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均勢手段體現著強制性，而努力以理性協商和相互讓步來替代使用強權的辦法在精神上和訴諸公斷是一致的。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按這類方式達成的協議常常在實質上也完全是權力交鋒的結果，因而其效力隨權力關係的變化而搖擺。最近的一個例證就是奧地利無視一八七八年的柏林條約，改變了該條約規定的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歸屬狀況，將其併入了自己的版圖。這使柏林條約所體現的大國協調也湮沒於新一輪的對抗之中。在這個事件中，德國站在奧地利一邊，而俄國在德國壓力下也不得不放棄遵循它和英國、法國達成的諒解，即三國保持一致，反對任何不經歐洲協調就剝奪土耳其對於波黑兩省的正式宗主權且和塞爾維亞王國的合理意願明顯相背的行動。受到德國露骨壓制的俄國的憤懣之情體現在了沙皇於一九〇九年十月從俄國至義大利的外交旅行中，當時他刻意避免途經奧地利的國土。波黑事件加大了有關國家間的隔閡；在這種背景下，在巴爾幹出現的任何棘手問題都會威脅到歐洲的和平。這場風波直至一九一〇年二月才告一段落。從結果看，奧地利的行動造成了既成事實，一件通過不借助甚至無視歐洲協調而實現的事實。對此的唯一點綴是奧地利給予了土耳其一筆經濟補償，這也迎合了正受國內革命困撓的土耳其的財政需要，不過正是這場革命給予了奧地利可乘之機。隨這種結局而來的形勢比事發之初更趨惡劣，有關國家間的對抗又鮮活如初，眾目睽睽的是出於一時之便的隨心所欲便使嚴格的協調成為可有可無。有關國家間的信任即便不是蕩然無存，也是所剩無幾了。

這一時期德國政治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德國人民一直毫無怨言地交納稅款，這和英國人民對於艦隻稅以及美國人民對於印花稅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的確，普魯士的稅收促進了其陸軍的改組與發展，而陸軍的強大將普魯士推上了德意志領導者的地位，並使現代德意志帝國隨著一系列的軍事勝利而得以誕生。但艦隻稅對於決定著英國的優勢地位的英國海軍的發展同樣具有意義，何況發展海軍的需要是英國人無法否認的。至於印花稅，它的徵收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也是出於國家防禦的需要。在相似的情形下，普魯士人民在稅收方面對於政府的順從清楚地反映出了他們的普遍性格，他們將自己置於強大政府的支配之下，與此同時在個人自身的行動範圍之內又多少保持著一點主動性。由此可以看出德國政府的特性和德國人民的特性是相互協調的。這種協調促進了德國的強大，而這點並非時時都能為人所看清的。不管如何，必然無疑的是，在當今組織化的時代，由於德國政府有著熟練的對社會進行系統組織的能力，而德國人民對這種組織也能普遍接受，在組織程度方面，德國在所有國家中自然獨佔鰲頭。

另外，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爆發之時，一位在英國極有影響的權威人士告訴筆者，對於向英國提出的一項要求它參加一個國際聯合以約束美國使用其力量的建議，英國在答覆中不僅拒絕參加這樣的聯合，而且還保證將積極地反對建立這種聯合的嘗試。而在一八九五年，法國、德國和俄國的聯合行動就迫使日本——另一個非歐洲國家——放棄對旅順的佔有。我認為英國的上述作法完全是出於利益動機，它正確地認識到了其利益。我不會將其原因歸結於情感，情感儘管在國家生活中有著強大的作用，卻是極為靠不住的東西，變動無常。當前的問題是，在目前形勢中，英美兩國鑒於利益的共同性，在什麼領域更可能進行相互支持？當然，英美之間還有著共同的政治傳統，這很大程度上也使兩國相互間有著感情上的親近。在今天和在華盛頓時代同樣地正確、而且將一直正確的一個道理是，期望能有利益之外的動機持續決定一個國家的行動完全是徒勞的。這個被冠之以「現實主義」的信念已被德國直言不諱地作為國家政策的根據。從這個信念出發對於政治家來說，他們的政策是否正確、全面正取決於對於國家利益的考察；為此，他們需要對眼前現實有著廣泛的了解，還應具有對其進行分析的能力。對於一個要在世界上充分發揮作用的國家來說，這些瞭解和分析能力也應為其一般大眾普遍擁有。只有這樣，原先只有著短淺眼光的大多數人才能認識到國家的長遠需要，國家也才能採取必要的措施去實現自己的目標。

無疑，純粹的商業競爭完全是基於工業和經濟效率。然而，不管一個民族在這個方面如何表現上佳，它也只會在無力操縱事態時才願意依靠效率進行競爭。一旦有了權力，它就會使用它；而之所以未能這樣去做就是因為它未控制某片土地。於是就有了兩種結果：一是一些國家力圖佔有某塊地區；二是佔有者倚助武力來保住已到手的地盤。就在最近，當筆者正寫這些文字的時候，一位元在德國頗具影響的人物稱，如果將來德國在其他國家先行搶佔的殖民地盤上依然不能立足，德國對此只好默認。人們完全應該相信此話的確是由衷而發的。不過，國家實際上是由它遇到的機會所支配而且很樂於應用這些機會。在一八九八年最初的幾個月中，誰又能想到美國將佔有菲律賓呢？當初，這塊群島既不是美西戰爭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國預定的戰爭目標；而且筆者還親眼目睹了當時美國政府內部對於奪取菲律賓的強烈反對。無人能預料一個國家將做些什麼或感到必須做什麼。只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使在某個問題上爭執的雙方都覺得自己有理，也還是誰的力量強，誰就占上風，而且大家都會不失時機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目前，德國需要的市場大多處於他國法律的控制之下，這種狀況決定著德國的當前意圖以及對強大的海軍的期望；不過，支配著德國前途的並不是後者，而是無法預測的四周形勢。

據說當今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奉行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不能允許英美間的分歧發展到使相互關係破裂的地步。這說明了這個普遍事實，即通常在每一個國家看來，和另外某個強國保持和諧關係有著首要的意義。在俄國盛極一時的年代，普魯士重視的是俄國；對於今天的德意志帝國來說，受垂青的就是奧地利了。德國首相俾斯麥在一八七九年促成了上述轉換，儘管這和當時德國皇帝強烈的感情傾向相背。如果美國人不僅僅把目光集聚於英倫二島，還能注意到英帝國的其他一些組成部分，即澳大利https://www.hetubook.com.com亞、加拿大和新西蘭——它們都瀕臨太平洋而且和美國的太平洋沿岸諸州有著同樣的政治要求，另外還尤其能考慮到英國海軍的世界作用，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對於國際問題的思考會使美國人把大英帝國置於自己心目中的優先位置。

順便還需提及的是，在大多數的工業競爭場合中，海洋都是決定性的因素。就當前歐洲形勢而言，尤其是考慮到俄國趨於衰弱且要把一部分力量投向東方，德國完全不受入侵的威脅。而且德國海軍能夠，或者說很快就能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區自由行動，此外只有英國海軍可以這樣做。一旦英國喪失了這種地位，就當前狀況估計，德國完全有可能成為世界上起支配作用的海軍國家以及歐洲的主宰者。另外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德國海軍的行動不牽涉英國的切身利益，有關國家又未保證在與上相反的形勢下給予英國相應的支持，能期望英國行使它的權力去制約德國嗎？在美國力量還很弱小的時代，美國宣佈了門羅主義。儘管美國的聲明和它的海軍力量一樣可以讓人不屑一顧，但英國這個當時有著比今天還相對強大的艦隊的國家將門羅主義作為一項對它的真正支持加以歡迎，而且兩國還通過它們的行動阻止了一些國家提出的從歐洲運送軍隊跨越大海去干預美洲的爭端的建議。當時，利益的契合使美國和英國相互間給予了支持。

在本文的前部，我順便引用了斯塔布斯的觀點，即均勢因素是打開一五〇〇年至一八〇〇年間的歐洲近代史的鑰匙。這位其研究方法非凡地影響了同時代的國人的思想深邃的歷史學家還曾言道，在我們稱為中世紀的前一個時代，各個民族都是各行其事，不象今天的國家這樣有著日常的對外交往；各國都不具備國家行為的一體性，而這正是嚴格的國家層次上的行動得以產生的前提。當時，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尚處於形成之中，在一塊領土之上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子單位，行為主體的眾多使一國政府根本不可能象在今天這樣籌畫或完成一項由它進行良好控制的行動。用斯塔布斯的話來說，當時的政治舞臺呈現的不是一出有條有理的戲劇，而是一幅雜亂無章的場景。

不管上述局面可否避免，它並不表明在世界各國之間不可能建立起一種有序的體制。一些意見認為一個國家不會無條件地服從協調或公斷的結果，只有借助強制力才能使其行為和這類結果相一致。人們也會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均勢局面和工商業競爭狀況有相似之處，而歐洲協調過程和一個托拉斯組織的運轉又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儘管歐洲協調和托拉斯不同，不是將所屬的多個成員聚合為一個集團，但它的確將集體意願作為關於歐洲的政治決斷的來源，而所有的強國就如托拉斯組織內的子公司一樣要遵從集體的決定。

軍事組織，也就是陸軍，只是德國的組織才能的一個具體表現所在。德國對自身力量進行協調、搭配的主要特點是，在政府統轄之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有各自的全國性指導性機構，這種廣泛程度和它所取得的成效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是沒有的。於是德國成功地集聚起了它的力量，無論是在工商業領域還是在軍事領域。托拉斯就是一種有組織的力量集中形式，它的效能眾所周知。在德國，由政府進行集中特別地容易並且有效，因為今天的德國人是幾個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的產物。在這個環境中，政府無論其好壞，一直是將個人置於自己的駕馭之下。這種狀況的存在部分地是由於絕對政府是德意志傳統的政府形式，更多地是由於歷史上的德意志國家大多規模較小，它們的政府能夠在別人所未有的程度上干預個人生活。

絕不能把重視與他國的一致之處看成是有意謀求正式的同盟。出於以認識和經驗為基礎的對某人的信任而毫無勉強地與人合力共事是一回事，在一個長時間內使自己受縛於某種義務則是另外一回事。即使美國的傳統政策不是刻意避免因一時之需締結長期性的同盟，想勸說美國人民承擔同盟義務也只能勞而無功。得不到國內大眾的一致支持，美國締結同盟也毫無意義。不過，如果美國人民基於對國際形勢的全面理解支持結盟行為，美國對於同盟關係就能揚其長、避其短，美國的一般政策也會從結盟中受益非淺。門羅主義本身就反映了美國公眾的認識，政治家們只不過將這種認識總結、深化並精確地表述出來。作為一項國家要求，門羅主義的生命力就在於它是否能繼續和美國人民的心理傾向相一致。這種傾向並非一直能被一清二楚地理解，但的的確確決定著美國的對外行動，雖然它不具備其他什麼約束力量，不象一項協定那樣有著人為的效力。

如果上述正確，那麼在當前由於所有在工業技術和資本擁有方面都名列前茅的國家都正在世界上的同一地區尋求貿易和投資機會，因而競爭十分激烈、國際緊張日益加劇的時刻，英國明顯地是國際局勢的關鍵所在。工業、生產能力和資本不僅僅是抽象的名詞，它們還體現著實實在在的資源，對它們的開發利用決定著大眾在衣、食、住、行和合理享受方面得到滿足的程度。所以，當前鬥爭的主體不是政府，而是各國人民，政府只不過是他們的工具。如果哪個國家在政府體制的效能方面高出一等，以所擁有的工業和商業實力為基礎，它就可以作為一股軍事化的、組織良好的力量投入角逐，而其他國家只能寄希望於結成聯盟以維護機會的平等。英國由於其地理位置和海軍，以及龐大的殖民體系，將國際形勢的鑰匙抓在了自己手中；不過就武力競爭而言，英國在組織效率與人力物力的集中上又遜於德國。這樣，對所有德國之外的國家或民族而言，如果它們認為在世界市場上的平等或機會對自己極為重要，它們就有必要考慮應抱著怎樣的思想態度、持著對現實的怎樣理解、採取怎樣的手段去影響未來的發展。如果某一國的強大令他國難以望其項背，那麼和從前一樣，平衡只有通過弱者之間的相互溝通與聯合才能得以保持。

由於這些原因，位於一個圓弧的中心位置上的國家比那些其領土零散分佈於圓周之上的國家更易採取協調的行動。目前這種便利是在德奧同盟一邊，而且還因鐵路系統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強。這個鐵路系統的大部分處於德奧政府的緊密控制之下且根據戰略與商業運輸的需要而組織，因而也就使內線調動所帶來的軍事機會和圖書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這些只會加強德、奧間的相互支持，雙方在當前歐洲局勢中的互利互惠關係已被它們自己視為必然。無論就任何一國的具體意圖而言，還是從總的國際關係來看，都不存在任何使分裂能和聯合一樣給雙方帶來同等好處的因素。另外，德、奧的領土連成一片，從北海和波羅的海貫穿歐洲直抵亞得里亞海，這也給兩國帶來了一些軍事和商業上的好處。與此相聯繫，考慮到土耳其的前途多舛，從愛琴海畔的薩洛尼卡向地中海出擊是德、奧的一個自然而然的打算。

當然，我們一直和某些國家有著特殊的關係。不過現在和以前相比的變化是，從前我們和其他國家離得較遠，相互間的關係被嚴格地限制於關於美洲問題的討論之內。而現在，東方的動盪局勢、東方的發展需要以及西方的工業和資源通過填補這種需要而獲益的機會成為了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共同關注所在。中美洲、南美洲和針對這些地區的門羅主義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各國在上述地區的接觸既可能增加有關國家間的利益一致性，也可能導致衝突。這兩種情形都會促進幾個強國間的力量組合。國家有時會覺得和其他國家採取一致的外交行動是理所當然之事，另些時候又會發現它們相互間更多的是分歧。當今，各個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無所不在，我行我素只能是自毀前程的愚昧之舉。緊接而來的問題是：是否應抱著一種機會主義的企圖去就事論事地處理各類問題？是否在國家間能夠找到政治理念和戰略考慮方面的根本一致，從而依照這點推行始終如一的、強有力的國家政策？

德爾布呂克的思路適用於包括英國在內的每一個其他國家，也適於被用來分析包括英德之間的爭執在內的每一個糾紛背後的原因。戰爭的情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參戰方的地理狀況，但戰爭的根源可能遠在他處，今天尤其如此。如今，眾所周知，歐洲國家和美國都越來越必須在世界的欠發達地區尋找原材料，並為它們的工業產品和資本尋找出路，從而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洲都處於相互競爭之中。在一九〇九年五月底，英國外交大臣在議會下院的發言中說，從今沒有任何歐洲問題會激起歐洲國家間的尖銳衝突。不過他又指出，非洲的剛果問題如不能合理解決，可能造成歐洲國家間的麻煩；這些麻煩和過去幾個月中發生的問題——指奧地利的兼併行動，對此各國遲至一九〇九年四月才明確給予承認——相比，後者只是兒戲而已。德爾布呂克又寫道：「德國給自己規定的明確目標不是獲取大片的殖民地，而是求得這樣的一個地位：即在那些歐洲文明範圍之外的國家，在它們的人民中間，德國的影響、德國的資本、德國的商業、德國的工程業和德國的聰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強國在平等的條件上進行競爭。」

鑒於上述狀況，奧地利一年前的吞併行動和它的建造四艘無畏艦的計畫都是一種信號。如果奧地利在愛琴海邊獲得了據點，或者借助於海軍優勢控制住了亞得裡亞海，那麼它就能以充分的海軍力量為依託將愛琴海和亞得里亞海之間的地區置於自己的駕馭之下。奧地利在這一地區的企圖與義大利的利益相衝突，也和歐洲國家對近東局勢普遍具有的敏感不太相稱。不能忘記的是，僅僅在半個世紀之前，有著在義大利半島進行擴張的傳統的奧地利還佔據著包括威尼斯和米蘭在內的義大利大部分土地。在一七一八年與一七三三年之間，奧地利還曾短期佔領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義大利的推進受到壓制之後，奧地利又把擴張傳統和對商業優勢的期望轉到了亞得裡亞海的另一側，也就是巴爾幹半島身上。義大利此前對奧地利的抵制也隨之自然地轉移了過來，因為亞得里亞海的控制狀況對它的安全至關重要。亞得里亞海最寬處不過一百五十英里，出口處還不到四十英里寬，義大利不可能心平氣和地看著這麼一個和它整個東部邊界相鄰的海域落到一個以一條海岸為基地的強大的奧地利海軍的手中。於是，從前的和當前的對奧地利的強烈不滿使義大利人幾乎不可能對他們王后的祖國產生親近之情，而且他們還對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倫特的義大利人依然是奧地利的臣民而未被「救贖」出來耿耿於懷。由於上述齟齬，義大利和奧地利之間根本不可能達成什麼平衡。人們唯一需做的就是認識到巴爾幹局勢的不穩以及這對東西方交匯之地、對於傳統的世界政治中心的影響。後一地區的代表城市就是分別以兩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大裡亞。

對於如上述的吞併土耳其的兩個巴爾幹省份這樣的行為，用不著從客觀形勢中替它尋找開脫的藉口或者更多的反對理由。顯而易見，明目張膽地棄協議於不顧必將給整個世界造成道義上的消極影響。任何令人滿意的關係，不論是社會、金融還是國際方面的，都必然以信譽為基礎。沒有信譽就沒有安全；信譽喪失殆盡，接踵而來的就是動亂。用不著進行多麼生動形象的描繪，人們就能想到倚仗強權違反條約對國際政治會有什麼樣的影響。而這種情形多少正體現在了普法戰爭以來的歐洲局勢中。這種局勢不僅表明了在歐洲存在著一個超級軍事強國，而且將這個國家造就成了一個和歐洲大家庭的任何其他成員以及和這個家庭有著很近的親緣關係的美國相比，在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有著更出色的組織才能的有機整體。

認識到了德國和英國之間的敵對及其產生的根源並不意味著可以忽略其他狀況。奧地利在去年採取的兼併行動，一九〇五年摩洛哥爭端的或長期存在、或轉瞬即逝的事態等都不時地影響著各國的政策方向。微小的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發生的，但它們也會導致和其重要性相符的反應。這種重要性的大小由有關的政府所估測，但在根本上還是為這些事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所決定。當前，德國和英國之間的對峙就是國際關係的重心，它是從前述的一系列歷史事件發展而來的。「我認為，」德爾布呂克還寫道，「英國和德國這兩大國之間的角逐是事物發展的自然結果，絕不可能被消除。不過，這場競爭並不必然導致戰爭；至多竭力進行的軍備建設使兩國保持相互間的力量均等，誰都不敢輕越雷池一步。」而其他歐洲國家則和某一方站在一起，對這種平衡產生影響。

由兩個中歐國家組成的強大同盟有著幾個目標，它們通過德國的海軍發展以及奧地利在巴爾幹的兼併這https://www.hetubook.com.com些近年來的事態都得到了體現。德國是奧地利的超級夥伴，它的支持對於奧地利最近行動的成功是決定性的。奧地利之所以採取這個行動，既是出於眼前需要，也是明顯地為了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威望。針對奧地利對波黑兩省的吞併，奧地利首相曾說道，必須當機立斷，否則事情的發展可能就對奧地利不利。這實際上是指，剛剛在君士坦丁堡取得革命成功的土耳其青年黨人在羽翼豐|滿之後，或許會反對將波黑併入奧地利，就如他們面對戰爭威脅，依然拒絕讓希臘獲得克里特島一樣。奧地利還直言不諱地表示它要執行積極的對外政策，以使奧匈帝國在世界上居於適當的地位。除此之外，向愛琴海和地中海的貿易擴張也是奧地利的打算。如果奧地利全國上下都能支援上述目標，它就不再會給人一種瞻前顧後的感覺。構成奧地利帝國的多個民族之間的紛爭使奧地利人不能團結一致，而一項堅定的對外政策則會將全體奧地利人集聚到一杆新的國家利益大旗之下。儘管奧地利的財政不太寬裕，但上述目標以及擴張至愛琴海所帶來的商業利益將繼續促使它沿著既定方向推進；最近的情況已表明對奧地利的抵制軟弱無力。自然奧地利也需面對在當前爆發歐洲戰爭的危險，可現實形勢是俄國一蹶不振，而兩個中歐帝國卻兵強馬壯。德、奧的聯合行動說明，這兩個國家將依然是鐵板一塊，作為一個最穩定的因素在當今國際關係中發揮作用。

這種態度自然也離不開美國人由於和英國具有共同的政治觀念而對後者產生的親近感。不管在不同的地區對於這些觀念有著多麼不同的表述，它們自其首倡者從北海的日爾曼海岸遷居他地之日起，在過去的十五個世紀中，在英國及其各個殖民地區分別得到了獨立的、不盡相同的弘揚。不過，美國是否重視與英國的關係在根本上還是取決於它是否冷靜地權衡了各種可能，分析了各種平衡關係並認識到它不可能脫身於各國間的關係之外，也不可能在沒有清晰觀點的情況下穩妥地處理與他國的關係。目前，如許多人所看到的，在美國和歐洲國家都有其各自利益的領域，美國在推行自己的某些政策時，即使沒有和歐洲國家攜手合作，至少也盡力地和它們進行磋商或求得協調。從這中間透出的正是一些美國人對於美國涉足世界政治的心照不宣的認可。他們不能不承認，美國再也不能將自己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局限在美洲地區和門羅主義的範圍之內。

當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組成為一個單一的國家時，當法國不再是一個封建領地的集合而成為一個集權的王國時，當德意志獨立的各邦合併為一個有著中央行政機構和全國性的立法機構的統一帝國時，國家也變得愈發簡明和令人容易理解了。將作為一個統一的整體的美國和獨立戰爭結束之初相互間沒有正式的關係且又勾心鬥角的十三塊北美殖民地相比，也能毫不困難地領悟上述道理。

當今的一個趨勢就是組織化現象日益擴展，而德國無論從方法還是從才能來說，在這個方面迄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使德國比之於所有其他國家有著先行之利，並有機會彌補一個世紀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給當時起步的德意志的發展所造成的損失。那時，德意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在社會、經濟和商業領域也處於相對落後的地步。直到一八三五年，關稅同盟才在德意志得以建立，將工商業從每隔幾英裡就一個稅卡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普魯士在促進這個變化方面所起的突出作用對於它在日後取代奧地利成為德意志的首邦有著決定性的意義。不過四分之一世紀之後的一八六二年至一八六六年的普魯士政治發展卻頗耐人尋味。這時的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根本不把議會下院放在眼裡，而上院卻不斷地頒定為下院所反對的新稅種以支持俾斯麥的政策。

在歐洲社會的眾多成員成功地融為幾個有機體，亦即現代意義的國家之後，均勢因素也就和歐洲的歷史密不可分了。其結果就是每一個國家都對維繫著國家獨立的均勢狀況有著自覺的關切，從而歐洲所有國家之間形成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係。不管各國的利益如何不一，也不管各國的國民性格如何因傳統和多個世紀的政治環境的不同而有差異，共同的確保自身生存的本能使各國都自然地堅信獨立國家地位的重要，它們都是以此為出發點來處理與他國的關係。門羅主義反映了美國對於各強國之間的平衡狀況的認識，借助於門羅主義，美國給它與歐洲國家的關係定下了一個基調；而對於東方移民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不言自明地顯露了美國對其他國家與自己的利益關係的認識。

所以，歷史環境和繼承下來的特性塑造了今天的德國人，使他們能夠甘心生活於一個政府控制框架之內。實際上這種控制的加強看來正是發生於當今所有文明國家之內的趨勢。在不侵害公共權利情況下的不受國家約束的個人自由在英國和美國一直備受推崇，可是如今這種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正受著越來越多的約束，因為人們日益看到，少數個人的集體行為確實可能破壞公共權利。出於純粹的自我保護目的，國家不得不採取一些措施。不過，只要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讓政府行為起到為個人行為拾遺補缺的作用，而是要對後者進行規範，那麼這些措施便在形式上是社會主義的，在實質上卻並非如此。然而，在任何時代，一個政治社會的這個或那個部分都會招來控制，以防它產生過分的影響。而且，還可注意到的是，政府規整也給社會注入了新的競爭成分，因為當個人和小團體的權力過大時，它們的利益會受到整體利益的制衡。而依照現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思想，國家應對所有社會事務予以統轄和指導性控制，這樣國家也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壟斷組織，一個托拉斯，沒有什麼還可以對它起到自然的、有效的修正作用了。

德國在有條不紊地組織國內活動方面極富天賦，這使它能夠通過將自身力量協調一致而甚為強大。有著無與倫比的效能的德國陸軍就集中體現了德國身上所有的軍事稟賦。這支軍隊所依賴的德國人口如今比俄國以西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都要多，而且其增長率也高於任何其他歐洲國家。自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以來，德國人口已增加了一半，從四千萬達到了六千萬，現在還以每年八十萬人的速度上升。所以，就規模和品質而言，德國陸軍能夠保持它的領先地位。即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m.hetubook.com.com德國也因在地理上處於歐洲中樞而具有公認的軍事優勢。如果暫不考慮其他軍事因素，那麼在其他歐洲強國——俄國、義大利、法國和英國，分佈於連成一體的德國和奧匈帝國領土周圍的情形下，可以想像前幾個國家組成一個聯盟——就如反對路易十四和拿破崙的聯盟，而這自然會使德、奧容易受到多個方向上的攻擊。不過軍事實踐證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位於中心地帶給一個國家所帶來的好處遠比與此同時的經受攻擊的危險所給它帶來的損失要大，它能夠同時對於幾個敵人進行連續的打擊。這樣的國家可以集中施壓，用優勢兵力對付薄弱之敵，地理上的居中使它可以沿著軍事上所稱的內線調動軍隊，而內線簡而言之就是較短的線路。距離上的近捷意味可以更迅速地行動，而時間也因此而節省，如一句著名的格言所說，勝負就在五分鐘之間。

上述之類的情形在各國政府的行為中隨處可見；從中必須看清的是，相互衝突的國家利益考慮導致了各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就是權力的針鋒相對，無論這種對峙是否得到了外交手段的調節或是被置於了戰時仲裁之下，或是處於兩國還是國家集團之間。對權力大小的判斷不僅僅停留在對物質力量的認識上，更表現為對於所有對行動產生影響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廣泛評估。均勢就是指在天平上各處一邊的兩個秤盤處於一個基於對立關係因而又易於浮動的平衡狀態，十九世紀的歐洲就呈現出這樣的局面。從這種局面中嶄露頭角的是國際協調思想，即大國和其他有關國家步調一致，以通過妥協或基於應有的權利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一旦達成了某種解決，它就具備了合同的約束效能。儘管所有在國家間會議上達成的條約都有著這種性質，不過現今的「協調」概念從廣義上講是指各國通過雙邊交流和國際會議，進行普遍的磋商和安排，從而對有關問題達成具體的解決方案。幾大國就是通過協調，才決定由法國、英國、義大利和俄國在克里特島聯合駐軍，以維持該島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居民之間關係的平靜。這兩方分別希望和希臘及土耳其實現政治統一並且從後者那兒尋求支持，這種局勢惡化了希土兩國間的關係並給歐洲和平帶來了爆發戰爭的危險。不過，德國拒絕參加上述協調，這顯然是因為它和剛剛被趕下臺的土耳其蘇丹阿布杜拉．哈米德有著特殊關係。此外，五年前的阿爾黑西拉斯會議也是一項大國間的協調行動，該會議同意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在摩洛哥有著最直接的利益的國家在摩洛哥推行某些措施。在這類情形下取得的成果至少就其形式而言體現的是大國間的一致，而不是對抗基礎上的平衡。

德國總是及時地向它的盟友伸出援助之手；反過來，它也肯定希望得到而且無疑會得到奧匈帝國在將來對於德國的各種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在德國和其他國家處於衝突之中的時候。這就意味著，只要世界政治還取決於歐洲局勢，一個國家無論在世界上的哪個地方和德國陷入爭吵，它都必須掂量一下奧地利的作用。這一點明顯不過地體現在了摩洛哥問題上。在克里特島事務上，德、奧兩國至今也是並肩而立，脫身於歐洲協調之外。如果今天的法、英、俄二國協約集團中的任何一國沾惹上了與德國的嚴重麻煩，其他兩國如果想要干預，也不能不考慮到奧地利的反應。一旦在上述形勢下法國決定動用自己的海軍以支援英國，可能由此引發的危機將使它不得不留意著不僅是德國、而且有奧地利的對自己陸上邊境的威脅。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在美國和德國的企圖或政策在世界上某個地區發生碰撞的情況下，此時的歐洲局勢對德國行為的制約必會因奧地利對德態度的明確而大打折扣。上述例子都具體說明了均勢效應。目前歐洲均勢狀況的主要特點就是，天平的一端是基於地理位置和必要的相互依賴而聚為一體的力量；而在另一端，力量分散且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因此，在制衡的力量出現之前，歐洲的均勢天平不可阻擋地會向一端傾斜。以往的經驗也並不能保證有關國家將自然而然地想到應防止他國一時具有的優勢所造成危險或消極影響，並且針對將來的可能不測進行穩固的合作。相比於三國同盟，三國協約集團力量的散亂清楚地說明了在今天的歐洲誰是強者。

在上述易變的局勢下，只有一種力量能有效地制約德奧集團，那就是英國海軍。如果英國海軍能保有適當的優勢，英國還會象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中一樣繼續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英國之所以擁有強大的海軍，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英國將本國的力量集中投入到了海軍方面；二是英國除了享有島國身份給它帶來的安全之利，還有足夠的財力以推行今天所稱的「兩強標準」。「兩強標準」只不過是賦予某個傳統觀念的新名稱。在整個十八世紀，尤其在北美獨立戰爭前後，英國政治家們就篤信英國海軍的規模必須比法國和西班牙這兩個波旁君主國家艦隊之和還要大。當時的法西同盟從當時的情形來看和今天的德奧同盟一樣，將長期、穩定地存在，因為這兩國不僅為王朝紐帶所維繫，相互間還明顯地有著迫切的互予支援的需要。

就如在中世紀許多地區和許多領主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找到了在一定的區域之內或在某個君主的治下實現統一，從而形成一個國家的道路，由循此傳統而來的國家組成的今天的國際社會也正在摸索實現自身統一的途徑。這個途徑從當前來看與歷史上的道路並無二致。不過未來的歷史進程的兩大主角將是西方和東方兩大集團；和從前的歐洲國家一樣，這兩者一直處於相對獨立的變化、發展之中。另外，包括美國在內的歐洲國家社會內部的鬥爭還導致了作為國際關係準則的國際法的全面發展。主導國際法的是獨立和國家主權觀念，至於對於某種政府形式而言主權的載體是誰並不重要。一位德國人曾恰如其分地說道：「國家的一體性和獨立性體現於國家主權之中。正是因為國家享有主權，組成各個國家的各國人民才能越來越融為一體。」今天，一直主導著歐洲國家社會發展的獨立觀念已成為了眾人共知的東西。對於這種結果的產生，每個國家都起到了一份推動作用，因為它們為一種共同的傳統所左右。

無人會反對這樣的一個目標。但是，在面對上述聲明的同時，人們又不能不認識到德國的軍事力量正炫示於其面前；不能不記住德爾布呂克下面這句意味深長的和_圖_書文字：戰爭常常並不發端於明確的目標而是受促於偶然的事由，而強者通常在這些事由中佔據上風。而且，衝突中的雙方能很快就什麼是「條件的平等」達成共識麼？在整個世界已經確信德國有關武力上的優勢而且企圖倚仗這種優勢去謀求控制的情形下，它還會為德國鼓吹它有著平等的權利而感到欣慰麼？世界上的國家必須注意以下兩點事實：一是在亞洲、非洲和南美普遍存在著與德國有關的競爭，當然門羅主義使南美的情況更為複雜；二是德國海軍很快就會變得比英國之外所有國家的海軍都強大。如果英國保持了它現有的在海軍方面的支配地位，再加上不列顛群島的地理位置，英國海軍就可以鉗制德國；但如果英國海軍沒有這個能力，就沒有誰還能起到類似的作用了。由於英國有著非常自由的體制且因此軍事組織不甚發達，另外對殖民地的欲望也已完全得到滿足，它沒有足夠的進行侵略的動機，何況如今它也沒有很高的組織效率。就此而言，德國才是當今最適合不過的；無可比擬的典型。

今天，美國再一次地需要看清歐洲政治對於自身利益的直接的和不可避免的影響。當前，德國決心在世界政治中發揮主導作用，而且正公開地計畫建立一支一旦建成將比英國海軍還要強大、比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任何國家所希望擁有的海軍還要優越的海上力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德國正行使著它的無可爭議的權利，不過它也必須為它的行動負責。無論就某個地區的防禦、還是就在涉及德國的爭端——無論可能出現在世界的哪個地區——而言，德國的所作所為已使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感受到了德國力量造成的壓制。於是，對美國來說，當前正迅速出現這樣一種形勢，它就其主要特徵而言和美國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尤其是從門羅主義的提出到南北戰爭的結束這段時間內所面臨的形勢十分一致。

海軍在力量運用中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沒有海軍的強大，在海外使用其他形式的力量就無從談起。而且，海軍需具備根據需要能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要求它發揮作用的地區出現的能力。這就意味著要有海軍基地，而土地佔有就能帶來這方面的好處。作為對德國公民在中國受到傷害的反應，德國向中國炫耀武力，並迫使後者將膠州灣讓給德國。不過德國首相告訴議會奪取膠州灣並不是偶然的、事先未曾預料的孤立行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們長期以來一直確信我們在遠東需要一個陸上基地。」這番言論只不過是對於上述的基地重要性的一個具體表述，而基地本身也正是一串有著邏輯上的承先起後關係的鏈條上不可缺少的一環，這串鏈條就是：工業-市場-控制-海軍-基地。

德國的目標是求得這樣一個地位：即在那些歐洲文明範圍之外的國家，在它們的人民中間，德國的影響、德國的資本、德國的商業、德國的工程業和德國的聰明才智可以和其他強國在平等的條件上進行競爭。

因此，如果上述形勢完全形成，它也不會是史無前例的。不過，它和昔日的情景相比明顯地多了幾分不祥之兆，因為現今的國家間競爭遠比一八六〇年以前激烈。這種狀況很大程度上是德國自一八七〇年以來由一個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造成的。今天的敵對和以前一樣，也是由海洋而起，而海洋正是美國及其他海上國家的邊疆。這個世界久已習慣於由一個海軍強國起著支配作用，並且毫不含糊地將這個國家和英國這個名稱連在了一起；它還注意到，海上霸權總是和商業和工業的優勢相維繫的。今天，爭奪這個優勢的鬥爭正在英國和德國之間展開。對這個優勢的追求促使各國尋求市場，並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倚仗壓倒性的力量以控制市場，使其為我所用。這種控制的最高形式就是佔有。這種保護制度目前盛行於世，它表明了力量或國家權力如何被用來人為地為本國的工商業創造優勢。英國自詡的自由貿易政策是以簡單的比較優勢為基礎，而現在這種優勢已陷入了疑問之中，自由貿易體系也搖搖欲墜。在一八七八年，英國同意由奧地利對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實施佔領，儘管當時後者名義上還是土耳其的省份。可是，奧地利一佔領這些地區之後，就進行了關稅調整，結果英國就被排擠出了當地的市場。「門戶開放」這個如今已為人熟知的詞彙要表達的就是對於通過領土佔領或公開、隱蔽的領土控制而在某個地區推行貿易獨佔政策的抗議。

這個鏈條總結了英國海權的成長過程；正是這種成長使美英兩國在自門羅聲明至南北戰爭結束這段時間內，圍繞著土地佔有上的爭議，一直處於外交衝突之中，雖然如「疲倦的巨人」這個詞所表達的，當時英國也開始感到管理廣大的地盤對它是個負擔。那個時代的一些英國政治家也遠不止一次地想到英國得到的已經足夠多了，但英國並未擺脫多多益善的習慣，它的工業還繼續要求市場，它的海軍依舊首屈一指，它在海洋上的權力仍然無人堪與匹敵。令人幸運的是，儘管美國的市場對英國極富價值，兩國之間又有著外交爭端，但英國人仍清楚地記得一八一二年的英美戰爭讓自己一無所獲且還惹得一身煩惱，因此佔領美國的想法在英國雖一直存在，但並無多大影響。英美間的和平一直得以維持，美國人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也為英國人接受了。

當今，英國對兩強標準的執行相對缺乏針對性，這實際上表明了自普法戰爭以來的國際關係多少令人覺得撲朔迷離，而且這種局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不過，兩強標準的依然存在在一般的意義上說明了國家安全需要仍使英國認為它的海軍應比其他任何兩個強國的聯合艦隊還要強大。對英國來說，對海洋的控制不可缺少，它不僅關係著英國的軍事防禦，也關係著英國的生存，關係著英國對於糧食、商業機會和工業原料的獲得。目前在美國，對於美國是否應被視為一個反英聯盟的潛在成員這個問題有著爭論。一些人之所以認為美國可能參與這樣的一個聯盟不是因為他們相信當前英美之間存在著什麼隱患，尤其是那些會使美國背離傳統而走進軍事同盟的隱患，而是因為他們覺得在將來具體情勢下的權衡再三或許會使上述作法成為美國的權宜之計。不過應強調的是，考慮到英美商業聯繫的緊密，考慮到英美在語言和政治傳統上的一致，也考慮到不可能置身於一場英美間的戰爭之外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間任何可能的爭端在影響上與抑制這些爭端的因素相比，只能是相形見絀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