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就眼前之事而言，德國、英國和美國之間的合作——並非正式同盟——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並極有希望一直存在。這是因為該合作是基於共同的利益並且由在起源、傳統及精神上都極為相同的思想所指導。倘若日本如被希望的那樣加入這個合作，這就標誌著一個長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階段的來臨，它的基調將是：在正處於對抗之中的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間，後者取得了主動。不過即使如此，即使四國協力為共同目標而行動，種族特點的本質不同依然會為人所察覺，且以某種並不一定就是敵對的方式導致各國在觀點和作用上的不一致。日本與中國同是亞洲國家，但它對吸納歐洲文明所持的讚賞和熱情是一個吉兆，它讓人可以頗為放心地期望歐洲文明進入日本人的亞洲生活方式並將其改造，就如羅馬文明影響條頓部落一樣。不過後種情形所產生的是條頓文明，而不是羅馬文明的單純擴延。所以，我們應期望的是一個經過改造的亞洲，而不是另一個歐洲。為此，愉快地接受一個新興的亞洲國家或許是正確的作法。

本文基於的一個業已被普遍認同的前提就是，在作為本世紀結束之際重大特徵的廣泛的擴張運動之中，太平洋地區，尤其是東亞，成為了所有國家近期和遠期利益的焦點所在。在歐洲和美洲地區，已不可能再發生重大的領土上的變化；但是在此之外的那些局勢未定眾人關注的世界，某塊地區的現實意義更多地是在於它和上述焦點地區的交通上的關係，而不是其自身的價值。舉個例子，金礦資源只使南非具有暫時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會隨著金礦的枯竭而消失；但作為通往印度和遠東的道路上的重要據點，南非就有著長期的、在任何時候都不會被忽視的價值。

在美國，人們已睿智準確地看清了上述情形。不過，存於人們心中的一些簡單的迷惑又不無道理地影響著對於正在南非進行戰爭的英國人的同情，因為南非戰爭所圍繞的問題正是當初的美國革命為之戰鬥的，而且一旦人民沒被給予代表權，向他們徵稅就是粗暴的壓迫。這個原則其實為英國和我們所共知，只是英國暫時的違背令我們反感。由於英美兩國都認識到彼此間有著共同的觀念和理想，在美西戰爭和南非戰爭中都有著一方對於另一方的同情。這也表明了整個人類正趨於統一，這將在時機成熟時得以實現，而不能為強力或急躁所驅使。美國內戰的結局、義大利的統一、新的德意志帝國的倔起、大不列顛帝國聯邦思想的活力都說明了人類正趨向於集合為更大的集團，並進而形成或多或少正式且範圍清晰的政治同盟。而戰爭則在推動並鞏固這些進步方面起著首要作用。借助於戰爭，美國的團結得以維護，義大利的政治統一得以實現，而德國人則擁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這是德意志帝國的存在基礎。戰爭也促進了英國和其殖民地之間的心心相印，從而使帝國聯邦設想能儘快轉化為具體行動。沒有戰爭，這個轉化是不可能的。同樣，為了將英國與美國間的相互同情轉化為積極的行動，並使美國樂於歡迎並報答由此而來的英國給它的無價支援，也需要戰爭的壓力，需要在一國受外來干涉威脅時，它的姐妹國家能予它以支持。

然而，必須切實承認種族特性的不同一時會產生相應的觀念或行為上的分歧，而這又容易導致誤解甚至衝突。我們都希望正義與和平主導未來的世界，而種族差異方面的相互寬容對於規劃未來是不可缺少、無比重要的。即使在一家人之間，利益的分歧也可導致爭吵，但是只要存在著共同的情感與傳統，和解就不是無路可尋，雖然源於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誤解使人往往不易找到和解之路。在我們面臨的問題中就存在著困難產生的根源。陸上和海上強國對立的利益與地緣狀況已經詳細地闡述過了。不過彙聚於亞洲的各國在性情上的差異還未被較多談到。這些性情可被歸結為三大類：亞洲的、斯拉夫的和條頓的，其中任何一類或許都不能為他方不折不扣地完美理解。必須認清、分析並接受不同的性情，將它們視為待消除的困難所在而非進行抱怨的理由。不能廢除它們——這也是不可能的，要給其以平等的機會，只要它們產生於本身內在的動因，且並不憑藉武力強制這樣的敵對方式來擴散自己。這種有容忍精神的性情只會促成和任何有關國家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協調。如無視本質上的不同，用追求一統替代強調相通之處，把精神的合一與行動的一致相混淆，就不會有上述的協調。為了歐洲及亞洲的共同利益，三類種族應追求的永久性解決方案不是廢棄亞洲的文化或制度，而是平和地將歐洲文明引入其中。而這只有在一個相互尊重、相互友善的環境中才能實現。這樣一個環境將保證歐洲文明的傳播，只要後者具備我們所認為的優越性。

這樣，新的形勢導致了非洲和美洲南端的相對孤立和重要性的下降，它們過於遠離作用於各國政策的當前變化趨勢。這些地區對於交通要道的意義已經較小，它們的重要性只能來自於自身的物產了。因此，是否還有國家利益上的緣由促使我們運用門羅主義去支持那些對我們並無好感、地理上又處於對巴拿馬地峽有效影響範圍之外的亞馬孫流域以南的美洲國家？這樣做究竟是出於認真的政策考慮，還是出於情感或純粹的習慣？現實是否證明我們應該保持對上述地區的責任，即使這可能干擾我們在更至關重要的地區採取有效行動？一言以蔽之，儘管門羅主義所依憑的觀念並未過時，反而還由於最近的變化而被強化，門羅主義的運用難道不可能需要變革，以加強它在某個區域的作用，或減少它在另一個地區的運用？

真正的籌畫意味著如實接受所有因素並耐心地分析它們。這個過程有著大量細節，因而某種程度上相當複雜，不過認清較少的幾個突出特點有助於將其簡練為觀念性的東西。首先，必須對於遙遠的未來進行推斷與預測，要一步一步地推進並認識到在某個時刻會發生怎樣的情況；其次，要恰到好處地將對國家的首要使命感置於心中，充分考慮到現實的危險與他國的需要。這兩者就是對上述過程的部分表達。另外，國家和個人都應有一種公共精神，以使它們在優先考慮自己的利益時能夠堅信，只有適當地滿足他人的要求，而不是執意阻撓其進步，才能最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

說英語的英國和美國分別參加了上述兩次戰爭，而且參戰的一方都從沒有參戰的另一方，且僅從這一方得到了真誠的同情。相對而言，這種情形在德蘭士瓦戰爭中顯得不是那麼引人注目，部分因為南非的問題不是非常明朗，讓人一目了然，但主要是因為美國的許多生於異國的公民對他們的出生之地仍有著一股親近之情，而不怎麼受對於美國利益的認識的影響。

除了https://www.hetubook.com.com俄國和日本，其他有關的強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它們遙遠的國內基地的支援。於是我們可將各國分為兩類：一是主要以陸地為交通管道的國家，另一類是依賴海運的國家。海上航線有著數量及便利程度上的優勢，它們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貿易路線。這些路線中的兩條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一是從歐洲經蘇伊士的航線，另一是從美國穿越太平洋的航線。巴拿馬運河的開通必將給後者以重大影響，因為它把這條航線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連接了起來。

本質上，上述相對狀況不可逆轉。固然可有一些變化，但也僅在有限的范周內，絕不可能導致平起平坐。基於自然因素的上述狀況的存在是政策的根據。它決定或左右國家對於擴大勢力或實行佔領的要求，影響著某一種族在其力量賴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壟斷地位。另外，同樣應承認每個種族絕對需要在並不主要由它掌握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點，雖然它們肯定會處於不利地位。這種共同的相互需要表明在一些領域雙方必須相互讓步以力求協調。

有利於所在國家發展的商業有助於上述影響的加強，有關國家可憑藉財力和在必要之時運用武力來支持商業。將蘇伊士運河視為通往遠東之捷徑的國家要將此牢記在心。英國尤需如此，它在印度的龐大利益隨時可能要求利用這條捷徑，既為商業，也為軍事。即使是由蘇伊士運河的封閉所造成的軍隊和貨物的轉船也會減小蘇伊士航線相對於好望角航線的時間優勢。至於德國，它在該地區的利益雖然在類別與程度上與英國不盡一樣，但也是真真切切的。不可迴避的事實是，從黑海出入口、美索不達米亞流域及小亞細亞高地，都可以對東地中海施以決定性控制，如奧斯曼土耳其人幾個世紀之前曾做過的那樣。在帆船時代，控制權的喪失並不意味著被排擠出了最有利可圖的通往東方的航道，而今天就不是這樣了。對此德國和英國自然非常關心，義大利也不例外，因為法國已和俄國串通一氣，而這必然是針對著拉丁和條頓國家在地中海的控制權的。美國的行為還不涉及該地區，但這不表明可以對它漠不關心。它關係到一些國家在和東方進行聯絡上的自由和便捷，而這些國家由於在利益、特性方面和我們是一致的，它們在上述地區的政策也就和我們息息相關。

認識到了現存的問題，就應嘗試著去解決之。在接受了外部干涉作法的情況下，問題的成功解決依賴於求得外部力量的政治均衡局面，這既能防止任何國家或國家的聯合處於有害的主宰地位，同時也能以健康的發展為依託，促進東方國家的物質和精神進步。這種令人嚮往的情形會更快出現，如果東方民眾在保持他們的特色的同時，也能成功將歐洲文明的因素植於自身。歐洲文明雖然也有不足，但已在促進其成員的個人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一旦東方國家發生了上述關鍵變化，新注入的因素同樣會發揮它們對於今天構成國際共同體的自我依賴和自我管理的人民所具有的功能。在日本這麼一個較小的國家，已經能看到上述變化，對此人們已述之甚詳。而且，日本的變化正揭示了這種可能：我們能夠從國外的制度中吸收一些有形或無形的有益成份並將其植入自身之中，與此同時還依然能保全本國的特性。儘管日本的確未曾象中國那樣經受政府的癱瘓之苦，但從感受到了外力的推動那時起，日本經歷了一場制度革命，並在近些年成為了國際尊嚴與權利的全面享有者。當然，這樣的過程的長短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的大小。在如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外部動力的影響強度與問題的多少、所針對範圍的大小具有相關性。暫且不論日本人民的適應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此，可以合理地認為日本較小的幅員、較少的人口便利於它的進步。與此相聯繫，對外接觸點的增加有利於中國這麼一個廣大得多的地區的發展，外來影響可以以這些點為中心分佈並發揮各自的作用。

本著這種認識，讓我們從有待接受的長期觀點出發，考察一下當今的需要。當前亞洲的落後政治環境準確地反映了亞洲國家政治才能的不足。在這種環境下，有效的組織機制的缺乏使亞洲人民喪失了採取有效行動的權力，餘下的只是停滯不前和對變化的消極抵抗。這些是在未來的變化中不可忽視的因素，不過一時還用不著對其採取什麼措施。在為發展進行有組織的準備方面，日本是亞洲的代表；不過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為強大推動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考慮，從特性與意圖來說，另外兩個相互競爭的種族中的哪一個對日本的短期利益和亞洲最大限度的未來發展最加支持。日本將根據這些來確定自己的航向。

在其他國家中，可認為法國由於和俄國的聯盟在某種程度上和後者在東方的政策有著聯繫，其性質則取決於俄國政策與法國本身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來看，法俄同盟首要針對的是拉丁國家內部的利益分歧。無論是作為彼此鄰近的歷史結果，還是從目前它們在地中海的相互衝突的目標來看，上述分歧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需提及英語國家對於義大利統一的進展和完成抱有濃厚的興趣。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強了有關國家相互間在地中海地區的共同利益紐帶，該紐帶是因法國令他國不能容忍的在地中海建立霸權的不懈努力而形成的。面對這樣的眼前危急，再求助於像共同的拉丁性這樣的虛幻字眼是不現實的，尤其是在法國得到俄國支持的情形下。對法國來說，拉丁的不完美是在體制上而非感情的。法國人的性格中不管有什麼長處，明顯缺乏的是對於政治聯合來說至關重要的堅定性。上述的敵對關係主要會有這兩個後果：首先，法國在地理上對於西地中海的控制會被大大削弱；其次，不會有第三種種族文明能在亞洲發揮可與斯拉夫與條頓文明相比的政治影響。

種族特性的不同表現在了行為上，因為行為是精神的物質表現。在此之外，陸權和海權的區分也突出了兩大種族之間的分野，限定了它們的利益和意願。它們目前的所有和需求都反映了這種不同。陸權和海權之分存在於兩大種族的地緣狀況之中，並和它們在亞洲的利益目標相聯繫，也清楚地涉及到交通問題，即朝向目標的通道問題。條頓國家佔據海洋，而斯拉夫種族則幾乎與海相隔離。但在陸權方面，條頓人處於劣勢，它在地理上遠離亞洲，而斯拉夫人的一大片地帶卻和亞洲接鄰。亞洲的對外交通幾乎全由海路，故而這方面條頓人擁有無可比擬的控制優勢，它在海洋與商業發展上也同樣如此。

英國進行與南非的德蘭士瓦共和國的戰爭的理由既在於與以上相似的解除壓迫的干涉權利，也在於一個多世紀之前我們的先輩為之hｅｔｕbｏok.ｃom•cｏm而與宗主國開戰的普遍原則，即「不是以代表權為基礎的徵稅就是暴政」。一般地，英國並不為住在海外且處於不良統治之下的英國臣民強行索取公民權。不過，德蘭士瓦百分之九十的收入由英國居民所創造，為此英國主張德蘭士瓦國家給予後者平等的待遇以作為回報，但這被拒絕了。需要記住的是，在南非，不僅英國和美國的首要信條自由遭到了踐踏，而且曾鼓勵外國人前往德蘭士瓦的五年內可獲公民權的法律競在五年期未到之時就被修改了，於是應有的權利遭到了剝奪。

義大利的上述態度和拉丁和條頓國家的根本需要是吻合的。後者要保證其在對其至關重要的利凡特地區的主導地位，因為蘇伊士運河的安全對作為海上強國的它們必不可少。頗具意義的是，形勢使義大利這個最具傳統的拉丁性的國家和條頓國家有著密切的政治聯繫。這樣就保證了我們能繼續發展與對基督教文明的博大精深貢獻甚多的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對當今時代尤為重要的是，義大利這個偉大羅馬的直系繼承者已清楚地明白了其利益所在，並且將以義大利為中心恢復拉丁文明的光榮，而這會增進已從拉丁文明中獲益甚多的各國的普遍利益。

在考慮如何行動之時，必須重申的是，應將對於亞洲國家民眾的關注置於外部國家利益之上。這不是對於根據國家自身利益而採取措施的掩飾或托詞。自身利益是國家政策不僅合理而且根本的緣由所在，對此不用做什麼虛偽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為一個原則，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證明，雖然針對具體事例或許需要如此。不過，從有備而來的角度來說，為了正確處置主要問題，防範意外情況的出現——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對此及時做好精神準備，我們所作的決定只有優先考慮了和其直接相關的國家的自然權利和未來發展，才能稱得上是正確、目光長遠的。「自然權利」這個詞是用來形容那些生來俱有的東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權利不同，後者不是僅僅作為一個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區的人民的保有對其領土的絕對控制權的要求不僅和自然權利有關，也涉及政治權利。政治權利體現為統治、管理和發展諸政治行為，它要求通過這些方式以保證整個世界的自然權利，即資源應該被開發、利用以促進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擱置、浪費。原則上，如果做不到這點，外來強制就是正當的。當然，在具體情況中，應考慮形勢是否需要、時機是否適當。

不過，英、美之間依然有著堅實的聯合基礎。我們兩國的相互理解已經開始，不僅在利益和傳統方面，也在平等和法制這些觀念方面。只要這種認識日趨深入，兩國之間就會越來越為共同的精神所維繫，並可能建立聯盟意義上的聯繫。為使這個集團在種族和精神上都更臻完美，其他的條頓大家庭成員也應加入，而德意志帝國尤為重要。對此可以等待，人為強求這一過程的早早實現絕非明智之舉。當然，需指出的是，英、美日益接近作為這個過程的初始階段，對於協力廠商的加入有著最大的促進作用。

西班牙殖民帝國的瓦解和東亞危機的臨近導致的另一個影響重大的情形是兩個偉大的英語國家的接近。這個事實鮮活可見，而且由於英、美清晰可辨的當前和未來的利益一致性，正處於客觀的發展之中，雖然雙方間還有著不少由不愉快因素導致的瘤疾。英美接近不僅僅是一個情感上的過程，雖然雙方間由來已久的情感適逢其時地發揮著非常強大的作用。起首要作用的依然是物質因素——利益的一致；緊接其後的是感情上的互助，從美西戰爭的起源中雙方都看到了這一點。這場戰爭明顯地表明這兩個國家都有著支持被壓迫的受苦者的理想，只不過相對的孤立淡化了對世界其他地區的這種同情。

也需要注意日本，它有明顯的重要性，因為它雖然就文化和位置而言是亞洲國家，但通過行之有效的內外措施，已經獲取並保有了國際社會全權成員的地位。前已說到，作為島國的日本的力量組成使其必須位於海上強國之列。而且日本對於大陸的領土企圖即使再大，也是有限度的，因為和鄰近的大陸相比，日本的人口相對較少。更進一步講，日本希望擴張領土是沒有道理的。西亞和地中海這樣的地區儘管是現在以中國為焦點的世界問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明顯處於日本的可及範圍之外。地理條件同樣使美國的主要利益集中於某個特定地區及美洲大陸。而且，不象美國，日本國土的狹小使它不能希翼擁有可用於遠方地區的剩餘力量；何況亞洲的大國競爭會削弱日本開拓遠方的可能，雖然它離大陸很近。實際上，可能除了俄國，所有國家在謀求土地佔領方面都受局限。日本由於其國土較小，其他國家由於距離較遠，都應期望通過商業和政治聯繫來激發中國民眾，從而改變中國。這可以在軍事上借助於海上力量。海上力量由於其機動性，既可在當地發揮作用，也可被用於世界的其他地區以遏制敵對影響，起到諸如進行商業控制以加強自己、削弱敵人的作用。

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還沒有聯繫亞洲的未來以考慮比如和蘇伊士運河和利凡特有關的種種複雜局勢。我們的問題不是來於外部世界，而是在於固有的思維方式。以往，我們十分厭惡研究外部政治問題，甚至不願承認其存在，結果常常受迫於突如其來的危機。最近的導致菲律賓落入我們手中的非常事件使美國大眾吃驚不已，不過應相信，當時間的延續使人們逐漸習慣了與西班牙的戰爭所帶來的驚訝和不安時，經過了多個世紀的根深蒂固的精神狀態肯定會趨於轉變。大多數美國人都已經曆了一個形成新觀念或破除舊觀念的過程。在一股儘快擺脫心理矛盾的情緒驅使下，這個過程一開始進行得比較容易，但隨後往往被一個乏味單調的心理鬥爭階段所替代，許多人結果又麻木不仁地後退到了原先的狀態中去。在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這種情形。如需防止它，必須認清現實，從中找到任務和利益，這些正是國家政策的緣由與動機所在。

無論是就形式還是相關的人而言，東方國家的大眾的利益絕非必然與現今的或繼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為後者不具代表性，它們不體現國民的意願，也沒有盡可能地促進國民的福利。它們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個沒有適當的反對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導致了種種缺陷。情況既是如此，不管時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結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對它們根本用不著溫柔客氣。

當然，戰爭肯定是一種災難，給人類帶來最多痛苦的災難之一。不過，此時需要認識到，雖然「仲裁」這個詞頗為人所喜愛，但這僅是因為這個詞的美好內涵，而不是因為人們對於當前形勢已經有了全面、理性的分析。在兩年之中已經發生了兩場戰和圖書爭，而任何一場戰爭所關係到的正義目標都不可能依靠溫和方法得以實現。當美西戰爭爆發時，西班牙的殖民地區已有四十萬人死於悲慘的長期饑餓，這很大程度上是西班牙人為鎮壓由自己幾個世紀的壓迫和一次又一次的違背諾言激起的反抗而採取的重新集中政策造成的。進行對西班牙的戰爭的理由在於我們有權出於簡單的人道原因進行干涉，以及西班牙業已不可能以對被統治者無害的方式來管理它的殖民地。用不著再相信西班牙人的新允諾，這不一定是出於對他們的誠實的懷疑，而是因為持續的失敗已證明他們根本不具備實行正義的、健康的統治的政治能力。

例如，很清楚，俄國對於當前它那條經由波羅的海和黑海邁向大洋的有缺陷的且政治依賴性強的通道就永遠不會滿意。同樣清楚的是歐洲的條頓國家——德國和英國不可能允許俄國在利凡特、並由此在蘇伊士航線上處於主宰地位。俄國可以做到這點，只要它能佔領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海峽，從而將它被封閉在黑海內的海軍基地轉化為進出自如的堅不可摧基地。一支能穩固地發展、扎實地訓練並有自由出入口的強大俄國艦隊所具備的優勢在這個世界是無出其右的。如果它針對的是蘇伊士運河，那麼和海權緊密相連的商業形勢將有根本變化。對此我十分強調，所以儘管我真心希望英國贏得目前在南非的戰爭，我還是更願意英國通過以下行動來彌補自己的失敗和損失：集中力量於地中海和利凡特地區，和德國共同維護對於蘇伊士地峽及小亞細亞半島的控制，從而確保對於兩國必不可少，且無法為經由好望角的航線所取代的蘇伊士航線的安全。

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廣義上，交通是政治和軍事戰略中的最重要因素。海權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歷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還有海軍，該狀況還會繼續存在。原因就是在長距離大批量運輸方面，水運比陸運方便得多，運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業交通媒介。「商業」這個詞讓人想到海洋，因為海上商業在任何時代都是財富的主要來源，而財富又具體象徵著一國的物質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陸軍對於陸上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雨水和陽光對於植物的生長絕不可少一樣，海上交通通過被用來保證自身利益或擾亂敵手，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根本活力。上述狀況賦予海上強國某種特權，它們可以借此來抵銷其在亞洲與陸上強國相比時地理和物力上所處的劣勢。在別處施加壓力可以減輕當地的危險，拿破侖就是為此才攻取了印度維斯拉河畔的本地治裡。不過，如果海上強國都採取美國所奉行的方針，在戰時對敵人的商業毫髮不動，拱手讓出對海上交通的控制，它們也就放棄了海權，放棄了藉以在一地施壓以緩解在另一地區所受壓力的主要手段。這樣的退讓如果發生在今天，會導致前所未有的兇險，因為在亞洲的交鋒正處於成敗攸關之時。

於是反過來我們也會要求並得到來自德國和英國的與我們之所施相應的注意和同情。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三國各有各的方向和要求，我們也能達成默契，在利益重合的地方一致行動。在蘇伊士航線和巴拿馬航線這兩條最重要的交通線中，前者從政治上看只關係到德國和英國，而後者則對我們必不可少。如果雙方都能夠顧及對方的需要，並給予或是積極干預或是道義支援之類的幫助，就像英國在美西戰爭伊始不支持組成反美聯合那樣，大家也就不需要考慮對當地進行政治干涉了。當共同利益需要時，我們應根據對形勢的正確理解共同行動；在此之外，每一方的份內之事應不受干涉，錯誤的插手常常使最親密的朋友反目為仇。

基於上述道理展開的關於巴拿馬周邊戰略局勢的討論已有很多，不過在此再就門羅主義說一兩句也並非不合時宜。將持續存在下去的新的形勢已極大地改變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使其走上了擴張之路，但這並沒有削弱反而還加強了美國的如下觀念：可以對巴拿馬地峽輕易地施加軍事影響的地區不能受歐洲政治制度的波及。舉個例子，如果某些人預計的一個變化確實會發生，也就是說荷蘭併入了德意志帝國，最好讓人們現在就知道，我們也必須明確表示：我們不同意將庫拉索島也併入德國。巴拿馬地峽對我們的特殊意義是它將美國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連接了起來，另外它也是對我們至關重要的連接大西洋和遠東的兩條主要交通線之一，所以我們不會同意將庫拉索這個加勒比海中的堡壘再行轉讓，就如我們也不會考慮獲得地中海上的馬洪港以作為我們打贏和西班牙的戰爭的一個成果一樣。

如果清楚地認識到了長遠需要，上述情形也就不難理解。打個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順風，我們只要正舵向前就可以了。不過現實中有著種種複雜，於是每一代政治家都必須學會處理它們，就像水手們要善於對付逆風和海流一樣。然而即使做到這些，卻又在當前種種困惑面前失去了最後目標，我們依舊會一籌莫展，這也和水手在注意風向的同時卻忘卻了目的地一樣。政治活動就如航海，我們忘記了駛往的港口，就不能確定航向；忽視了航海資料，就不會取得成功。

作為結論，可有如下的認識。當前的時代和行動的需要業已表明了英語種族之間進行長期合作的可能，而且和我們有著同一的語言和種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國也可能加入共同行動之列。充滿希望的跡象已經出現在未來的地平線上。在過去的世紀中，各種因素使歐洲拉丁國家的權力和影響與條頓國家相比顯得相形見細，然而意大利的統一卻使事情有了明顯的變化。而且，新的義大利在地中海上處於戰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對於歐洲的重要性甚至遠大於加勒比海對於美國的重要性；另外，政治考慮還使義大利和法國分別位於了政治平衡天平的各一端。

這些地區以及其他因素，由於它們的獨特價值與相互影響，構成了體現在亞洲問題之中的世界總體局勢的戰略特徵。在這種背景下，一個國家應依照自身利益而行事，同時適當地照顧到其他國家的權利，對這些權利不能僅僅用世俗的、本質上因時而變的眼光來衡量，還需要參照人類的法則並不能完美表達的那些永恆的正義標準。在這樣的框架中，強大的情感力量必須處於適當的位置，情感因素只有恰如其分，才可能處於理性思維的正確引導之下並發揮積極的作用。不過，一個國家的聰明才智更多地是體現在是否能通過和他國的合作來加強自身力量方面。這種合作基於利益的相當一致，如果這種一致又表現在了國家特性和傳統方面，就會有助於共同理想的生成，而持久、和諧的合作的產生前景也會大為明朗，因為從休戚與共的感情中產生的健康思維將使利益更少地具有自私性。德國、英國和美國就應該被維繫在和*圖*書這樣的一條三邊紐帶之上。它們不必結成同盟，但必須以被血緣關係所加固的共同利益為基礎，步調一致地行動。

海上強國需要在中國海岸擁有地盤，並開闢它與世界的自由交通，它們可以直言不諱地聲明長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們進入中國內陸的必經之路和在當地發揮影響的中心。海上強國和俄國間的互惠協定不應採取正式條約的形式，而只應是一種諒解；它也不應由人仲裁，而應建立在按互讓精神對現實的承認之上。它應包含這種認識，即不應在長江沿岸實行任何軍事佔領從而使某些水域對海上強國強行關閉。在這種條件下，後者也應在和平時期避免使用海軍力量阻止其他國家享受對長江的商業使用權，其保證一是在於擁有強大海軍的國家間訂立的保證協議，二是在於它們間的相互監督。在這方面，海軍國家間的合作既離不開對於本質上與其相對抗的某種活動的共同反對，也和相互間利益的共通緊密相關。這些共同點會防止那種由某個國家發揮不適當影響的情形出現。

因此，並無理由對不同的國家出於各自的迫切利益在中國展開的爭鬥與衝突憂心忡忡，這是不可逆轉且應被如實接受的現實。當前的行動只能以當前的形勢為依據。不應不切實際地為不可避免的事實而嗟歎，而應利用它來激勵我們去採取行動。當前的需要就是使下一步行動盡可能地和最終目標相一致。換而言之，要努力認清形勢，在此基礎上爭取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之間在影響上的平衡並盡力減少其間的衝突。這類問題就其性質而言尤其需要德國、英國和美國這些條頓國家予以關注，因為它們之間有必要進行合作，而合作依賴於認識的一致及利益的融合。在俄國這樣一個國家，其政府體現的是最簡單的政治一統觀念，因而俄國也就不象其他國家要不可避免地因組織的複雜而傷腦筋。在這樣的組織中，公民的不同意願之間既要有順從，也要有一致，而這點對於國家政策和國際諒解都有影響。

事實上，正是上述政府的無能導致了當前的種種不安。如果情況相反，鑒於如今存在著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之間的均勢，以及後者的商業利益寄於和平的維持，海上強國自然就能相對容易地防止踐踏各國的普遍利益並危及它們的存在或獨立的侵略的發生。在現實情況下，相當地存在著現存政府的崩潰可能，其原因可內可外，不過還不知道具體會是什麼樣子。為保護自身利益，其他國家或會利用現在的統治者，或會將他們取代。不用說，這兩種作法都是和美國的精神或傳統相抵觸的。美國或許希望在東方宣導一種並非出於眼前利益的作法；但另一方面，美國的任何政府都不會容忍獨佔或勢力範圍制度的擴展對其公民利益的明顯傷害。

源於中國動盪局勢的愈演愈烈的國家間鬥爭已發展到了該給塑像揭幕的時刻。塑像的存在並不是秘密，但層層外罩掩蓋了它的輪廓，直至揭幕日這天，它不會為人過於注意。過去到將來，事物一直處於變化之中。但只有在帳幕落下，長期被掩蓋的事實一覽無遺時，我們才能根據經驗知道已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它的影響又是如何。沒有怎麼移動腳步，我們就已跨越了多年的變化。原先可被無限推遲的行動現在看來已被耽擱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機遇今天看來也一去不復返了。由於粗心大意或懶懶散散，我們已錯過了許多東西。不過，如前所說，爭執地帶也非僅有中國。只要稍作修改，對中國的評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亞洲土耳其身上。

看似矛盾卻是事實的是，平等、友善環境的維護離不開武力的存在及對自己立場的堅持。後者表現為堅持機會的平等，以及採取足以讓人關注的方式以支援自己的要求。充分的準備是任何設想的前提保證，而任何設想也必須以謹慎為本，離不開研究的充分和對形勢的認識。通過消除那些妨礙地理、力量、種族、性情、政治制度、國家能力全面、正常地發揮作用的消極因素，充分的準備和全面的設想會促進和平，有利於實現漸進性協調這個唯一穩妥的結果。

怎樣並且在什麼地方俄國的海洋要求才有可能被滿足呢？只有兩個地區，不過得到其中任何一個地區都不會讓俄國徹底心滿意足，為此俄國對於海洋的孤立也不可能被改變。兩地區中，一是波斯灣，俄國可以自黑海之濱縱貫波斯抵達它；另一是中國海岸，俄國已可經西伯利亞到達該處。俄國獲得波斯灣意味著它必須侵略波斯或從其獲取讓步。抵達波斯灣不會使俄國的雄心得到滿足，除非伴此而來的是對從俄國在東土耳其的邊界最南點到波斯灣的大片領土的佔領。如果這些都能實現，俄國就處在了印度的側翼，從而能夠干預可能出現的從地中海穿過美索不達米亞並延伸至印度的鐵路。另外，儘管從波斯灣並不能象從利凡特那樣對經蘇伊士通往東方的航路施以絕對控制，但波斯灣具有側翼上的意義，戰時從那裡可以施加長期性的威脅。而且，應注意的是，如果俄國在波斯灣駐有一支值得英國艦隊及其盟友認真對待的海軍，後者就可能疲於奔命，以至不得不放棄在黑海和中國海域的海軍活動。因為如將海軍力量分散部署於上述二個地區，它們相互間不太可能進行呼應。這樣的形勢暴露出的明顯弱點會使有關國家不能採取一項會給它們帶來危險的安排，這自然對俄國有利。此外，如果反對俄國涉足中國海岸，這看來也無道理，而且會毫無必要地激起俄國的仇視。這樣，如果對俄國果真不進行多少抵抗，和在爭執地帶的西端時一樣，在東端，我們也能看見各個強國的彙聚。它們圍繞的中心利益由於中國政府的垂死狀態頗具爭執性。

同樣的，蘇伊士地峽、利凡特和波斯有著根本的重要性。不過，前文已試圖表明，當前更急迫的事情是在這些地區建立一種將決定對蘇伊士航線的未來控制的政治環境。

從當前的對峙狀況來看，軍事上的考慮將依然決定著亞洲的未來，直至敵對為協調所取代。而目前戰略態勢所基於的地緣狀況正左右著有效合作的性質與方向，前些段落對此已談得很多。還需重申的是，當前的主要利益焦點是中國，它幅員廣大又正處於動盪之中；另外，在中國四周還有著其他陸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區，它們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這一地區的未來市場價值是正愈演愈烈的政治和軍事爭論的核心所在。除此之外，以一個政治家應有的眼光，還應考慮到對歐洲文明的吸納對亞洲國家的長遠影響。這些影響會使亞洲成為怎樣的一個社會？在精神上和我們相同，還是不如我們或甚至更優越？

當前的主要利益焦點是中國。它幅員廣大又處於動盪之中；另外，在中國四周還有其他陸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區，它們構成了從爪哇到日本的東亞世界。

因此我們必須公正、冷靜地考慮當事雙方的利和圖書益，切實顧及我們所打交道的國家的想法和基本需要。在思考過程中，既要拋棄任何成見，也不能感情用事，感情的作用不應妨礙形成客觀、公正的判斷。亞洲問題的演化需要幾年而不是幾天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傳統的信條或許不會發生什麼變化，但根據當前現實依然需要考察它們。一條交通線是否重要很大程度上由東方問題決定，因此經由蘇伊士的較短航線才日益重要，這條線經過地區的政治和軍事局勢也更多地處於變動之中，地中海地區也成為了重點關注對象，重新獲得了以前曾享有的突出地位。出於同樣的原因，加勒比海由於其對巴拿馬地峽的意義，也具有了從未有過的地位，而門羅主義對該地區的運用也顯得更重要了。太平洋地區對美國也日益具有多方面的意義，它既是一個日益開放的廣大市場，也是一個交通要道。而且美國在該地區新獲得的地盤也給它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加大了它對於該地區的責任。而已經存在的蘇伊士運河和將要出現的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則集中體現了當前變化的本質特徵，與此同時這兩條運河的使用又是這些變化的促進因素。無疑，麥哲倫海峽的地位將由巴拿馬地峽取代，而地中海的頂端則取代了好望角。

在現實中，就對中國進行侵略的可能而言，集中於一國之內又近在咫尺的陸權比海權要可怕得多，因為海上強國遠不止一個，且力量基地比較遙遠。另外它們更鍾情於獲取利潤，將自己的活力之源首先寄於商業之中，其次才是在武力運用上。所以，海上國家對促進所汀交道的國家的發展比征服它們更感興趣。為了整個世界的福祉，它們更多注意的是增進自己的影響而不是強制；是通過物質進步和在精神上接觸已創造了最高級的個人和社會成果的文明，來促進當地人民的逐漸發展，而不是佔有他們的國家。這樣的過程以武力——外來勢力的干涉力量和當地的抵制力量——為基礎畢竟令人遺憾，不過這只是歷史的重複。武力一直是思想藉以將歐洲世界提升至當前水準的工具，它仍然有助於我們的政治制度及社會組織。

在東亞和太平洋，美國和德國、英國的利益雖不盡相同，也十分接近。如果認識正確，那麼這三個國家雖然是追求同一目標的競爭對手，但不應成為敵人。因此，美國在感情上應站在英、德一邊，幫助擴大它們的影響，從而增進共同的利益。有關英、德與東方的交通對我們的影響是間接的，又是在我們自己的日常活動遠未涉及的地區進行，因此很不容易引起我們的關注和同情，而更多的理解也就顯得十分必要了。假如我們能有這樣的明智認識，美國和英國、德國之間自然也會有更多的相互關照。

另外的兩個種族——斯拉夫和條頓之間有著一清二楚的不同，具體表現在政治制度、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方面。有理由相信這些差異中有一部分是根本性的，植根於種族自身之中；另外一些則是兩個種族多個世紀的成長環境的產物。兩者之間還存在著源於相互理解之缺乏的敵意，另外還有利益的衝突。兩者在亞洲的相對地緣狀況以及隨此而來的抱負促成了這些衝突。要想令人滿意地處理這種局面，首先必須承認問題的存在，不要一邊心存戒心，一邊用偽善的詞藻粉飾現實。如果做到了這些，就可以希冀會出現兩條雖然不同向、但也不會相碰撞的平行線。儘管我們不可能完全合二為一，但可以如實地相互接受，不誇大相互間的分歧，並且在共同的關注對象找到相通之處而不是爭執。雙方只有都認識到了對方的基本需要，才能做到這些。

在所擁有權力的類型和運用方法以及當前利益方面，條頓國家和日本是一致的。但它們所發揮的影響的性質又是不同的，因為這兩者的原生文化和所繼承的傳統並不一樣。日本在吸收、運用歐洲方式方面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能力和認真，但歐洲的文化對它來說還只是一種從外部得來的東西，並不是其自身的固有部分。對歐洲人來說，上述方式則體現著民族的特性和思維的習慣，是幾個世紀演變的結果。在這個演變中，外來文明在當地特殊的民族秉賦與環境的作用下經歷了一個同化過程。這個過程的產物具備了永恆的特點，不過它呈現出的不是一成不變，而是有著變動著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在我們看來，日本尚處於一種絕非不可挽救的劣勢之中，它只是在最近才迅速地接受歐洲文明，而這些東西的外部屬性還未被它完全融消。在自政治變革開始以來的短時間內，日本的變化還不可能滲至深層，改變根本的習慣和思考方式。這個變化只有通過漸進過程才能健康完成。

總而言之，對將來和當前而言，中國和利凡特海域及亞洲東西端的形勢發展離不開武力的存在。客觀的不可迴避的形勢要求條頓國家進行合作，這既由於它們有著根本一致的利益——這是物質因素，也由於受其利益和權力本質驅使的行為由同一種精神所激勵。這就是本質上自由、追求影響擴大的商業交換精神。商業影響需要通過在各地部署海軍來得以存在，不過並不能借助海軍而廣泛傳播，因為海軍力量的特點大大限制了其在內陸的廣泛使用，並使它離不開本國隨時隨地的支援。從結果看，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和海軍力量密不可分的眾多利益是海上強國賴以存在的基礎；以海軍為工具，可以要求他人聽從自己的意見，而不是強求俯首貼耳。因而海軍只能被用來抵抗排他性的舉動。或幫助有關國家抗擊征服行為。為此，海上強國應同心協力。不是以有約束力的同盟方式，而是本著心心相印的精神。

在德、英、美三個條頓國家中，前兩國在利凡特有著明顯的利益，這兒正是兩國和東方的交通線上最易受攻擊的部分。為此它們需運用海軍力量予當地以充分的防護，以亞丁及瑪律他和直布羅陀分別作為兩翼的埃及和賽普勒斯更是重中之重。另外，在黑海、地中海、裡海與波斯灣之間的地區，兩國無疑應使自己的政治影響處於上風，但該影響必須考慮當地人民的利益以及防範致命進攻的安全需要。

許多國家的存在及其利益要求的差異趨向於促成這種分佈的形成，並使平衡得以保持。多個國家的介入會導致彼此有著不同特點的多種影響，這也不是沒有益處的。在象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影響的多樣性本質上是有益的。即使這會促動政治分裂，這對中國的內部管理及世界的總體政治均衡也未嘗不是好事。如前所說，作為人類之很大一部分的中國人僅僅為一種精神、一個人所駕馭並非理想之事。即使中國不會有多個政府，至少也希望能出現體現著不同的政策觀念的反對派別，這有利於中國自己以及其他國家實現良性平衡。當外在制約的缺乏所導致的權力濫用使羅馬沉淪於腐敗之中時，一些古人對迦太基的滅亡及其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的消失表示痛心，這並非毫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