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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先秦諸子，他們中的多數，亦如周公、孔子般，同有一番他們的政治理想與政治抱負。他們亦都想把他們所各自開創信守的一套學術思想，來創建一新制度，推行一新政治。此等態度，可說與儒家基本精神相差不遠。至秦漢以後，中國學術大致歸宗於儒家，此非各家盡被排斥之謂，實是後起儒家能薈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義，將之盡行吸收，融會為一。故在先秦時，盡有百家爭鳴。而秦漢以後，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獨行其道。按諸實際，殊不盡然。此因中國學術精神，乃以社會人群之人事問題的實際措施為其主要對象，此亦為中國學術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而先秦各家思想，大體亦無以逾此。故能匯歸合一，而特以儒家為其中心之主流而已。

上講我已提及中國歷史上之偉大人物周公。周公實近似於西方哲人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所要求的理想政治領袖。但周公不是一「哲人王」，僅是一「哲相」。他可說，是以一學者哲人身份，而來建立了西周一代的政教禮制，奠定了中國此下數千年的優良基礎。周公之後，繼者有孔子。孔子所理想，即是復興周公之道。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復夢見周公。」可見他對周公之衷心嚮往。孔子在政治上雖不得意，但在學術上則有更和圖書偉大之成就，更深遠之影響。中國此後之全部學術史，即以孔子及其所創始之儒家思想為主要骨幹。我們又可以說，以學術來創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為第一人，而孔子繼之。如韓昌黎所說：「周公在上，故其事行。孔子在下，故其說長。」兩人之不同者在此。

但此種情勢不能轉用到人文界。人是活的，人常在變動中，人事亦常在變動中，真所謂「不居故常，一日二日萬幾」。所以處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驟然看來，似乎中國人講學術，並無進步可言。但諸位當知，這只因物件不同之故。即如西方人講宗教，永遠是一不變的上帝，豈不較之中國人講人文學，更為故步自封，頑固不前嗎？當知中國傳統學術所面對者，乃屬一種瞬息萬變把握不定的人事。如舜為孝子，周公亦孝子，閔子騫亦復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環境不同物件中，各自實踐孝道。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謂周公可以憑於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進步些。閔子騫又因舜與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進步些。當知從中國學術傳統言，應亦無所謂進步。不能只望其推陳出新，後來居上。這是易明的事理。

此種精神，卻可謂與西方人之現代科學精神相近似。科學研究必重實驗，實驗到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如此逐步推進，卻不走遠步，逃離實驗，ｈttｐs://wｗw.ｈｅtuｂoｏk•coｍ.cｏｍ憑空一口氣推想出一番大道理來。但中國學術傳統，究與西方近代科學有其迥異處。這因西方近代科學所研究之物件，乃指向於自然界之一切實物與現象，而中國傳統學術所著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應實事上。自然物變動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變之共同物件。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後一人可以憑此繼續深進。探求了這一面，再繼續探求那一面。進入了這一層，再繼續進入另一層。研究科學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級而登，後人所發明或發現，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異之概。近代有了愛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時牛頓所發明之幾項定律，而更有新發明。後人有新發明，前人所發明者即續被修正。

中國學術史上亦並無專家，如天文、曆法、算數、音樂、法律、醫藥、水利、機械、營造之類，都須有專家。但中國本於其傳統的人文精神，一向學術所重，則在通不在專，在彼不在此，此為治中國學術史者所不可不知。

其次，再說到人事牽涉，固屬複雜多端，但既屬人事，則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因此中國以往學者，很少對政治、社會、經濟等項，分途作各別鑽研的。因人事只是一整全體，不能支離破散來各別對治。如硬要將此等各別劃開，只從某一角度為出發點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書立說，成一家之言，和-圖-書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配合到實際人事上來，則往往會出岔。如西方人講經濟學，亞當．斯密斯之「自由經濟」的理論，豈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推行過當了，便會出毛病。至如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則更不必說。但單就其理論看，又何嘗不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有他一套思想體系？只是憑空一口氣說得太過遠了，太過周到了，再放到人事實際問題上來，反而不適切。

故中國學術之主要出發點，乃是一種人本位主義，亦可說是一種人文主義。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對人群社會中一切人事問題之各項實際措施。如上述政治、社會、經濟諸端，皆屬此物件下之一方面、一部分，皆可以實際人事一語包括之。故中國學術精神之另一表現，厥為不尚空言，一切都會納在實際措施上。所謂坐而言，起而行。若徒言不行，著書立說，只是紙上加紙，無補實際，向為中國人所輕視。因此如西方所有純思辨的哲學，由言辨邏輯可以無限引申而成一套完整之大系統大理論者，在中國學術史上幾乎絕無僅有。故在中國學術史上，亦可謂並無純粹之思想家或哲學家。「思想」二字，實近代中國接觸西方以後所興起之一新名詞，中國舊傳統只言「學術」，或言「學問」，不言「思想」。因中國人思想之物件即在實際人事問題上，必須將此思想從實際措施中求和-圖-書證驗。所謂「言顧行，行顧言」，而無甯尤貴行在言前。故中國哲人之一切言辭，似乎只是一種人生經驗，與其績效之概括的敘述與記錄而已。其立言大本，即在人生實際，不在一套憑空的思想體系上。

根據以前數講，有關政治、社會及經濟諸端，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歷史之渾融一體性。而中國歷史之所以能不分裂與無中中斷，亦頗於此可見。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源遠流長，在其內裡，實有一種一貫趨向的發展。我們並可說，中國歷史上之傳統理想，乃是由政治來領導社會，由學術來領導政治，而學術則起於社會下層，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迴圈貫通之活潑機體之組織下，遂使中國歷史能穩步向前，以日臻於光明之境。

如《論語》開首即云：「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人不慍，不亦君子乎！」此不能謂是孔子之一套思想或理論，僅可謂是孔子對於全部人生提綱挈領的一項敘述而已。此乃由孔子觀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實踐履所獲得之親身經驗之一種記錄。因此我們對孔子此番話，亦不能隨意運用自己一套思想或語言邏輯規律來加以批評。因此乃孔子所親身體會之一種實際人生，不是一純思想，或純理論。若欲領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於此實際生活中，親身有此一番實際體驗，才能印證其說。因此中國人m.hetubook.com.com講學問，恒以「知行」兩字並重。無論說知難行易、知易行難、知行合一云云，均將知與行兩項連在一起說。即如上面所舉《論語》首章，你必真做到「學而時習之」的功夫，才能體驗出此心喜悅之情，這是第一步。繼此以往，然後「有朋自遠方來」，便覺無比快樂，此為第二步。更進而達到「人不知而不慍」的境界，此為第三步。我們當知，如無第一步實踐，便無從有第二步。如無第二步到達，亦無從說到第三步。此屬一種人生境界，非關思想體系。因此中國人教人做學問，必須知行配合來做。即如學問二字，也都是屬於行的方面者。學與問，皆須從實習下手。

中國的學術傳統，則較喜歡講會通，不甚獎勵成專家。一言一行，總須顧全大局。因此用西方人眼光來看中國學術，自然沒有像西方般那種分道揚鑣，百花齊放的情形。兩相比照，若覺中國的不免失之單調和籠統。其實此亦中國學術傳統之一特殊處。譬如有人說孔子是一政治家，這並不錯。或說他是一哲學家，或教育家，或史學家，也並沒有錯。甚至說他是一個社會學家，也未嘗不可。但孔子之偉大，並不在他的某一項專門學問上。當時人就說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此後學術傳統如此，中國學術史上偉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謂專家，這也是事實。

今天所講是「如何研究中國學術史」。