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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試試吧，我和他是鄰居。」

「爸！你慢下呀！我們怕你摔死呀！」

他不再說什麼，又往上爬。

吳叔似乎被他的女人和孩子們的哭喊聲打動了，下了幾級扶手，見那幾條漢子湊在一起，專等著逮他，立刻又往上爬了幾級。

母親說：「他要是犯了瘋勁你們也千萬別打他呀！」

六日，「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等造反組織舉行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了上海市委主要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等，奪了上海市委的權。

母親一跪下，孩子們也一個個不由自主地跪下了。

母親聽了我的話，走到門前，剛要開門，手又從門插上放下了。

我並沒明白母親的意思，老老實實地回答：「千真萬確！鐵路上是發生了好幾起車禍。有的列車三四節車廂砸在山洞裡，死了不少人呢，差不多全是『大串聯』的紅衛兵！不但鐵路上，公路上也發生車禍呀！還有因翻了船淹死的紅衛……」

他說：「我憋不住了呢！你把臉轉向右邊去，風往左邊刮，會刮你一臉。」說著，像表演高空節目的雜技演員似的，一手抓扶手，一手解褲子。

他在我頭上快活地嘿嘿笑了。

他低頭看著我。

我到學校去了一次。學校的鍋爐因為沒有煤燒，早已熄火，每間教室都陰冷陰冷的。那些砸碎了玻璃的教室更甭提。也就沒人堅持在學校裡鬧革命。也就失去了幾個月前如火如荼，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好形勢」。彷彿全校的紅衛兵都在冬季轉入了神秘的「地下鬥爭」。我只去了一次，便不再去。

囚車內忽然有一個瘋子怪聲怪調地唱起來：

哥哥的話，使我和母親聽起來，都覺得他是非常清醒非常明白的。那些日子，儘管全中國繼續大亂，我們的家，卻在窮困中人人努力地保持著「安定團結」，並且人人努力避免使哥哥受到外界的刺|激。所以哥哥的精神狀態確實比先前正常了許多。

他接著說：「我聽人講過一個治精神病的偏方，生吃活魚腦子。一天吃一條活魚的腦子。吃完了就服安眠藥睡覺。反正活魚腦子是屬陰的，吃不好也吃不壞，叫你媽給你大哥吃吃看唄！」

我往上爬。

一天晚上，母親到煤棚去拎煤，剛出家門一兩分鐘失魂落魄地撲回來，面無人色地說：「嚇死我了，嚇死我了，我看見了你吳叔的鬼魂，在咱院裡遊遊蕩蕩的，對我齜牙笑……」

我說：「我們又不是一塊兒的，哪能見著他呀！」

終於他爬到了三十多米高的煙囪的頂端。我也緊跟著爬到了他腳下。

「火燒現行反革命！油炸現行反革命！」

而吳叔亦被揪出來了，卻是我萬萬沒想到的。他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母親告訴我時嚇了我一大跳。他的「現行反革命」言論，在我聽來也無疑是成立的：某天清早，有人從他收破爛的手推車上發現了一堆毛主席石膏寶像碎片。當然要受到嚴肅的質問：為什麼將毛主席的石膏寶像打碎？為什麼打碎了又放在收破爛兒的車上，和些個破爛兒混在一起？是不是在他心目中，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寶像和破爛是一樣的，想要「破爛兒的換錢」？

母親趕緊接著說：「人們都講鐵路上發生了好幾起車禍，不知是真是假？」向我直丟眼色。

為首的那漢子說：「你爬上去勸吧，這可是你心甘情願的，沒誰逼你，一切後果與我們無關！」

那幾條漢子和「革命群眾」看不清他在幹什麼。待他那泡憋得很沖的尿像陣雨似的自空而降，撒在他們仰起的臉上，他們才四散開去，憤怒地咒罵：

母親面色如灰，癱坐地上。

哥哥還是被「收容」了。那情形好像有一年城市裡發起的「打狗運動」。一群臂戴「治安民兵」袖標的人，如狼似虎，在街道主任的帶領下，挨家挨戶捉拿瘋子。捉住了五花大綁，硬推入一輛囚車。一些人家被鬧騰得哭天喊地。我們附近那幾條街因為瘋子多，攪得雞飛狗跳鵝飛罷！

他說：「剛才凍，現在不凍了。」

他說：「能爬到天上去就好了！」說時，上身已爬得超過了煙囪口，高呼一句：「毛主席萬歲！」一頭扎進了煙囪裡！

他說：「你沒戴手套，凍手吧？」還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古怪。

這番話還能不構成「現行反革命」罪嗎？甭說他一個「盧二爺」或者「盧二驢」的，就是十個二十個，也定他倆五一十打成「現行反革命」！何況他本不屬於純正的無產階級，乃是個「流氓無產者」，不過沾著無產階級一點兒邊，沒什麼反動言論，也可能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鐵掃帚不經意間稍帶著劃拉一下的。他當天就受到了無產階級的專政，押入了街道「黑幫」隊的行列，據傳要判刑。

其他幾戶的大人孩子，受到驚擾，紛紛跑出家門，跑向院外看究竟。

幾條漢子追入了小學www.hetubook.com.com校。

幾條漢子又對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們命令：

吳叔不知在哪兒撿起了兩塊磚，一手拿一塊，要被逮他的人追上時，便停下來，猛轉回身，虎視眈眈，一副拚命架勢。幾條漢子赤手空拳，不敢冒腦袋開瓢的危險太接近他。

張春橋公開發表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終就是奪權。」「我們對所有的權都要奪。」

母親追問：「是嗎？他死前真是讓你這樣告訴我的？」

我喝道：「你痛快滾出來，別佔著茅坑不拉屎！老子是紅衛兵，你再不滾出來，老子對你不客氣！……」

我和眾多看熱鬧的人也跑入了小學校，但見吳叔已抓著鍋爐煙囪的鐵扶手爬上了半空中。

我說：「你看盧嬸和孩子們跪著哭得多可憐！」

鐵扶手冰手，我的十指被冰得有些木了。想必他的手也早木了。所以他爬的速度不及我快。我漸漸爬到了他腳底下。他那時真是一腳就可以將我從空中踹下來的。他分明連想都沒那麼想，只是往上爬。

以後才弄明白，他是前街的一個瘋子。不知因何罪名定為「壞分子」，每天在單位被關廁所內實行禁閉，關瘋了。一到晚上，用墨將自己的臉塗黑，尋找廁所「自覺反省」。我們的大院沒了門，他便認準了，專上我們院的廁所來蹲著「反省」。他家裡的人拿他毫無辦法。

他忽然說：「我要撒泡尿。」

那幾條漢子一齊打量著我，為首的一個不信任地問：「他肯聽你勸？」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奪權鬥爭的吶喊聲、「凱歌」聲中，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的人民，死寂沉沉地送走了那一年的元旦，死寂沉沉地迎來了那一年的春節。那是人民的艱難歲月，也是黨的艱難歲月。

母親問：「我家老大不惹事不生非的，也不常出家門，非得送回精神病院嗎？」

他無路可逃，竄進了一所小學校。

母親將窗簾撩起一角，見他那樣子，立刻放下窗簾，也不敢給他開門。「窩藏現行反革命」，這樣的罪名哪一家擔待得起呀！

我說：「這些東西賣不了多少錢，把收音機也賣了吧！」

那人說：「不跑也得綁！你是瘋子，我們能信你的話？」

他又委屈又著急，竟臉紅脖子粗地大聲吼：「我們家從來不買那玩意兒！有那錢我買瓶酒喝！再者收購站也不收石膏，那玩意兒既然碎了，就一分錢也不值！」

我覺得煙囪彷彿一陣搖晃，頃刻要坍塌似的。

八日，毛主席充分肯定「一月風暴」。發表「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繼續，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你死我活的鬥爭，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

十一日，《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表並廣播了由中央「文革」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造反派」組織的熱情洋溢的賀電。稱讚他們向全市發出的奪權的《緊急通告》「好得很」、「提出的方針和採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號召全國學習上海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奪權經驗。

我莫名其妙地望著母親。

我竟想不出再用什麼話勸他了。

我拎著那雙鞋站在窗前呆若木雞。

我說。「好。」

我又哀求：「吳叔，下去吧！我的雙手快凍得抓不住扶手了！」

馬嬸卻急迫地問：「你見著我家國華了嗎？」

九日，《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轉載並廣播了《告上海市人民書》。

他不下來，也不再往上爬。俯視著「廣大革命群眾」，那樣子是有些害怕。也難怪他害怕，我雖見他爬上屋頂罵大街，可從沒見他爬得那麼高。而且煙囪不比屋頂，畢竟有個面積可以走。

我與別人有所不同。別人是看熱鬧。我不是看熱鬧。盧家畢竟是我家的近鄰。吳叔畢竟平素對我像個叔輩的人。我心裡覺著我好像能夠解救他似的。當然我是解救不了他的。跟著看熱鬧的人們跑說到底仍是盲目。

其後，《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相繼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毫不留情的，徹底的，全面的總奪權鬥爭」。

「盧琛啊！你死得慘啊！」

我又說：「吳叔死前讓我告訴你，他一點兒也不怪你。」

我離家的兩個月內，我們這個大院已發生了質的變化，由「四好院」而成「黑幫院」了。院門上光榮的紅旗鐵牌已被除掉。七戶人家四戶的戶主被揪出來，還不成了「黑幫院」嗎？

他被追趕到了一條死街的盡頭。

於是他又跑。

我親自跑到精神病院去聯繫，沮喪而歸。精神病院早已住滿精神病患者，沒有空床位ｍ•hｅｔubooｋ.cｏm•cｏm了。我苦苦哀求，就差跪下磕頭——沒有就是沒有。

卻從上海傳來了文化大革命獲得「偉大勝利」的喜訊！首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在元旦社論中宣告：……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將是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展開總攻擊的一年」。

我們的大院已不成其為院了。木板障子被偷得所剩無幾。

他說：「我不下去。站得高，看得遠，放眼全中國，放眼全世界！」

綁他的幾個人中的一個說：「不綁怕你跑了！」

我第一次走出家門，站在院子裡，簡直認不出我們的院了。另一扇大院門也被偷走了。木板障子被扒光了，連廁所的頂蓋和圍簾也不見了，滿院是污水凍的髒冰，一層覆一層，赤橙黃綠青藍紫，七色俱全，是從沒有了門的大門口呈瀑布狀淌進來後結凍的。廁所幾乎被垃圾山包圍了。

哥哥說：「那還綁我？」

從母親口中，倒是片片斷斷地瞭解了一些我們這個原先的「四好大院」在我離開的兩個月內發生的變化：馬叔被單位揪出來了，唸過「國高」的人當然是「臭知識分子」無疑。母親說即使他沒唸過「國高」也會被革命群眾揪出來，因為他的出身原來是地主。張叔也被揪出來了，因為他大小算是個「領導」，儘管不過是區商業局下屬一個片的幾個小商店的臨時負責人。好在他不是黨員，夠不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檔次，所以批鬥「走資派」時，他只作個配角陪著低頭彎腰而已。孫叔被揪出來是我早已預料到的。當母親告訴我時我並不覺得奇怪。——國家正式的十九級幹部，且在黨，不揪出來難道還能放過他？如今統計一下，不消說那些身為處長、局長、廳長、部長和更高級的幹部們，就單算小小的芝麻官科長吧，文化大革命中沒被揪出來過，沒被批鬥過的又有幾個？全國加一塊兒準超不過三位數。

有天夜裡，我被外面砰砰啪啪的一陣響驚醒，拉亮燈，坐了起來。

我問：「媽，怎麼回事？」

母親在一旁說些寬心話勸她。

第二天，我和母親打開所有的破箱子，挑選出所有能換錢的衣物，包在一塊被面裡。

當年哈爾濱市的普通居民們買煤買燒柴是憑供應本的。

我說：「我要感動你下去啊！」

我從呆狀中清醒過來，慌慌忙忙地穿好衣服，也跑出家門，跑向院外。

「鬼魂」回答：「我不是人，我是鬼！」

人們圍向煙囪仰望他。

哥哥就老老實實地讓他們捆綁了，像是拉往刑場執行槍決的犯人似的，被他們推上了囚車。

他一句不回答我。

一夥人跑出了胡同口。

家裡窮得連輛自行車也沒有。有當時也得賣掉。沒輛自行車馱著（並且我也不會騎），我只好分三次，背著捧著，將那一包衣物、舊收音機、舊掛鐘賣到了寄賣店。

我也跑出了胡同口。

他說：「不下去又怎麼樣呢？」

雖然沒有鬼，我卻感到我們院子裡真是鬼氣沸沸。

在我的記憶中，那一年的春節根本沒有任何節日氣氛。初三凌晨，吳叔光著雙腳，穿著破絨衣絨褲從街道「黑幫」隊逃跑回來了。他先擂自己家的門，盧嬸從窗口看見他那種蓬頭垢面張皇失措的樣子，情知他是逃跑回來的，生怕放他進屋，也犯了「窩藏現行反革命」的罪，嚇得不敢給他開門，光是渾身發抖地摟著幾個孩子在炕上縮成一堆兒，哭哭啼啼，還在屋裡哀求他快回「黑幫」隊去，老老實實認罪，爭取寬大處理。他進不得自家屋，就轉而來擂我家的門，邊擂邊叫：「梁嫂，梁嫂，你發發慈悲，開門讓我進屋躲躲吧，他們是要判我死罪槍斃我啊！我不跑幾天後就沒命了呀！」

「下去了又怎麼樣呢？」他似乎更是在問自己。

我不知我是怎麼從煙囪上下來的。雙腳一踏到地面，就昏暈過去了……

馬嬸坐在炕沿。

我只好將臉向右轉。

我將窗簾撩起一角。朝外看了一眼，見他果真雙膝跪在我家門口，兩腳凍得赤紅。

哥哥卻從他那小屋探頭說：「媽，弟，你們別愁。我回精神病院，我在家裡怪沒意思的。精神病院裡還有人組織學語錄，教唱語錄歌，跳忠字舞，比在家好。」

我說：「吳叔，你下去吧！」

我說：「他對我倒不至於發狠。」

他說：「老二，你這又是何苦呢！」

看母親那種極膽小極怕事的樣子，我只好憋著怒火，悻悻作罷。

母親哭了。母親發愁，一時間湊不足一筆住院費。我也是。

母親將預先準備下的幾盒煙分給他們，說：「剛才抓走的那個。」

「你這個死心塌地的現行反革命！你下來！」

於是某天，街道主任來我家通知母親，必須將我的哥哥送回精神病院去。限期不送，要被「收容」。

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

他說：「告訴你媽，我不怪她。」

他們還要抓盧嬸。盧嬸躲在桌子底下。幾個孩子嚇得像受了驚的貓崽子滿屋上躥下跳和圖書。

胡同裡人聲嘈雜，聽著彷彿有一夥強盜在打家劫舍似的。

我剛要往廁所裡邁腳，「鬼魂」冷不丁地站起來，嚇得我大叫一聲，全身汗毛遍豎。

「你已陷入廣大革命群眾的重重包圍啦！你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啦！你不老老實實下來，還要抗拒到底嗎？」

母親默默點了一下頭，又從牆上取下了掛鐘——它是父母結婚時別人送的賀禮。唯一保留下來的是一件父母的結婚紀念品。

母親在屋裡團團轉，狠著心不應聲。

我回到家裡，對母親說：「媽，什麼鬼魂，那純粹是迷信。」

「梁嫂，梁嫂，我給你跪下了！」吳叔在門外苦苦大聲哀求不止。

「爸呀！爸呀！」

「守住大門口，小心叫他跑啦！」

盧嬸瘋了。

「他在那兒哪！」

而街坊們，對我們院的人好像還並不怎麼歧視似的，見面照舊點頭，打招呼，問：「吃了嗎？」「起來了呀？」夜裡幹著坑害我們院的缺德事，白天卻對我們院的人顯出極善良的模樣，彷彿缺德事根本不是他們幹的，是缺德鬼幹的。這些人真是虛偽之極！

盧嬸和幾個孩子這時才出家門，哭著喊著呼著叫著跟隨而去。

母親天天睡前用鹽水給我泡洗一次腳。一個月後，我凍傷的雙腳終於好轉，可以下炕走動了。

我的話顯然沒有驅除籠罩在母親心頭的恐怖。

「他爸，看在幾個孩子的份兒上，你下來……」盧嬸仰望著他說，哇哇大哭。

我沒有絲毫理由責怪母親膽小怕事。放他進屋對我家意味著什麼，我比母親是更清楚的。

我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被母親輕輕喚醒了。睜開眼睛，才發現母親已替我脫去了衣服，我是睡在溫暖的被窩裡。

那是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發展，人民困困難難生活的年月。

火柴仍按戶供應。食鹽憑票。麵鹼憑票。燈泡壞了是根本買不到的。燈泡廠的工人們說沒有玻璃做燈泡。玻璃廠的工人們說沒有生產玻璃的原料。每一個生產單位的工人階級都在鬧革命。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一切一切，也就像多米諾骨牌似的，因為買不到這個而必然買不到那個，形成循環短缺。

我猶豫一陣，對那幾條漢子說：「我爬上去勸勸他，興許能把他勸下來。」

母親便不好再說什麼了。

「不行！」母親堅決地說：「只要放他進屋，就是咱們家的罪呀！你把你哥那雙棉膠鞋從風窗送給你吳叔吧……你再勸他，趁人家沒發現他逃跑，趕快回去，低頭認罪，態度好興許還能判個死緩……」

「還不動員他下來？只要動員他下來了，算你們一功！」

奪權是文化大革命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元旦社論是向全國造反派發出的奪權動員令和訊號。

「報復革命群眾絕無好下場！」

我壯著膽子喝問：「你！是人是鬼？！」

「別亂說了！你信口胡謅！」母親瞪著我，生氣地打斷我的話。

我不知他下去，那幾條漢子會對他怎麼樣。

母親兩眼噙著淚說：「好兒子，是送你去住院啊！」

我幾乎整整一個月沒下炕，更沒邁出過家門。王文琪被槍斃了，也就再沒有哪一個同學到我家來看望我，告訴我一些學校裡或社會上的運動情況。他雖然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子彈之下，可我每每想起他的時候，總是念及同學三年他對我的種種友誼。甚至還想到他的墳上去表示一點緬懷之情。可他的屍體是被醫院直接從刑場上拉去解剖了的，無墳可供我去憑弔，不免為他也為自己淒淒然。

我問：「要是不送，往哪兒收容？」

每戶每個月六十斤燒柴，平均每天二斤。每個季度半噸煤，平均每天只能燒一小桶，燒柴是濕的，去掉水分，實際也就是四十多斤五十來斤。買回家，需劈得細細的，架在爐台四周烤乾，才能生著火。普通居民們能買到的只有「無煙煤」。名曰「煤」，其實不是煤，是煤礦採煤過程衝出的煤粉，煤粉那麼細，不知在煤礦堆積了多少年月。這樣的所謂的「煤」，居民是沒法兒用來做飯取暖的。倒進爐膛一鏟，大半鏟漏到爐底。一個小時也難生著一次火。我家的溫度並不比學校教室裡的溫度高多少。而燒柴是月月不夠用的。就是那樣的「無煙煤」，也得每天按量計劃著燒。第一天燒多了，第二天只好少燒。

我說：「當然與你們無關！」

「你不下來就逃脫得了無產階級專政嗎？」

「我們保證你們不受他的牽連！」

那人說：「他要是犯了瘋勁我們可就不敢保證不打他了！」

女人的呼號猛可地從盧家傳出，令人毛骨悚然。是瘋了的盧嬸歇斯底里。過後，一切歸於平靜，萬籟俱寂，似乎連樹枝也不發出響聲了。

那個冬季，我為家裡做兩項重要的事：白天夾著麻袋，腰裡別著斧頭，到離家很遠的一個木材廠去扒樹皮。木材廠是禁止扒樹皮的，得偷偷地翻牆而入，偷偷地翻牆而出。運氣好，每天能帶回家十來斤樹皮。運氣不好，被木材廠的管hetubook.com.com理人員捉住，不但所扒的樹皮白費工夫和力氣，麻袋和斧頭被沒收，連自己也會被扣留整整一天。稍不馴服，則會挨揍。我雖然挨過幾次揍，卻從未間斷去扒樹皮。不去扒樹皮，我家的爐膛也可能像學校的鍋爐一樣熄火。晚上則在家裡團煤球。每次團上百個雞蛋那麼大的煤球，擺在爐蓋四周，埋在溫熱的爐灰中。第二天早晨拿得起來而不至於粉碎才能燒。虧得我為家裡承擔著這兩項重要的事，我家的爐膛才維持著「無煙煤」的無煙也無焰的可憐巴巴的一點點火。

盧嬸跪下了。

每天全家一吃過晚飯，連碗筷也顧不上刷洗，趕緊就鋪展被褥鑽入被窩，熄燈睡覺。睡不著便在黑暗中躺著。為的延長燈泡的使用壽命。我家的兩隻燈泡早已壞了一隻。剩下的一隻吊在裡外屋間的門框上方，裡外屋同明同暗。燈絲顫顫巍巍的，似乎隨時都會斷，永遠對接不上。它是我們全家的太陽，它令我們提心吊膽。不僅買不到燈泡，也買不到蠟燭。它一日壞了，也就意味著我們全家在夜晚失去了唯一的一線光明。

母親也被驚醒，卻躺著側耳聽，一動未動。

我問：「你呢？」

我一邊往上爬，一邊大聲說些「抗拒到底，死路一條」之類的話。我也只能用那些話「勸」他下來，不能說別的。

馬嬸哭了很久才悲傷萬分地離去。她離去後母親將我狠狠數落了一頓……

他騰地跳起，像一頭被獵狗四面圍住的野豬，凸瞪著兩眼珠子，揮拳打在一個人臉面上，奪路便逃。那幾條漢子發出威脅的叫嚷堵截。他和他們在院內兜著亂跑了一圈，逃往院外去了。幾條漢子追向院外。

母親低聲說：「還用問，準是又有人在扒咱們院的板障子唄！」

囚車開走前，母親對他們說：「你們可別打我兒子呀！」

他像隻壁虎似的將身體緊貼著煙囪，一動不動。

我說：「你站在這麼高處怎麼撒呀？下去吧，有尿下去撒！」

他說，那根本不是他家的毛主席石膏寶像，頭天晚上他的收破爛兒車上還沒見有那些嚴峻的碎片，興許是誰存心陷害他，往他身上栽贓，才將打碎了的毛主席石膏寶像趁夜間放在他收破爛兒的車上。

街道主任走後，我和母親都犯愁。

幾條漢子吼：

他站在廁所裡不出來，褲子也根本沒解開。原來他並非在拉屎，只是蹲在廁所裡而已。月亮下，一張「鬼臉」烏黑，顯得眼珠子發亮。

全院人替盧嬸說情——她被抓走，盧家的幾個孩子就成孤兒了。那幾個人還算通點人情味兒，放過了盧嬸。

「鬼魂」在廁所裡對我齜著一排白森森的牙怪笑。

清冽的月光灑在院子裡，映得院子裡的冰如水銀一般。西北風吹著我家屋後的禿樹枝，發出嗚嗚的響聲，倒是有點像個冤鬼在哭。

廁所的門雖然已被偷走，我卻沒發現「鬼魂」蹲在廁所裡。

母親越勸，她哭得越凶。最後摟抱著母親，在我家放聲號啕，引得母親陪著哭。

他這話說得我心裡不是滋味，想哭。

街道主任為難地說：「上邊的指示，非送不可呀！」

煤，全市缺少煤。煤礦工人也鬧革命，缺少煤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缺少煤，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在這個冬季格外寒冷。《東方紅》的樂曲，每天卻仍響徹這座「東方紅城」的上空。

「紅衛兵饒命！紅衛兵饒命！我滾，我滾……」他喋喋地說著，跨出廁所，往院外跑掉了。

另一個「革命群眾」出主意，深思熟慮萬無一失地說，眾人手扯手接著，找一根長竹竿將他打下來。

兩天後的晚上，我上廁所，不料也碰見了那個「鬼魂」。

街道主任回答：「還是想辦法送回精神病院好。要是不送，我也不知道具體往哪兒收容。總歸不是個好的去處！」

母親嚇得將煤桶扔在院裡了。

那人說：「只要他不犯瘋勁兒，我們保證不打他。」

我便對馬嬸戇戇地笑。

我的雙腳凍傷了，先是紅腫，繼而生了凍瘡，開始潰爛。

一人粗聲粗氣地回答：「哪個是你兒子！我們不認識他！」

「對！將功折罪嘛！」

囚車在那瘋子可怕的歌聲中開走……

文化大革命中，被變成「鬼」的人極多。由「鬼」而瘋的人也極多。瘋子極多，難免使人懷疑「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不夠「偉大」之處，只我們附近的幾條街上，就有六七個由「鬼」而瘋的人。

母親又問：「街道不需要他幫著抄寫大字報了？」

我覺著反正沒法子向母親證明世上沒鬼，只好由母親禱告，自己再次走到院子裡，拎起煤桶去裝煤。

哪裡有什麼鬼的影子！

我默默從破箱子裡翻出哥哥的一雙舊棉膠鞋，打開小風窗，叫了一聲：「吳叔……」正預備將鞋扔出去，卻見幾條漢子衝入院內。

馬嬸又急迫地問：「你聽說鐵路上發生什麼車禍沒有？」

母親按住我，訓斥道：「就你有本事！不許你出屋！大人們都不敢管，你一個毛孩子管得了嗎？不管倒興許好，何日板障子扒m.hetubook.com.com光也就算完了。一管，說不定哪天夜裡扒誰家屋頂！」

春節，哈爾濱市，不，「東方紅城」的普通百姓，每人僅僅憑供應票才能買到半斤豬肉，半斤魚，半斤蛋。肉是連皮帶骨的冷庫裡存放多年的凍肉，魚是從朝鮮進口的什麼「明太魚」——一種索然無味的魚。

一個「革命群眾」給那幾條漢子出主意，嚷嚷著應該在煙囪下扯起一張網，以防備他跳，自絕於社會主義自絕於人民。

都是些乘人之危的傢伙夜間幹的，就是大白天幹，院裡的人也不敢提半句抗議。不過那些傢伙還顧著街坊的情面，不好意思白天幹。好端端的兩扇院門也被偷走了一扇。院門障子都是好木板，大概是偷回去做箱子做櫃子做寫字檯了。偷便偷罷，盜則盜罷，還要往我們院裡潑柑水堆垃圾。大抵是孩子們所為。但也保不準絕沒大人照樣幹。下水道在胡同口。垃圾站更遠。寒冬臘月的，圖省力，少走路。僅此而已，倒並不見得存什麼壞心眼兒。

哥哥說：「我不跑。」

我往上爬，他也往上爬。他越爬越高，我也越爬越高。我平素很少登高。奇怪，我竟不覺得害怕。

我十分不忍地對母親說：「媽，他沒穿鞋就跑回來了，開門讓他進屋暖和暖和吧，暖和一會兒咱們就打發他出去，也算不得是窩藏……」

分明不是鬼，是個人。

人家未免懷疑，未免繼續質問。

我仰臉看著他。

母親便閉上眼睛，雙手合十胸前，口中嘟嘟噥噥地虔誠地禱告起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二十多個造反組織首當其衝，在一月二日便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會籌委會」。四日，張春橋、姚文元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調查員」身份緊急趕回上海，參與策劃奪權行動。當天和第二天，便先後奪了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權。張春橋隨即召見「工總司」代表，下達指示：「基本問題是把領導權奪過來，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打倒。」

我聽他的話不著邊際，堅決地說：「你不下，我也不下！再過會兒咱倆的手都凍得抓不住扶手了，準一塊兒掉下去摔死。」

我始終沒將吳叔所說的那個偏方告訴母親。我不相信生吃活魚腦子可以治好精神病。而且，要在哈爾濱市，不，在「東方紅城」的冬季裡，一天搞到一條活魚，是「難於上青天」的。

林彪公開發表講話：「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軍隊要堅決地大力地支持無產階級造反派的奪權鬥爭。」

他說：「我早感動了啊！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告訴你媽，我不怪她。」

我喊：「你還往上爬！爬到天上去呀？」

幾條漢子吆吆喝喝，持胳膊挽袖子，摩拳擦掌，撲過來要逮他。

母親卻說：「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對我齜牙笑嗎！也不知他那笑是什麼意思……」

我不信鬼。尤其不信吳叔死後鬼魂作祟。我無所畏懼地跨出家門，站在院子當中朝各處陰暗角落尋視。

他的孩子們也哇哇大哭。

母親說：「馬嬸看你來了。」

「爸！爸！你下來呀！」

錢還是不夠。母親便東家西家說盡好話借。借遍了全院和一條胡同的人家，總算將哥哥的住院費借得差不多了。

「這也欺人太甚了！我去管管！」我火冒三丈，披上衣服就要下炕。

一條漢子沒好氣地說：「別他媽的亂嚷嚷，這會兒上哪兒找一張網？」

那一年的元旦之夜連鞭炮聲都沒聽到。

街道主任說：「需要是需要啊，可上邊怎麼指示，俺就得怎麼執行呀！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嘛！」

我說：「告訴。」

馬嬸哇地哭了起來，邊哭邊說：「我家國華肯定是死了呀！要不他怎麼連封家信也不寫哪！他可不是不懂事的孩子啊！我們馬家就這麼一個兒子，連個傳宗接代的根苗都沒有了，這可怎麼好呀！我是哪輩子做了孽呀！」

網找不到。那麼長的竹竿也是找不到的。這個比較高妙的主意也同樣被幾條漢子否決了。

母親說：「你沒走幾天，國華也『大串聯』去了，到現在沒回來，和你一樣，連封信也不往家寫，你馬嬸天天擔慮得吃不下睡不著……」

我說：「是。真是讓我這樣告訴你的。」

哥哥被捉走時，倒沒發瘋，只是顯得十分害怕，問母親：「媽，他們要把我帶到哪兒去呀？」

他又說：「我不是人，我是鬼！我一定老老實實接受改造，叫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爭取改造成人……」

他說：「可憐啊！」

有人好心地阻止我：「你可千萬別爬上去！你爬到他腳下，他一腳把你踹下來，這麼高，石頭般硬的地，不摔死你，也摔殘廢了你！」

母親也從那天起變得神情恍惚，時常自言自語：「我是該給他開門的，我是該給他開門的，我是該給他開門的……」

我望著摟抱在一塊兒哭作一團的兩位母親，為自己說的那番老實話後悔不已，噤若寒蟬地轉身面壁，縮入被窩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