的頑固派，當政治中心還在武漢時期就起勁地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主張。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這種宣傳更變本加厲。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在主張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同時，和*圖*書還要同毛澤東討論「共產黨之理論」，咄咄逼人地寫道：「竊以為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塗，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此，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為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中國共產黨的叛徒、號稱國民黨「理論家」的葉青（任卓宣）更公開主張：「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它的實現，中國便不需要社會主義了，從而組織一個黨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還說：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蔣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發表一篇《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式》的長文，鼓吹所謂「以黨治國」、「以黨建國」、「要使抗戰勝利之日，即為建國完成之時」。這就把「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十分尖銳地提到每一個關心國家命運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對這個問題系統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在這篇講話中，毛澤東系統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綱領。

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毛澤東提出，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在農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容許富農經濟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新民主主義」這面大旗高高地舉起來了。那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它們的特點是什麼，還有其他許多問題需要進一步加以發揮和說明。

毛澤東在這個時候寫出這些文章，決不是偶然的。

《新民主主義論》是一篇具有嚴密的理論體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著很強論戰性的文章。對這篇文章，毛澤東醞釀的時間很長，寫作過程中反覆修改，並徵求過一些同志的意見。二十多年後，他還曾講到：「《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八十年是一階段、後二十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覆修改才定了稿。」連一向攻擊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理論的反動文人葉青也不得不表示，自從讀到《新民主主義論》，「我對於毛澤東，從此遂把他作共產黨理論家看待了」。文章在黨內外更引起重大的反響，使許多人對當前奮鬥的目標和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來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義的大旗下來。

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說：我們要建立的「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文章為這個新國家描繪出一幅完整的宏偉藍圖。

「毛澤東寫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區沒有電，夜晚毛澤東寫文章時點兩根蠟燭照明，燭光昏暗而又跳動，很影響視力，容易使眼睛疲勞。毛澤東寫累了，就揉揉酸脹的雙眼，再繼續寫，一夜之後，他的臉上沾了一層煙塵。」「毛澤東寫文章用的是毛筆。寫前打好腹稿，然後揮筆而就，疾書成文。他寫東西時，桌子上一般不放書籍和報紙，不參照別人的東西。」「他埋頭書寫很長一段時間後，往往要停下筆休息幾分鐘，或者點燃一支煙吸，或者站起來，到門外的空場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靜的，面帶微笑，和我們或公務員嘮幾句嗑，那麼，他已經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澤東寫好文章，有的進行反覆修改後，讓我們送給中央首長傳閱，有關軍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給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給王稼祥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經過反覆討論後，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他再一次修改。」

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發表的《五四運動》一文中已經說到：「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資產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講演《青年運動的方向》中，把正在進行著的中國革命稱作「我們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說：「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以後，要「建https://m.hetubook.com.com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建立人民民主主義的制度」。「它比起現在這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來是不相同的，它跟將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將來一定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這樣一個定律誰都不能推翻」。

指示著重闡明和規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在軍事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基本上是遊擊戰，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在同反共頑固派鬥爭時「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在敵占區和國民黨統治區採取「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政策；在國內關係上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等等。

這樣，毛澤東就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徵和具體內容，把中國共產黨所要建立的新中國是怎樣的一個國家，為人們勾畫出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輪廓。

中國共產黨早就說過：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最低限度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現階段真誠地願為它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在當時來說，強調這一點，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有積極意義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又說明：兩者之間仍然是有區別的。既然有區別，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個三民主義就夠了，要共產黨把自己的旗幟收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就迫使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自己的旗幟更加鮮明地打出來，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義」宣傳分清界線，系統地闡述自己的理論和綱領，為中國人民指出中華民族要建立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的前途。這是歷史發展的需要。

指示從具體的階級分析出發，特別強調需要作出種種區別，如要把反對抗日的親日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主張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加以區別；又要對主張抗日但又動搖，主張團結但又反共的兩面派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兩面性較少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開明紳士加以區別。在國際上，對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也要加以區別。如此等等。並且明確地指出：「在這些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上述各項不同的政策，都是從這些階級關係的區別而來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的確定，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已經日見成熟。經過十八年的風風雨雨毛澤東終於為中國人民指明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奪取民主革命勝利、建設新中國的正確道路。

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中國革命的艱鉅任務誰能完成呢？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動力問題。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狀況等方面的特點逐一進行分析後，得出結論：中國無產階級有著許多突出的優點，所以能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必然不能勝利。」但如果單憑它一個階級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而要勝利就必須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團結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階級和階層，組織革命的統一戰線。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中，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軍，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可靠的同盟軍，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一定時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軍。

一九四〇年一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講，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這個長篇講話，從下午一直講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裡的五六百聽眾，被他的精闢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一個月後，這篇演講首先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稍後幾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自己說，他這篇講話的「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但它的意義遠遠超出這個範圍。

毛澤東在這兩篇文章中已經明確地講到：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從五四運動起已經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需要由工人階級來領導；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又不同於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民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將來要發展到社會主義去。顯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這時已在醞釀、思考和形成中，只是還沒有把「新民主主義」這個明晰的概念提出來，也沒有來得及進行系統的論證和說明罷了。

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毛澤東主要概括了兩點。第一，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偉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兩步走。關於後一個問題，過去中國共產黨內存在過許多混亂的思想，主和_圖_書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相混淆，急於在民主革命階段採取一些社會主義革命的措施；托陳取消派又認為中國現階段既然處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只能在將來再去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共產國際雖曾提出中國革命的「非資本主義前途」，但究竟它的具體含義是什麼仍沒有說清楚。直到這時，毛澤東從理論上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革命，第一步是進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第二步才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個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後一個革命，想要「畢其功於一役」是不行的。這兩個階段又必須相互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

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經過長時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來的。這個理論以中國的實際國情為出發點。而要真正懂得中國的實際國情，並且依據它提出正確而完整的革命理論，是極不容易的。它需要經歷一個過程。

抗戰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從原來遭受嚴密封鎖的狹小天地裡走出來，變成全國性的大黨，公開走上全國政治生活的大舞臺，受到人們越來越密切的關注。他們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和中國未來前途的看法。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也必須在全國人民面前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區別於其他政黨的政治主張來，把人們吸引到自己高舉的大旗下來。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之交，毛澤東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完整理論，並對它作了系統的說明。這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是一次飛躍，是一件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它不僅回答了當前時局中提出的種種問題，而且回答了中國現階段民主革命和未來建設新中國的一系列根本問題。

這時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爆發以來共十多年成功和失敗的豐富經驗，已經成為一個政治上成熟了的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能夠系統地回答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將黨關於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打出來。用毛澤東後來的話說：「在抗日戰爭前夜和抗日戰爭時期，我寫了一些論文，例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共產黨人〉發刊詞》，替中央起草過一些關於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經驗的總結。那些論文和文件，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產生，在以前不可能，因為沒有經過大風大浪，沒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他說，只有經過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在抗日時期，「中國民主革命這個必然王國才被我們認識，我們才有了自由」。

指示最後要求：「以上所述各項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原則和根據這些原則規定的許多具體政策，全黨必須堅決地實行。在日寇加緊侵略中國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實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和軍事進攻的時候，惟有實行上述各項策略原則和具體政策，才能堅持抗日，發展統一戰線，獲得全國人民的同情，爭取時局好轉。」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部著作的發表，大大打開了人們的眼界。它對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作出了如此系統而清晰的說明，使原來令人感到眼花繚亂的紛繁的社會現象頓時顯得那樣井井有條而易於理解，使人們在複雜多變的局勢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夠始終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當時和以後很長時間內產生的巨大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總結這方面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關於時局與政策的黨內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的《論政策》）。指示明確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勢下，我們的政策有決定的意義。」「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是決不會變更的；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指示批評了土地革命時期出現過的一些「左」傾機會主義錯誤，指出：「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綜合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這個全新的理論能夠在這時由毛澤東系統地提出來的歷史背景。

關於各項具體政策，指示也根據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原則，分別就政權組織、勞動、土地、稅收、鋤奸、人民權利、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方面規定了明確的具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