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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術領域內，敵人的部署往往是根據地形的性質而決定，所以，選擇目標要比在戰略領域內困難一些。因為在戰略領域內，敵人不得不分出兵力去防衛一些重要的工業中心和鐵路樞紐。當然，即使在戰術領域內，如果能利用敵人的任何一個弱點，特別是根據敵人的抵抗程度來選擇戰線，那麼仍有可能取得某種類似戰略領域中所能獲得的那種利益。計畫也像果樹一樣，一棵果樹如果不分枝丫，當然不可能指望它結出果子。計畫如果只有一個方案，只有一個目標，那它就像一根不能結果的光桿木頭。

與此相反，對敵人實行當面直接的進攻，無論從物理方面還是從心理方面來說，不僅不會破壞敵人的抵抗力，反而有可能提高他們的穩定性，也就是提高他們的抵抗力。在正面攻擊的壓力下，敵人即使向後撤退，那也是逐漸靠近其預備隊、補給基地和增援部隊，他們可以借此恢復自己的力量。實行這種正面進攻，充其量也不過是弄得敵人非常緊張，但很難使其產生驚恐現象。

克勞塞維茨在深入研究了戰爭經驗之後，作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機智是一切軍事行動的基礎。」「在一切軍事行動中，都充滿著機智和它的效果。」可是，在實際戰爭中，交戰雙方都常常為感情所驅使，因而忘記了理智的作用，不能深刻領會克勞塞維茨這個結論的深刻含義。他們往往不肯用腦，以致經常碰壁。

到了十九世紀末葉，由於火器的發展，為了減少火力的殺傷，戰術性的前進運動也開始採用分散的方法了。可是，這時的戰略性前進運動，反而又回到了集中的方式。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鐵路的發達和軍隊數量的增長，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對拿破侖的方法有一種不正確的理解。

為了獲得應有的效果，進行這種威脅時，必須在時間上儘量提早，在空間上盡量靠近敵人戰鬥部隊，而不是主要去威脅他們的交通線。所以，在古代戰爭中，究竟什麼是戰略性機動和戰術性機動，人們是很難加以區分的。

既然敵人有這種搶先變更部署以改變正面的可能性，那麼，在採取直趨敵後的行動以前，通常都要在次要方向上實施一個或幾個一般性的機動，以便「分散」敵人的注意力，「牽制」他們的兵力。或者說，要想辦法剝奪敵人的行動自由權。只有這樣，才可能在物理性方面和精神性方面都保證取得良好的效果。從物理方面來說，採取吸引敵人注意力的行動，就是要分散敵人的兵力，或者使他們把兵力用到次要方向上，從而迫使他們無法在決定性方向上進行有效的抵抗，不能頂住我方的進攻。從心理方面來說，要想獲得成效，就要設法欺騙敵人的指揮官，麻痹他們的意志，使其感到困惑和恐懼。對於這種戰略方法，「石牆」傑克遜有過這樣的名言：「首先要使敵人感到神秘莫測，引誘他們走上錯誤途徑，然後再把他們打個措手不及。」前兩句正是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和兵力的基本方法，而後一句，即突然襲擊行動，則是破壞敵人穩定性的重要條件。必須先使敵方指揮官的注意力分散，然後才能使他們的兵力也隨著分散。行動自由的喪失正是思想自由的喪失的後果。

沒有作戰方案，是與戰爭的本質相矛盾的。法國人包爾色特在十八世紀提出了一個明智的論斷，他說得非常透徹：「任何一個戰爭計畫，都必須包含幾個作戰方案，人們需要經過周密的思考，要使幾個方案當中有一個能夠保證奪取勝利。」年輕的拿破崙正是包爾色特的繼承者，他後來一直就是這樣做的。拿破崙也說過，「作戰計畫應該有兩個方案」。七十年以後，謝爾曼也從經驗中接受了教訓，重新作出了類似的結論，提出了他那句有名的格言：「要使敵人經常處在左右為難的境地。」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存在敵人，就要設想幾種行動方案。無論是在戰爭時期，還是處於和平時期，都要遵循一條原則：只有「適應」才能「生存」！戰爭，這不是別的東西，而是人類集中力量進行鬥爭的一種形式，是人類反對周圍環境的一種鬥爭。

在戰爭中，每一個問題和每一條原則，都像硬幣一樣，有它的兩面。對於這個頗為深奧的真理，福煦和克勞塞維茨的其他門徒，都是沒有完全弄通的。所以，為了使兩個方面相互適應，就必須很好地採取一種折衷辦法。這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因為戰爭是由敵對雙方共同進行的，每一方都可能實施攻擊，但同時也要採取防禦措施。根據這個原理推論，你如果希望進行有效的攻擊，那就要首先剝奪敵人的自衛能力，要出其不意地去進攻敵人。只有在敵人分散了兵力以後，才可以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而在通常的情況下，攻方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又必須首先把自己的兵力分散開來。這樣，我們便可以看多到一種表面上顯得很矛盾的現象：真正的兵力集中原來正是首先分散兵力的結果。

通過對歷史的分析，我們獲得了自己的結論。現在，在這個新的基礎上建立一座戰略思想的「新大廈」，看來是有益處的。

「運動」是屬於物理領域的問題，它所需要考慮的條件是時間、地形和運輸能力。所謂運輸能力，包括現時可以用來運送和保障部隊行動的一切工具和方法。

「突然性」是屬於心理領域的問題，它需要考慮的條件是多種多樣的，是在每一個具體場合下都能影響敵人意志的東西。因此，它面臨的問題要比物質領域的問題複雜得多。

另外還有一種見解：當打擊指向敵人的淺近後方時，對其部隊的精神震撼作用比較大；當打擊指向敵人的深遠後方時，對其指揮官的心理影響比較大。

對敵人穩定性的破壞，從心理方面來說，和_圖_書是由於採用了上述各種方法對敵人指揮官產生作用而造成的結果。如果敵人突然感覺到自己處境不利，因而沒有能力進行抵抗，那麼，上述方法所產生的影響或作用就顯得特別強烈，敵人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已經落入陷阱，這是從心理上破壞敵人穩定性的主要原因。

要把所有的兵力都集中在一個地點，那實在是一種很不現實的想法，即使把它當作一個「口號」來喊，也都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且從實際情況來看，許多「最必要的數量」總合起來，在全部總兵力中所占的比重，肯定還要超過所謂「最大可能集中的數量」。或者更準確些說，用在各處有效地牽制和分散敵人注意力的兵力越多，那麼把其餘的兵力集中到某一點上用來進攻敵人時，他們奪取勝利的機會也就越多。與此相反，對於敵人用重兵嚴密防守的目標，即使集中大量兵力實行攻擊，也不見得會有更大的獲勝機會。

儘管這種不流血的勝利是極其罕見的現象，但是物以稀為貴，它的意義不是迅速減少，而是不斷增大。這種勝利的價值，就在於它證明戰略和大戰略所具有的極大潛在能力。人類雖然有了幾千年的戰爭經驗，可是我們對於心理戰能力的運用，現在還是剛剛進入探索階段。

這個題目可能引起許多爭論。有些人認為，戰爭的唯一正確目的就是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另一些人認為，戰略的唯一目的就是進行戰鬥；還有些人堅持維護克勞塞維茨的觀點，認為「血液經常都是勝利的代價」。人們也許並不同意上述說法，但是不管他們各自的觀點如何，上述說法總還是存在的，並且不會發生動搖，事實上，即使把決定性的會戰（戰鬥）看成是戰爭的主要目的，而戰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這個會戰（戰鬥）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進行。不過，條件越是有利，則進行戰鬥的成分也就會相對地越少。

在波斯人早已放棄入侵敘利亞的企圖以後，貝利撒留為了滿足所屬部隊奪取一個「決定性勝利」的願望，結果在蘇爾城附近吃了一次大敗仗。這是無益地耗費力量和進行冒險的一個鮮明例證。與此相反，後來波斯人重新大舉進犯，貝利撒留把他們擊退，並將其從敘利亞趕走，他的這一最後的行動卻成了歷史上取得決定性戰果的光輝範例。也就是說，在這一次，他純粹是利用戰略而達到了國家目的的。當時，心理因素發生了巨大的效果，沒有施加多少物理上的壓力就使敵人放棄了自己的意圖。

戰術，是戰略在較低階段中的運用。同樣，戰略，也就是大戰略在較低階段中的運用。實際上，大戰略和指導進行戰爭的軍事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儘管如此，它們之間又有一些區別，那就是大戰略同基本政策有其不同之處。基本政策，或稱為國家政策，決定著軍事政策的目的；而「大戰略」這一術語，則表示「政策在執行中」。所謂「大戰略」，或者稱高級戰略，其任務就在於調節和指導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所有資源，以求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而這個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國家政策所決定的。

如果戰略與政治這兩個任務的執行權都集中在一個人手裡，像過去腓特烈大帝和拿破崙一世那樣，那麼，區分戰略與政治之間的差別，實在沒有多大意義。不過，時至今日，這種政府首腦兼軍事統帥的獨裁統治者，已經是很少見到的了，在整個十九世紀當中，這種現象可說是已經暫時絕跡。因此，若不把戰略和政治之間的界線劃分清楚，就不免產生許多潛伏的害處。因為那樣就可能使軍事領導人提出荒謬的要求，認為政治應該從屬於他們的作戰計畫，而那些當權的政治家，特別是民主國家的政治家，則可能力求擴大自己的職權，甚至當軍事工作人員在其職責範圍內使用其手中的工具時，也去加以干涉。

毛奇給「戰略」所下的定義則比較清楚和準確。他把戰略看成是「一位統帥為了達到賦予他的預定目的而對自己手中掌握的工具所進行的實際運用」。

所以，最完美的戰略，也就是那種不必經過嚴重戰鬥而能達到目的的戰略——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例證：由於條件不利，戰略實際上得以保證獲得上述良好的結果。愷撒進行的伊勒爾達戰役，克倫威爾進行的普勒斯頓戰役，拿破崙進行的烏爾姆戰役，毛奇一八七〇年在色當對麥克馬洪軍的圍攻，艾倫貝一九一八年在薩瑪利亞丘陵地區（在以色列中部）對土耳其軍隊的圍攻，都是這樣的例子。而近代最觸目驚心和具有悲劇意味的例證，則是一九四〇年德國人進行的那幾次戰役。當時，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隊在西線的中央，即在色當附近，突然突破了對方的防禦，切斷並合圍了比利時境內的盟軍左翼部隊，從而使歐洲大陸上的盟軍發生了全面崩潰。

所以，如果天然障礙物並不特別嚴重，而且敵人也不十分依賴其補給基地，則只有在敵人深遠後方切斷其交通線才能有希望獲得較大的效果，並取得勝利。

正因為如此，對敵人的後方施以物理性壓力，常常能產生心理上的效果。一支軍隊也和一個人一樣，如果不把身子轉過來，不把自己的武器用到新的方向上，也就不可能擋住來自背後的進攻。實行這個「轉身」的時候，也就是往新的方向調整兵力部署的時候，軍隊的戰鬥力必然要暫時遭到削弱。這也和人在轉身時失去防護力一樣。而且，軍隊實行這個「轉身」所花的時間，必然要比個人長得多，因而其戰鬥力暫時被削弱的時間也就長得多。所以，任何軍隊，特別是它的「頭腦」（指揮官和-圖-書們），對於來自後方的威脅總是非常敏感的。

戰略怎樣去破壞敵人的穩定性呢？在物理領域內，下述幾種行動都可能產生這種結果：一、破壞敵人的部署，從而迫使他們突然地改變正面，使他們在兵力的組織和配置上發生混亂；二、分割（切斷）他們的兵力；三、威脅和破壞敵人的補給系統；四、威脅他們的交通線，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時候沿這些交通線撤退，不能在中間地區或戰略後方重新設防進行固守。

這種相對性是必然的，因為我們的軍事科學知識不管多豐富，軍事上的成功仍取決於在實踐中運用它的「藝術」。藝術不僅可以使目的和手段更好地協調起來，而且也可以使手段具有更高的價值，因為手段得到有效的使用，目的將會更加擴大。

心理因素貫穿在物理性的領域之中，並且能夠對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若能對此有深刻的認識，則此種認識就將具有間接性的價值。因為它可以促使我們避免進行錯誤的估計和表面的分析，即告訴我們不要用數學方法去分析和研究戰略理論。按照數學的方法來看，似乎只要在一個選定的地點集中優勢的兵力，就足以決定戰役的勝負。實際上，這種強調數量優勢的戰略思想，也和過去那種按線與角的幾何學觀點來對待戰略一樣，是不正確的。

在確定快速部隊的突擊方向時，最主要的根據是戰略態勢和敵人的補給狀況。必須考慮到：他們現在有幾條補給線，利用其他補給線的可能性，儲備品的數量，這些補給品在前線附近前進倉庫中的集中情況。考慮過所有這些因素以後，還應研究達成各個目標的可能性：即考慮距離、天然障礙物和敵人可能進行的抵抗等因素。一般說來，所要經過的距離越長，則途中遇到的天然障礙物也會越多，但來自敵人的抵抗力卻可能相對地減少。

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假設：由政府授權某一位戰略家，讓他去作出一種軍事決定。這樣，他的任務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條件下達到自己的目的，力求獲得最好的效果。由此可見，他的真正的目的不僅在於尋找機會進行會戰（戰鬥），而且在於造成一種最有利的戰略形勢。這種形勢本身當然不能產生決定性的戰果，可是只要繼之以會戰，就一定可以獲得這種結果。換句話說，戰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敵人的穩定性，要使敵人自行陷入混亂。結果，敵人不是自動崩潰，就是在會戰中輕易地被擊潰。為了使敵人自動崩潰，也許還要採取一定的戰鬥行動，但從本質上來說，這與進行會戰已經是兩回事了。

上述這些結論，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所證實。特別值得一提的例證是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當時，他跑在德軍主力的前頭，在亞眠和阿布維爾等地越過松姆河防線，進入盟軍的深遠後方，切斷了盟軍的交通線，從而使盟軍在物理上和心理上都陷入癱瘓狀態。

以上列舉的戰例說明，消滅敵人的武裝力量這一目的，可以在敵人投降後採取解除其武裝的方法來達成。而這樣的「消滅」，對於戰爭目的的達成來說，並不一定是必需的。有時，一個國家只是想維護本身的安全，並不想去侵佔別的國家，那麼，只要解除了對安全的威脅，也就是說，敵人已經被迫放棄了他的侵略目的，這個國家的目的就可以算是達到了。

所以，從翼側對敵人實行遷回，或者前出到敵人後方，目的不僅在於避開敵人的抵抗，而且在於獲得有利於已方的戰役結局。換句話說，這樣的機動就是選擇抵抗力最小的路線。如果從心理方面來說，也就是敵人期待性最小的路線。這好像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明白了這個道理，對於戰略的理解就更加進了一層。但是要知道，我們選擇抵抗力最小的路線時，又不能簡單從事，不能過於明顯，因為我知敵亦知，敵人自然也會對此加以注意。如果那樣的話，這條路線也就可能不再是抵抗力最小的路線了。

從另一方面來說，政府既然具有決定軍事政策的全權，所以就必須使它的政策適應戰爭中經常變化著的條件。在戰爭過程中，情況是瞬息萬變的。因此，軍事政策決不可以僵化而喪失彈性。政府有權干預每個戰役中的戰略指導，不僅可以撤換喪失信任的指揮官，而且可以修正他們的目標，調整他們的任務，以適應軍事政策的需要。當然，政府只應該明確地給軍事指揮官提出任務，而對於他們如何指揮軍隊作戰，如何運用自己的工具，卻不宜加以干涉。所以，戰略並不一定只有一個單純的目標——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當政府看到敵人具有總的軍事優勢時，或在某一戰區內具有軍事優勢時，它便可以採取有限規模的戰略。

對於政府來說，有時需要等待，一直等到同盟國參戰，或者從別的戰場調來生力軍，才可以使局面發生新的變化。有時則不僅需要等待，而且需要限制陸上的軍事行動，而改用其他辦法，或者給敵人以經濟壓力，或者採取海上作戰行動，來最後解決問題。有時，政府在戰前即可估計到它根本無力消滅收人的軍事力量，或者為此而耗費力量是得不償失的，因此，這時的軍事政策可把奪取敵人的某些領土作為目的。這樣等到和平談判時，它就可以把所占的領土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或者設法永久佔有這些領土。

戰略與戰術比較，其計算要簡單一些，而且也比較容易接近真理。在戰爭中，最難計算的因素，是人們的意志。這在抵抗力方面表現得最清楚，不過那是屬於戰術範疇的事情。戰略並不具體研究如何克服抵抗力的問題，當然，對待天然的障礙物則是例外。戰略的目的就是要儘量減少抵抗的可https://www.hetubook.com.com能性；為此，它所利用的則是「運動」和「突然性」這類因素。

首先要說明一下，到底什麼是「戰略」。克勞塞維茨在其《戰爭論》這本理論巨著中，曾經給戰略下了一個定義。他說：「戰略是為了達到戰爭目的而對戰鬥的運用」。因此，他認為：「戰略必須為整個軍事行動規定一個適應戰爭目的的目標。」

軍隊行動的效果，取決於新方法的發展程度。這些方法的目的：一是要使部隊越過敵人戰線而滲透進去，控制敵人的一定地盤，但不是去奪占防禦地區；二是在實際上促使敵人的行動癱瘓，而不是在理論上談擊毀敵人的兵力。所以，部隊的流動有可能保障取勝，而把兵力集中起來，則可能帶來嚴重的危險。

這一定義明確指出了一位軍事指揮官對於政府所應負的責任，因為他是受政府雇傭的。軍事指揮官的職責，就是要在戰場上使用那些委託給他控制的兵力，即為了最高軍事政策的利益而最有效地使用這些兵力。如果軍事指揮官認為，撥歸他指揮的兵力不足以完成所受領的任務，那麼他有權據理力爭；如果政府不同意他的意見，他也可以拒絕承擔指揮職責，或者退居閑位；但是，軍事指揮官不可以強迫政府一定要把多少兵力撥歸他指揮，如果那樣，便是超出自己權力的合理限度了。

這個定義的第一個缺點，是它侵入了政治的範疇，或者說，它侵入了戰爭最高領導的範疇，而這些卻是政府的職責，不是軍事領導人所要過問的事情。軍事領導人的任務在於執行政府交給的使命，即領導軍事行動。第二個缺點，就是把「戰略」的概念限制得太狹窄了，只以單純地運用會戰為限，於是便產生了一個錯誤觀念，使人們認為只有會戰才是達到戰略目的的唯一手段。因此，克勞塞維茨的某些並不高明的信徒，往往是輕率地把目的和手段混淆起來，從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戰爭中，只有決定性會戰才是最主要的目標，其他一切都不過是附屬於這個主要目標而已。

在掃清了場地以後，我們就可以在適當的平面上和原定的基礎上把「戰略」的觀念建立起來——這就是比較具體地確定作為「統帥藝術」的戰略的概念。

為了使戰略的藝術和效力得以復活，首先要使分散性的戰略前進方式復活起來。新的鬥爭工具如飛機坦克的出現，又促進了這種分散性戰略前進方式的發展，空中襲擊的危險性，麻痹欺騙敵人的必要性，充分利用機械化部隊快速力的迫切性，都說明一個道理：向前運動的部隊，不僅應該儘量分佈在寬廣的正面上（以不損害行動統一為原則），而且應該儘量採取分開前進的方式（以不損害部隊的整體為原則）。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條件下，這一點將是特別重要的。無線電通信聯絡的發展，更為這種分開前進的方式提供了方便，同時也為不間斷的指揮提供了保障。

打擊敵人的交通線，可以有兩種方法：或者從側翼進行迂迴，或者從正面實施突破。但在制訂這種計畫時，比較難解決的問題還是選擇最為有利的打擊地點——是指向敵人的淺近後方呢？還是指向其深遠後方？

我們可以改用一種更準確和更清楚的說法：要使軍隊的部署達到這樣的程度，各個分散的部隊能夠經常相互支援，並盡可能在較短的時限內向某一點上集中；為了保障在某一點上集中較多的兵力以求取勝利，分配到其他各處的兵力只要有最必要的數量也就可以了。

如果說，軍事戰略只限於研究與戰爭有關的各種問題，那麼，大戰略所研究的，不僅是與戰爭有關的問題，而且包括與戰後和平有關的問題。所以，大戰略不僅要結合使用戰爭的各種工具，而且要保障它們的運用，以避免對未來的和平有所損害，也就是要使和平得到保障，得以發展。在大多數戰爭以後，交戰雙方往往是兩敗俱傷，其原因可以用下述事實來加以解釋：大戰略與戰略不同，其領域內還有一大部分是神秘的處女地，正等待人們去繼續開拓和研究。

為使計畫得以實現，在制訂計畫時，必須考慮敵人所具有的抵抗能力。克服敵人抵抗的最好辦法，是使計畫能適應條件的變化，能隨時加以改變。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須使計畫具有靈活性，同時保持主動權，因此，使作戰方向能夠隨時威脅幾個目標便是最主要的手段。如能做到這一點，就有可能迫使敵人處於左右為難的困境，而使自己至少奪得一個防衛比較薄弱的目標，甚至還能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

戰略能否獲得成功，主要取決於對「目的」和「手段」（工具）能否作精確的計算，能否把它們正確地結合起來加以使用，目的必須與現有的一切手段相適應，而用來達到每一個中間目的的手段，也必須與那個中間目的的重要性和需要相適應，而且不管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目的：是直接搶佔某個目標，還是爭取其他的成就。手段決不可乙太過了，因為「過猶不及」。

破壞敵人的穩定性，可以採取上述四種方法中的任何一種來達成，但比較經常的是綜合使用幾種方法來實現。實際上，要把這些方法分開是很難做到的，因為即使一個趨向敵人後方的行動，也都是把上述的方法綜合在一起了。不過，幾種方法之間的相互關係和作用，是不斷變化的。而且正如歷史經驗所證明的那樣，這取決於軍隊數量的多少和軍隊組織的複雜程度。對於「就地取糧」的軍隊來說，交通線對他們實在沒有多大的作用，因為他門可以用搶劫或征派的辦法獲得給養。即使在軍事組織已經高度發達的情況下，軍隊的編制越小，他們在補給方面對交ｗwｗ.ｈeｔｕｂook•ｃｏｍ•ｃｏｍ通線的依賴程度也越小。軍隊的規模越大，其組織編制越複雜，則威脅其交通線所能產生的作用也越大。

至於說到戰略和戰術的相互關係，那麼可以說，在執行的時候兩者之間是沒有明顯界限的，因此，很難確定部隊的戰略行動究竟在何處結束，而戰術行動又在何處開始。然而，這兩個概念卻又是彼此分明的：戰術充塞著整個會戰（戰鬥）領域；戰略則不同，它並不僅僅停止在這一道界線上，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實際的戰鬥行動減少到最低限度。

按照一般的規律，國家政府既要負責決定大戰略在戰爭中的目的，也要解決戰略的作用問題——是用來獲得軍事上的決定性勝利呢？還是另有其他目的？一個外科醫生的手術箱裡，可以裝著許多不同的器械。為了達到大戰略的目的，軍事工具不過是許多種工具中的一種而已。同樣，會戰（戰鬥）也只是達成戰略目的的許多種手段中的一種罷了。如果條件有利，使用軍事手段往往能夠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條件不利，那麼，使用軍事手段就可能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大戰略必須搞清楚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的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並且有效地動員這些資源，用以保障武裝力量的作戰行動。同時，它也要充分估計到國家的精神力量，因為教育人民使之具有高度的精神素質，經常都是重要的，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物質的鬥爭手段。大戰略也必須負責陸、海、空軍之間的兵力兵器分配，負責整個武裝力量與工業之間的調整工作。更進一步說，軍事力量只不過是大戰略所掌握的各種手段中的一種而已。為了達到削弱敵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戰略更應該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財政上的壓力，外交上的壓力，商業上的壓力以及從重要性來說並不算最後一項的思想道義上的壓力。一個良好的理由，比如師出有名吧，就是一把利劍，同時也是一塊防盾。所以，在戰爭中的英勇行為，可以算是一種最有效的武器，一方面可以減弱敵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己方的精神力量。

如果軍隊對於交通線的依賴程度並不很大，那麼，戰略的運用當然會受到某些限制，因而使戰術在戰鬥中居於比較重要的地位。儘管如此，一些有才能的戰略家在這種情況下仍能發揮作用。他們可以早在會戰之前採取威脅敵人退路、隔斷其補給基地和破壞兵力部署等辦法，造成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有利條件，而後用會戰來畢其全功。

戰略可以偏重於利用運動，而較少倚重突然性，也可以反過來，偏重於利用突然性，而較少倚重運動。不過，這兩個因素是相輔相成的，可以互為因果。運動可以產生突然性，而突然性也可以起到刺|激運動的作用。如果運動的速度較快，超過了一般的速度，或者變換了方向，那麼毫無疑問，即使這種運動沒有採取隱蔽措施，它也可能產生某種程度的突然性。同時，突然性又可以促使運動不停地進行，從而迫使敵人無法進行反機動，不能採取其他反措施。

直到十八世紀末葉，軍隊的移動，不論是戰略性的（開向戰場），還是戰術性的（在戰場上），照例都是以物理性的大量集中前進為原則。拿破崙崛起後，繼承了包爾色特的思想，採用了新的「師」的編制，創造了在戰略上分開前進的方法，這就是說，軍隊分成獨立的單位向前運動。不過，他在戰術方面仍然採用著集中開進的方法。

要把目的和手段正確地協調起來，就要最合理地「節約兵力」，而且要按照它的深刻含義來進行，因為這一軍事術語雖然經常為人們使用，但是對它的意義的理解卻有所不同。然而，由於戰爭具有自己的特點，具有「不確實性」，加上對戰爭問題又缺乏科學的研究，因而使這種「不確實性」，更加增添了色彩，所以，即使是一個最偉大的軍事天才，也很難完全正確地把目的和手段協調起來；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做得越完善一些，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些。

即使能在具有決定意義的預想地點上集中優勢兵力，如果不能阻止敵人及時向那裡調集增援部隊，那麼，仍然難以獲得勝利。如果敵人在這個地點只是在兵力數量上處於劣勢，而在精神上並沒有受到震撼，那麼，依靠兵力的優勢也是不能保證必勝的。拿破崙曾經多次遭受慘敗，其中有幾次正是由於忽視了這種保證條件。自從兵器遲滯敵人的威力增大以後，這種「分開」使用兵力的重要性就更加明顯了。

一般的軍事教科書都有這樣一種錯誤的趨勢，即把戰爭的主體看作是「集中優勢兵力」。這種觀點背離真理是很遠的，按照這種觀點向前發展，其結果往往都是走進了死胡同，對於「節約兵力」這個原理，福煦曾經下過一個著名的定義。他說：「這是一種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巧妙地使用所有資源和全部力量的藝術。也就是說，必須盡可能對全部兵力的使用作出正確安排，要使各部之間保持經常固定的聯繫，而不要把他們分割開來，不要使各部兵力都固定在一個永久不變的任務上面。一旦獲得結果，這個藝術又要在另一點上反映出來，即能很快變更部署，使所有兵力能夠迅速集中起來，採取協調一致的聯合行動去對付新的目標。」

僅僅向敵人作間接的行軍，並隨後前出到敵人後方，還不能算是戰略性的間接路線。戰略的藝術並不那麼簡單。有時，就敵人的正面來說，開始進行的運動可能具有間接性的意義，但是隨著情況的發展，敵人會猜出你要前出到他的後方，因而將搶先變更兵力部署。這樣，以後繼續採取的行動對敵人新的正面就不再具有間接性和-圖-書意義，而轉變成了純粹的直接進攻。

採取有限目的的戰略，其一般性的理由都是等待兵力對比發生改化。而這種改變，常常可以採取小規模的「針刺」方法，即逐漸地消耗敵人的兵力，並不必冒險去進行威力強大的突擊。當然，必須使敵人的兵力消耗大大超過自己的消耗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可以採取以下方法：攻擊敵人的補給基地；針對敵人的個別集團發起局部進攻，以便完全消滅這股敵人，或者給以重大殺傷；誘使敵人在不利的條件下發動進攻；採取某些措施，迫使敵人在過於寬廣的正面上分散兵力；設法消耗敵人的精力和體力。

為了代替那種以集中兵力進行集中打擊的單一思想，我們提出三種方案，可以根據情況任選一種：一、使兵力分開前進，但是都指向一個目標。二、使兵力分開前進，但是依次指向幾個目標。（這時，在每一個行動之前都要採取預備性的措施，以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和兵力。如果我們有同時威脅幾個目標的可能性，足以大大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因而使他感到困惑，這樣就不必採取預備措施了。）三、使兵力分開前進，但是同時指向幾個目標。（在新的戰爭條件下，在幾個方向上奪得局部性的勝利，或者甚至只是同時威脅幾個目標，其積累起來的效果，與在一個地點取得完全勝利的效果，可能要大得多。）

以前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一個軍事指揮官在他的作戰區域內執行戰略時，是否具有絕對的自由？毛奇的上述那個比較清楚的定義，似乎可以對這個問題提供一個暗示性的答案。舉例來說，如果政府已經決定追求一個有限的目的，或者換句話說，只是堅持採用「費邊式」的大戰略，那麼，軍事指揮官即使在其戰略活動的範圍之內，也只可能是削弱敵人的軍事實力，如果這時力圖去毀滅敵人的軍事力量，則對於本國政府的軍事政策來說，其結果反而可能是害多利少。一般說來，一個追求有限目的的軍事政策，只可能產生一種有限目的的戰略；只有獲得政府的批准以後，軍事指揮官才可以去追求具有決定性的目的，而且只有政府才有權決定何種目的是值得追求的。

在過去，騎兵的襲擊由於不注意隨後的破壞工作，往往難以獲得應有的效果。因此，對於使用騎兵襲擊敵人交通線的重要性問題，不免估計過低。必須指出，要破壞敵人的補給，不僅要對其前送道路進行破壞，而且要攔截或威脅其輜重隊。機械化部隊出現後，由於它具有高度的快速力和越野能力，破壞敵人交通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一般說來，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時，離敵人的距離越近，其效果也越迅速；從另一角度來說，離敵人的基地越近，其效果也越巨大。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如果在敵人處於運動中，或正在執行任務，則破壞其交通線所產生的效果，總比在敵人停駐時的效果更加巨大而且迅速。

當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試驗性的機械化部隊還剛剛建立起來，他們的戰略使用還在考慮當中，因此，我試圖以過去戰爭中的騎兵襲擊戰法，特別是自從鐵路出現以後的騎兵襲擊戰法，作為分析研究的根據。我想，儘管騎兵襲擊的能力與機械化部隊進行深遠戰略突破的能力相比較可能要小得多，但這種差別並不會減小，而且將提高襲擊所具有的意義和作用。經過一些必要的修正以後，就可以得出下述結論：

現在，我們可以給「戰略」擬定一個比較簡明的定義：「戰略是一種分配和運用軍事工具以求達到政治目的的藝術。」戰略所研究的，不只限於兵力的調動——一般的定義都只是注意這一點，而且要考慮到兵力調動的效果。至於會戰中軍事力量的運用，即這些兵力的作戰部署和直接行動的指揮，則已屬於戰術的範疇。對於這兩個名詞，儘管為了便於講解而劃了一條界線，但事實上卻很難將它們加以分隔，因為它們之間不僅互相影響，而且根本上就是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的。

上述情況使得對各種因素的估計大大複雜化了。這是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可能準確地判明人類的智慧究竟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正確估計出人類的意志究竟有多大力量。

我們研究物理性因素時，永遠不要忘記精神性因素。一個戰略，只有考慮到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間接路線戰略，才能真有希望破壞敵人的穩定性。

這種雙方相互影響的情況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為了保證奪取某一個目標，必須同時威脅對方的幾個目標。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現代的軍事學說與十九世紀的福煦及其信徒的軍事學說之間，是有重大差別的，因為他們只是追求一個目標。這也是實踐和理論之間的差異。如果敵人準確地判明了你的突擊方向，那麼他們就獲得了最好的機會，可以採取防衛措施，來削弱你的突擊力量。從另一角度來看，如果你能同時威脅到幾個目標，那麼你就可能分散敵人的注意力，迫使他們也分散自己的兵力。採取這種分散敵人注意力的方法，是一種最經濟的方法，因為它可以使你在主要突擊方向上集中自己的大部分兵力。這樣，你就可以達到集中最大兵力的要求，同時又兼顧了分散兵力的必要性。

從歷史經驗來看，這種軍事政策是有許多例證的。不過，正統的軍界人物對此並不怎麼讚賞。某些崇拜暴力的軍人認為，這是一種表現「弱勢」的政策。其實並不儘然，在大不列顛帝國的歷史上，這種政策正像一條紅線那樣貫穿始終，它曾多次拯救過英國的盟友，而且也經常是由於採取這種政策而挽救了大英帝國本身。所以，我們有充分的根據提出質問：難道這種「保守性」的軍事政策，在戰爭指導的理論方面，沒有資格佔領一席之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