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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現在只剩下亞洲了。前文已經從世界政治的角度探討了亞洲的形勢，對包含在不同的結論中的討論結果應在此作一總結，以便能更好地推進我們的考察，尤其是圍繞著美國政策的考察。如前所述，亞洲地區目前處於政治動盪之中，從而容易受到外來影響而深刻改變；在地理上，它大體|位於北緯三十度至四十度之間，在這條六百英里寬的地帶中，有著亞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包括大部分長江流域在內的中華帝國的絕大部分。在上述兩條緯線的南北，英國和俄國分別握有主宰性的、穩固的政治權力。由於商業控制所領先的軍事力量的性質，這兩個國家一個主要以陸地為根據，另一個以海洋為依託。同樣已經指出的是，倚仗政治侵滲而不是與其相反的純粹商業競爭在遠東謀求商業控制的基本問題正左右著海權與陸權之間的對抗。在亞洲大陸範圍內，就亞洲的問題而言，軍事力量的作用典型地體現在了俄國和英國身上。這兩個國家分別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陸軍和海軍，他們發展商業的手段也形成了鮮明對比，一個主張自由貿易，另一個則主張通過絕對地廢止他國權利或取得超乎一般的特權來實行獨佔。

還要強調另外一個關係著海軍之強大的因素，我們通常十分忽略它以至於有理由認為它是最不受重視的。我們已經建造了不少艦船，並且將不少工藝成果應用於它們身上，這已由它們的速度、火力、裝甲等等所體現。但是我們極少聽見談及我們的操縱各種各樣機器的訓練有素人員的嚴重缺乏。為彌補這個不僅實際而且巨大的缺陷，必須保持一支由服役人員和現役軍官組成的常備力量。一百年以前，風帆就是船隻的動力來源。槍炮簡單而言就是鐵管子而已，而商船水手儼然就是工程師，他們很容易就能學會如何使用槍炮；而大炮又是很少為商船所攜帶的。這樣，實際上很容易就能為海軍招募到大量足以敷用的人員，雖然一些痛苦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商業可能會因海軍對其水手的大量吸納而受損失。

如果我們決心在中國維護我們的商業權利並發揮作用，我們只能借助於鼓勵並支援中國人自覺地積極行動的方式，而不能篡奪他們的權力、侵佔他們的土地。當前，長江流域看來是我們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發生的事件之類的事情一時也會使我們轉而採取並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動。雖然門戶開放，不管是商業意義上還是思想意義上的，應成為我們在中國任何地區的目標，但它還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區得以實現，並以此為堅實的根據地來推動其他地區，原因就是海權在中部長江地區能最穩固地存在。汽輪從海上可駛至離海六百英里的漢口，再裝上貨物開往世界上的任一個大港口。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長江流域的意義，在這兒，給物質文明提供動力的商業可最大限度地發揮效能，並且能得到條頓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後盾海軍的支持。假以時日，海軍也會成為中國人民賴以抵制與合理外來影響截然不同的外來控制行徑的主要後盾。

作為其血緣和觀念的直接繼承者，美國人民無疑和歐洲大家庭緊密相連。更有意義的是，日本也是如此，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充分顯示了它的優秀品質，因為誠心誠意地實行這種轉變實是一件不易做到、要求有很大決心的事。日本沒有忽視或貶斥它自己的種族特點和歷史傳統，與此同時它明智地看到了外來事物的優點並將其納入了自己的操作制度和思想體系之中。如果僅僅是明顯的物質進步構成了日本發展的全部內容，日本業已表現出的聰明才智只會讓人有所不安。最好能認識到，日本已在逐漸的演變過程中對於浸滲著我們的理性和道義的觀念顯示出了開放態度。我們可以考慮一下是否在日本看不到適合芥末種子生根、發芽直至長成大樹的土壤。看到日本的變化，亞洲大陸的國家也會尋求依靠同樣的變革力量以使自己新生。

日本加入歐洲文明系統充分顯示了它的優秀品質。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開放，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

形勢如此急迫，任務如此重大，但菲律賓的獲得為我們贏得的充分準備使最謹小慎微的人也會敢於相信我們是受上蒼之委託。使命的神聖使我們不能草率從事，注意不到時代的標識。鑒於相關可能性的眾多，在計算各種方案的得失時應考慮或協調的利益廣泛，我們的決定關係重大。決定是為實現目標而服務，為了能在競賽上應付自如，為了能在關鍵之處充分展示我們的能力，我們必須輕裝前進；即使有所犧牲，也要拋棄任何會白白分散我們的力量的種種牽掛和偏見。成功的必要條件是目光集中一處，用拿破崙的話來說就是排除任何雜念。

簡而言之，我們並沒有什麼把握能得到隨「門戶開放」而來的商業利益，除非我們為爭取中國的開放而付出應有的努力；我們也沒有什麼把握使中國的領土完整能切實得到尊重，除非我們不僅願意發揮道義影響，而且在必要之時毫不猶豫地以物力反擊任何會排擠我們的商業、削弱我們的影響的專斷行為。我們相信且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影響是正義的，它是發自於一個尊重他國人民自行決定其命運並盡可能地發揚光大自己的信仰之權利的國家。不過，我們如果要在中國有效地發揮作用，就必須使中國的代表人物認識到我們既有意願又有能力來幫助他們抵制任何超出合理限度之外的要求，我們考慮的不是自己的眼前利益，而是世界的普遍利益，我們不可能毫不受損地和這種利益相分離。這些原則只有在具體情況下才會有具體的體現，不過我們可以先在一般的意義上肯定它們，使其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並為他人普遍瞭解。我國政府最近向外國政府發送聲明就是本著這種精神。

為了在東方發揮我們的商業和道義影響，我們迫切需要使我們的大西洋海岸能夠借助地峽運河和東方縮短距離，為此我們還同樣需要在加勒比海鞏固我們的海軍地位以確保運河的使用。不過，由於這是一個軍事問題，在此不妨給一個軍事教科書已經說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誡，即足夠的安全並不意味著絕對的安全。在軍事上沒有什麼絕對的安全，在任何軍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動的防禦還是進攻行動，危險都不可能蕩然無存。我想這對任何職業來說都是如此。當然，一種合理的、壓倒性的有利於己方的局面還是可以獲得的，拿破崙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這種情況。

還曾提及的是，亞洲大陸之外的其他一些強國——包括美國的領土狀況使它們就軍事力量而言屬於海軍國家，而且在一般政策而非正式同盟的意義上是和英國站在一起的。它們和英國無論在目標上還是在實現手段上都十分類似；而且，和英國一樣，由於地理上的遙遠和在世界其他地區有著關鍵利益，它們也缺乏在中國內陸充分使用軍事力量的能力。這個缺點儘管早已存在，但如今得到了更令人信服的印證。不過和歐洲相比，美國受到的影響小一點：因為經由最短的航路，美國離東亞更近；因為憑藉對美國的防禦至關重要的海洋，我們更能自如地採取對外行動；因為我們的財富巨大且日益增長；也因為我們在亞洲有著菲律賓這個根據地，它處於海上，和中國離歐洲一樣地遙遠，對我們的防衛具有意義。不過，太平洋的和南非至英國間的距離一樣長的寬度使我們不容易在東亞進行軍事行動，這必然促使我們盡可能地避免這樣做。日本雖然離亞洲大陸很近，但它有限的幅員、人口和財富必然會使它的力量長期受限。

通往遠東的交通要道有二，一從歐洲，一從美洲；前者取道蘇伊士，後者經由太平洋。然而，當前我國國內財富的分佈狀況及海外交通狀況要求開闢由我國的大西洋海岸經中美洲地峽去遠東的航道。在和圖書這種情形下，美國通往中國的交通線就經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馬，就如歐洲航線經蘇伊士一樣；對歐洲航線來說，地中海、埃及、小亞細亞、紅海和亞丁都是有關鍵意義的地點，而加勒比海、將來出現的中美洲運河的周邊地區、夏威夷和菲律賓則有著相似的意義，它們的重要性是我們特別關注的。

看來在處理中國問題之時，首要的目標是：一、防止任何外部國家或國家集團處於政治上的絕對控制地位；二、堅持門戶開放，而且是在超出對這個詞的一般理解的更廣泛的意義上。也就是說，中國不僅應在商業上開放，也應對歐洲的思想和來自各個領域的歐洲教師開放，不過後者應是自願來華者，而不是某國政府的代理人。就實際意義而言，向中國施加思想上的影響遠勝於僅僅給予它商業實惠；而且對歐洲國家說來，中國變得有序而強大而與此同時卻又沒有為在歐洲凌駕於物質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觀念所薰陶那確實是件危險的事。所以，對傳教活動的強烈反對理所當然是荒謬之極的，這和對和平的發展與進步的追求完全相背離。在歐洲，基督教和基督教教義和任何哲學或科學工作一樣在精神和道德領域發揮作用，並且共同構築了歐洲文明。雖然基於量和質兩方面的估計，關於基督教在歐洲的影響的性質與程度有著不同的意見，但影響確實存在是無可否認的。從純粹的政治觀點看，基督教思想、教義和歐洲任何其他形式的活動有著同等的進入中國的權利，而一些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冒犯也不應被當成將基督教排除於中國之外的合理理由。修建鐵路並不是一種基督教活動，但卻觸怒了許多中國人，只不過他們由於這種行為已被其政府允許而只好敢怒不敢言罷了；而中國政府對傳教活動的同意卻不能促使中國人對基督教士洗耳恭聽。在中國的貿易開放上的每一步進展都是憑藉壓力取得的，而最重要的施壓手段就是戰爭。商業借直接或間接的暴力來開闢道路，而思想，無論世俗的或基督教的，只要求借言論的自由而傳播。

不過在闡明這個政策之時，我們無法迴避的事實是該政策和透過具體行動和基本趨向而表露出來的其他國家的政策並不一致。對這些差異用不著大驚小怪，但絕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將其作為對我們的政策有所影響的因素而加以考慮。這種影響不是表現為使我們的基本原則或對於中國的具體政策發生動搖；而是表現為我們需要針對這些分歧做好充分準備，並判斷有哪些不太重要的對外問題不值得過於較真。在一些次要的問題上毫無必要地過於投入是自我麻煩，由此而生的枝節只會妨礙我們或普遍人類的利益。

不過，考慮到英國因其責任的廣泛不能給予我們無限的支持，我們的海軍必須具有相當的力量。因此，考慮到在東方和加勒比海都存在著可能與我為敵的力量；考慮到由於瀕臨兩大洋，我們必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都能夠行使海上權力；考慮到未來的中美洲運河儘管可便利於我們的兩支艦隊之間的支援，但易於為武力或陰謀所阻斷，我們必須有一支力量充足的海軍。前面提到的關於我國海軍規模的原則和其他國家並無多少關連，它只隨英國和美國的地位的變化而變化，而這種地位的變化則取決於對於東方的變化和事態的認識。

我們對外從事這項事業的區域顯而易見應是太平洋和東方。為此，我們應以一支強大的海軍來確立我們在加勒比海的絕對優勢。由於世界局勢的巨大變化以及我們和英國在涉及將來的重大問題上有著一致的利益，也由於英國基於我們雙方的共同利益給予我們以支持，我們已無太多的理由擔心其他國家會對加勒比海插手。這種情況對我國大為有利，不僅會促進我國的安全，也能減少我國用於必要的軍事準備的開支。因此，我國的每位公民出於對國家的責任就需要考慮對英國持有過時的敵意是否適當；需要思考一下這些偏見所產生的歷史時代是不是已經和哥倫布的航行一樣已完全一去不復返了；或者，是否是本土化的過程將這些偏見很簡單地從歐洲移植到了我國的土壤中。實際上，將來自國外的、和我們的利益或責任不相符的情緒嫁接到我國的政治之中並不是真正的本土化。

自寫完上面的文字以來，作為對政治問題的長期性認識的分析預測已逐漸為對於當前因時而變的局勢的更具體形象的認識所取代。一場將導致巨大破壞的巨大災難將要到來的共同危險迫使歐洲國家去認清它們在亞洲問題上的利益一致性。到目前為止，由於固守陳腐的保守觀念，歐洲國家對其在亞洲利益的認識和我們在一個時代以來的進步之中達成的行為標準是格格不入的。

毫無疑問，在最近的美西戰爭中，英國給予了我們這樣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賴的權威人士曾向我保證，對於要英國參加一個旨在限制美國使用力量的國際聯合的建議，英國的答覆不僅是拒絕參加這樣的聯合，還包括堅決地積極反對任何業已開始的此類活動。如果英國人重視行動勝於言詞，上述情況比即使是基於對現實的清晰認識的關於未來諸多可能的連篇累牘說明都更有份量。盡可以把這種態度看成友誼或策略，叫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堅實的利益基礎上的。誠然，不能指望華盛頓的每句話在現在看來都如當初說出時那樣正確，有些還被誤用了；但這一句卻永不可能有錯：根本用不著想像政府會一直按照國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標準行事。它無理由如此去做，無論是作為服務者還是主人。

與赤道以北的大西洋毗臨的是古老的歐洲文明社會；從我們的觀點看，正是它決定著人類的福祉。在這個社會之內，大體而言，大國之間的邊界狀況已非常確定而且得到承認。不管大國在外部利益方面會發生什麼衝突，領土擁有和隨此而來的政治控制局面不可能發生大的變化。太平洋地區則不同，它才剛剛進入各國利益關係的視野。四個世紀之前，美洲和好望角的發現大大拓寬了人們的眼界，而大西洋也取代了地中海曾經據有的中心地位。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亞洲也逐漸為人們所注意，它也象哥倫布面前的美洲那樣，向人們展示了它那久已存在但一直未為人知的狀態。但隨著亞洲的發現而來的也有一種擔心，那不知道當在政治、經濟、社會及道德與精神標準方面有著巨大差異的兩種文明之間的蕃籬被摧毀之際，究竟會出現什麼情景。

隨著我國力量的發展，為了更卓有成效地發揮作用，我們應考慮擴大我們的責任。簡單地說，這個意見就是針對這樣一個問題：鑒於太平洋和亞洲的重要性的明顯加強，將維護南美洲頂端國家的獨立、反對歐洲國家對它們的干涉都放在門羅主義的範圍之內是否是一個明智或合理的立場？英帝國的地域廣泛讓英國人忙得幾無喘息之機，可英帝國畢竟是英國人的帝國，而那些亞馬遜河流域以南的和我們沒有共同的血緣和傳統的國家對我們又有什麼自然的或政治上的意義呢？它們並無對我們的太大好感，這是眾人皆知的。可能它們不太喜歡我們是因為我們宣佈要干預歐洲對於它們的侵犯，它們在處於困境時無疑會歡迎我們的立場，但在平時則會對此感到羞辱和不安。當然，系於中美洲地峽的明顯利益，我們不能容忍任何通過直接佔領或間接影響以控制地峽範圍內區域的行為，在今天尤甚。不過，由於美洲南端遠離美國，我們對它予以政治關注實屬浪費精力，就如這種關注也不投對方所好一樣。而亞馬遜河流域則和長江流域一樣對我們有著大得多的實際意義，它的巨大商業價值令人一望可知。通過國際諒解，「門戶開放」可以在這個地區卓有成效地確立起來，而我國人民也會將這個地區作為門羅主義所適用的地區與不再適用的地區之間一條寬廣有效和圖書的紐帶而加以重視。

為保證門戶開放目標的充分實現，需要顯示我們的力量，不僅是在中國，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線上，尤其是在經巴拿馬地峽的最短航線上。任務的廣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關國家進行合作和分工。在當前陸權和海權的對抗之中，沒有哪一個海上國家有能力獨自制訂並執行抵制俄國的龐大計畫；即使僅在幾個關鍵地區抗衡俄國也會令任何一個國家不堪重負。

由於上述政治力量的崇高與活力，美國義不容辭地應對人類做出適當的貢獻，這個貢獻也是人類一個最大的希望之所在。一扇偉大的門正向我們打開，當然不用說我們也會遇到不少敵手。如果克服過時的情感、認識尚未理解的事實、進行不致因基於同盟或仲裁的允諾而犧牲良心的自覺的合作等對於作出上述貢獻必不可少，我們應樂意付出一些代價。

由於上述原因，所有海上國家要想實現它們的商業目標，不能通過炫耀武力——雖然多少需要一點暴力手段，而要充分發揮它們的優勢。這種優勢最明顯和最令人信服的體現就在於商業及來自其中的種種好處上。借助於商業，我們可以希望道義和精神能得以傳播；而人一旦擁有這些，他就會看輕物質上的享樂，認定人不是僅為麵包而生存，而從這其中我們必定能看到亞洲復興的希望。目前，除了俄國和與其結盟的法國，其他為在亞洲、尤其在中國的優勢地位而競爭的國家基本上都以廣泛意義上的海權為後盾。一方面，海權體現在海上商業上。海上國家期望能從商業中獲益，並通過互利互惠來影響中國；另一方面，海權也表現為海軍在海洋和可航行水道上的軍事行動。海上強國依靠這些來維護它們在對華貿易中的地位和權利，防範通過逐漸侵削或斷然使用武力，將它們全部或部分地從中國排擠出去，限制它們的貿易自由的企圖。著眼於這種企圖，前文已對當前一般形勢的軍事和政治特徵作了探討，在此不再重提，不過有一個地方是例外。

美國政府不僅體會到了，而且最近還用書面形式說明了以下兩個相互補充、但表面上看來又相互矛盾的兩個認識：一是必須強調我們的權利，保護我們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國政府以及中國的獨立。這和下面這個看法完全一致：我們有責任以我們的滿腔同情和必要的積極幫助，而不是無道理的干涉來協助中國政府和人民改造並重新規定他們國家的生存狀況。美國政府發表上述內容的聲明頗具意義，因為儘管該聲明無疑針對了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意圖是表明不干涉中國的態度。該態度是對我國人民長期以來的普遍傾向的強調，不過根據近來的新情況對其作出了具體的職責和政策規定。在美國的立場中，可以看到超越過去和當前的理性的理想主義和務實才能的良好結合。後者使前者能夠充分考慮到當務之急，並為它們所修正。這就像在前方出現一個未經標記的淺灘時，水手轉舵繞其而行；等到看見了深水區時再按自己要去的方向恢復航向。

不過，商業擴張以及從其中產生的好處只是使歐洲國家如今向中國施壓的部分原因。東西方文明的接觸及相互的影響不能一直被漠視，也不能因為圍繞著不受幹涉權利及所謂的獨立國家的自我處理內部事務的權利的爭論而延誤彼此間的交流。這種相互影響過程已經開始，而且既不可折回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們能夠積極去做的就是引導這個過程，並爭取實現一種良好的環境以使兩個文明能自由地發揮各自的影響，就如獲取經濟利益的動機毫無阻礙地驅使人們一樣。各國已堅持要求中國給予自由買賣的權利，並不諱言中國人必須和我們進行貿易，不過他們可以完全由適用於人類的獲利動機來決定自己的行動。這樣，我們也可以要求我們的思想能在中國自由傳播，而且中國人有著交流思想的自由。當然這不是強迫他們去傾聽甚至接受什麼。對後一種要求找不出什麼站得住腳的反對意見，它和前一種貿易上的要求本無二致。如果我們得到的極大好處僅僅是中國在商業上的開放，那麼一方面中國會因我們向其提供的物質好處而富有和強大；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對於在很大程度上駕馭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行為的精神和道義力量缺乏準確的瞭解，它對上述好處的運用又是讓人無法把握的，而這對於我們和中國都意味著極大的危險。當然，我們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未能履行我們的原則並不會使這些原則失去合理性，而且應承認有時即使未能很好遵循它們，我們也能獲得收益；不過，在奉行準則方面的過失無疑會使我們不能達至圓滿。展望歷史，我們也許會受到鼓舞，忠於理想的人們所產生的影響一直在深遠地發揮著效力，儘管還有不少東西有待它去實現。

在歐洲和美洲區域內，總體而言，領土佔有狀況已經定形並有所保證，而且任何可能的疆界變化都不會明顯改變全球商業態勢。澳洲大陸也已被佔據，其周圍海中島嶼的政治歸屬也被文明國家間的安排所確定。非洲大陸除了極少的例外地區也處於同樣的狀況之中，該大陸的商業關係由業已在那兒有著穩固且不受挑戰的權利的國家所操縱。不過，在商業上，居民的稀少和落後使非洲無足輕重。

在日本，目前也僅在日本，我們看到了亞洲對歐洲文化的歡迎。如果可以根據所結的果實來判斷一棵樹，那麼在這種歡迎態度之中我們也可看到日本人民在實現最能增進其幸福的條件方面的巨大希望。這個條件就是個性自由，它和適當的法律約束相結合就能夠滿足增進普遍福利的需要。從日本的使其接納性與大陸上的亞洲人迥然不同的特性中，我們或許可以發現島國環境的影響，它促進了一種強烈的民族個性的演進。在同樣的環境中，還可找到一種令人振奮的力量。憑藉這股力量，日本已經採納並從中受益甚多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亞洲國家中得到擴展，從歐洲的發展中學到很多的日本也會成為亞洲的榜樣。只有島國地位帶來的安全和孤立才能使一個國家具備很強的個性，而這比其他的品質對一個國家更具影響。不應將個性強等同於僵滯不前，更不能將堅定和偏執混為一談。但亞洲國家根深蒂固的社會保守傾向則是消極有害的。石頭儘管可以是堅硬無比，但風化卻能使它趨於脆弱。石頭沒有生死也不用開花結果，但侵蝕卻使它們處於自我變化之中。

基於共同的利益和政治準則、表現為受人歡迎的傾向性的道義支持是一個富有意義的政治因素。它不僅具有輿論的作用。也能使某個對手懷疑道義支持是否就不會轉化為物質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會很快變為親密的盟友。英國已不再會感覺到和我們在加勒比海有著敵對關係，一些上了年紀的英國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對我們的傳統敵對情緒由於和現實的反差太大，已經不再是英國的一種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實際的利益對立為根據的英美間敵對正為對在門戶開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認識、對政治原則的一致性的認識以及關於傳統不合時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國和美國都希望中國保持統一並從本質上發生自由的變化。由此觀之，中國自上而下協力反對外來的控制、兼併或瓜分還只是小小的一步，當然這和門羅主義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為實現上述目標，英國和美國要確保進行合作。只要兩國問還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觀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過，我們國家在以行動來促進國家目標的實現方面還做得不夠，這種行動應首先表現在軍事力量的準備上。我們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國家予我們的目標以足夠的重視，除非向它們表明，我們不僅言詞堅定，而且準備扎實。

既然當前的世界歷史正處於一個十分關鍵的時期，而中國漫長的變化趨勢也處於了一個將決定未來前景的轉捩點，那麼對美國來說www.hetubook.com.com，它的公民完全有必要認真考慮他們的國家在中國應扮演怎樣的角色並如何為此做好準備。這種準備是目標和能力兩方面的。目標上的準備是一個精神和道德過程，它使我們首先制定何為正義、何為不當，然後再仔細選取一個行動方向，也就是形成一項政策，它是粗線條的但目標十分明確。能力上的準備是物質行為，包括兩個相關的要素：一、作好必要的武力準備；二、按照政治形勢的切實需要來削減義務。這能使我們節省下力量並將其補充到必要的地方去以加大力度。

儘管最近在中國發生了某些事件並對各國的行為產生了暫時影響，決定著各國政策的根本形勢並沒有改變，這是因為它主要取決於中國之外的從東到西的全球範圍之內的狀況。目前，共同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使各國為其榮譽不得不對中國的罪行採取切實的、步調一致的反擊行動，並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證。在採取這些行動之時，為通過實施正義的懲罰來達到當前緊急局勢下的共同目標，各國中止了利益競爭，並用共同的方針遮掩了政治分歧。不過，一旦這些成為過去，各國又肯定不會對那些原先被更急迫的局勢所取代，而今又繼續存在的事實視而不見。儘管如此，各國不無裨益的是不忘記過去的經歷，顯然它有力地教導我們，相互對抗和利益衝突僅僅是事實的一部分。在當前形勢下，歐洲各國已認識到了它們在亞洲的利益是一致與衝突並存。這一致性就體現在各國需要把亞洲國家納入基督教國家的大家庭中，且不是訴諸於外部的鎖鏈，而是通過內部的進步。從思想和實踐兩方面看，這個設想完全具有切實保護各國利益的意義。它所針對的是遙遠的未來，其目標不是一個幻夢，而是和一個不斷地因具體事態而調整的一般過程相一致的。

我們是否可以因為不可能做到極至，便不努力去儘量爭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們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當然不會這樣。讓我們考慮一下在什麼條件下我們才最有希望確保地峽運河為我們所用。首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有著由一支可隨時應付緊急事態的海軍所體現的強大實力，這不是為了壓倒任何有意和我們作對的海軍力量，我們也無能力這樣做；而是為了使即便對最強大的海軍國家來說，和我們在加勒比海競爭統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顯不划算的。這樣一來，任何國家都不能不重視、顧忌我們。這樣，我們關於加勒比海的立場才會被普遍認可，運河的安全順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證。對此，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強大艦隊，這個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這個唯一的例外針對的是長江流域。在筆者看來，長江流域在政治和商業上都極為重要，為此需要多強調幾句。長江深入中國內地，而且很大的輪船從海上可直接沿長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也依靠長江與外界便捷地來往。地理上，長江介於中國南北之間，從而對商品的分配和戰爭的進行都頗具影響。所以，一旦在長江流域建立起了勢力，就在中國內地擁有了優勢，並且能自由、穩定地通過長江溝通海洋；而在長江地區的商業優勢又會加強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這些合在一起，誰擁有了長江流域這個中華帝國的中心地帶，誰就具有了最可觀的政治權威。出於這些原因，外部海上國家應積極、有效地對長江流域施加影響，而中國由此得到的益處也會被更廣泛地、均衡地擴散到全國。在長江流域丟下一顆種子，它會結出一百倍的果實，在其他地區也有三十倍的收穫。

談及當前形勢下我們的必要準備，我們希望英國的天下無敵的海軍能在可能的英美間合作和分工中起到重要作用，這對英國來說並不是一個不公平的負擔，除非我們沒有根據共同的利益在發展海洋方面盡到適當的努力，因為目標的共同意味著任何一方的力量大小都關係到對方的利益。對英國來說，它的海軍對於國家安全、對於不列顛群島、對於地域廣泛的英帝國的完整必不可少。不管和其他國家的關係如何，英國都必須一直保有強大的海軍，而對與我國的財富多少至關重要的國內發展來說，這樣一種力量則非迫切之需了。和英國相反，我們毋須擔心與外部的交通會遭到打擊而陷於癱瘓。我們單靠自己就能維護國內安全，在遠方又不曾佔據對我們的生存至關重要的土地。不過，由於政治局勢促使我們兩國必須合作以爭取一個偉大的未來，為了雙方以及世界的利益，任何一方都應為另一方力量的上升而高興。所以，英國不應對我們吹毛求疵，而我們如果和英國相比，只能為實現共同目標貢獻出一支規模不大的海軍，並且必須把主要資源用於最終也會加強共同力量的國內發展，我們也用不著感到羞愧。

不過，我們要保護這些地區不僅因為它們對我們有著特殊意義，還是由於對國際關係以及我國對於現實或未來的責任的認識使我們要擔起這份任務。這裡我不是斷言我們有義務為那些足以照顧好自己的強國服務，而是想說，由於在未來的太平洋商業上，在中國的發展上，我們和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我們和他們需要相互支援，而且應恥於得到比我們所給予的更多的東西。隨著我國實力的穩步增長，我們更有能力以支持我們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峽擁有壓倒優勢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們曾經遭到抵制的地區，我們已獲得了來自英國的默許。這究竟僅僅是我國外交的一個隻給我們自己帶來好處的勝利，還是一個使我們承擔另外責任的機會？當然是後者。這不是因為英國的利益本身就和我們關連，而是因為共同的利益和對於以中國為焦點的世界未來的責任使我們和英國必須相互支持。單單在東方達成協調並不夠，我們雙方還需共同維護從各自海岸延伸而出的極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這樣，我們在遠方的行動的效能才不會因為對其持續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簡而言之，我們面臨的任務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顯而易見，要發揮這樣的作用，並不是總有必要加大我們的份量，也要看天平兩端的相對狀況。不過，目前的這種狀況表明，一支無足輕重的海軍力量並不能使我們那增進我國在世界上地位的設想得以實現，也不能免除我國作為國際大家庭的一員所具備的義務。在這個大家庭中，各國時常相互衝突的利益必須在公正的基礎上進行協調，並且通過顯示實力而得以維護。我們還必須考慮到這個情況，即在巴拿馬運河投入使用之後，我們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兩艦隊只能借助一條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這條通道又極易被切斷。這樣，中美洲運河並不能象一條天然海峽那樣具有一條陸地間通道所應有的軍事價值。而依託這種價值，一支部署於中央的力量可以在兩個方向上有效行動，從而穩定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勢。一支部署在馬爾他的強大艦隊就既對直布羅陀，又對蘇伊士施加影響，因為它通往這兩個地點的海上道路是相對暢通的。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問題可能也就是這支海軍力量的大小了；而從蘇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響就既取決於軍事力量，又取決於運河的開放。不過，蘇伊士運河由於地勢天然平緩，比依賴於船閘的中美洲運河更不容易遭受長期切斷之苦。

上述這些表明了美國的領導者的英明才智，從而使我們能對未來充滿信心。不過，對於實際上還是領導者們行動的最終認定者的普通大眾來說，仍有必要對近來動盪年代中的事件予以特別關注。通過考察當今時代的種種跡象，我們可以馬上知道它們給予了我們什麼機會並從而賦予了什麼任務。我們需要履行這些責任，不僅為了我們自己，也為了子孫後代，我們和他們之間是受託人與委託人的關係。我們的領導者在行動hetｕboｏｋ.ｃoｍ.cｏm之時不可能無視人民的普遍意願；而如果這些意願和現實情形緊密相連，領導者就必須努力如實地瞭解現實；並根據種種表現估測變化趨勢。這是一個雙重過程：一是觀察現實，二是得出合理的推論。正是從這個過程中得到的知識和實際結論規定了國家決策的大致方向。如果有了這些，國家的舉措也就有了保障，也就可以放心地讓政府去處理日常事務，而一個得到了人民的堅定支持的政府在這個世界上將無比強大。包括我們在內的一般大眾常常被人抱怨反覆無常，不過這不是因為我們在本質上就變幻不定，而是因為現實常常有不同的表像，從而使人有著不斷變化的認識和心緒。對此的解決辦法只能是通過努力的思考以切實地認識現實。

以對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傳統的一致理解為基礎的英美關係所具備的潛力遠不在於它們能締結正式的同盟。相反，由於諸多原因，同盟並不是值得追求的。對於共同利益的認識還要求英國和美國對於其他政治體系固有的那些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本質上和自己相對立的東西明察秋毫。我們在亞洲會和這些體系發生遭遇甚至是衝突。對於英美利益一致性及另一方的政治方式和我們的對立性的認識十分重要，它決定著我們將如何進行海軍上的準備；不過它也許也會令我擔憂地嚴重影響到我四年前所提出的原則的運用。根據該原則可以決定我國的海軍力量應處於怎樣的規模。這個原則不應受影響，它如果如我認為的在四年前是正確的話，則在今天也不會有錯。當然我無疑相信四年來我國政策已有很大發展，國際關係也有很大變化，所以該原則在新形勢下的應用也必然會有不同的結果。就我們應採取的適當態度而言，我們今天必須拋棄來自最近的過去的成見，它由於離當前並不遙遠，使我們不易找到恰如其分的感覺；我們該關注的是遙遠的過去。制度的淵源以及蘊含於制度之中的國民精神，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識到誰與我們真正地休戚與共，從而才能使我們在暫態將至的將來的行動能得到有益、正確的指導。

我們應全神貫注地考慮政策和能力這兩個主要方面。就中國而言，最近在那兒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件已促使我國政府就它的目標與原則發表了一個宣言，申明我們在現在及將來都將繼續執行業已體現在過去的行動中的政策。對我國人民來說，他們現在首先要做的不是設想一個什麼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我們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們的良知，是否符合他們的是非感，是否體現了他們對於現實的期望。依我的理解，對我國的現行政策可做如下闡述：我們堅決要求獲得平等的商業權利，同時將努力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以及獨立選擇自己的政策和政治制度的權利，我們不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除非發生了在國際範圍內不可容忍的事情。

迄今為止，只有英國這一個強國曾經試圖對我們在加勒比海的地位進行挑戰。直到最近不久，英國才停止將西印度群島和南美作為其商業和政治考慮的主要目標。英國對該地區的興趣自十八世紀以來就存在了，那時，美洲的糖是英國的主要貿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國一樣，在英國人看來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圖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區，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的國家是和我們直接作對的，而我們也確信，我們的門羅主義政策和英國的利益不可調和。不過，過去半個世紀中的事件已經改變了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國如今也認識到了這些變化。印度在十九世紀初葉曾是英國四分之一的貿易額的來源，而現在它則相對無足輕重了。南美儘管對英國來說還沒有盡失往日的意義，但英國在該地區的進展和在其他地區日益增長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見絀了。

在英國和我們這裡也都會出現這種情況，即一些人清楚地認識到了兩國自願地採取共同行動的意義，而更多的一些人則對對方還強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顯然這會妨礙英美兩國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對外事務上相互支援。我們可以允許一些人對對方抱有偏見。但絕不能接受他們的看法。情緒的作用是強大的，有時甚至比實際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於真實、長期的環境，而情緒只是產生於一時的、不符事實的感覺，誰將贏得一向由真理所贏得的勝利是十分清楚的，因為利益是實實在在的東西。門戶開放是對於我們和英國都十分重要的政策，當然對我們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認真思考的，我們的對華出口貿易額能夠占到最大比重的話。另外，我們和英國之間也確實有著共同的行為規範，我們雙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併看成邪惡的東西，無論是就其本身還是結果而言。儘管如今英國在南非的行動更助長了我們中一些人對英國的偏見，但很快我國人民就會認識到英國合併布林共和國實屬不得已而為之，就如我們佔領菲律賓和在一代人以前將南部邦聯納入統一範圍一樣，要知道當時南部邦聯已經有了事實上的政府，大部分當地居民對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國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兩國共同利益的活動的情緒某種程度上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就和由於加勒比海問題而在英國出現的針對著我們的情緒一樣。而且，上述情緒還是作為外來移民或其後代的美國公民對其母國的情感不正常地影響到了美國政治的結果。這些情緒都是暫時的，因為它們並不和美國的現實利益相合拍，而一個睿智的政治家也會從這種情況中明明白白地看到這些情緒的最終結局。不過這些情緒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會干擾我國建立一支得當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軍方面。沒有海軍，我們在緊要關頭所表達的國家意志也就僅僅成了一個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無用的姿態而已。

儘管在所有歐洲大國以及美國和日本都同樣關注著中國，當前形勢的緊迫十分明顯並且限制了列強為共同目標而採取行動，然而依然一清二楚的是，一直為各國所執行的政策只不過在表面上看來有些偏離。在本質上，局勢並無什麼決定性變化。北京政府的暴行和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遭受的不幸指義和團運動。只不過以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顯露了潛伏在表層之下但為人所知的可能。更無可置疑的是東方無論就國家還是個人而言沒有什麼變化。今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一千年以前也可能在東方發生，因為東方一直止步不前。在我們身上也可能發生同樣的事情，將人人潛藏的殘忍之性暴露於世。不過，和五百年以前相比，在我們這裡，這類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小得多，而且更不會得到寬諒，也不可能是屬於政府以及我們社會中更具理性的部分的行為。它們更多地是包藏在漠視之中的恐懼的產物，這種漠視即使在文明基督教國家的最落後的地區也不完全罕見；不過，和古舊的、停滯的亞洲相比，這種漠視在這些地區的分佈要窄得多，也沒有成為自政府以下的整個社會的普遍氛圍。

我要告訴那些收到上述聲明的國家，美國政府不可能讓中國問題放任自流。中國應該樂於接受外來的正確的政治觀點和高深的思想並將其融為已有，從而從其內部實現應有的變革。國家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出現或獲得新生；單憑外來壓力也不可能使體現於個體身上的優秀素質為一個國家組織所擁有。變化過程只有始於內部並且以其有固有的或植入的活力為條件。不過，今天的中國還不具備進行自我更新、從外界自覺地吸收、消化精神營養的內在動力，而日本在半個世紀以前就至少大致具備了這點。當然，外來壓力也確實迫使日本要進行變革，不過日本人並沒有主動地去尋求壓力的刺|激。日本只是曾經排斥過外來思想，而中國即使在已經和外部有了長期接觸之後仍然繼續反對吸納那些可以一掃其沉沉暮氣的東西。目前在中國愈演愈烈的反動浪潮的目標就https://www.hetubook.com.com是切斷與唯一可能的活力源泉的聯繫，抗拒這種浪潮既合理又完全必要。為了普遍的利益，必須使中國對歐洲和美國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開放，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中國可以不必喝水，但它至少應允許將水帶入它的家門。即使美國袖手旁觀，上述工作也要進行，只不過我們對其沒有盡一份力罷了。不過，我們能夠無視對於上帝和人類的責任，拒絕給予我們的支持麼？何況，我們對於國家和個人權利的尊重使我們能夠提供公正無私的支援，並且以充分的信心發揮建設性作用。

如果非要具體說明上述力量應該是多大，那麼我就此要麼說上一通我個人堅信不疑的意見，要麼展開一個既不合時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長的技術討論。當然，就這支力量的特點和運用說上幾句還是可行的。特性和數量不同，它是由總體考慮決定的；而總體考慮是言簡意賅的東西，可以被很容易地歸納和理解。

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無論怎樣強調我們那無與倫比的政治自由、自治的才華以及對於公認的法律的一絲不苟的遵守這些因素的重要性也不為過。這些東西都體現在大致被稱為盎格魯-薩克森的種族身上，它們的生命力和價值業已為它們在其位於北海大陸一側的起源之地以及英國的持續存在與發展，以及隨後在今天已成為美國和英帝國自治的殖民地的海外地區的紮根所證明。過去的幾百代人不斷地將這些傳統應用於自身的活動之中，將它們轉化為具體的行動。這樣，它們也就處於不斷的進步之中，並在今天在原則和應用方法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度，而英國和美國共有的責任就是給它們以不懈的政治支持，使它們對未來發揮健康的影響。美國人民是多種族融合而成的，這是無人否認的；也和同樣是多種族之聚合的英國人民的情況一樣，美國人民正是由於有著共同的政治和法律傳統才得以堅強有力。這些傳統在幾近於島國那樣的孤立狀態中得以保持和發展，同時繼續從盎格魯-薩克森種族的先輩所生息的古老家園不斷地吸取營養。它們以其強大的改造力量，不僅使所有其他與其有著政治聯合關係的社會或種族傳統處於頹勢，而且還將它們消融於自身之中。儘管埃及法老跟前有著不少巫師，但最後還是亞倫聖經中人物，猶太教第一祭司長。的權杖支配了一切。

日本的轉變是我們條頓祖先的經歷的重現，對後者產生影響的是羅馬的政體和基督教。今天的歐洲文明給日本及我們帶來的種種好處使人可以合理地認為這種文明並沒有進入政治和道德的衰敗狀態之中。這種衰敗曾發生在羅馬身上，而在當時已開始擴散的基督教也未能明顯地對其起到抑制作用。所以，歐洲國家和美國的勃勃生機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還正向好的方面發展，這對於我們和日本在亞洲發揮作用是再好不過的。不過，和日本物質面貌的巨大變化相比，基督教世界的觀念對日本的滲入還為時不長，因而也就尚未達到完美的地步，從而可以獨立地發揮影響。因此，日本仍需要借助人人可見的物質成功來促進、鼓勵對外來觀念的吸收。這些觀念就潛藏於物質表層之下，通過努力才能認識、理解它們；不過只有依靠長期實踐和新思想的變革力量才能使其能真正為我所有。為此，日本必須虛懷以待，不是迫於外來壓力，而是發自內心地願意。如果日本這樣做，它會得到歐洲各國政府的善意對待。後者並不想在日本看到一個它們自己的翻版——這只會是一個虛假的模仿，而是希望曾使我們受益無窮的力量也能讓一個亞洲民族從裡到外獲得新生。究竟是什麼使一個國家不同於另一個國家？歐洲國家的持續、穩定的發展顯示了以下兩個因素：一是國內的進步與個人的完善；二是對外來影響的積極反應，缺乏這一點即使不表明衰敗業已開始，也預兆著它的即將到來。

所以，由於將一個特定地區涵蓋在自己影響之內的最好辦法是首先找一個中心而不是四面出擊，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長江流域。在此我們會發現身處幾個強國的利益爭鬥之中，這種爭鬥有演變為對抗的危險。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需要建立會限制我們的行動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確反對某個國家；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將行動上的自由推至極至，我們的言語常常有著這種傾向，反映了我們的一種普遍心理狀態。每個國家、每個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過這個能力有著限度，如果達到了這個限度，而又必須進一步行動，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利益和思維方式的一致才能成為行動得以協調、關係得以維持的前提條件。在與我們在東方交匯的國家中，英國和我們在利益的性質以及法律和道德規範方面有著最多的共同之處。所以，英美之間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過不能誤以為合作必然要求放棄存身於無時不在的選擇自由之中的道義責任。沒有這種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動上的獨立，而一個條約，不管是關於結盟還是仲裁的，只要是無條件的，就可能危及我們的自由，因為它要我們為一無所知的未來立下保證。

但現在已不存在這種資源了。或許可以從商船業中找到一些人為海軍操縱機器，但對於決定戰事結果的槍炮使用來說，商船上的人就沒有什麼用處了，他們除了使艦隻前進與後退，在戰事的最關鍵時刻就做不了什麼了。可以穩妥地講，在戰時，一隻船上最多只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員是這類人。因此，要計算海軍常備力量的大小，必須以戰時情況為依據，估計每艘在役艦隻應有多少固定人員。把所得的多個結果加在一起，其中的三分之二就是海軍在和平時期的常備人員的數量。當戰爭來臨時，另外的三分之一人員可從外徵召。

這樣，在最強大的海軍國家那裡，我們已發現了允許我們在加勒比地區處於海權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傾向；而且該傾向會繼續上升，因為決定它的是兩個在遠遠超出一代人的時間內仍長期存在的事實。其一，英國在其他地區有著如此眾多的利益以至於它必須放棄加勒比地區；其二，英國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們的極為符合，因而我們雙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針，這樣做有利於英國。所以，我們保持強大符合英國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著關鍵利益的我們則可以謹慎地指望在任何與其他國家在該地區的政治衝突中得到英國的道義支持，除非我們的立場在道義上站不住腳。

那麼這些現實總而言之又是什麼呢？在當前世紀結束之際，形勢的發展已使世界商業成為了所有強國的競爭所在。一些國家或許不敢奢想成為商業霸主，但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業收益中的份額，而這不僅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能力，也取決於在盡可能廣泛的世界範圍內進行自由交換的能力。在商業競爭中，多數國家對它們的自然資源狀況都不感到滿意，而一些國家在這方面則有著明顯的優勢，如美國就有著豐富的原材料和對其的使用能力。這樣，從純粹的商業角度看，各國在起跑之時就優劣分明了。由自然資源狀況決定的差異相對是不易消弭的，且不會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變。於是不少國家就企圖通過擴張領土並在所把持的地區內建立自己的商業優勢來促進繁榮。這樣做或需要進行赤|裸裸的兼併，或需要培養起壓倒性的政治勢力；而這兩者都意味著使用強制性的力量，從而會激起抵制，因為其他國家不願自己的權利為強力所剝奪。這樣競爭就轉化為了衝突，不是商業競賽，而是陸上或海上的軍事力量成為了鬥爭手段。

為此，我們必須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軍力量；同樣也必須在大西洋這樣做，不僅為了防衛我國海岸，也是因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國海軍的主宰地位對於確保地峽運河被用於增進我國的貿易及使我國海軍能迅速進入太平洋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