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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工業，中國歷史上有幾項著名的大工程，如秦以後的萬里長城，又如隋代與元代所開浚之運河。此種大工程，亦莫不與國防民生實用有關。總而言之，中國人只注意經濟之必需。如此而有裕，即著意在人生美化上。雖中國民族亦具有偉大的製造工藝才能，但亦都不從牟利上著眼。故經濟之向上發展，雖同屬於一種物質方面的，而西方則偏在科學機械方面，中國則偏在藝術陶冶方面。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人生美化藝術化，亦屬仁義方面。科學與藝術，亦是一種義利之辨。至如核子武器之發明，則為一種大不仁。可見中國傳統經濟觀，均是一種人文本位道德本位者，重人生，不重經濟。經濟只以輔助人生，非以宰製人生。於是經濟發展，遂成為有https://m.hetubook.com.com限度的。

再說防止經濟超過高水準，走上不必需的經濟之無限發展者，除上述鹽鐵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為商人所壟斷專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進入仕途，此亦為中國傳統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嘗云：「明明求仁義，君子之事。明明求財利，小人之事。」此所謂小人，乃指只為私家私人謀生計滿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國家之重任。明明求仁義，則是存心在公，非士人專一詩書，求明義理，不能有此。故付託以國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輩。董仲舒又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當知道義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則往往有不必需又超於必需之外者，故當以道義為經濟立限度。偏重功利，則易趨於和圖書無限度。董仲舒之言，極為近人詬病，其實就中國歷史傳統言，此等言論，皆有甚大影響，而非誠可詬病者。我們當細求其意旨所歸，不當因其驟然看來和我們意見不同，便肆意輕蔑，不求理會。

又如漢代有禁止商人衣絲乘車之事，此種限制，直到清代，還是時時變相出現。但若因此而認為中國歷史傳統一向輕賤商人，則亦不盡然。《左傳》云：「通商惠工」，此四字為歷來所奉守。通商者，即通商販之路，令貨利往來，給予商人以種種之便利，又如說「關市譏而不征，」當知歷來商稅皆不高，有些時且不征商稅，商品在全國各地可以自由流通，絕無阻滯留礙之虞。如在晚清鹹同年間，為平洪楊亂事，創辦厘捐，當時曾引起極大爭持，此等皆是一時不得已而為之。諸位當知ｈtｔｐs://wwｗ•heｔuboｏｋ.ｃｏｍ•cｏm，中國政治傳統，只是防止商人專為牟利而妨害了社會，卻並不允許政府專為牟利而妨害了商人。可知賤商之說亦不公允。

我們可以說，中國此下經濟制度大體承襲了此一傳統。先說保持必需經濟的低水準方面。我將姑舉幾項大綱目言之。首先當言平均地權之一項，此即向來學者所愛言之井田思想。其在歷史上見之實施者，為各時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併，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此乃中國歷代政府所力求糾正者。隨於土地政府而來者，如廢除奴隸使成為自由民，以及歷代賦稅制度之主於輕徭薄賦，以及各項憫農、恤貧、救荒、賑災、公積、義倉，及獎勵社會私人種種義舉善行，以寬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國兩千年來政府所傳統宣和-圖-書導盡力履行者。這些工作之背後，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與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墮落於過低水準。

中國歷史上，工商業在古代已甚發達，如南朝以下之廣州，唐代以後之揚州，此等城市，其商業繁榮之情況，屢見於歷史記載，多有超出吾人所能想像之外者。即如宋人所著《太平廣記》一書，其中所載瑣事軼聞，大可想見在當時中國各地之商業情況，足可打破我們所想像中國永遠留在農村社會之一假想。我們盡可說，中國工商業一直在發展情況下繁榮不衰，惟遇到達社會經濟物質條件足以滿足國民需要時，中國人常能自加警惕，便在此限度上止步，而希望轉換方向，將人力物力走上人生更高境界去。故中國歷代工商業生產，大體都注意在人生日常需要之衣、食、住、行上，此和-圖-書諸項目發展到一個相當限度時，即轉而跑向人生意義較高的目標，即人生之美化，使日用工業品能予以高度之藝術化。遠的如古代商、周之鐘鼎、彝器，乃至後代之陶瓷、器皿，絲織、刺繡，莫不精益求精，不在牟利上打算，只在美化上用心。即如我們所謂文房四寶，筆精墨良，美紙佳硯，此類屬於文人之日常用品，其品質之精美，製作之纖巧，無不遠超乎普通一般實用水準之上，而臻於最高的藝術境界。凡此只求美化人生，決非由牟利動機在後作操縱。又如中國人的家屋與園亭建築，以及其屋內陳設，園中佈置，乃及道路橋樑等，處處可見中國經濟向上多消化在美育觀點上，而不放縱牟利上。我們治中國經濟史，須不忘其乃在全部文化體系中來此表現。若專從經濟看經濟，則至少不足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