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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北方的兒子對雪有著一種對母親般的親情。一見雪，我是格外地想家了。離家不過兩個月的時間，我卻覺得像兩年那麼長。

在我們這些哈爾濱市的紅衛兵們離開它兩個月的時間內，江畔的雕塑統統被砸毀了。扔到江裡去了。

我也跟著人流跑，擠。

「這個問題應該向他們提出才對！我們『紅色造反團』絕不同堅持保皇派立場的組織實行什麼所謂大聯合！這是我們永遠也不會放棄的鬥爭原則！如果他們重新選擇他們的立場，我們舉雙手歡迎他們回到真正革命左派的陣營中來！」

中國再大，哪兒也不如家好。誰也不如媽親。

「這就叫不破不立嘛！」

這一邊兒在答記者問，那一邊兒則在發表演說：

「你認為中央『文革』內部存不存在著尖銳的鬥爭？」

於是好多人都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

我流淚了。

雪！……

母親這才緩緩將我從懷中推開，突然劈面打了我一耳光，打得我臉上火辣辣的。

站台上兩面旗幟迎風招展。一面旗幟上寫著「八．八團」，一面旗幟上寫著「紅色造反團」。兩團的儀仗隊肅立在站台兩側，之間有一段暫時「和平共處」的神聖距離。列車剛一停穩，兩團儀仗隊同奏兩團團歌。

列車已經開過江橋了，大家仍七言八語。彷彿只要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是斷斷不會允許那些很美好的雕塑被砸毀扔到松花江裡似的。我想，這些人當時在哈爾濱，那些很美好的雕塑也注定了難逃厄運。說不定他們還親自動手砸。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普遍的情緒，可以謂之「革命」情緒罷。不砸，或者阻止他人砸，倒是會顯得「別有用心」了。而任何的東西，只要是美的東西，當年大抵與「革命」格格不入。總能找出極正確的「革命」的理由砸它個稀巴爛！包括花鳥蟲魚。

「對不起，請抬一下腳！」——腳下踩著字呢。

擁出檢票口的雜牌軍，有的分別跟隨兩支遊行隊伍瞧熱鬧去了，有的滑倒了爬起來後沒走，站在廣場上垂頭看大字報。那冰凍在廣場上的大字報很長很長，少說兩萬餘字，三四百平方米的面積。

那樣看大字報，真可以說也是種樂趣。

「無可奉告。」

我呆呆地站在母親跟前，一聲不吭。

「誰鞋底兒乾淨？盡個義務！」——有些地方的冰踩髒了，看不見字了。於是就有鞋底兒乾淨的用鞋底兒擦冰面、於是那些地方的冰面被鞋底兒擦得和*圖*書愈發晶瑩透明，字跡看上去如同寫在玉石板中。更有熱心盡義務的，捧來幾大塊雪，摔散在地上。冰面經鞋底兒用雪一擦，不但晶瑩透明，而且閃閃發光。

安東尼奧尼所揭示的這種人的心理，也正是當時我和許多雜牌軍們的心理。

母親朝我轉過身來，發現我腳上穿著一雙單膠鞋，大吃一驚。「活該！活該！凍掉你的腳才好！」母親慌慌地將我推進裡屋，推坐到炕沿上，慌慌地從我腳上扒下鞋、襪子，慌慌地解開自己的衣襟，將我的腳貼胸摟在她那溫暖的懷裡。

「媽的！幾個湖北紅衛兵，分手時囑咐我一定在天鵝雕塑前照張相寄給他們，砸了我還照個屁！」

我覺得缺少了些什麼，就問借給我大衣穿的那個同校的紅衛兵，「你看江畔是不是缺少了些什麼？」

不知道是看大字報的，還會以為人們都在那裡默哀呢。

「紅色造反團」和「八．八團」的赴京談判代表們已經上了兩輛大客車，朝兩個相反的方向緩緩開去。大客車前是各自的儀仗隊開路。他們站在卡車上，繼續吹奏各自的團歌。大客車後是兩派前來迎接的戰友，各自來了上千人，浩浩蕩蕩地進行聲勢遊行。叫作「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的志氣」。

「江畔的雕塑怎麼都沒啦？」

我腳穿解放膠鞋，下了車沒過五分鐘腳趾就凍僵了。我思忖我若穿著這樣一雙單鞋等公共汽車，非把十個腳指頭全凍掉不可。

男性？女性？官？民？哪個單位的？沒誰知道。那年月反革命多如牛毛。大概也沒誰感興趣知道。在那年月，一個人的名字，哪怕是一個庸常之輩的名字，也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間「黑」遍全市，家喻戶曉，婦幼皆知——那是「革命」和「反革命」都極容易大出其名的年月。

雜牌軍們爭先恐後往車下跳，往出站口跑，都想要看到兩派在站外繼續什麼名堂，什麼熱鬧。

除了兩派赴京談判代表的兩節車廂，其他車廂都沒開門。乘務員們似乎早有思想準備，手攥著鑰匙把守車廂門口，等兩派前來迎接的儀仗隊員、記者簇擁著他們各自的代表，熱熱鬧鬧地離開站台，才打開車門。

原來缺少了的是一尊尊很美好的雕塑。

這時我獲得了一種徹底的安全感。

「哈爾濱紅衛兵可以到外地去砸。為什麼外地的紅衛兵不能到哈爾濱來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嘛！」

劉漢玉？

哈爾濱——北京——和-圖-書成都——北京——哈爾濱，兩個月內，竟沒往家裡寫過一封信。不知母親是怎樣地日日夜夜為我的安危提心吊膽呢！「大串聯」是我的第一次遠足旅行。它使我親眼目睹，全中國確是「天下大亂」了。據說亂是好事，可以暴露階級敵人，鍛煉革命左派。我想，十七歲的我，無疑是受到了一次鍛煉的。起碼我懂得了，鮑紅衛之類，是應謹慎提防的。「張珊」和「姚舞」之類，是應不與交往的。對於亂，哪怕是因自己而引起的亂，也不怎麼驚慌了。這一點，差不多是當過紅衛兵或雖未當過紅衛兵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的共性。

「總理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肯定了我們鬥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他媽的，準是外地紅衛兵幹的！」

我們大為詫異，想不明白勢不兩立的這兩大派組織，究竟為何抬舉我們這些「大串聯」歸來的雜牌軍，如此隆重地迎接我們。一個個從車窗探出腦袋，受寵若驚。

在以後的一些小小的亂的場面，我常聽到我的同齡人們這麼說。大有「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意味。

當列車馳上松花江大橋，我不由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那一年松花江封得遲。江心島沙灘被雪覆蓋得潔白無瑕。江水一點兒波浪也沒有，像快要凝固了的岩漿一樣緩緩地流。絮團似的雪花一接觸水面，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撒腿往家跑。頭上沒有棉帽子，西北風像小刀子似的，割我的耳朵割我的臉。捂著耳朵跑一會兒，雙手凍疼了，便顧不得兩隻耳朵，又袖起雙手跑一陣。跑得上氣兒不接下氣兒，卻不敢停下來走。並且也不會走了。雙腳由僵而木，凍得完全沒了知覺，像憑著一雙假腳在跑。

兩團的談判代表們當然沒跟我們這些雜牌軍混在一起。

我無聲地哭了。

「我們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你對今後的鬥爭形勢怎麼看？」

車站廣場方磚鋪就，縱橫開闊，是冰凍大字報或大標語的理想之地。也不知有多少人來冰凍過多少層大字報或大標語了。冰上加雪，雪上加冰，白雪襯黑字，分外醒目。變成了地平面「專欄」。

母親在從我腳上往下扒鞋時，由於鞋凍在腳上了，由於過分心急，劈了自己的指甲，手指尖不斷流血。母親顧不上包紮，只是將手指尖放在口中吮。

卻白白浪費了一陣感情。迎接的並非我們，而是兩團各自的赴京談判代表。我們這些雜ｈttps://ｍ•ｈeｔｕｂoｏk•ｃｏｍ•cｏｍ牌軍，與名揚全國的兩大派組織的赴京談判代表同車歸來，也夠使我們很感到榮幸的了！

義大利著名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在他拍攝的一部影片中，運用了一個情節形象地揭示了人的這種愛湊熱鬧的心理：年輕的男主人公本是為著追蹤一個兇手才進入遊樂場的——台上現代派歌手們在如癡如狂地演唱搖滾歌曲。其中一名歌手將電吉他連摔帶踏弄得四分五裂，拋向觀眾，於是觀眾發了瘋似的去奪去搶，人壓人，腳踩手。搶奪得烏煙瘴氣，於是主人公在那樣一種氛圍之下也一時忘了去尋找殺人兇手，也撲上前去奪去搶，搶到了電吉他的上半部，衝出重圍撒腿就跑，身後許許多多人拚命追。終於他甩下了追他的人，氣喘吁吁地站住了，看著手中那半截電吉他弦把，嘀哩當啷亂繞著弦，弦上還掛著些碎木片，不明白自己當時為什麼要發了瘋似的與別人去奪去搶這半點兒用處也沒有的破爛東西，他甩手就把它扔了。窮追不捨追到他跟前的一個人立刻彎腰如獲至寶地撿起來，可看了看同樣覺得真是半點兒用處也沒有，也甩手就把它扔了。它絆了一個行人的腳，那行人一腳將它踢到陰溝裡去了……

從車站大樓內擁出了他們各自的團報記者，圍向他們各自的代表，一手拿本兒，一手拿筆，提出一串串的問題，飛快地記錄著。

我太睏了。雙腳被母親摟在懷裡，身子歪倒在炕上，竟那麼睡著了。

他們只有離開了那遊樂場，擺脫了那氛圍，才會明白他們是何等可笑何等荒唐……

緊跑慢跑，跑了近一個小時，抱頭鼠竄地跑到了家。

那一天冰凍在站前廣場的大字報的巨幅標題是——看劉漢玉自我暴露的反革命嘴臉何其猖狂！

而遊樂場中，仍烏煙瘴氣，觀眾仍在發了瘋似的搶奪那把電吉他的碎片……

「就憑這個陣勢還想嚇倒人啊？老子文化大革命中領教過！」

於是你一言我一語大發議論：

腳開始疼。像針扎。像火燒。

江畔人跡寥寥，顯得那麼冷清。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說的差不多都是同樣的話。也就無從知道，毛主席和黨中央究竟肯定了他們哪一派？談判的結果究竟圓滿不圓滿？倘說圓滿吧，看他們那種相互敵對的態度絲毫末減，一如從前，分明在北京的談判桌上並沒有達成什麼今後團結一致的協議，更沒有當著周總理的面握手言和，倘說談判破裂吧和圖書，聽他們那些話，又彷彿對談判的結果都感到十分興奮。

兩個月我沒給家裡寫過一封信，哪怕是一封告訴母親我身在何地的短信都沒寫過。我知罪。

我急忙說：「媽，沒人追我。」

我深深地理解了「兒女是娘身上的肉」這句話。

「我們『八．八團』絕不會重新選擇我們的立場。因為我們的立場，乃誓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立場。除了這唯一的立場，我們別無選擇！誰誣蔑我們是保皇派，我們就義無反顧地充當鐵桿保皇派！保衛毛主席！保衛中央『文革』！保衛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不是我們『八．八團』的恥辱，而是我們『八．八團』的莫大光榮！……」

「哈爾濱站」四個字是早已被「東方紅城」取代了。列車在「東方紅」樂曲中抵達「東方紅城」，令人心格外引起一種波動。於我那衝動的原因卻很單純——管它叫「哈爾濱」還是叫「東方紅城」，總歸是到家了！

母親打我之後，就轉過身去哭了。

闖入家門，母親正蹲灶口吹火，見我那樣子，以為後邊有什麼人追趕，陡地變了臉色，一把將我拽在懷中，死死摟抱著，眼盯著家門，防範地預備跟接著闖入家門捉拿我的任何人拚命。

我吶吶地說：「媽，我的腳……」

兩團赴京談判代表踏下他們各自包的車廂，走向兩團的儀仗隊員們，紛紛與之握手。紛紛說：

他便也將臉貼著車窗玻璃往外看，也說：「真的，是缺少了些什麼啊！」

我們像股洪水似的一擁出檢票口，便一片片地滑倒了。檢票口外的車站廣場，簡直成了溜冰場。無論穿著花樣刀鞋還是穿著冰球刀鞋、速滑刀鞋在上面滑冰是絕對沒問題的。站前廣場冰凍著一條條大標語——這是「東方紅城」的紅衛兵們的「發明創造」。冬天「鬧革命」自有冬天「鬧革命」的便利，夾著一卷大字報或大標語，拎著一隻水桶滿市逛，見哪裡適合，找個水龍頭接桶水，嘩地潑在地上或潑在牆上，將大字報或大標語一貼，一兩分鐘後就凍住了。而且有著一層冰保護，晶瑩透明，彷彿塑料貼面，不到春暖花開季節，誰想去掉是很困難的。除非水管子接在鍋爐上，用開水先澆化了冰。

矗立在廣場上的蘇聯紅軍烈士紀念碑，被用布從上至下嚴嚴密密地罩起來了。像黃山的「夢筆生花」，見「筆」不見「花」。

「『四舊』可以砸，別見什麼砸什麼呀！天鵝雕塑算『四舊』嗎？」

https://www.hetubook.com.com這一邊有人以十足的外交家風度含沙射影。那一邊有人以傑出的演說家風度慷慨陳詞。兩邊照相機的閃光燈頻頻閃耀。情形使我們這些車上的雜牌軍歎為觀止。對兩邊都打心眼兒裡肅然起敬，造反造到坐包廂車進北京，由周總理親自出面從中調解談判的份兒上，才算不枉「造反有理」了一次啊！

「未見得，很可能正是我們哈爾濱紅衛兵幹的！」

那樣一種看大字報的情形在南方城市可見不到，人人都垂著頭，邊看邊往後退。要想從頭看起的，就從人牆後繞到前面來。

「敬愛的周總理支持的是我們！」

「咦？青年宮前的天鵝雕塑咋沒啦？」

從車窗望見大地上的雪，我才認為我是真正回到了我的北方。

各包了一節車廂，而且都享受著臥鋪的舒適。在北京主持談判的是周總理。據說兩天內談判了三次。據說他們當著總理的面互相大拍桌子。激怒了總理。總理後來也拍起了桌子。毛遠新當時是「八．八團」的大頭目，而「紅色造反團」的頭目之一也是他們的赴京談判代表之一的馮昭逢，則是烈士遺孤。據說還是總理的「義子」。名揚全國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的頭目們和赴京談判代表們非等閒之輩，也就難怪總理得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親自為他們主持談判了。

「我們『紅色造反團』有同『八．八團』實行革命大聯合的可能性嗎？」

文化大革命、「大串聯」是對我們共和國的一代人的徹底放任的「集訓」。形成了他們與八十年代的青年風骨上氣質上截然不同的區別。有人將一代紅衛兵貶為「狼人」。這觀點挺解恨，但並不完全正確。歸根結底，他們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的許許多多罪惡，倘全栽在他們身上，則無論怎麼解釋也不能夠自圓其說，順理成章。而他們正是以他們的親身經歷，向歷史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在全中國對文化大革命進行嚴肅反思的人們之中，一代紅衛兵的反思尤為獨特。他們的反思具有最屬於他們的頭腦的深刻。我在一本什麼刊物上曾見到過羅丹那著名的雕塑——思想者的攝影，我欣賞了很久。思想者——這才更是一代紅衛兵中仍未背棄對我們共和國的深厚感情的一批人的象徵、倘剖開他們的胸膛，定會捧出一顆滾燙的心。這心內凝聚著一種使命——制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

「那廣州的『五羊』算『四舊』嗎？不是也砸了個稀巴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