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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這樣的逃亡只有敞開通往西方的大門，讓難民穿過在雅爾達商定的佔領區界線，才有可能實現。如果現在易北－特拉弗運河被英國人封鎖了，我們就會把七百萬德國人的寶貴生命斷送在俄國人的暴政之下。

「荷蘭、丹麥、挪威以及比斯開灣港口、海峽群島和敦克爾克，仍在德國佔領之下，此刻這些地區仍是穩定的，德國空軍只有極少的力量。由於缺少燃料，它們的戰鬥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四、對上述戰鬥任務無保留的支持，您和漢堡市就能為我國人民命運的戰鬥作出卓越的貢獻。」

德國歷史學家賴默爾．漢森在《第三帝國的滅亡》一書中就這兩種不同的立場作了評論：考夫曼首先關心的是他所管轄的城市和市民的命運。漢森接著寫道：「與此相反，鄧尼茨卻是從更為重大的戰略整體著想。為了保證在俄國人入侵之前盡最大可能拯救東方的德國居民，通往西方的『大門』就必須繼續掌握在德國人的手裡，但只有保住了漢堡－勞恩堡防線才能使這扇大門繼續敞開，過早地交出漢堡，就會破壞鄧尼茨的計劃，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把德國東部的難民從俄國人手裡拯救出來。考夫曼是從他對漢堡這一地區負責的立場出發來看問題的：在他認為毫無意義的事情，對負責整個德國北部地區的海軍元帥來說，意義卻是十分重大。」

毫無疑問，這種情況非常容易產生混亂局面。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想首先講一下當時我們的軍事形勢，著重想引述一下德國投降後，根據一九四五年四月底的形勢，我對我的副官呂德．諾拉特海軍少校所講的話：「由於最後幾個月的不斷空襲，一切軍工生產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彈藥或燃料的一切儲備都wｗｗ•hｅtｕｂooｋ.ｃｏm.ｃoｍ消耗殆盡。交通運輸完全癱瘓。在這種情況下，要對各種原料、產品、糧食進行平衡或調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極其困難的。

因此，我又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驅車從普倫到來因斯貝格，向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瞭解軍事情況。每條街都擠滿了來自德國東部尚未為俄國人佔領的那些地區朝西方逃亡的窮人和難民的隊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著馬車，有的坐著手推車，也有的不坐車輛，他們隨身只帶少量的在逃難途中維持生活的用品。

至於我是如何去完成這些工作的，我將在下一個問題中予以回笞。

所以，我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最後的日子裡特別慎重地考慮了這一問題，即一定要立刻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德國領導，根據一個明確的方案結束戰爭。

可是在四月三十日晚上，我的心情大為輕鬆，因為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當我十八點左右驅車從盧卑克重又回到普倫時，我的副官送來了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海軍絕密電碼拍來的電報，電報全文如下：「鄧尼茨海軍元帥：元首任命您，海軍元帥閣下，為他的繼承人，以代替前帝國元帥戈林。任命狀現在途中。您必須馬上採取適應當前形勢需要的一切措施。鮑曼。」

我也同樣認識到，最近以來我愈來愈擔心的事情即將發生，即柏林地下避彈室國家元首已無法進行統一領導。儘管我的海軍通訊部隊的電話和無線電通訊同那裡仍然保持聯繫，然而被包圍著的柏林地下避彈室要對德國形勢作出判斷，以他們的立場和觀點來判斷外界形勢，已是不可能的了。

「德國海軍打算同現有的商船隊一起，從庫爾蘭和東、西普魯士那裡盡和_圖_書可能多地把部隊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國西北部，東弗裡斯蘭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還沒有被敵人佔領。但是，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對付敵人在這些地區即將進行的、可以預料到的進攻了。

如果在德國出現了那樣混亂的局面，那末也會對我們所佔領的地區產生反作用，而首先會在荷蘭、丹麥和挪威反應出來。那裡的居民很可能認為起來對抗德國佔領的時刻已經到來。如果駐紮在那裡的德軍起來制止這種暴動，那就會引起戰鬥和流血，而且將來會使德國同這些國家人民的關係更加惡化。

當我讀完這份電報後，一塊石頭從我心裡落下了。毫無疑問，我得馬上接受這項任務。因為現在我能夠進行處理和試圖制止這種可怕的混亂局面了。我還將盡最大可能把難民、士兵和許多人從東方拯救到西方，並盡快地根據我的方案結束戰爭。

我已經解釋過，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海軍的主要任務是越海搶救難民。我竭盡全力，務使這次海上運輸盡可能地進行得又快又多。自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被任命為德國北部最高司令官以來，我立即把德國北部的非軍事指揮權控制在自己手裡，為的是能立即採取各種措施，盡可能地加快陸上難民隊伍的行進。在去來因斯貝格的路上，我親自見到陸上難民的不幸遭遇。這種難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這一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們東部和西部的陸上戰線的軍事形勢急劇惡化，英、美、俄三國的戰線愈來愈接近德國的中心。這就使人不得不估計到德國將會出現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兩個地區的這種趨勢，面對這種情況，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區置於我的領導之下。但是，只要希特勒還在柏https://www.hetubook.com.com林，這個命令的行使權充其量不過是在北部的非軍事區的範圍之內，因為希特勒想把軍事領導權連同設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彈室的德國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繼續掌握在他自己的手裡。四月份的頭幾個星期，希特勒打算離開柏林到德國南部地區去。可是在四月二十二日他又決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彈室。我在德國北部非軍事區的行使命令權生效了。因此，我在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的夜晚驅車到荷爾斯泰因的普倫，進了我的新指揮所。可是，軍事領導權還在希特勒手裡，他的國家機器仍然由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陸軍元帥凱特爾和參謀總長約德爾將軍兩人指揮。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希特勒從柏林到了馬克勃蘭登堡的來因斯貝格，為的是使參謀總部在俄、英、美三國包圍柏林的情況下仍能充分有效地發揮作用。

對此，就需要有一個負責的發佈命令的中央機構，一個統一的領導，這個領導能根據一個明確的方案來執行這一任務，它的指揮權要為所有德國軍事的和非軍事的下級指揮部門所承認和服從。

「我們的西線陸軍部隊正在瓦解。在東方，東南線部隊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奧斯特馬克，倫杜利克的集團軍群正堅持著他們的陣地，舒埃納爾的集團軍群還沒有受到損失。但是，兩個集團軍群都只有供短時間使用的彈藥和燃料。

「援救柏林沒有成功，估計柏林馬上會被包圍。我們在東線北部的集團軍群正在向梅克倫堡地區撤退，在東、西普魯士的部隊已經被俄國優勢兵力所壓倒，庫爾蘭戰線仍然堅持著。

我們乘坐小汽車只能非常緩慢地並且經常要離開公路穿過難民隊伍向東駛去。我們看到英美的驅逐機出現了，它們朝路hetubook.com.com上掃射。可憐的難民死的死，傷的傷。我看到一個在公路旁邊耕地的農民在敵機俯衝下來時，慌忙離開馬和犁，撲到一條濠溝裡去躲避。

如果今天有一位歷史學家根據其他形勢或者不太瞭解當時上下級關係的情況而這樣寫道：為什麼我不在希特勒尚未任命我之前的四月底就去奪取領導權，因為在一個國家面臨完全崩潰的情況下，人民是會服從任何一個奪得領導權並敢於發佈命令的人的。那末，我想對這種看法作這樣的回答：一九四五年四月底，如果我沒有受到當時最高領導的全權委任，就宣佈說：「現在，我必須說，你們得照我所說的去辦。」那肯定有的領導人不會感到對我有服從的義務，更不必說是希姆萊了。同樣，敵國對「篡權者」這一行動會作出何種反應，也是值得懷疑的。如果這個人提出一個連敵人也不起反響的投降建議，那末，這個人還有什麼用處呢？

「三、因此，絕對有必要堅韌不拔地保衛易北河陣地以對付西方的進攻。在執行這項戰鬥任務中，物質上受到的損失將會在拯救德國東部的德國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補償。但不要超越範圍去破壞港口或工業設施，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防止發生這種破壞。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在來因斯貝格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召開的分析軍事形勢的會議上，我馬上清楚地認識到我們的「維斯杜拉集團軍」已經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國人向西挺進。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被大家公認的、負責的、發佈命令的領導機構，就會引起混亂，其結果將導致數十萬人無意義、無目的的毀滅，因為許多地區將會出現自行投降的情況，但與此同時也可能在同一地區發佈堅持到底的命令，其後果將是軍事紀律廢弛，部隊瓦解和發生內戰。和_圖_書如果沒有一個發佈命令的最高機構，那末，每一個人勢必會根據他那狹隘的地方的立場和他個人的見解去行動。對此，我只想舉一個例子：一九四五年四月，漢堡區的國社黨負責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臨漢堡的英國集團軍實行漢堡的特別投降。他一心只想盡快地防止漢堡繼續遭受損失和破壞。他沒有看到交出漢堡就意味著讓英國人獲得易北河東岸地帶，從而會使敵人很快地佔領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直至波羅的海包括基爾在內的這一整個地區。他沒有注意到，看來首先是他不懂得，這一切對於拯救難民會造成怎樣的後果。當我獲悉他準備親自向英國對手實行漢堡的單獨投降的意圖後，我就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給他發了如下一份電報：「一、在目前形勢下，軍事指揮官的主要責任，就是拯救德國和德國人民免受布爾什維主義的統治。作戰的重點顯然是在東方。只有在軍事上千方百計地制止俄國人在梅克倫堡地區的推進，或者至少盡可能久地頂住蘇聯部隊的前進，才有可能使德國人逃亡出來。

從上述例子中，人們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個統一的領導，那末不同的部門就會根據不同的利己的觀點採取行動，這樣就會造成一種混亂的局面，這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

整個軍事形勢清楚地表明，戰爭在軍事上已告失敗。由於對德國形勢不能指望實現政治上的轉變，所以當德國東部戰線和數百萬難民已經西移之後，就必須準備根據相應的方案盡快地結束戰爭，以便繼續把這些人從東方拯救出來。

在這樣一種混亂的局面中，敵人也將繼續戰鬥，橫衝直撞。由於還沒有實行一種使敵人對停止戰爭行動承擔義務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投降，因此，譬如說吧，德國城市還要繼續遭受轟炸和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