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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做法上判斷，朱元璋在心理上，很有可能具有某種近乎偏執狂般的完美主義傾向。不言而喻，任何在國家治理上的理想化偏執作為，其最終，必定導向災難性的後果。揆諸世界歷史，至今還找不到相反的案例。

這套科舉程式極其嚴格，當時的術語叫「功令」，指的就是關於考試的詳細規定，為當日學子們所熟悉的程度，應該遠在今天的「托福」之上。功令是不能違背的，否則，不但意味著失敗，嚴重者可能還要遭受處罰。這就等於說，跳舞時，不但要手腳戴著鐐銬，還要穿上使用剛性材料製作的緊身衣，任你如何天生麗質艷壓群芳，管叫你無從花團錦簇。其訓練與臨場時的艱辛，可以想見一斑。

可以想像，巡撫一省的封疆大吏如此舉動，對於一個十六歲的小伙子來說，想必是個不小的勉勵。其動人之處在於，這位一輩子在帝國官場上沉浮廝混的人，不但巨眼識文、識人，還會如此細微地表達自己的真性情，為那表面冠冕堂皇，實則相當猥瑣的帝國官場，抹上了一絲胸襟雅致的暖色。

八股文的源流，可以追溯到駢體文和賦詩填詞的格律上去，應該和中國文人講究語言文字形式上的美感有關。就和沒有人喜歡語言文字狗屁不通一樣，這種形式上的美感追求也沒有錯。問題是，就和朱元璋幾乎把所有治國之道都推向極端，從而令人極度不安一樣，科舉考試既然在內容上已經走向極端，哪裡可以容許與之匹配的形式不極端？由此，八股文可能是在宋代漸露端倪，在元代小試鋒芒，在朱元璋手中蔚為大觀，大放異彩，最後，在他的兒子永樂皇帝朱棣那裡終成定制。

張居正應該知道，民間的傳說不一定完全是謠言。來到京師之後，就他的觀察，至少有幾件事情是明擺在那兒的。皇帝徵許多八到十二歲的民間少女入宮，且數量越來越多，達千人以上，乃舉國皆知。舉世皆重紅鉛，也是事實。紅鉛者，即煉童女經事為藥也。張居正來到京師時，帝國朝野相當普遍地相信，飲用少女經血或服食用少女經血煉製的藥劑，可以長壽並促進性能力，於是成為舉國皆信的養生保健之道。其情形，大約與我們曾經很熟悉的喝紅茶菌、打雞血之類差相彷彿。在後面談及嘉靖皇帝的章節中，我們可以更加充分地瞭解其詳情。

事實上，當皇家、帝國政府及其各級官吏們，時常需要用冠冕堂皇的聖賢語言，來掩飾自己缺少道德信念支持的行為時，對這個民族的心靈所構成的扭曲與傷害，是巨大、長久而深遠的。千百年來，我們沒有能夠找到、開闢和發展出一條改善這一切的道路。因此，便只能寄希望於我們的君主，能夠成為不世出的堯舜之君；寄希望於我們的官吏，能夠成為諸葛亮似的賢臣、包青天式的清官。儘管四千年帝國史中的絕大多數時刻一再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但我們雖百死而其猶未悔。

第二個原因是，此人曾經不顧個人安危衝進大火之中，將嘉靖皇帝背出險境，從此，官運亨通，一直官居錦衣衛都指揮，相當於當時帝國的憲兵總司令。

不只普通民間百姓如此，便是三公九卿、皇親國戚、名人士大夫莫不篤信如狂。當時的歷史記載形容這種風尚時，使用的詞彙是：舉國皆狂。

有一種流傳甚廣的說法，之所以特別提到十三歲，是因為在這一年，他就已經鄉試中舉了。然而，由於巡撫顧璘的緣故，最後卻榜上無名。據說，這位相當於今天省委書記的巡撫讀了十三歲學子的文章後，拍案驚奇，認為張居正是國家級的人才，連連讚賞曰：「國器也」。

初春時節，全國的舉人士子齊聚北京，參加這盛大的、決定自己命運的國家掄才大典。三月庚午，春闈畢，張居正順利過關成為進士，選庶吉士。按照中國人的算法，當時張居正的年齡應該是二十三歲。我們知道這種算法一般指的是虛歲。

二、三甲進士被選拔為庶吉士的，便也可能成為翰林官，其清貴大體與上述類似。其他二甲者為從七品，三甲者則為正八品，大多分配到各中央機關，授給事、御史、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太常國子博士等職務，我們可以將其理解成是今天中央機關的副處級或科級主任科員之類；還有許多人，被外派到地方，一般授為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副職官職，成為大體相當於今天的副縣處級或正科級的地方幹部。

一般來說，杖三十到五十，就足可以致人於死地了。要想打死一個人，八十棍已經綽綽有餘。

帝國時代極重翰林，到了張居正的時期，早就已經形成了一個傳統與慣例：不是翰林不能入閣。因此，從成為庶吉士開始，人們一般已經將這種人視為「相儲」，就是「宰相坯子」或「宰相儲備」的意思，類似我們今天的所謂「第三梯隊」。從而，打開通向仕途高層的道路。事實上，從大明帝國開國之初設立庶常館起，許多帝國的高級官員確實是從這兒走出去的。一個現成的例子，眼下的次輔——相當於今天內閣第二總理大臣的嚴嵩，就是由庶常館中走出來的庶吉士。

沒有證據能夠表明，這些東西給了初到京師的張居正什麼樣的影響。不過，對於涉及皇帝本人不那麼光彩的事件，遠隔千山萬水聆聽皇帝的詔書，和近在咫尺的觀察，所能給人的感受肯定是相當不同的。

從中，我們可看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真實含義。通過鄉試會試，便如鯉魚躍龍門般，哪怕是貧寒出身，m.hetｕbｏoｋ•ｃoｍ.cｏm從此亦平步青雲，成為人上之人矣。所謂一過龍門，身價百倍，此之謂也。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說的就是這樣一番景象。在公開提倡不平等並為國民廣泛接受的我國古代，毫無疑問，這種做法相當好。因為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我們就可以知道，一個國家若是不鼓勵自己的人民讀書，並由那些不讀書的人們來治理這個社會，會是什麼一種情形。

趙文華則據說是嚴嵩三十幾個乾兒子中最受喜愛的一個。從歷史記載上看，此人行事卑污不堪，口碑壞極。當時，他官居工部右侍郎，相當於今天的中央工程建設部副部長。他認為李默意在腹誹皇帝朝政，以漢武帝、唐憲宗的窮兵黷武，導致在歷史上名聲很糟來譏諷皇帝出兵平倭。

根據帝國創建者朱元璋和他的重要助手劉伯溫設計的制度，帝國官吏最重要的來源是科舉考試。

然後，考取者分一二三甲發榜，就是一二三等的意思。一甲只有三人，稱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

糟糕的是，到了朱元璋及其後來的時代，科舉考試時所需要讀的書，並非是普通意義上的書。而是特指的聖賢之書——四書與五經。

因此，充滿內生矛盾的帝國秩序，事實上形成了這樣一種生活常態：嘴上說的，心裡想的，和實際做的事情之間，常常有著巨大的差異。致使生活在帝國中的人們，時常需要運用特殊的知識背景、經驗閱歷並付出專門的努力，去解讀言辭堂皇之下的真實意圖。以至於發展成為在帝國條件下生存所必須的專門知識與技能。在朱元璋所開創的明帝國傳統之下，這一點應該不難理解。

按照我們大明帝國的禮制，進了縣學成為諸生後，便是秀才。秀才見縣太爺時，已經可以不用下跪磕頭。而鄉試得中，就是通過了省一級考試的話，就成為舉人。舉人差不多可以和縣太爺平起平坐，稱兄道弟了。想想看，按照國家這樣的禮儀制度規定，一個十三歲的、還多少有些奶聲奶氣的半大小子，照今天城裡人計算週歲的話，可能是剛滿十二歲的小傢伙兒，老三老四地和縣太爺們打躬作揖、握手如儀，乃至勾肩搭背地以兄弟相稱，看起來也的確是有些不成話。就這樣，已經考上了的張居正落榜了。

在京師，張居正「日討求國家典故」，表現得極為勤奮好學——此處的「典故」一詞，相當值得注意。它指的應該是國家的典章制度和各種大事件的來龍去脈，說明這一點，對於我們瞭解張居正一生行為處世及其背景至為重要——同時，在官場周旋，則進退自如有度，相當遊刃有餘。《明史》形容他：「居正為人，頎面秀眉目，鬚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從中，我們知道，張居正其人，容長臉形，眉清目秀，生著一部輝煌的直達腹部的大鬍子，既有美男子的儀表風度，又敢作敢為，以磊落的偉丈夫自許；且極有城府，是個深不可測的男人。

帝國規定，考試時，嚴格禁止觸及現實，亦嚴格禁止觸及政治。這些規定，可不是說說而已。違反了這一禁條，不僅僅是落榜了事，有時是會出人命的。張居正中試前後，發生了兩次誅殺大臣的事件，都與此有關。

生活在稍後一些時代的一位法國思想家，名叫孟德斯鳩。在他那本對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巨作《論法的精神》裡，曾經在幾個不同的章節，多次談到了中國人的這種生活狀態——

顧璘是文壇老前輩，正德年間便已經是文壇七子之一，就是所謂的「前七子」。如今，若是把他放在唐詩、宋詞、元曲面前，可能顯不出什麼山水氣象，但在當年卻是名氣極大的文壇領袖級人物。因此，發生這樣的文壇佳話也並非完全不可能。

誰知，事隔多年，當年賣得不怎麼樣的蘿蔔，如今卻迎頭撞上買蘿蔔的。王安石這套以儒家經典「化民成俗」的貨色，宛如一個大糠芯蘿蔔，偏偏在幾百年後，遇上了個大知音、大買家。

這段故事相當傳奇，與正史中的記載顯有不同，也許是出自後人的附會。但十三歲時，張居正已經成為名震荊州地區的小秀才，卻是有據可考的。

按照正史的記載，張居正是在十六歲時，鄉試得中，榜上有名。

此人生活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到一七五五年之間。

這位陸炳在歷史上口碑不是太好。他之所以終生受到皇帝的信任與喜愛，除了本人足夠機靈之外，大體上出於下列兩個原因：

導致他得出上述結論的資料，肯定是發生在此前的歲月中。可能大多取自那些來過大明帝國或大清帝國早期的旅行者與傳教士們所寫的報告或紀錄。

童生通過了府、州、縣學一級考試的，表明已經通過了諸生的資格認證，則叫生員或叫諸生，就是我們常說的秀才。秀才們在官場禮儀、賦稅、徭役和國家教育津貼等方面已經享有帝國優待。比如，在見到民之父母——七品縣官時，秀才們可以不用下跪；他們犯了過錯，縣太爺不能用板子打他們的屁股；在經濟上，他們可以享受為數不多的教育津貼，並免除了某些徭役；在穿著上，他們也可以不同於普通人而身穿長衫等等。

對於知道他的人來說，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張居正少有才名。早在十年前，他還只有十三歲時，在老家湖廣江陵一帶，就已經很有些名氣。甚至再早和-圖-書一些，他已經以神童之名著稱於鄉里了。

如此高超的技藝，顯然不會僅僅為打人而苦苦練就。其奧妙之處在於，他們與負責監刑的太監們心有靈犀，是催命棍還是留命棍，端在此默契之中。據說，這種默契表現在太監擺出的腳形上，腳尖向裡的內八字和腳尖外撇的外八字，其張合的角度大小，均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其間，太監自己的好惡尚在其次，關鍵是包含了太監對皇帝心意的揣度，還有在此人身上是否能夠得到好處，乃至好處大小的豐富信息。

帝國科舉制度規定，沒有經過資格認證的讀書人，不論年齡大小都叫童生，年五六十歲甚至七八十歲尚是童生者，並不罕見。

從此以後，皇帝長居西苑，深居簡出。到張居正進京做官時，除了幾位在西苑輪流值班的親信重臣外，群臣們已經習慣見不到皇帝的日子了……

或許令當時的讀書人感到欣慰的一點是，在這裡，學習與考試的範圍倒是完全一致，就是本諸四書五經。

同樣，身居帝國中心，以他的絕頂聰明——「穎敏絕倫」和少年老成，他也不可能不注意到，此時，自己所處身其中的大明帝國已經變得非常之古怪了。

將這種不錯的制度推向極端，從而令其無可挽回地走向反面的，則是大明帝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

五年前，皇帝三十六歲。宮中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宮婢之變」。沒有人能夠真正說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來，皇帝發表了關於此事的上諭，文辭堂皇，卻語意含糊，讓人不知所云，如墜五里霧中。社會上，反倒更加蜚短流長。

就這樣，在漫長的世代裡，帝國的君主和臣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在兩條戰線上展開的戰爭。其一是對君權與孔孟之道——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所進行的長久的、雙重神聖化的努力；其二則是對實現自己世俗化人性訴求與慾望所進行的真正堅持不懈的奮鬥。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曠日持久又無日無之。使得走上獨木橋的人們，每天都必須在帝王的心意、聖賢之道和自己的慾望、天地良心與良知之間，作出艱難的、有時是死去活來的選擇。

於此細微之處，我們只要稍微運用一點想像力，就不難窺見帝國官場政治已經如何地臻於化境。也使我們在杜亞爾德勳爵《中華帝國志》中，關於「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的說法面前啞口無言。

庶吉士是由一個常設機構來培養、訓練、選拔的。這個機構叫庶常館，這個官署名稱大約也是從上面那同一句話來的，為翰林院屬下的機構。只有那些文章、書法俱佳的進士，才有資格被選入庶常館深造。這些被選入庶常館深造的進士，差不多算是點了翰林。但只有三年以後，這些庶吉士們經過考試，依據他們的成績，分別授予編修、檢討等翰林院的中央清要之職，這時，才算真正點了翰林。其他人則或者到中央機關，成為風紀監察部門的給事中、御史；或者外派到地方擔任州縣一把手。這叫「散館」，可以理解為今天的幹部研修班結業。

生活在今天的人們，若有誰嚴格按照古典詩詞的平仄格律填寫過律詩或詞的話，可能能夠明白寫八股文時的艱辛。若想用那玩意兒酣暢淋漓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也是辛苦至極。

「腹誹」是我們帝國一個特有的罪名，肯定可以列入世界之最。其含義是「在肚子裡罵人」。此時，嘉靖皇帝在位三十多年，對「晚業不終」這句話相當敏感，認定這個傢伙是在辱罵自己，遂將李默下獄論死。

原因是，皇帝閱覽山東呈進的鄉試試題時，發現第五條防邊一問中有「北方侵略者入侵，防禦應對失策，封官受賞的人太多太濫，四處徵物斂財，財盡民窮」等語。皇帝大怒，認為這是在影射挖苦朝廷。加上重要的朝臣如嚴嵩等，也認為此為誹謗諷刺皇帝之意，於是下令將葉經杖八十。

從陸炳一生行狀上判斷，該人似乎是個好事壞事都摻和著幹過一些、但以幹壞事為主的人物，雖算不上大奸大惡，卻也難稱好人。

一般說來，大凡通過科舉考試而躋身帝國官吏隊伍中的人，從發蒙，就是從認字開始，到進學，直到通過鄉試、會試，中了舉人、進士，他肯定是飽讀詩書、浸泡在四書五經中長大的；一定是裝了滿腦袋的「仁者愛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回也不改其志」之類理想，從而期待著一鳴驚人，然後致君堯舜，名垂青史。

在這種被命名為廷杖的刑罰裡，有高深的學問。據說，那些行刑的武士們受過嚴格的訓練，訓練時，他們用宣紙包著磚頭，然後用棍子擊打。合格的標準是：磚頭已經被打成粉末，外面的宣紙還需完好如初。以此功力，他們可以在看似不經意之間，幾棍子就置受刑者於死地。同樣，他們也可以在運棍如風、血肉橫飛之中，使人表面體無完膚，實則只是皮肉之苦，將息幾日，便痊癒如初。

嘉靖二十六年，時為公元一五四七年，歲在丁未，對於張居正是至為重要的年份。按照帝國制度，這一年為每隔三年一次的會試年。

還有一則記載，則從另外一個角度，相當貼切地表明了帝國士大夫的心態——

其一，此人是唐代名臣陸贄之後，在嘉靖皇帝父親的時代，陸炳的父親就是王府侍衛，乃兩世為奴的從龍舊臣。而且，陸炳與嘉靖幾乎是同時出生，陸炳的母親是嘉靖的乳母。就是說，二人是吃同一位母親的奶長大的ｈtｔps://m.ｈｅtｕｂoｏｋ.coｍ•ｃｏｍ。

我們知道，中國民間流傳著大量關於朱元璋聯詩作對子的故事，可見不是無根傳言。帝國風氣應是其來有自。

這種心理調適，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再學習的過程。其天差地別之處，誠如吳思先生所言：前一次學習，學習的是聖賢的著述，他們學會了滿口仁義道德；後一次學習，學習的則是官場與社會這本無字天書，他們大抵需要學習的是滿肚子厚顏無恥，乃至男盜女娼。實事求是地說，要想參透這本大書的種種曲折隱晦之處，有時確實是極其困難的。

另外一個當代大文人、張居正家鄉的太尊——行政長官、荊州知府李元陽，也曾經對張居正給予過高度讚賞。當時，這位行政長官組織了一次六百人參加的諸生考試，張居正被李元陽取為六百人之第一名。李元陽以他日之「太平宰相」期許、勉勵這位少年才俊。

嘉靖四年，即公元一五二五年，張居正出生在湖廣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郊區。此時，距離太祖朱元璋創立大明帝國，已經過去了一百五十七年；距離崇禎皇帝亡國，還有一百一十九年。帝國已經磕磕絆絆地走過了一半多一些的歷程。

然而，以帝國之大，人才之眾，在如此苛刻的條件下，也時常會在近乎不可能時，閃現出一些真正的靈光。

那種心理結構為書獃子類型的人，和那些在前一次學習中已經完成了信念、信仰與人格塑造的人，在這個再學習的過程中，將會遭遇極大的痛苦。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無法完成這個再學習。因此，我們常常可以在帝國官場上，看到有些人以相當激烈的言辭與行動，表現他們憂國憂民的情懷。這使我們對於人心向善可以保留一定程度的信心。

劉健是明孝宗弘治皇帝時的文淵閣大學士，就是弘治皇帝臨死時，拉著手拜託他照顧正德皇帝的那位。此人一生專治程朱理學，後官居首輔，主持國家大政。其人在歷史上官聲還算不錯。他曾經多次對李白杜甫等表達了堅定的不屑：「現在的後生晚輩實在可笑，當了進士，就去學著作詩。有什麼用？就像李杜者流，不過是兩個醉漢。放著許多好人不學，偏要去學醉漢。」

可是，除了少數政治清明的時代之外，一般來說，這樣的人在帝國官場之上並不特別受歡迎，或者毋寧說，在大多數時代，這種人在帝國官場上特別不受歡迎。哪怕他們做的和聖賢的教導完全一致。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表現經常使其他人的利益受到威脅，同時，勢必使帝王顯得愚蠢。因此，在中國多數時代的史料中，時常記載著這樣一些人：他們人品高尚正直，學問博大純粹，才幹卓越出眾，卻在官場上活得七扭八歪，一般少有太好的結局。

帝國政府規定，各級科舉考試，專用四書五經出題，文體略如宋朝程朱理學所弄出的經義之文。應考者要用孔孟的思想語氣行文，並且只能根據那位發誓要「存天理，滅人欲」的朱熹所作的註疏發揮，不許有自己的見解，就是所謂要「代聖賢立言」。就是說，在內容和行文語氣兩個方面，都要像朱熹那樣說聖賢的話而不是人話。顯然，這種讓人在思想上必須帶著鐐銬跳舞的主意，只能出自朱元璋那樣的頭腦。

這還不算，在文章寫作的形式上，也有著極其嚴格的規定，這就是為人們廣泛熟知的所謂八股文。

《大明律》中規定，有十大罪惡必判死刑而不赦，就是我們經常說到的所謂十惡不赦。這十大惡分別是：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這些罪名相當模糊寬泛，並沒有精確的定義。於是，皇帝下令，《大明律》中沒寫臣罵君之罪，可見自古沒有這等不忠不孝不義之事。今日有了，就要從重處置。於是，李默在獄中被拷掠——就是毒刑拷打致死。死時，雙腿腫脹變形，後背皮肉脫落，長滿膿瘡。陸炳沒能救得了他的老師，儘管他不是不想救。

當時，李默是此次考選的主持人，他在試題中選的是這樣一個句子：「漢武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憲征淮蔡，而晚業不終。」意思是：漢武帝征討四方，從而掏空了整個國家；唐憲宗征伐淮蔡地區，導致了他晚年事業的敗壞。

結果，這位彈劾過嚴嵩、相當於今天國家監察部司局級幹部的御史大夫，被當場打死在宮殿門外的廣場上。

學問、地位、相貌、性情，不用說，放在任何時代，張居正都具備了一個男人應該有的主要魅力。

這回，顧璘解下自己腰間代表品級地位的犀帶，贈給了少年舉人，並且說：「今後，君是要戴玉帶的，犀帶可圈不住你。」帝國官服規制，犀帶是從三品的巡撫佩帶的，只有官拜二品方可腰圍玉帶。這已經是以入閣拜相、位極人臣期許這位少年了。（《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比如，梁章鉅的《制藝叢話》中記載：有一個叫趙時春的孩子，時年九歲，八股文作得相當漂亮。我們知道，當時的歲數是以虛歲計算的。這位可能剛滿八歲的孩子，在縣裡應試時，被考官懷疑其背後有槍手。於是，將其揪出，當場出題考之。題為「子曰」，令其破題。孩子應聲答道：「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句借蘇軾，暗含「子曰」之意，一時舉座皆驚。考官當即又以孩子的名字「趙時春」為題，令其破之。孩子答曰：「姓冠百家之首，名居四序之先。」哪怕為了誇飾其能，將這孩子的歲數縮小了，其破題之巧，都足以令人嘆為觀https://www.hetubook.com.com止。這個故事，也曾經被人用到了張居正的身上。因此，無從探究其真實程度，且探究起來的意義有多大，也是疑問。

這種情況是從王安石開始的。此人主張以「經義取士」，就是說，用解釋儒家經典作為考核讀書人的標準，從而，有效地將一個金箍套在了中國人的頭上。這種東西曾經受到過譬如蘇東坡相當透徹的抨擊，而且，後來王安石自己也似有悔意，意識到此種做法難逃「本來想把學究變成秀才」，誰知反倒「變秀才為學究」之譏。

不久，嚴嵩作為首輔，把徐階當成了自己的最大對手，處處提防，時時忌諱。許多人因此害怕與徐階交往，躲躲閃閃。獨有張居正，該做什麼就做什麼，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論是在徐階面前與嚴嵩交往，還是在嚴嵩面前與徐階交往，絕不鬼鬼祟祟，一概表現得大大方方，相當磊落。結果，反而使首輔嚴嵩、次輔徐階等京中大僚都相當器重他。

如今，少年才俊意氣風發來到京城。顯然，在他面前，京城生活展現著無限的可能。原因很簡單，如今，他已經是庶吉士。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父親張文明，是個七次鄉試均名落孫山的秀才。

這是一種天生用來搞政治的才能與稟賦。在未來的歲月裡，這種素質和另外一種很不同的東西曾經都在他的身上出現，幫助他建立起了極其重要的人力戰略資源。

以是之故，大凡從外省來到京城為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都要有一個心理調適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諸如四書五經、八股制義之類，便被謔稱為「敲門磚」，意為敲開官場之門後，便可以棄之如敝屣矣。

每隔三年，在省城舉行會考一次，稱為鄉試，只有取得秀才資格的人才能應考。及格的即為舉人，第一名被民間稱為解元。在理論上講，舉人已經具備做官的資格，作為帝國的預備官員，享受的優待更多，並且可以和縣官稱兄道弟。

事實上，這種情形對於張居正並非毫無影響。

帝國制度規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每三年一次的省級考試，即鄉試在當年的八月舉行，俗稱秋闈；國家級考試，即會試在第二年的二月舉行，俗稱春闈。這兩個時日，便成了帝國讀書人一生之中最為重要的日子。嘔心瀝血，十載寒窗，頭懸樑錐刺骨，稱得上一生只為這一天。

於是，帝國讀書人的使命便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由寒窗苦讀，埋首窮經，來博取金榜題名，從而一鳴驚人，直上青雲。

不過，在限制中方能顯出高手，否則，奧運會就將成為興奮劑和亂來的狂歡節，而不是公平競技的盛會。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八股文能夠相當有效地測試出人們的智力與素養水平，並使這種測試具有了相對公平的客觀標準。從而，才在相當長時間裡，使諸多家境貧寒卻富有才華之士，通過它走上了中國歷史的前台。

然而，稱奇歸稱奇，顧璘卻決定把他拿下來。因為，巡撫顧璘篤信少年得志乃人生之大不幸。玉不琢不成器，他想要磨煉磨煉這位少年「國器」。

作為一種極端的寫作形式，八股文的情形是：考試若以四書出題，則稱「四書文」，以三百字為限；若以五經出題，則以五百字滿篇。文章寫作必須循著法定的格式書寫，通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後股、束股、收結等部分組成。其中，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必須用排比、對偶句式，組成相對成文的兩股文字，就像寫古體七律、五律詩時，中間四句必須由兩兩對偶的句子組成一樣。全篇共有八股，於是稱為八股文。其行文起承轉合，層次分明；讀來則琅琅上口，煞是整齊美觀。故其別稱還有比如：制藝、時藝、制義、時文等。

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買進時用的是重秤，明明一斤二兩的東西，在秤上顯示的可能只有九兩七錢；賣出時用的是輕秤，你花一斤的價錢，買到的東西可能只有七兩；最後是準確的秤，以備和自己帶秤的人交易時或接受檢查時使用。在那裡，一切用術數或狡詐取得的東西都是許可的。欺騙是准許的，是可以理解的，並不被認為特別不能容忍。

朱元璋一心一意於「士篤於仁義」，想要的正是這套貨色。於是，就和他將中國鄉村建設發揮到極致，從而把農民釘死在土地上一樣，朱元璋也把源於王安石的科舉制義推到了極端，用四書五經和八股文將讀書人——中華民族的頭腦與心靈，牢牢地禁錮在了科舉考試之中。從此五百多年，除了拜曹雪芹之賜，出了一部《紅樓夢》之外，中華民族再也沒有能夠出現一位能夠和以往世代比肩的大思想家、大文學藝術家和大科學家。《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遂成為民族精英隊伍的大體面貌。

狀元授官翰林院修撰，這是一個從六品階級的官職，高於我們今天理解的縣團級，低於司局級；榜眼、探花則授官翰林院編修，都是正七品，就是縣處級幹部。這些是極其清貴的職務，雖然沒有實際權力，但作為文史機要侍臣，可以時常在皇帝身邊轉來轉去，給皇帝留下深刻印象的機會很多，在帝國官場上，其陞遷的速度是最快的。

試題一出，嚴嵩的義子趙文華連夜上書彈劾。嚴嵩當時已經是帝國首輔。李默是朝中少數幾個敢於與嚴嵩作對的高官之一。從史料中看，部分原因是李默其人天和*圖*書性偏直，部分原因則因為他是皇帝最寵愛的心腹重臣陸炳的老師，且師生感情一直不錯。

張居正中了進士之後的第九個年頭，發生了為考選試題而起的另一次殺人事件。這次被殺的人官更大，是吏部尚書李默，相當於今天主管全國幹部與人事工作的最高首長。

我們很難找到理由說他所說的這些與我們帝國的實際生活無關，或者說，他是在有意地侮辱我們。誠如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看到的那樣，生活在大明帝國中的人們，其感受可能比他說的更加痛切，以至於已經失去了感覺。

由此可知，這種涉及帝王和聖賢之道的東西，稍一不慎，就可能成為致人於死地的利器。

張居正作八股文時，題目出自《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今天看來，這根本就是廢話，當時確是聖賢之言。張居正的破題是：「善理財者，得其道而自裕焉。」——善於理財的人，懂得真諦，自然會富裕有餘。後來，張居正的確用他的治國實踐，準確證實了此破題不虛。

首先，成為庶吉士以後，他就算是正式地食君之祿、以身許國了。但他卻幾乎沒有機會見到自己效忠的對象——皇帝。這是不正常的。人們早就注意到，皇帝是從三十歲那年，即嘉靖十五年開始，第一次以患病為由不視朝的。後來次數越來越多，間隔越來越短，不視朝的時間則越來越長。到嘉靖十八年，葬了他的生母章聖蔣太后之後，就開始長時間不視朝了。

到張居正的時代，死在這種大木頭棍子下的人，已經成百上千。從後來的情形判斷，張居正似乎並不反對應用此種方式來對付那些異己者。

事實上，如果我們願意心平氣和地考察一下的話，便會發現，在當時的時代，這是一個由於具有某種客觀標準而顯得很公正的制度，毫無疑問也是先進的官吏考選制度。與僅憑出身、門第、上司和君主權貴的意願任免官吏的做法比較起來，其文明程度顯然要高得太多了。這應該是此項制度曾經受到歐洲偉大啟蒙思想家崇高讚揚的重要原因。

為此，將其全然視為垃圾，確有讓人頗感躊躇之處。就如詩詞格律一樣，可以產生李白蘇東坡，也可以產生冬烘學究，還可以產生淫詞浪曲。全部的要害在於內容而非形式。明清兩代五百多年，中國人由宋元時期的世界領先地位，全面落後，以至於在思想文化領域墮入可笑之境地，以專制暴政程朱理學禁錮民族頭腦與心靈為其大端。切齒痛罵八股文，就和憎恨滿江紅、浪淘沙這些詞牌子一樣，就算不是找錯了對象，至少是不必花費那麼大的力氣。因為，那只是一架風車而已。

我們不難注意到，這兩次學習的截然斷裂甚至完全對立，是大明帝國生活的一個極為重要而顯著的特徵。這種斷裂與對立，常常由於皇家某些不夠恰當的行為——如我們所不斷看到的那樣——而受到強化。從而構成了帝國悠久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庶吉士一詞來自四書五經中的《書經》「太史、尹伯，庶常吉士」一語。太史、尹伯都是官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這些官都不錯。於是，洪武皇帝就依這句話，在帝國之初，設立了這個官名。

第二年，全國的舉人會考於京師，稱為會試，民間稱會試第一名為會元。會試及格，再經一次複試，地點在皇帝的殿廷，叫作廷試，亦稱殿試。殿試第一名就是狀元，二甲第一名被稱為傳臚。殿試大體只是一個形式，表示由皇帝親自選拔天下人才而已。

一次是在張居正中試的三年前，皇帝將山東鄉試的主持人葉經逮捕下獄。

然而，如張居正一樣，來到京師，踏入官場之後，也許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發現，眼前的現實情形和以往聖賢的教導之間，頗有些大不同。那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其實是很難有發揮天地的。自己想要致君堯舜的那些君，亦遠不如從前想像的那般莊嚴神聖。就如氣象萬千的紫禁城，遠遠望去，藍天麗日之下，紅牆黃瓦，何其輝煌。然走進來細細端詳，便失卻了許多神奇與聖潔。皇家的神聖，帝國的威儀畢竟有太多人為包裝的東西。遠遠地看那包裝了的東西是一回事，身在其中地參與了包裝然後再看，則是另一回事。倘若目睹了那些驚心動魄的真實過程，則其切膚之痛更何須多言？

當張居正意氣風發地成為新科進士時，帝國的人口可能已經超過一億人，讀書人，即帝國官吏的後備人員則在一百二十萬到一百五十萬之上，而帝國文職官吏的總數，則僅僅在兩萬人附近的某一個數量級上。這些數字意味著，太多的人在覬覦太少的官位。帝國為其臣民提供的選擇實在太少，致使狹窄的獨木橋上，競爭變得格外激烈甚至殘酷。使得上述術數和狡詐，已經發展得有如武林傳奇中絕頂高手的過招，意念之下，身形甫動，對手已然肝摧膽裂，筋脈俱斷。而官場過招更有甚於此之處在於，出手之際，必以對方靈肉俱滅為最高追求。對對手及其家屬心靈乃至肉體實施盡可能巨大的傷害，已經成為官場中人十分普遍採用的方式。於是，無所不用其極，手段直達爐火純青之境界。

帝國讀書人的主流代表如是說，可以部分地證實了從明朝開始，我國思想文化領域裡如何急遽萎縮的狀況。若與朱元璋其他施政相結合，也可以部分地說明，到宋元時期仍然領先於世界的中國經濟文化，是如何在大明帝國時期開始退化的。

張居正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投身帝國官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