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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時，埃及歸屬現狀的維持及通往東方的最短線路的安全都最終取決於今天稱為土耳其亞洲部分那一地區的——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波斯地區的長期政治傾向。如果我們能想像亞洲的土耳其——小亞細亞、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成為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擁有訓練有素的陸海軍的現代國家，就自然會有上述認識。現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國也不能比這樣的一個國家能對更多的問題產生影響。這樣的國家如果存在，埃及也會變得不安全，如同奧斯曼帝國處於盛世時的情形，因為埃及的戰略重要性在各個時代都是眾所周知的。這樣一個想像中的國家毗鄰黑海、波斯灣、紅海和利凡特，對這一地區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務都有有力的影響。這個國家現在並不存在，但這樣一個政治實體能否健康地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亞洲問題，就和關於中國的問題一樣。不過，中國主要是一個產出地區，而前者儘管並不貧瘠，更重要的角色還是在對交通的影響方面。因此，就對於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遠勝於中國。

海上強國如果對它們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認識，就應認真防止它們之間的上述競爭演變為敵對。如果真地這樣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長遠的總體觀點對眼前的具體行動產生了良好影響。鐵路給擁有它的國家帶來的日常好處會觸動鄰近的國家，這樣，後者也會逐漸加強鐵路建設，使大量領土資源得到開發。如一個佔優勢的海上強國擁有這些資源，它就會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贅言，在所談及的地區，均有著豐富、優良的軍事原料。

俄國的這些行動將影響其他國家的利益，激起後者的強烈而且合理的敵對情緒，它們將利用一切強有力的手段去對抗俄國。這些手段的基礎是海權。不過，海權除非得到認真加強，否則不能和俄國由於地理上的接近及其他情況而具備的陸上霸權相抗衡。另外，由於俄國的政治一統及領土的綿延不斷，對俄國施加的影響或許散亂無章。然而，有關國家已認識到，它們由於在維護爭執地區的商業和運輸自由方面有著共同利益，從而有著一致的要求。這些國家政策的正確，其間協調的成功正取決於它們能否認識到上述利益並準確評估自身的力量。國家間合作的有效性取決於共同利益導致的必要性。所以，對利益及其實現條件認識得越清楚、全面，合作就越穩固、長久。

將海洋由自然狀態有效地轉變為存在著海權的狀態，最具決定性的方式是商業控制。它對應並反作用於陸權對無法由水路抵達的內陸地區的獨佔性統治。單純據有海洋的表面——這是海權的所在——並不能補償無法在大陸立足的損失。海洋就其本身並無什麼產出，但作為主要的商業通道和交通場所，它擁有獨一無二的價值。海洋的獨特意義體現在被轉運的商品身上，交換的利潤帶來了國家的物質繁榮。因此，放棄對商業的控制、放棄海上帝國是決無可能的。所以，由於海上強國在可見的未來有著一致的利益，面對日益增長的要求它們放鬆對商業的控制的呼聲，這些國家應謹慎考慮能作出多大讓步。因為海上強國推行其必要政策的手段有所受限，它們有必要保持上述獨特優勢，對甚囂塵上的呼聲不應過早響應，應持緩行和慎重考慮態度。放棄它被長期認可的特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掠獲所謂的私人財產就是這樣一個自商業冒險時代就已存在的權利，不過其中的「私人」一詞是頗值得商榷的。給象「戰時違禁品」這樣本質上很難把握的概念下一個精確的定義也很難得到人們的贊成。在研究這個概念時，如果認為在海上敵方的物資可由中立國承運，更大錯特錯了。海上帝國無疑是一個世界帝國，它的權杖無疑可被放棄，但這樣做是否明智呢？

在上述地區以及中國，政府和人民都同樣地安於現狀，不知道也不期望發展進步。因此，處理這些國家的問題是十分棘手的，不如等到外部的文明進步國家確實需要處理它們時再說。不過，現在針對中國而言，鑒於各國對問題的迫切有著現實的認識，且都在為從中國獲得一塊用以施加控制或影響的地盤而努力，它們已經十分重視關係到自身將來的需要了。不管各國想建樹什麼影響，總有一點是相同的：它們要求獲得某種優勢，實實在在地據有某些權力和地盤。這就是一些亞洲本地人所認為的強國想要得到某種特許權的唯一原因。假如來自南北兩個方向的這種動機十分強烈，它顯然會左右各國的行為。當然，完全用不著剝奪當地人民的權利，這既不實際也無必要，合理的打算只應是誘導他們接受一種能促進他們的進步、增進他們以及全世界的利益的局面。如何實現這一局面，是逐漸接管對當地的統治——如在印度，還是象在埃及那樣對保持名義上的統治的政府進行鞭策，是一個尚無法預測的細節問題。對它的回答與其說是事先設定的，不如說還是取決於實際的演變。

上述分析說明了北緯三十至四十度之間的亞洲中間地帶兩端的基本情況及其可能變化。從其中可以簡明地推斷出：儘管東部地區——中國及其屬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具有明顯的商業意義，對其未來也需早作定奪，但以利凡特與蘇伊士為中心的西部地區有著大得多的軍事的和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它關係到歐洲、印度和中國——不用說還有相對獨立的澳大利亞——之間的交通聯絡。除非英國和德國想讓經由蘇伊士運河通往印度與遠東的航線在戰時關閉，否則它們不會讓利凡特與波斯灣成為一個潛在敵手的海軍基地所在，尤其是當後者在太平洋地區和它們發生嚴重對抗之時。由於上述航線從始至終相對狹窄，所以依託在其左右的據點，如直布羅陀、阿爾及爾、土倫、馬爾他、亞丁和波斯灣，可以對這條路線進行有效控制。對該航線稍作迂迴也不能抵銷這些據點由於比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國握有控制權。一旦過了西西里和馬爾他，海上形勢隨地理與政治力量的分佈狀況又有所變化。這一地區的當地國家沒有強大的海軍力量，將來會不會有則要看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以現實所能提供的盡可能長遠的觀點來展望將來，世界的同化進步運動不是南北向的，而是東西向的，而東亞和西亞正給發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動。東亞和西亞的發展過程與影響離不開巴拿馬和蘇伊士這兩個地峽。它們作為捷徑所在推動了人力對自然障礙的克服，而蘇伊士運河業已開鑿成功。大致說來，這兩條運河也標誌著一種分界線，這條線以南地區的商業和-圖-書和政治活動一直比以北地區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儘管兩條運河都非常重要，但蘇伊士運河更有意義，既因為沒有——近期內也不會有——象橫跨北美大陸鐵路這樣的交通途徑可供替代，也是因為在蘇伊士附近有著直布羅陀海峽、黑海、達達尼爾海峽、紅海及曼德海峽，土耳其也處於衰落之中，而對美洲地峽來說則沒有類似的情形。另外，圍繞著蘇伊士運河，有一股國家間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則多少防止了這種局面的出現。

需要認識到，歐洲文明也已發展到了一個需要進行對外交流的重要時期。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它將以本無共同之處的東西方文明的交匯而告終。儘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條頓人已在做的，歐洲文明應保持它的獨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長期接觸中一直受歐洲深刻影響的中國文明因素，它們間的更進一步融合將潛移默化地產生應有影響。這些並不要求歐洲各國的特性趨於同一，但確實需要有一種共同的精神，這是比物質進步更緩慢的過程的產物。當拉丁文明與條頓精神相碰撞之時，拉丁的特色就體現在了羅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會集權是其自然衍變，而歐洲儘管有許多國家，它們卻有著一致的神聖基督教傳統。這不是一成不變地從某一代那裡繼承下來的，也不是一時的奇想，而是一套時刻發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傳的思想傳統，其完美的生命力已體現在世代沿襲之中。

另一個要素——摩擦的消失——由於極難維持而顯得更為突出。完全有把握認為，憂慮不安是摩擦的心理內涵，而這目前正彌漫於各國政府之中。為了有效防止這種不安導致最壞的結果——戰爭，必須對形勢以及應採取的態度作全面考慮。如做不到這些，國家的行為就會漫無目標。假若沒有認識到自身和他方的優劣所在，以及導致這些優劣的因素，國家和政府就會在形勢需要時不能當機立斷，在時機未熟時反而可能急於求成。這兩種狀態都是不可取的，多少會招致危險；反之，如果每個國家都透徹地、真實地瞭解了事實及蘊於其間的可能變化，按形勢的需要做好準備，國家就會更普遍地具備承受心理，彼此間也更多地相互考慮，這樣一來行動就會更為正確，從而和平將因對戰爭局勢的防止而得以保持。勿庸置疑，對國家間相對力量的分析有助於國家更謹慎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並認為選擇衝突純屬吃力不討好。這正是目前和平能在歐洲國家間有效存在的原因。

軍事形勢就是政治形勢，對其正確理解有助於和平。儘管存在著上述優勢，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將它們用於政治侵略，不管它們在戰時能如何有效地發揮作用。另一方面，當然可以用它們來阻遏憑藉武力謀取商業壟斷的嘗試。但是，對海上強國來說，也有一個明顯的不利因素，即中國首都的位置。由於自身力量的特點，海上強國無力進行領土擴張，它們只能通過中國人來發展中國，只能激勵而不能取代現存的統治權威。因此，它們希望中國政府的所在地能遷往長江流域，且就在長江沿岸，從而使後者成為中國發展的中樞地帶。除非這在北京政府屈服於強大壓力的情況下得以實現，否則很可能在長江流域就會逐漸產生一個和北京對立的政權。中國中央政府的虛弱會促進這種革命，而它只不過是業已顯露的地方獨立運動的另外發展而已。中國人民及其領土經歷一段政治分裂時期或許有益於愛國主義的生成——法國革命之前的德國的狀況就是這樣，在當今時代，愛國主義將人們彙集為比現有的民族更廣泛的集團。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

上述情況保證了海洋得以處於海軍控制之下。在基地、艦隻、防禦和進攻力量、基層官兵和上層決策者諸方面，四國的海軍都勝過了俄法海軍。而且，四國海軍還可受到陸軍的支援。在俄國的一翼有著日本陸軍，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著德國軍隊。德軍對於亞洲問題的意義正說明了美國為什麼對德國的長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國易受攻擊的兩端之間還缺少鐵路聯繫；而菲律賓和香港都接近俄國的東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絕對安全的水上距離。除了這些，長江還為海上強國提供了進入內陸的漫長通道。戰列艦可上溯至離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頗有戰鬥力的其他艦隻則可到達還要遠四百英里的漢口。廣泛用於美國內戰的汽船更能駛至離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無論這類過程會導致什麼具體結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個客觀現實。為此，應該對現狀進行研究以使未來比過去更多些確定性。這個研究起始並基於兩個業已說明的基本情況：第一，當前的鬥爭是在亞洲中心地帶的兩翼進行的，而且將因俄國的擴張而延續下去；第二，局勢明顯表明上述鬥爭是在海上強國與陸上強國之間展開。不過認識到有這兩個主要競爭者並不意味著就忽視了這種情況，即海權和陸權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而是彼此相輔相成。就是說；陸上強國也需要推進至海邊以利用海洋為己服務，而海上強國也必須以陸地為依託並控制其上的居民。不過，關於第二種基本情況，有一個明顯的例外。由於與俄國有著正式聯盟關係，就其根本利益來說是海上強國的法國在東方成為了俄國的支持者。除此之外，還是天然的利益決定了國家的傾向，這是一個合理且長期存在的情況。所以，德國、英國、日本和美國有著一致的利益，而這絕非一時的情形，因為某些局面看來會長期存在。

對當代的文明國家以及文明本身來說，沒有什麼比企圖憑藉中央權威來解決疑難和調節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這和由政府操縱個人的「家長式作風」異曲同工。和公民社會一樣，國家社會正常與否取決於個體成員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員的理性的自我實現能力所決定。國家間的利益鬥爭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競賽使各國間在種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顯差異長期化。而在衝突中產生並得以保持的強烈民族特性一方面會加強亞洲國家的內在自覺，另一方面也會激起它們的反作用，以防範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現。這種局面如果僅僅是形式而非本質的完美，其過早出現就令人憂慮了。

很清楚，在中國、埃及和任何有著大量人口的地區，旨在實現全面的文明化的發展只能由業已生活於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來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非議。不過，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這些地區，無論是對民眾還是對現存的政府而言，還不和-圖-書具備實施必要變革的能力。於是就有這樣的問題：這樣的變革要在什麼樣的推動力、在什麼樣的種族或組織的指導下進行？其答案取決於外部力量之間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競爭。這場交鋒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為各國的政治行為是相互對立的，而該行為正是起關鍵作用的不同國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鬥爭的表現與性質如何，是發生在爭執地區本身還是其外部、在陸上還是海上、是通過和平競賽還是戰爭，問題的解決終要取決於力量的均衡。尚不能進行預測並不就意味著無需對形勢認真分析。十分相反，決定結果的不僅有那些未知的東西，也有思維傾向。面對不斷出現的緊張，通過仔細考慮問題的重要性與性質、並確定所期望的目標，就能給予上述傾向以慎重的引導。這對於有著共同利益的海上強國更為重要。這些國家沒有統一的領導，能否協調行動——做不到這點，它們就不堪一擊——就看能否準確地認識有關問題並形成一致。

若俄國的地緣狀況和要實現的目標的確如前所說，它的利益所在用一句話表達，就是尋求盡可能寬闊、開放的通向海洋的出口：東部的目標就是中國海岸；在西部則有兩個方向，一是經波斯抵及波斯灣，另一是經黑海或小亞細亞涉足地中海。從來自俄國政府的資訊：最近的歷史以及俄國推進地帶的天然狀況——沒有什麼自然的障礙或民眾的反抗能阻遏俄國——來看，上述計畫是順理成章的。而且，除了這些計畫，不少人猜測俄國對印度也有野心。這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從中間地帶而不是兩翼發起推進了。研究一下地圖就可知道俄國在波斯的進展不僅會使它靠近海灣，也可能使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脈，如果暫不考慮阿富汗的艱辛環境和居民強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難。這樣，俄國就能在阿富汗及其與北部地方的交通方面獲取良好區位，從而便於進行針對印度的行動。

這兒就討論一下這些局面。上述幾國和俄國共同決定了側翼地帶的軍事、政治形勢。在這幾國中，英、日、美三個國家絕對是海上國家，它們的軍事力量主要在於海軍方面。德國不太一樣，不過它近年來的商業發展使它也希望在不發達地區實行自由貿易。和他國一樣，德國也必然要反對獨佔性控制——這種情景令它無法想像。德國的這種立場是眾所周知的，而且體現在了德國的擴充海軍計畫上。因此，我們可以預計，一旦形勢需要，四個國家可以在中國採取同樣的一種以海軍為後盾的行動。這些國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來支援這種行動，強大的海軍力量足以使這些基地防範陸上進攻。不過德國的情況有些不同，它的膠州灣基地比較易受攻擊。日本則因其島國地位而比較安全，香港也遠離陸上敵國的重心所在。佔據著菲律賓的美國也有著同樣安全的基地。

就「私人」這個詞的一般意義而言，屬於個人，但運往其他國家以求交換的商品並不是「私人」的。眾所周知，錢是戰爭的血液。而一旦參與了對外貿易，個體公民的財產就對國家財富的增加起了作用，所以個人財富對於戰時國家的血液迴圈舉足輕重。這和國內貿易的情況根本不一樣，後者在一國之內進行，沒有其他國家的參與，因而只不過起到一個生物體內功能活動的作用，僅把身體擁有的東西分配給不同的體內部分而已。不過，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於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海上商業就是這種資源的主要流通管道，因而對支撐戰爭的進行甚為重要。擾亂國內貿易會導致功能過程的紊亂，這可能妨礙、也可能不妨礙戰爭目標，但前種情況因造成了不必要損失而受到抱怨。如果對外商業活動由於所謂的「私人」財產受掠而被阻斷，其影響更是不言自明瞭。干預他國對外貿易直接促進本國的戰爭目標，它使對方因失血而筋疲力竭，被迫順應於我，而實施其的代價又是極小的。

就贏得必要的時間而言，我們及我們的後代可以從現實中找到不少希望。我們當今的世界由許多國家組成，而不是處於一個龐大的、統一的主宰權威之下。愷撒曾為這種統治的建立奠定基礎，這是因為羅馬公民的個人主義傾向使早些時候的更英明的體制難以重建。由於愷撒及其幾位卓越的後繼者的天才和智慧，他們以熟練的協調技巧使一種體制在已長久地失去活力之後仍能得以維持。內部的變化——為人所知的是動亂，使該結構在紛爭中繼續存在並且免於陷入僵滯與隨之而來的衰亡之中。羅馬時代的集權、一統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廈，其穩定取決的不是基礎的堅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決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給某些人，他們以國際組織的增加及隨之國家的單個活動的減少為理由，要把世界置於一個中央權威之下，實現某種要命的統一。其實我們的世界已經為某種傳統和規範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種政治的或個人的行為是像分類架中的檔那樣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導致了中央集權的瓦解，從而破壞了國家的統一，將查理曼帝國推入了混亂之中。可是，分裂的、戰爭頻繁的歐洲社會卻有能力擊退阿拉伯人的入侵，並逐步確立後來的社會秩序。在該秩序中，國家間的長久競爭帶來了興旺的活力。

所以，未來發展方向對於亞洲國家至關重要。從此出發，外來競爭者的特性與相對能力頗令人關注。這方面的差異決定著一段長期的歷史進程將如何開始，而其歸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蘊含於開端之中。所以應該具備長期的眼光，不過現在尚根本無法預測結局。不過，可以確切認為，由於影響未來的積極的或消極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須耐心觀察、認真思索、並積極行動，以形成嚴謹的認識。這樣才能保證不會有什麼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為上述作法給我們贏得了時間，而時間的充分是處事穩妥的保證，它將變化過程變為了有序的緩進。這個過程並不排斥其他種族特性的作用，而將曾一直單獨存在的它們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本質上不同的種族特性相互影響的結果，條頓文明的一些因素通過漸近的過程而不是突然的變化注入了羅馬文明之中。這個至今依然使我們受益的歷史結果可歸功於愷撒的高瞻遠矚。不過，愷撒自己並沒有有意識地要造成上述結果，他只是看到了現實中隱藏的危險，從而想到應該推進羅馬的邊界、鞏固羅馬國家的週邊地區以阻滯敵人的進犯，為羅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和*圖*書完全是從防禦目的出發的。

根據我們的闡述，顯而易見的是，四個提及的海上國家憑藉著它們在東亞的地理存在，能夠有效地抵制來自北方的擴張。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亞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況尚欠清晰。這裡離俄國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國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為俄國的黑海艦隊提供協助，這都有利於俄國建立主宰地位，而這個地位幾個世紀以來也一直是法國的主要目標。對此，作為一種抵銷，義大利由於它在當前國際聯盟問題上的傾向性及基於明顯利益的民族情緒，會積極支持任何能保證地中海地區的均勢及蘇伊士運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為。義大利人民以其出眾的政治智慧，不會不認識到，它靠近瑪律他及位於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們能夠依靠其強大的海軍，在本地區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也使義大利成為連接歐洲與遠東的交通鏈條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穩固的一個環節。至於日本或美國，它們在地中海地區沒有關鍵的利益，也無優越地位，因而也無理由把本應用於更緊迫任務的力量花費在該地區。而且，美國人民肯定也反對幫助土耳其蘇丹維持其被濫用的權力，何況他們不願破壞與俄國的傳統友誼，除非後者推行一項明顯違背美國利益的政策。儘管如此，美國人仍需接受並熟悉這樣的事實，即美國已經不可改變地介入了世界事務，它發表了門羅主義，接下來佔領了一些島嶼——主要是菲律賓，在中國又具備了關鍵利益，因而美國人絕不能擺脫如利凡特或波斯灣入口的力量平衡這樣的問題對於他們自身的關聯性。這些地區緊密關係到美國的利益，至少現在是如此，因為美國要控制從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國新獲得的地區的最短路線——它經過紅海，何況這條路線對英國和德國更具意義，而這兩國對中國的政策相同從而有助於美國。所以，在某個地區影響到英德兩國的因素也必然會影響美國在其他地區的利益。

在上述地區，為了促成適宜於持續發展的政治環境，取代現存不合理統治的發展過程必須始於外部。因為情況充分表明，在當前統治下，不存在國家內部的進步動力。無論發生什麼，現有的居民將繼續存在，但政府的命運則取決於其適應強大外來壓力的能力。在中國的進步過程中，即使軍事組織與經濟管理是以外國——俄國或西方的知識成果為據，一定時間內，在中國駐紮的艦隊仍將是外國的而非本國的，因為海軍是最具技術性、最專業化的軍種，因此中國海軍不可能早早地成熟並獨立運轉。不過，在監管期內，軍事戰略領域受到的影響和中國的海軍及陸軍組織完全由中國人組成時的情形是一樣的。如果學習對中國的陸海軍產生了積極作用，它們兩者的結合將使中國能依照自己的利益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區，不存在象中國的長江那樣的一條水道以使內地與海洋相通，雖然在敘利亞和卡拉馬尼亞的海岸有一個靠近英屬賽普勒斯島的折進內陸的海灣。因此，該地區內陸的發展——這是使當地人民進入國際社會的前提——只能借助陸上交通，尤其是鐵路。在沒有可供大型船隻航行的水道的情況下，文明就以鐵路為中心擴散其影響。如果沒有外國政府的直接參與，鐵路建設就將主要由私人企業實施，而且優先建造的將自然是難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線，尤其是在那些位於地中海與波斯灣之間、易由海洋抵達的國家。不管一條鐵路走向如何——這主要取決於當地的考慮，它必須迅速發揮政治和戰略作用。這就必然會激起出於軍事與商業原因的對築路特許權的爭奪。

談及陸權對亞洲中心地帶——北緯三十度與四十度之間——的未來的影響，自然環境使俄國特別偏愛實行領土獨佔。而其他國家即使在俄占領土上享有一份權利，那也純屬偶然、而且該權利的大小、地位和運用也只是差強人意。不過也有明顯的例外，這會在以後提到。憑藉著實行全面主宰，俄國得以在海權作用範圍的極限之外隨心所欲地施展力量。不過，即使在某些地區不能對俄國採取直接的抵制，也常常可以通過在其他地區運用力量來施以足夠的制約。這種力量或是陸上的或是海上的，其作用取決於其本身的強度以及存在的場所。施加上述壓力在任何情況下都多少是可行的，因為各國利益都是多樣且廣泛分佈的。在國際場合這非常明顯，在一個地區的行動永遠受制於對在其他地區的虛弱地位的牽掛。作為軍事行為，這類約束方式被專門稱作「轉換」。

到此，我們的討論集中於亞洲之外的民族和國家以及人口眾多的所謂中部爭執地帶。毫無疑問的似乎是，後者連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僅僅是使有關國家變得更為強大的賭注而已。但這並不是事實。爭執地帶的民族、國家儘管在某些方面就像一群沒有牧羊人的羊，但它們並不是一群為他人所有的羊。通過個人體現出來的這些國家的國民性格可能是堅強、果敢的，不過，發展的停滯使這些國家喪失了應有的力量，最終喪失了進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這些論斷大體正確——現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點，這些國家在將來的某段時間內將依然止步不前，這自然是不可想像的；即使有進步，其動力也必定來自外部。在後一種情況下，外來推動的源泉和特點以及所導致的變化，顯然對世界有著重要意義。斯拉夫式的、條頓式的或亞洲式的推動力所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樣十分重要的是，本質上並無不同的一個種族的成員現在是生活在一個國家之內，還是由於暫時的差異，分為了幾個獨立的國家乃至敵對的集團。由於答案遠在我們的視野之外，很難平靜地想像中國的四億居民能被收納在一個有效的現代政治體制之內，並共同生活於一塊並不寬敞的國土之上。來自四面八方的對中國的影響將改變中華文明的特性，而這又將對世界的未來產生深遠影響。總之，外來影響對一個國家的作用不是最終體現在物質發展上，而是在個人性格的變化以及由此而來的國民性格的變化上。

上述意義上的軍事安全首先取決於海軍力量，但顯而易見的是，海軍需要獲得東地中海地區——這是上述航線的戰略中心地帶的土地作為基地，還需要一種既能保障如直布羅陀和馬爾他這樣的據點的安全、也能有助於通過利益聯繫贏得廣泛民眾支持的政治局勢。這種局勢業已在英屬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賓，它既給有關國家帶來了優勢，也促使它進一步努力。如果蘇伊士運河不太安全，英國就必須努力保證它即使在戰和_圖_書時也依然暢通，而促進埃及穩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於運河。需要提防處心積慮的沉船行動造成運河的暫時關閉，但如果對河上的船隻及引水業務進行了嚴格軍事管制，這種厄運就不會臨頭。另外，即使運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當短的通道以及時完成軍事任務，只要把部隊或軍火運過狹窄的陸上頸狀地區就行了。

不管根據國家的能力，針對現實應作出什麼決定，上述討論已有力地表明瞭針對潛在侵略的幾個頗為重要的特點，在利凡特的戰略中心有著決定一切的長期意義。很難不認為上述幾個特點可能出現在該地區，它們作為整體，在過去的時代中圍繞的是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這兩個地名——在它們身上，具體體現著眾多的複雜事實。在當今時代，「蘇伊士」這個詞更多地具有這種意義，因為歐洲與東方的交通聯繫取決於蘇伊士地峽及運河。前面之所以對亞洲土耳其、波斯、埃及與地中海盆地談論很多，就是因為它們和蘇伊士通連，這些地區的重要性就在於對所討論的交通線的影響方面，這條線的最關鍵點就是在連接亞非兩洲的頸狀地帶。那麼，是否可以謹慎地認為，經過好望角的環形航線可被放棄？或者問得更直率點，較短的航線是否是唯一一條對各國有用的航線？鑒於國家間的利益衝突，這樣的認識是否正確？還有，英國享有的全人類施惠者的長期榮譽是否與日俱增地維繫在了蘇伊士航線上？

有人反對英國和德國在利凡特保持海軍力量的存在，並從母國為其提供物資、給養。由於從直布羅陀至馬爾他的航線比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節的強度決定的。這樣的反對完全正確，它雖然並不能改變目前現實，但清楚地體現了在利凡特獲得一個穩固的陸上基地的必要，這樣的基地可使海軍行動就地獲得補充。與此相聯，天然條件將埃及變為了東西方主要通道的戰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運河的淤塞，都不能改變這些條件。如納爾遜和拿破崙認識到的，埃及在帆船時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運河開鑿之前，埃及就成為了有關航行的必經之處。在大國時代，埃及由於其適合居住的地區比較有限，必定要成為大國的附屬物。哪一個大國的呢？是否誰離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為它更容易鞏固所得？目前看來，英國在利凡特地區有牢固的權力，再憑藉一支強大艦隊，操縱了整個地中海。就地中海這一個面積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於中心地帶的優良艦隊可以控制整個海域並且毫不費力地完成一般的軍事任務。在地中海兩端擁有港口對這支艦隊並不過分重要，儘管在緊急情況下它或許開往直布羅陀或蘇伊士並從那獲取補充，但不必駐紮在當地以保衛它們。只要在利凡特、義大利或馬爾他擁有穩固基地，上述艦隊就能主宰從東至西的地中海地區。

在過去的歷史上，上述變化一般是由私人商業企業為前導的；而且，當地政府的無能導致了大量的非法行為。後種情況要求外國政府進行干涉以保護其公民的權利，這不僅表現為要求當地政府改正過去的錯誤，並承諾永不再犯，還表現為要求為此得到某種擔保，比如說被給予某種程度的地方統治權，而宗主國的勃勃生氣會使這種統治趨於加強。這就好比一粒種子如果被播下，它的發芽、生長更多地是由其自身的而非土壤的條件所決定，而且它一旦生根，也不易被拔除了。決定一個國家能否主宰一塊土地的不是當地的抵抗，而是與其同類的國家的抗衡作用。

英國為了自己的偉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對於整個東方世界來說也處於中樞地位。在任何情況下，來自各個地區的物資都可流入埃及。在軍事上，埃及是個理想之地，因為從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資供應是任何海軍都很難完全切斷的，這就十分有益於在埃及集中力量以進行針對直布羅陀或印度的防禦或進攻行動。上述供應至少也可來自於兩個方向：紅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艦隊能同時切斷它們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鎖，紅海對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來說依舊是最短的支援路線。在上述情況下，英國還有經過好望角的航線可用，如果嫌這條航線過長，那就更沒有理由過早放棄蘇伊士航線了。難道一些臨時的原因或災難只會使英國艦隊暫時處於劣勢？有什麼能比經由蘇伊士運河在地中海與紅海之間進行調動更加保險？一旦英國海軍處於了長期劣勢之中，不管何時何地，英國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前面說到，如把俄國看成一個對應於亞洲中心地區的渾然一體的國家，它的擴張是——而且將繼續是——從兩翼而不是從中間進行的。這的確是實際情況。因此也只有通過主要針對俄國的側翼，才能有效地扼制俄國。這種扼制之所以十分有力，不僅因為如前所述側翼攻擊有種種好處，也是因為它是針對著俄國的海岸，也就是朝向海洋的出口。而內陸地區需要和這些海岸保持不受阻礙的聯絡以盡可能獲益。而這必然由力量強大且佔據較好地理位置的海上強國所左右。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確，就會自然有這個問題：政治思維習慣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響？答案是這些情形是決定對外政策方向時的首要考慮所在；其他考慮並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應嚴格服從於前者。這種情況左右了英國對南非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對蘇伊士運河的關注。對美國來說，與中美洲地峽鄰接的加勒比海的價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須認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響了它的政治變化。不過，在美國大陸——從其南端可對地峽施加影響，門羅主義已失去了往日風光。雖然如果出於國家榮譽的需要，美國可以繼續執行門羅主義，但鑒於世界上的機會與注意力已顯而易見地轉移到了亞洲，不可否認，無論對美國還是其他國家來說，利益中心已極大地發生了偏轉。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馬上著手處理，那就需要考慮一下，請求對我們並無感情的國家的政治保護是否會削弱我們有效行動的能力。國家政策以及軍事活動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集中精力、始終如一。如沒有看錯的話，和在其他地區發生的重要進程相比，東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義。

同樣的道理，如果和亞洲的未來緊密相關的國家能對於現時的各自優缺點、至關重要的利益及在東方的合作可能有著合理的評估，並對各自所需的多少和能力的大小進行厘定，亞洲問題就肯定能被和平地解決。根據現實情況的力量協調以及相互諒解更可能是心照不宣的——將導致與產生摩擦及https://wｗｗ.hｅtuｂoｏk.coｍ.ｃｏm心理恐懼截然相反的情形。在其中，如業已在歐洲發生的，戰爭將得以避免，相互競爭的意願之間將存有一種恰當的制衡。接下來，在已經考察了俄國固有的優缺點的基礎上，我們將對那些本能地要對俄國的排他性主宰地位進行限制的國家進行同樣的考察。在這個工作中，需要不時涉及自然狀況以及實際存在的人為的聯合或同盟。不過建立聯盟對於真正的國家利益來說是否明智不是要在此討論的問題，雖然會簡單地談及它。

從我們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亞細亞的問題關係到英德與它們及美國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間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過，由於這不是這些國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鑒於這條通道在戰時易遭危險，經過的又是狹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狹長的紅海及連接這兩者的易受攻擊的蘇伊士運河，它對有關國家的價值就更小。再考慮到地中海的長度——從直布羅陀到蘇伊士是兩千英里，法國海軍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強大存在，就不會對在英國頗有代表性的主張，即放棄上述危險航線，認為蘇伊士運河僅可在和平時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過，假如有關國家能繼續加強並擴大它們的政治地盤，尤其是沿著現在的航線，這條航線所受的威脅就會減少至一種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種平衡的程度。這時，相對於更安全、但也更漫長的繞過好望角的航線，上述航線至少能作為一條用於軍事目的的臨時航線而被使用。

陸上和海上強國的政策對象是那些政治與社會前景尚不確定的地區，決定這些前景的是各強國施於該地區人民身上的影響。這些地區有東面的中華帝國，尤指漢族地區；還有西面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及波斯。後兩者互相毗鄰，其分界線是一條雖然高大但起不到什麼阻隔作用的山鏈，它從亞美尼亞山地向東南延伸幾至波斯灣。由於沒有鐵路，該地帶從現代角度來看商業比較落後。其面積——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區——是大約一百萬平方英里，南鄰地中海與波斯灣，北依黑海與裡海，南北寬度大約是五百英里，相當於紐約至芝加哥距離的一半。該地區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可以修建一條鐵路先把地中海和波斯灣頂點連接起來，再另建一條鐵路經過波斯直抵印度邊境。如果這樣一條幹線得以投入運營，它自然會隨後得到擴展。

上述情況存在於印度過去的歷史之中——當克萊武與杜佈雷各自代表的英國和法國之間對抗出現時，印度就處於緊張狀態，在當今時代也有大量表現。在埃及，不同國家影響的抗衡過程剛剛結束，與人們一開始的估計恰恰相反。其結果是一國主宰局面形成了，這和印度的情形一樣。在中國，上述過程已經開始且在繼續。不過有幾個國家參與競爭，這種局面是否會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樣為一些突發事件所根本扭轉仍需拭目以待。至於小亞細亞、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也不應認為它們將永遠處於上述過程之外。我們並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況已清楚地表明這個過程必定會開始並產生相關的後果，雖然尚不能預測它開始的時間及其具體內容。

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的政策對象均是那些政治與社會前景尚不確定的地區。這些地區有東面的中華帝國，西面的土耳其之亞洲部分及波斯。

現在，讓我們再考察一下俄國側翼的形勢：首先，由於它們關係到有關國家的利益目標和政策目標，大家對其都心有屬意；其次，各國根據其在該地區的地緣狀況，或是推進或是阻止他國的推進，並由此根據自身力量發揮作用。

如果俄國推行一項愚不可及的獨佔政策，而這導致了上述壓力，它極易因此分散力量，受到削弱。這既和它幅員的遼闊、內部交通的欠發達以及利益受獨佔行為之損的國家眾多而且強大有關，也是因為這些國家擁有不少可供採取「轉換」行動的有利地點。就此而言，事情非常簡單易行，因為這些地點，或是其他許多很容易被佔領的地區，都處在直指俄國側翼的位置上。如不考慮另外情況，某種程度的壓力或攻擊施加於側翼比對於中間地帶更為有效，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兩個側翼間的距離比中心與它們間的距離要遠得多，而集中力量的進攻或防禦行動在中心和一翼之間比在兩翼之間更容易開展。所以，儘管和俄國得以將力量充分集中情況相比，那些與其對立的國家即使進行結盟或合作也難免顯得虛弱，但這些國家也擁有上述的種種機會，從而能得到一些彌補。不過，從潛在的可能來看，陸權和海權也趨近於達成某種均衡。如前所說，這是促進亞洲問題的和平與永久的解決的兩個要素之一。

總而言之，根據嚴格的軍事分析，看來放棄地中海和蘇伊士航線卻青睞好望角航線的觀點是防禦性而非進攻性的戰略考慮。它和這種認識有關，那就是，引用拿破侖的譏諷之語，「可以毫不冒險地進行戰爭」。對一個業已握有馬爾他和直布羅陀的國家來說，正確的方針看來就是牢牢抓住埃及，鞏固對其統治，在印度、澳大利亞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資的供應基地，以預防可能的對英國的切斷行為。在英國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義大利、德國與英國利益大體趨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我們已經和東方國家發生了接觸，但它們對於我們的文明的內涵還是一竅不通，因而把它們融進我們的文明之中是人類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之一。不過，由於有著過去的經驗，我們不必對此心存疑問，更不用說恐懼了。在我們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條頓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時又未喪失各自的獨特性及影響區域。這主要是因為一種精神滲入了這兩個不盡相同且長期疏遠的文明的內心世界並成為它們共同的所有。兩類文明打碎了相互間的分隔之牆，消弭了相互問的長期對立，同時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恆。所以，我們應明白，單單從商業利益的角度——這是圍繞眼前利益的短期觀點——來考察所面臨的如長期的隔離、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實現最終的統一等問題是不夠的。當然，短期考慮也有助於針對近期需要採取措施，但這必須和正確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這個方向的確定是必須單獨考慮的。對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將提及的因素，不僅要根據眼前的得失，也要參照長遠的未來進行研究。未來的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將具備權力意識並為適當的歐洲方法所管理，它們能發揮與其大小相稱的影響並分享普遍的利益。它們還將認識到——不過我們對它們的責任要求我們現在就認識到，它們的發展對世界有著極大的物質和精神意義，而且它們需要有充足的時間以吸納我們這裡的幾個世紀基督教發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