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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對上述可能前景的一個具體階段進行研究。但是，在展開這種研究之前，簡要地說明一下最近的形勢變化如何特別地反映了長期和短期觀點或許是有趣且適當的。古巴、西印度群島以及巴拿馬地峽對於美國的政治、商業和軍事利益的根本重要性在很久以前就為人所知。要用大眾的言行來詳細地說明這些可能需要一大篇文章的篇幅；不過姑且置偶然性的細節於不顧，單從外交談判及政府主張、還有如克萊頓-布林弗條約、格蘭特政府吞併聖多明戈的努力、關於購買丹麥人佔有的島嶼的失敗談判以及我們與哥倫比亞達成的確保地峽鐵路運輸的條約這些重大事項中，我們就可清楚地瞭解一二。對美洲的關注在美國的世紀之初就已存在，當美國把擴張看成是自己的天職時，上述關注也就成為了信念般的東西。儘管它在美國內戰之前多少代就已存在，儘管它由於內戰的爆發而被臨時忘卻，但它在內戰結束之際又憤怒地復活了，美國對法國從墨西哥撤軍的堅持就是其第一個成果。在某一時刻，長期性觀點要服從於短期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機過去，國家又需要高瞻遠矚了。

一目了然的是交通主要可分為兩種方式——海路和陸路。這種區分令人想到今天正穩固地盤踞在亞洲土地上的兩大歐洲強國的本質不同。這些事情將愈發清楚地表明，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之間的新一輪多重較量又出現在我們面前。需要觀察並持續地追溯英俄間的長期競爭，這也許比其他任何東西都能更好地引導我們看清當前的複雜，並在兩個對手之間求得能最肯定、最容易地得以維持的那種協調。借助於這種協調，英國和俄國的各自權力——不管各自的組成是怎樣的——在大小與性質上都應趨於一致；與此同時，它們間的摩擦應被盡力減少。假如上述兩種局面能夠實現，從其中就很難再萌生出破壞和平的企圖了。

所以，在把現代方式應用於處於英、俄勢力範圍之間的那些亞洲國家和民族以促進其發展時，不管其中可以有多少商業性的途徑，所有尋求通過商業和交換來促進自身健康發展的國家都有著共同的利益。每個這樣的國家都希望在上述領域有平等的機會，不受基於公開或秘密的強權運用等非公平競爭的外來消極影響的阻擾。沒有什麼比這些更讓人害怕、讓人厭惡並助長爭吵。不過，分析結果仍表明，迄今為止。軍事力量的使用是問題癥結所在。發展是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目前的趨勢是，通過獲取新的地理要點，通過鞏固在新舊土地上的權力，英、俄在實行領土控制方面正越來越具有優勢。

和個人一樣，國家的首要法則是保全自我。保存自己意味著享有通過適當方式獲取國家進步所需的東西，並由此抵禦外部力量的非法行為的權利。

此時還可考察一下對菲律賓的佔有，對其他機會的運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責：我們放棄了門羅主義。這種論調是從偏見中尋求力量的。「門羅主義」這個名詞即使有某些貶義的意思，在它現有的內容之外，並不具有更多的含義；這樣，如果它的含義是固定的話，我們只能在拒絕考慮新的形勢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門羅主義要求我們執行的政策經全面總結就是：執意抵制歐洲列強對美洲大陸的擴張。作為對上述要求的一個平衡，我們採取了不用言詞，更不用行動來干涉純屬歐洲性質的問題的行為準則。不過，這根本不是建立在國際法之上，而完全基於我們所認識到的自身利益。

就大致輪廓而言，亞洲大陸沿北緯三十度從東到西的跨度大約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緯四十度則會增加幾百英里，這是西部的小亞細亞半島和東部的朝鮮半島的延伸所致。大致說來，在這兩條平等線之間存在著亞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觀以及政治分立——其動盪未定的特點使今天的亞洲問題令人為難且十分緊迫。在上述帶狀地區內有著蘇伊士地峽、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伊朗）的絕大部分及阿富汗——眾多高山是這兩個國家的特點，帕米爾、西藏高原地帶，以及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和這條位於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這個地帶還有阿勒坡、摩蘇爾和巴格達、德黑蘭和伊斯法罕、梅爾夫和赫拉特、喀布爾和坎大哈以及遠東的中國北京、上海、南京和漢口等城市。這裡，沒有哪一個城市所屬的國家穩定是依賴於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鄰邦的不干涉。喜馬拉雅山鏈只是向南稍許偏出前述區域之外。儘管日本是在大陸之外，人們也可饒有興趣地注意到它的領土的大部分及權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帶之內，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來自各個部分的，不僅代表著各民族，而且代表著象種族這樣較大集團利益的各股影響力彙集在一起，就產生了關於亞洲未來的一個大問題。為此，我們可以首先依照諸如位置、幅員、自然特點等因素來廣泛地探討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點。隨後再涉及政治狀況，以及來源於上述兩者的可能情景。為實現這些設想，也需要注意將亞洲大陸包圍於其中的環境，這包括其他亞洲或歐洲國家的地緣狀況、相對力量——包括政治、經濟、陸軍及海軍力量和亞洲大陸進行聯繫的便捷程度——來往交通、聯絡線路的長度、品質與設施，以及各國在亞洲佔據的要點——政治或軍事影響從這兒產生。亞洲的問題是一個世界問題，它出現之時，世界正處於這樣的時代：由於交通的迅捷，借助於電訊聯絡，各國的變動及其中的走勢正空前地引起廣泛注意。但敏感並不等同於理解，就如症狀和診斷並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舉，而且一開始就可以察覺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問題和軍事戰略多有共同之處。在這兩者之中可以找到一個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關各國的地緣狀況，它是各國力量與行動的基礎，甚至當它們處於和平狀態時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樣具有首要的軍事意義，因為不能自由轉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實際上，正是運輸品質與設施使海上強國有著不盡一致的表現與效率。

考慮到陸地和海洋作為交通管道的各自特點以及它們交匯之時的相互作用，無疑的是，對中國以及其他擁有海岸線的國家來說，海洋是發展商業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資交換使國家通過對外接觸獲得更新，從而保持、促進它們的勃勃生機。長江對於上述情形頗具意義，因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將大海與其流域的心臟地帶連接起來。中國由於擁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國家能夠由海洋抵達中國。交https://m.hetubook.com.com通越方便，運輸量就會越大，財富相應地也就會越增加，相互作用在此具體地體現出來。要有大的收益，就必須對保持並促進有利的環境備加關心。也就是說，從商業交換中獲得最大好處的國家最希望商業能不斷發展，而商業的興衰又受和平與戰爭的左右，於是，借助海洋進行貿易的國家把和平作為首要的利益所在。實際上說商業國家的利益在於和平已是老生常談了。這些國家確實需要做好在必要之時訴諸戰爭的準備，以此來推行它們的和平政策，不過就此而言這樣的軍事準備本質上應是防禦性而非侵略性的。這也是出於以下原因：由於這些國家的主要利益是在海上交通方面並對其更具控制權，它們對爭端地區的陸上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又強於其邊界和這些地區緊鄰的國家。由於海軍對內陸採取強制行動的能力有限，所以使用海軍要借助於政治智慧；而海軍作為用於防禦的軍事工具，對於一個國家的自由權利也不構成威脅。

本質上，印度對英國並不僅僅是一個基地的價值。它相對於中國與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適用於澳大利亞和好望角，這樣，對於其他殖民地對英帝國聯邦的支持，印度起著協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與其他亞洲問題的相關性而言，它也不是毫無保障的。獲得緬甸使印度得以將邊界向東推延，從而避開喜馬拉雅山脈，打開了向長江上游地區及中國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業影響的通道。在海上，這邊的海峽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邊的亞丁和埃及象陸上據點一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國在東西兩個方向上的海上經營。在廣泛的意義上，這種經營是針對於亞洲分割地帶，或者說是南北力量的爭鋒地帶的側翼。這種爭鋒在當今非常明顯地以亞洲的領土為對象。

在特定的環境中，門羅主義會一直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理論。但是，在經歷了幾代人之後，它更多地成為了一個傳統、一種保守的東西，雖然好壞各有。傳統傾向於賦予既定的政策永恆的特質，而事物是否永恆完全由不斷變化的世界環境所決定。一個思想所基於的原則可能是符合必然的，從而也就是永恆的，是真理；但是對它的運用是千差萬別的，信條、規範、主義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則本身，而只是它們的表現。它們不能擺脫塵世變化的影響，在某種形勢下的暫時應用也必然沒有永恆的意義。我們不應將這些被尊崇的信條神化，也不應認為對它們的修正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行。

簡要地查看一下地圖，可以斷定沿著上述地帶有一條分割線，這條線所經地區的政治局勢是動盪不安的。這條線沿南北向擺動，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讀新聞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單單聽見突厥斯坦、基發、梅爾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爾這些名字就能意識到上述事實，滿洲和旅順港這些名稱同樣有這般功用。在亞洲的西半部及遠東都可看到上述擺動，探求歷史會更充分地明白這點。事實上，不可能依照著精確預測把亞洲沿南北向分割開來。把東西方分開考察，將一個地區的環境與事件與另一地區的割裂開，東西亞共同構成了一個大問題的真實內容並給它注入了大量複雜的因素。所以，應該探究它們相互間以及各自與整體之間的關係。

和西班牙的戰爭正是在這個心理背景下發生的，其結果也特別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適合於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種子會如何迅即地應運而發。在今天，美國建國者其後的幾代人未加耕耘的領域正為思考與討論、聲音與文字、政治綱領與報刊評論所開墾。歷史習性使美國人對建立超越自己大陸的疆界的國家權力的觀點，以及為其證明的理由並不陌生。儘管如建立在亞洲的霸權之類的新奇設想令美國人一時有點不知所措，但長遠計畫一直是準備地成為現實。這和短期考慮、由於形勢所迫而當即行動的作法並無特別的衝突之處，正如對菲律賓的吞併所顯示的，這個吞併是美國擴張努力中最遠的跳躍。

俄國至今的領土推進是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完成的。它在中亞的楔入點是在波斯與阿富汗之間，對此應想到，通過波斯更遠地挺進至波斯灣對俄國來說具備誘人的便利條件。同樣的活動也可在大陸的另一端進行，俄國在跨過滿洲直抵旅順港方面已取得較大進展。於是，在東西兩端，俄國都表現出了無怨無悔的熱情，它的表現不是時有時無，而是輕鬆自如的。出於自然法則與種族本能，俄國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東西兩翼向南推進，而前進的中心地帶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東突厥斯坦與蒙古地區。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對上述地區之內的俄國行為及其在不同地段間的相互呼應進行干涉。就自然與政治境況而言，上述地帶的漫長並非俄國的弱點，因為它的擴張中心並不能被擊碎。如果確實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針對上述地帶的側翼或由此向內進行。反對俄國擴張的人對俄國並無惡意，也不嫉妒它的昌盛，他們只是認為，在任何政體之內，不適當的主宰現象都是不健康的，無論是就國內議會還是就國家間議會而言。如果世界聯邦成為現實，政治的健康運行需要有反對勢力的存在，它無疑應是以國家或種族的分野為基型。

無論在個人還是在集體生活中，為了行動的有效性，我們都必須認識到將長期性的觀點與短期性的觀點相結合是十分必要的。這兩種觀點儘管在邏輯上似有矛盾，可是就其實踐與影響而言卻是相得益彰，就如宇宙中的向心力與離心力一樣。只有在兩者同時存在之時，才能求得判斷和決策中的良好平衡。生活的哲學在似是而非之中才能得到最好的表達，上述情形實際上只是對此的一個描述而已。坦然地接受相反的事實，而不是費力地去調和它們，我們才能盡可能地使我們的航線沿著成功之途前行。一個公認的政治信條是：強大的反對派的存在對於代議制政府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這是對上述論點的一個實際證明。所以，只有在詳細地掌握了細節之後，才能建立起一個用於立論的堅實基礎；可另一方面，如果不能把細節暫擱一邊，並將思想集中於某個問題的主要特點，我們又難以清楚地領悟各個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它們對於整體的重要性，並隨之採取謹慎的行動。對這些關係及重要性的正確理解則取決於是否有一個精確的感覺。

亞洲地區可以最終向世界的普遍繁榮提供直接或間接的貢獻，這正是各國備加關注的重大利益所在。從各國或對其謀求控制、或爭取分享的企圖來看，這些企圖又是和和_圖_書軍事行動的戰略目標一致的。如果暫且接受了剛才講的關於數值的可變性的觀點，接下來我們需要談及內外交通問題，這在戰爭政策上極其重要。完全是在國內範圍內的交通是商業發展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構成了重要國際航線的交通了。

避開所有其他的運動形式以及集團乃至國家的體驗不談，世界的變化展示了多種必然性與不確定性，思想必須要和它們相交鋒，而且要在面臨其壓力的情形下確立對策且在實踐中得到證明。世界的發展趨向於把行動放在最大的尺度上進行衡量，而世界上更多的是細微的、讓人驚奇的、複雜的和出人意外的東西。每個國家或種族只處理其自身的內外問題，不過各自的命運卻具體地影響了總體上的結果。這些影響不僅各不相同，而且導致了部分與部分之間、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上的持續變化。這些變化的相對重要性及其性質則是不斷波動的。由友化敵，由強變弱，偶然事件常常在某個時刻令人吃驚地改換局勢。儘管國家及其領導者任何時候都易遭受到希望破滅、聯合失敗、根基動搖之類的痛苦，但他們理應充分考慮現時的趨向，從現實展望將來，估價當前各個因素的相對作用並由此預測可能的情形，雖然這一切看來在時間上已超出了他們自身這一代的範圍之外。因為他們在其時代是後來人的保護者，他們不能躲避其責任。簡而言之，他們必須持有長遠意識，並且在時機允許之時依照它們合理行事。不過，由於人為的分析和事物的變化是如此地具有不確定性，預測和估計上的困難又是如此明顯，他們又必須在顧及眼前需要的情況下處理每一時刻的局面，要具有近期考慮，要重點注意自己的腳下以及下一步，只有在他們務實的頭腦確認基本方向是和國家利益的長遠目標相一致時，才可以前進。

所以，陸權的使用受離海洋遠近的影響；與此相對應，在任何海陸交匯之處，陸上環境也制約著海權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個獨立的因素，而在性質上受制於陸權的大小強弱。在不同時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現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處、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島嶼及海岸對戰略的影響上以及象直布羅陀這樣的海峽及蘇伊士這樣的運河上。在所有這些情形中，陸權對海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在國際水道被陸上軍力截斷之處——如巴拿馬地峽，或這種截斷由於陸地的毗鄰而極易發生之處，也可見到上述情況。人工水道最容易受到被截斷的威脅，蘇伊士大運河是最清楚不過的例子所在；從地中海通往波斯灣的鐵路——這無疑反映了亞洲的發展前景——也顯示出了這種情形。

與此同時，事物已發生了變化或已處於變化之中。形勢中出現了新的因素，而老的因素的影響及重要性也讓人看得更為清晰，因為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愈來愈褪去了模糊的臆測成分，而更多地參與到了具體的行動中來。這樣美國宣揚擴張的思想變得更加犀利與坦率，有了更大的傳播範圍以及更多的表述上的自信。於是，美國的長期眼光逐漸地超出了安的列斯群島與巴拿馬地峽，注視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以及正在中國和日本發生的重大事件。不過這種注意依然有其不足，除非美國及其擴張主義的支持者終於認識到了海權對於世界歷史的決定性影響。當然，海權只是為擴張服務，只是它的源泉和保護者，它自己並不是擴張本身。美國的擴張鼓吹者也未預見到向太平洋之外推進的可能。他們的眼界並未超越夏威夷，由於其對美國的重要性，他們是從防禦的觀點來看待它，而非視其為旨在在世界發揮更深遠影響的跳板。就筆者本人的觀察，到美國與西班牙的戰爭之前，美國的擴張主義者依然為從我國早期歷史個繼承下來的純粹防禦思想所控制。此時，美國人只是將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馬地峽及夏威夷看作週邊據點，並日益明顯地認識到對美國的危險影響可能在那兒形成。為此美國必須先發制人地採取措施，即使不採取斬釘截鐵的行動，也至少要採取一項清晰的政策。

如果已經認識到了利益衝突的情形，但又只在其中看到敵對的根據，那就犯了個可悲的錯誤。一些國家在接觸海洋的程度以及自然條件方面更為幸運，這就大大便利了它們的貿易血液的迴圈。這些國家對於俄國即使沒有同情，也至少應多份坦誠，因為後者因其海岸的狹窄、內陸的廣闊與條件惡劣以及氣候的十分嚴酷承受著諸多的束縛與艱辛。

暫且把對亞洲東西向的分割線的認識看成分析過程的一個階段，接下來再考察這條線上力量的特點與分佈是頗為有益的。這些力量沿南北兩個方向的投射是業已開始並正在進行的變化過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圖瞥一眼，我們馬上就會注意到這麼一個再顯眼不過的事實：龐大的、渾然一體的俄羅斯帝國的領土從小亞細亞的頂部毫不間斷地向東延伸並橫亙日本的上端。在這樣大的距離之內，沒有任何政治障礙能阻止俄國集中它可調用的力量。在俄國境內，只有距離本身以及自然環境帶來的阻礙可以限制力量運動的自由與充分程度。因此俄國擁有處於中心位置這個權力因素，另外俄國領土還象楔子一樣伸進了中亞，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脈及俄國控制下的內陸裡海的保護，另一翼則因從阿富汗向東北延伸至中國西部邊境的山巒而得以加強，至今俄國還沒有碰到什麼來自中亞東翼的可怕的危險。

有了長遠觀點，面對國際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決定，因為意識已被匯入了歷史的一般進程中。對於可能出現的情況作了事先的考慮，就可以有備而行。充分的準備指對現實的和未來的狀況有著足夠的瞭解，美國最近的經驗清楚地表明瞭這種準備的重要。圍繞古巴與西班牙發生的戰爭使我們獲得了世界強國的地位，以及由此而來的種種責任和機會。有什麼比這些更讓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說明了眼前考慮如何引導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行動？很明顯，對現時的各種可能與趨勢多加思考並做好心理準備對於在上述情況下迅速決策絕非無足輕重。絕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將美國從遠離歐洲國家間鬥爭的傳統態度中解脫出來，並且給美國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戰爭只是同時發生的幾件事情中的一個，它們共同促使人們把注意力投向東亞，並認識到環境的巨大變化要求改變思想以及國家的政策喜好。沒有什麼比下述廣為人知的事實更能讓人感到處理眼前問題的重要：日本在近四個月前還向我國政府表明對和-圖-書我們吞併夏威夷的不滿，而現在又滿意於我們對菲律賓的佔有。

上述兩個互為彌補的姿態不具備任何如契約或先例那樣的法律地位與約束力量。所以，我們隨時可以放棄其中任何一個，而不會引起什麼行為非法的指責。如果我們把奉行它們看成純粹的政策問題，並因對它們的廣泛接受而視其明智之舉，又有什麼論證過程能讓人確信這兩個準則能永遠禁止我們確認我們在亞洲的權利？我想，門羅主義就其一開始而言只不過是認同了如下並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條：地理上的鄰近是國家間麻煩的一個源泉。由於受惠於位置上的偏於一隅，我們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現；這個想法自然而然的結果就是決心和歐洲內部事務脫離干係。總之，我們利用了有利的環境給予我們的機會，持守著一份清靜。但是，在地理範疇之外的其他領域內，國家的利益會相互交遇、摻合；而在這些地方，門羅主義也未妨礙我們按我們的職責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們從未希望通過佔據歐洲人的土地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因為打亂局勢既無好處，也無道理，而局勢的穩定正取決了種族和國家的歷史在幾個世紀中的平安延續；但我們對於在西半球擴張領土並無什麼關於合理與否或好壞與否的顧慮，我們對西半球的調整也並未最終實現。如今，在亞洲，我們正遭遇著和我們的利益緊密相關的問題。我們應該始終如一地採取情勢要求我們採取的行動，就如我們在和歐洲列強的任何國際分歧中所做的那樣。如果形勢的惡化導致了權力的真空，從保全現有體制或抵禦在更強有力國家的推動下的世界變化所必定帶來的對體制的侵蝕出發。美國將對某些領土實施佔領和控制。不過，美國根本不想承擔別的任務，這是和它的傳統與現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應被想到是可能發生的，因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屍體除了用於解剖或當作食物外別無他用；禿鷹要聚集在死屍身上是條自然法則。怨天尤人毫無意義。世界的向前運動應被看成是實際存在，人們只能盡力引導它以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對，更不應為已經無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勞地悲泣。

這裡不想討論英國和俄國的內部管理方式，但如果這些方式在英、俄想得到但尚未得到的土地上的擴展對其他國家產生了某些影響，則另當別論。要認真考察這種影響，在決定政策時必須對其十分重視。作為當今歐洲國家間一個明顯特點是普遍的領土擴張傾向，它已造成了公共土地的相應減少；與此同時，對於那種包含有實行排他性控制之威脅的任何行為，有著更多的嫉恨。這種控制或通過直接佔領，或借助於操縱性影響，尤其是當它不是依託開放市場上的公平商業競爭，而是憑藉著排他性的軍事或政治力量時。

和個人一樣，國家的首要法則是保全自我，不能狹隘地將這理解為一成不變的生命迴圈。變化發展是活生生的生命的特點，但對國家而言又確實不能就此認為規模的擴大是必然之事。對人也是這樣，在身材達到一定限度之後，個人的身體尤其是精神在很長時間內仍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國家來說，保存自己意味著享有通過適當方式獲取國家進步所需的東西，並由此抵禦外部力量的非法行為的權利。我們常常根據清晰確鑿的權利規定來研析國家間的某一分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預設的前提是權利規定必須得到遵守；可是，當一件事情涉及到優劣強弱，而又沒有法律、制度上的規定可依時，我們就只能權宜處理。從保全自我的角度看，這是合適且有益的，如果每個國家都能坦誠地考慮它自己以及其對手的需要，並通過互諒互讓或公正的仲裁來尋求適當的平衡，這對有關國家乃至更廣泛的人類群體都大有裨益。當然，在這樣的一種權衡中，政府和國家本身並不是終極目標所在，而只是工具性的東西，它們擔負的不是它們自身的什麼，而是子孫後代對於它們的信託。所以，放棄要求和求助於仲裁都受這種委託關係的制約，因而也就不能單從自我犧牲的考慮出發而採取這類行動。個人處理的是純屬自身的事務，所以他的自我犧牲也就是可大加倡揚的了。

發展取決於兩個相關的因素：一是內部組織的活力，它是消除差異的力量；二是和國外資源間的交換自由。在文明國家中，前者是國家本身的份內之事。對國內制度而言，普遍的認識是，外來干預只有在政治發展的初始或衰亡階段才是可被接受的。組織問題本質上是國內問題，只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涉及外來因素。交換自由則不同。由於依賴於外部環境，交換必然意味著需要外部允許，它既來自於與之進行交換的物件，也來自於交換過程涉及其利益的其他外部勢力。

就眼前而言，我們必須使我們的行為符合新的形勢，並在新的形勢之下安排我們的任務。不過，這對於馬上就要去做的事來說千真萬確，而對於關注於未來的思想來說則未必同樣如此。在分析了現實之後，下一步的努力不應僅僅關注於現存的條件，更應著眼於蘊含於其中的趨勢——它是胚芽中的歷史，其中的事項和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密切相關。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極大地改變了國家間的政治關係，並使對於它們的研究有必要為針對遙遠未來的長遠考慮提供思考方向。儘管這種考慮經推敲仍有許多不確定的東西，而且時刻都可能產生不一致之處，但只要國家的航程需要富有遠見的、持續的指導，它又是至關重要的。進行這個研究需要具備靈活又堅韌的信念，因為除了門羅主義是一個可能的例外，美國人的長期習慣是對對外政策方面的話題不甚關心。這既是我們獨特的孤立環境的產物，也是我們刻意追求的結果。這種意願是從以前的歷史中繼承下來的，孤立於世界事務之外在當時比在今天有著更充足的理由；另外，這種意願也和華盛頓的著名的但被人誤解了的反對美國捲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關。面對變化著的世界環境，我們無法擺脫它對我們的影響，不能不體察到自覺行動的必要，只有這樣才能認識並理解廣泛的對外問題。這些問題不僅關係著我們常識的增加以及思維興趣的滿足，和我們本身也有著極大的直接關聯，深刻地影響著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子孫。

如前提及的，俄國的統治範圍綿延甚廣且團為一體。再加上俄國離開放海域遠之又遠，它不可避免地要依賴於陸路來完成與亞洲多爭執地區的大量交通、聯絡任務。由於陸上自然條件如此惡劣，很難想像它們能由哪種政治擴張的進行而得以改善。這和圖書意味著，即使俄國現在抵達了海邊或是能夠很快做到這點，由於這些抵達點與俄國中心地帶過於遙遠，它們之間的聯繫歸根結底還要主要經由陸路。所以就俄國的幅員來說，海上貿易的好處只會波及離海岸較近的地區，而這些受益地區由於相對較小也就不會達到通常海上貿易所導致的發展水準。而且，因為瀕臨的是內海，上述地區又可能遭到敵國封鎖之害。單單看一下達達尼爾海峽以及波羅的海的出入口就一目了然了。

水運的上述固有優勢可能會使它在促進所討論地區的發展方面處於無與倫比的地位。不過，如前所說，海上交通的存在是一回事，對它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後者取決於能力，該能力一是體現在單純的海上海軍力量上，二是體現在海陸交界地帶的海上力量和陸上力量的相得益彰或是缺乏協調上。在海陸交匯地帶，由於陸軍力量傳統上是政治權力基礎的緣故，必然會有海陸力量之間的不協調問題，故需要達成其間的平衡。這種平衡所影響的不僅僅是周邊地帶。依託於海權的領土控制的性質、範圍及堅固性是政治影響的本質所在，這和根據地在陸上軍事行動中的作用是一樣的，來自這些根據地的影響輻射遠至內陸地區，並在那裡發揮著在範圍和程度上和始發點同樣的作用。

這些情況表明，如果陸地與海洋交通的比較優勢及其影響的確如上所說，俄國在財富積累方面就處在了不利地位。換句話說，俄國缺乏促進其人民——他們既是獲取財富的工具，也是支持獲取財富的——的福利的手段。假如這是事實，俄國順理成章地就會心懷不滿，而這又馬上會表現為侵略——厭惡任何國家擴張行為的人最喜歡用這個詞。俄國必然會不斷推進，而這又充分顯露它的最終目標。如彼得大帝廣為人知的志向所表明的，俄國時常擁有有組織的推進計畫，可以謹慎地考慮這些計畫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國對自身明顯需要的認識以及在此之上的躁動不安。這些或許是亞洲局勢中最大的獨一無二的因素，可以這樣來表述它，只有部分俄國領土從海上貿易中受惠，而這些領土即使加在一起，和俄國的全部國土相比也只是沒有太大意義的一小部分。所以，俄國希望不僅獲得更多的、更開放的海岸，也希望通過直接佔領或間接控制以染指其他遠方的海濱地區，來自這些地區的好處將促進整個帝國的普遍繁榮。在此還需附帶言及俄國對內統治制度和一般政策的特點：在吞併了某一地區後，俄國通常要基本剝奪其他國家在俄國實行佔領之前就已享有的東西。

與此相聯，如果把亞洲的中央地帶看成一個源泉，認為借此全世界的國家通過互相交換或受益能夠給它們自己帶來生機，我們用不著試圖詳盡地估算這個源泉到底多麼巨大。這看來是非常合理的。僅僅是亞洲發展國內交通所需的勞力和資本的使用，就足夠產生值得重視的國家間相互影響。這種影響在未來會更大到何種程度，對關於現階段的必要預測並不重要。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陸軍和海軍力量、陸上的和海上的地緣狀況、內外聯絡、商業活動和利潤——都包括在考慮之內，上述影響將是級數意義而非分數意義上的。其級數大小取決於未知的變數之值，即有關國家的潛在財富，如它們將真正成為國際團體中的發達成員的話。

可以說，英國和俄國在亞洲的領土擴張構成了當前的地區背景，不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為是以此為根據，其他國家的防禦或進攻行為也以此為基礎。如果它不存在，或許對許多現在引人關注的東西可視而不見；但是，正因為存在著這個背景，對每一個國家來說，頓時多了不少外部的機會和危險，對它們絕不可掉以輕心。所以，有必要思考、總結這些危險和機會，它們是我們國家外部利益所在，這些利益在政治領域是和戰爭中的戰略目標相對應的。

大致說來，這是個爭執不斷的地區。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狀況相對固定，儘管並非絕對不變。而南北兩邊的邊界則遭受著外部的衝擊，動盪與妒嫉、入侵與防禦屢見不鮮，雖然這些目前說來還多是政治性的而非軍事性的。這些行為不論其形式，在本質上都是相互衝突的動機的表現。亞洲的分裂地帶東西延伸，而亞洲的運動是南北向的。我們要研究的正是這個運動的特性及其前景。鑒於利害關係的巨大以及形勢的相對平靜，可以相信它要持續進行下去，直至某種調整實現為止。這種調整或是符合每個人的心願，或是完全由處於最高位置的競爭參與者所決定。就實際而非理論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極不平等的情況下出現，也可存在於完全的均衡之中，這是另一個看似矛盾實際正常的道理。

不管如何信守一種主張，仍有可能調整對其實際影響的看法。以美國對歐洲複雜事務的疏離為例，就是在今天，無論如何不可能找到讓我們干涉在歐洲發生的一場爭端的理由；不過更可能的是，對於歐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變化，我們不能再投以漠不關心的眼光。或者象過去那樣僅從自身安全角度出發。世界的變化業已將我們帶入這樣一個時代：一個歐洲國家的沒落可能會迅即、直接地損害我們自己的利益，從而促使我們採取行動，或避免災難本身，或減緩其後果。從這些可以自然地體味到，鑒於不同國家的力量和地位，關注它們固有的權力與我們自身間的關係、同樣它們對我們的態度——這受國民性格及政府對於國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響，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國只是與其他國傢俱有共同的命運而已，因為所有國家間的相互影響比以前更為緊密，而且，尤其在亞洲，外部環境將所有國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個共同點上。關於這一點，還沒有什麼肯定的東西可說，針對未來的可能性依然紛繁複雜。

但是，儘管應該持有上述態度，俄國人民依舊有其自身的責任。不過，與此相同，在亞洲地區，任何可能發生的變革都最緊密地系於大眾和政府的道義責任。解決我們面臨的問題不能僅僅根據現有的自然的、人為的或法律上的權利，或者是文明發達社會中業已確定的那些原則。我們面對的可能是一個許多機制瓦解，或者是對它們組成部分重新調整的局面。其中任何一種情況成為現實，其影響都會是穩定、持久的，自然因素的存在與作用已清楚地展示了這些。這兩種情況也可能會達成一種平衡，從而使每一方都能通過自然選擇找到自己的合適位置。其間的鬥爭如「自然選擇」這個詞所表示的包含著衝突與痛苦。如果能理性地評估發揮影響的力量，並通過在今天看和*圖*書來顯然更適當的協商和妥協這些人為方式來求得自然的協調，這些也許能被避免，至少是部分地被避免。

如果從長與寬兩個方面觀察亞洲大陸，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幾乎完全處在赤道北部，而且主體處於北回歸線與北極圈之間，也就是所謂的溫帶地區。不過要是由此推斷亞洲的氣候，就會弄出錯誤，因為自然狀況會引起一些變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別在西伯利亞和印度——分別是特別的寒冷與特別的炎熱。主要由於大陸幅員的遼闊，海洋不能發揮對氣候的廣泛調節作用。區域廣大對溫度的影響最明顯地體現在季風上，這是隨季節而改變的週期性的風，就像陸地和海上的微風隨晝夜的改變而變一樣。不過季風在其持續期間是如恒定的信風那樣穩定的，季風現象主要存在於印度洋、孟加拉灣和中國海，是由大陸的時而變熱與時而變冷造成的。太陽在赤道南北間的運動導致了大氣風向的週期性，冬天是東北風，夏天是西南風。

北和南在邏輯上是相對的，所以可以推測，和俄國從北邊進行的擴張相對應的是來自分割線以南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如此，不過南北之間還是有明顯的不同，無論是就程度還是就本質而言。歷史的演進將越來越多的抱負與企圖展現在我們面前。從中可以看到，儘管南亞半島也向北深深地楔入了中亞多爭執的地區，但實際統治該半島的種族的權力中心遠在千里之外，而且與俄國的領土集中一片形成對比的是，他們的本族人口及軍事力量的分佈更加分散。正因為如此，印度並不是英國的主要政治、軍事活動場所。它只是英國所屬的許多塊土地中的一塊，它們遍布全球，由英國的超級海權聯為一體。在這麼多地方中，印度由於距離和地形最適合於被用來對中亞發揮影響或對俄國擴張線的前沿採取行動。印度的陸上邊境受阿富汗的山脈及喜馬拉雅山的保護，其後翼也是無懈可擊的，只要英國海軍依然優勢在握。這樣，印度實際上是一個前進基地，它可成為開往埃及或中國的遠征軍的初始或最終的出發地；作為開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點更是不在話下。

所以，把眼光僅僅集中在英、俄兩國的領土安全上面是不夠的，雖然當今在亞洲它們最具競爭性意向。必須考慮到這兩國既有發展的需要，也有發展的權利，而這或受它們間的針鋒相對態勢的影響，或為亞洲本身的形勢，主要是存在諸多爭端的分割地帶的形勢所左右。因此，我們又不能僅在英俄這兩個主要爭鬥者的範圍內探究上述問題。對世界來說，尤其是對亞洲國家來說，發展權就意味著對亞洲的諸多問題的處理，意味著對亞洲廣大地區的開發和利用，而這些很久以來是被排除在一般議程之外的。

不論其出發點和方向如何，海上航線隨船隻的航行而延伸。這樣人為力量並不決定著它們的存在，而只是影響著對它們的運用。而且海上交通的載運量是陸上交通根本無法相比的。陸上運輸既受制於地形對交通的巨大阻礙，也受制於面對這些阻礙而加寬道路、增修鐵路所需的開支，它和水路運輸的成本不可比擬。鐵路根本不能與河運競爭，它在速度上的優勢不能彌補運量上的劣勢。由於簡便易行且載運量大，在相同距離內，水上運輸更為便宜，並因此更為普遍的運用。這些特點不是偶然、暫時的，而是本質上的、長久的。只有在沒有水上交通的地方，或是水運距離比陸運太過遙遠以至於前者的固有優點盡被抵銷之時，陸運在價格與運用的普遍性上才有競爭力。很有必要強調這些事實，因為鐵路運輸快得多的速度給普通人留下了非常不同的印象，他們容易忘記鐵路運力的有限。交通——或者說物資交換——的好壞不只是取決於速度，也取決於在較長的時期內能夠被穩妥運送的貨物數量。

儘管追溯美國擴張主義衝動的起源與演化遠不是本文的正題，但這方面的研究依然令人感興趣。這種擴張在最近時期已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不過，要充分地進行研究必須考慮大量的細節，以便從其中找出描述擴張的幾個階段的關鍵脈胳的要點。但是，這樣做也並非十全十美，如果不能清楚地認識到上述擴張只不過是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席捲整個歐洲文明世界的情緒的一個片斷。我們可以在俄國向亞洲的推進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國和德國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國海軍力量的增長中，在日本的進步中，以及在正在南部非洲的實踐中初露端倪的英帝國聯邦思想中看到明顯的證據。每個大國在這場運動中都有其表現，其影響絕不應被忽視。這種運動確實存在著，儘管我們不知道它從何處產生，並有怎樣的前景，但我們耳聞目睹著它的存在，而且我們在其中的作用已經極大地改變了我們與外部國家及種族的關係。不管上述運動的前途如何，至少它肯定有其前途，但要瞭解它是件頗費心力的事。不過，與此同時，人們不會忽視現實。他們會以他們的力量，用他們的雙手去做此時此刻需要去做的事。

上述情形適用於大致位於北緯三十度和四十度之間的所有地帶，而不單單對於中國。由於巨大的面積、眾多的人口及表面上的無依無靠，中國很自然受到更大關注。就當前而言，論及的問題與發展的結果還無太大關連，這種發展結果或許並不能將「四億人民」這幾個字所寓示的對貿易的樂觀期望化為現實。由於遠在未來故而不好作準確的預測，發展結果對涉及的問題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如一個變數對一個數學問題的影響。不過，就考察過程而言，這和把不同的數值代入運算式時顯示出的狀態又是根本不同的。變數——發展結果——無論大小，都會導致眾多的可能，故而在討論如何消除任何排他性的不當主宰局面這個政治問題時，必須將發展的結果考慮進去。

和美國的擴張一樣，東方的局勢變化也來源於先前的某些鋪墊性的事件，不過它們在其發生之時並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給予特別的關注；另一方面，作為形勢變化的標誌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內，這樣也就頗具突然性，從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對它們有精確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認識。當然，它們客觀存在著，這包括那些對老牌國家來說深具國際影響的事情，而以前我們是盡力要使自己與那些國家離得遠些的。隨著事情的推移，我們擁有了菲律賓，這是一項我們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動，何況它還帶來了新的機會。然而，機會從來都是不能和責任相脫離的，因為不管利用還是不利用機會，我們都必須作出決定，而思維上的錯誤或明智使它不能擺脫道義上的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